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温金玉

　　中国佛教发展至唐五代时，一个影响其走势的战略转换便是丛林生活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丛林清规，脱胎于佛教的戒律，最早是由慧能门下怀让的再传弟子百丈怀海所立。其时，禅僧从修持理念至行为方式均有别于其它宗派，然其生活却依附于律寺，这样不合规度之事就会经常发生，修持行为与环境所在已形成尖锐矛盾。如何协调禅僧与律寺的不相适应性就成为佛教僧团的当务之急。丛林清规的产生虽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但其本质依然是对印度戒律的继承，在护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并无二致。

　　百丈所立清规虽然令禅林学修为之一新，但禅戒关系并未在理论上给予充分的阐释，《百丈清规》也更多地限于规范条款。永明延寿承接百丈未竟之事业，对禅戒关系从义理层面给予梳理。他以大乘佛教为旨归，结合禅宗随缘自在的修道实践，重新审视与评判传统戒律，对当时弘律者“但执外律，不识内戒”的呆板现象作了深刻的检讨，更对禅僧忽律任性的行持给予反省。延寿作为禅宗一代传人，其思想的立足点完全是建立在“真心”说上，他将大乘菩萨戒的“佛性戒”归结为“心戒”。从佛教修持来说，主要侧重身、口、意三业，而传统戒律所固执的却是“但持身口”。延寿于此突出“心戒”，自有其超越之处。同时，延寿也反对禅门中“教行不拘”的偏颇，明确戒为修道之基。但从其完整的戒律观看，他更多地还是强调用“一心”去统摄戒行修持，从本体论上为戒律的实施与展开寻求终极价值和意义。如此，延寿的禅戒观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禅门对传统律学的变革虽然是出自僧团伦理和合的内在需求，但其叛逆性与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清规的产生是戒律中国化的一个结晶，从道安初创僧制至百丈创立清规再至延寿突出心戒，皆可看作是中国僧众对印度戒律的一种革新变通。印度戒律在中土的演变并非是人为的转换，而是时代的选择与历史的必然。延寿所承接的正是这一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