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吴越国“信佛顺天”的佛缘因果

2014/9/3    热度：1338   

　　唐末五代，十国割据，战乱频仍，烽烟遍地，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中原和各割据国田地荒芜，十室九空，死者相枕，饥人相令，民不聊生，惨象环生。唯独位于东南的吴越国致力于理水治土，奖励生产，境内无废土，民不知有兵革，人民安居乐业，“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下，吴越之治与中原各国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端赖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对外“善事中国”（指中原传统朝廷），“不以易姓而废大礼”，以牵制三面受敌的强邻；对内以“工为社稷之本”，在淮南狼山之役后就休兵乐业，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代代钱王都奉行“信佛顺天”宗旨，信奉佛教以教化民众，顺应自然规律以应对时势发展。虽有唐武宗“会昌法难”（842-845）和北周世宗灭佛（955-959），全国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却没有动摇吴越钱王“信佛顺天”宗旨，护持佛法，矢志不渝，广建佛寺，集聚高僧，“杭城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吴越立国，宋室南渡，为四百八十寺，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明田汝成《西湖浏览志》）
　　综观吴越治国，“保境安民”与“信佛顺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明智决策，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名闻海内外的“东南佛国”。
　　由于吴越钱王信佛、护佛、崇佛、弘佛，致使杭城名僧云集，佛教流派纷呈，使吴越国的佛教发展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气象。
　　（一）造就了佛教一代宗师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钱弘俶邀请延寿禅师先后住持灵隐复兴，净慈弘法，支持延寿在佛学研究方面有新的跨越。
　　延寿（904-975），字冲元（玄），号抱一子，俗姓王，本籍江苏丹阳，后迁浙江余杭，细时善诵《法华经》。后梁贞明六年（920），延寿时年十六岁，曾向吴越王钱□献《齐天赋》。二十八岁为余杭县库吏，又迁华亭镇将，负责督纳军需，因他自幼信佛，戒杀放生，擅自动用库银买鱼虾放生，事发后被判死刑，在押赴市曹行刑时，他面无愁容，典刑者怪而问之，他泰然回答：动用库银是为了放生，自己没有私用一文，于心无愧。因此被无罪释放。三十岁，他舍妻出家，投四明（今宁波）龙册寺从翠岩禅师学禅，修头陀法。当德韶在天台山弘法时，延寿即前往参学，初习禅定，得其密印，成为法眼宗传法弟子，然后在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至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出任奉化雪窦寺住持。
　　延寿于宋建隆元年（960年）来杭州后，钱弘俶赠号“智觉”，住持慧日永明院十五年，人称“永明大师”，得度弟子达一千七百多人。根据延寿的观察，唐末以来，禅宗出现颇多流弊，一些禅师胸无点墨，邪正不分，相互纷争，于是他发愤扶衰救弊。当时天台宗名僧皓端正在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融会贯通慈恩，天台两宗宗要，启发并澄清天台宗内部的一些异解。同时，延寿也在慧日永明院邀请慈恩宗（即法相宗）、贤首宗（即华严宗）和天台宗的禅师，“分居博览、互相质疑”，交流会通各宗见解，诠释各宗教义，如以法相宗“证成万法叭识”，以华严宗“明万行之必要”，以天台宗“检约身心去恶从善”，然后归结“以心宗之之衡准平之”，以“照万法如镜”之义辑成《宗镜录》一百卷。该书引用了《大乘经》、诸祖语录和圣贤集三百种，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献。同时，延寿还十分注意净土实践，推崇持名念佛法门，并撰写了不少佛学著作对当时和宋以后的佛教各宗的传承影响甚大。[1]
　　清世宗胤祯即位后，历览古来名僧语录著作，对永明延寿的著作亲加选录刊刻，并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谕颁示天下丛林，盛赞延寿“出类拔萃”，为曹溪后善知识中杰出之人“，并令地方官员详查其传承情况，要求“僧徒朝夕瞻礼其法相”，还亲自择人嗣其支派，修理其塔院。[2]至今北京香山碧云寺五百罗汉堂正中供有永明大师塑像。
　　（二）提供了缓和儒释纷争的社会条件
　　自唐以来，我国儒、释、道三教时有纷争，尤以一批儒家学者，一心致力于兴复儒学，排斥佛道，著名的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反佛文章成为当时理论依据。
　　韩愈（768-824），字退之，修武（今属河南）人，自幼而孤，刻苦自励，唐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唐宪宗时官至刑部侍郎，他一直排斥佛道，曾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阻迎佛骨入宫有忤宪宗，被贬为潮洲（今广东潮安）刺史。唐穆宗时曾官至吏部侍郎。由于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的首要人物，其著有的反佛名篇《论佛骨表》、《与孟简书》、《原道》等流传最广，影响深远。
　　由于唐代儒家的反佛，玄宗朝时又有姚崇复相时奏“十事”禁绝佛道以及武宗时“会昌法难”对佛教的打击，而五代吴越却在“保境安民”的国策十采取“信佛顺天”宗旨，显然与儒家反佛大相径庭，在此关键时期，延寿等高僧除“指心为宗、禅教一致”调和佛教内部流派之争外，对儒、道二教既不“排斥”，也不“趋合”，（并不主张“三教合一”），而是寻求儒、释、道三教教义的同源，采取调和的理论。并且取得吴越王钱弘俶的认同和支持，如钱弘俶在为《宗镜录》撰写序文中指出：
　　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按：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支均为佛教用语，是佛教的基本教义）
　　虽然钱弘俶对儒、释、道三教教义的认识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对协调三教互争长短却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理论为佛教适应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北宋时儒释二家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从而平息儒释之争提供了舆论和社会条件。
　　进入北宋前期，一些儒家学者根据韩愈的排佛理论发起对佛教的排斥，如孙复的，儒辱》、欧阳修的《本论》等，这就迫使佛门高僧撰文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灵隐契嵩（云门宗高僧，明教大师）力主儒释互济，作《原教论》，《辅教篇》等，以佛教“五戒”比附儒家“五常”，强调佛儒两教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的作用，同时上书宋仁宗弘讲佛法正传，欧阳修等读后惊叹：“不意僧中乃有此郎！”并转而信佛自号“六一居士”；李纲、张商隐等也融合儒释理论，认为在教化方面不可偏废，从而平息了儒释之争，这一历史发展与五代吴越时采取调和三教之争是分不开的。
　　（三）促进禅净双修，和归流净土的趋势。
　　禅宗、净土宗都是我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禅宗提倡修持禅定，摒除一切杂念，以求修心见性，悟得佛理。净土宗提倡至诚念佛，以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该宗简单易行，故而普及四方，并出现佛教各宗归流净土之势，成为我国佛教流传最广的宗派之一。这与五代吴越高僧的倡导有关。
　　五代吴越国进入钱弘俶当政时期，无论是国师德韶及其弟子道潜、延寿，原本教奉文益创始的法眼宗，法眼宗在纠正禅宗“空疏之弊”同时，主张“圆融”以悟禅，以众生皆有洁净佛性，但求加强读书使“圆融”内涵更为富厚，这与禅宗有相通之处，因此，延寿转奉禅净双修后，法眼宗就日见衰微。正如明代高僧憨山德清在评论“五家禅”盛衰时所说：“法眼大盛于永明（延寿）则流入高丽”，意谓高丽派国僧三十六人向延寿求得法眼宗在高丽得到弘扬，在我国却未能弘传，这与延寿力行“禅净双修”有关。
　　净土宗源起于东晋名僧慧远（334-417），他年青时既通儒典又好老庄之学，后听名僧道安说法，弃儒道而学佛，并奉道安之命南下弘法，在庐山居东林寺讲学，他以玄学、儒学通佛学阐发大乘《般若》学，主张佛教内部各派融洽无争。除结交名士陶渊明外，邀集入华西域高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等上庐山译经，元兴元年（402年）又发起共建莲社，在佛前发誓往生西方净土，故净土宗亦称莲宗。净土传至五祖少康于唐贞元东游入浙，在古睦州（今建德）乌龙山弘传，但影响不大，至吴越延寿时，他以三经一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为主要经典，依据佛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教导和先贤“劝生净土”的理论，要求僧人不仅要修禅，而且要“内省”和“外行”并行，履行万善，身体力行，他每日每夜注重净土实践，改变了禅宗空疏的门风，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儒家的“尽忠立孝”、“齐国治家”善行为“第一福田”，改变了唐以前“以孝治天十”，“孝在忠前”，延寿不但要求佛家入世，而且以忠为先，先国后家，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一种思潮。[3]
　　延寿兼修修净土，而非专修净土。他专门撰写了《万善同归集》，明确提出《禅净四料拣》，对禅净两者关系作了阐释：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4]
　　当时，延寿在佛界威望甚高，他提出的《四料拣》是禅净合流的标志，也是禅净合流的号角，他“登高一呼，天下翕同”[5]。对宗以的禅宗、华严宗、天台净土宗的发展至关重要，后人为此奉延寿为净土（莲）宗第六代祖。
　　（四）推动了南山律的弘扬发展。
　　南山律宗，即佛教宗派律，以其创始人道宣居终南山而名（另有支派相部律宗、东塔律宗），该宗以佛教经典《四分律》为依归（按：《四分律》系后秦佛陀耶舍与竺法念译，内容有四分构成）学习研究并实践戒律，对持戒、犯戒范围都有规定，史称：“道宣声教广被大河南北，长江流域，一时赴戒坛依律学戒者成风。”
　　唐末广明时（880-881），律宗开始传入浙江和杭城。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讲席的元表律师首先来浙传南律钞，钱塘佛子纷纷前去听禅，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著《简正记》二十卷，逐渐形成南山正宗。另一法宝弟子慧则也于此时来杭传授律法，杭州僧人赞宁精研其律法，深得其要。
　　律宗东传，五代吴越国提供了必要的弘法条件，至钱元权当政时，不仅广建禅院，同时兴建律寺，设立戒坛，先后建有菩提院（昭庆寺）、六通、法相、灵芝（崇福）、广化律寺，昭庆寺还设坛，定期引导僧人依律受戒，钱弘俶还率先受“菩萨戒”，于是引来各方律师来杭，其中的“僧中三风”道宣、道定就在著名律寺法相，六通弘扬律学。赞宁就是在钱弘俶邀请下入住孤山广化律寺的。
　　赞宁（919-1001），五代后梁至北宋间律学高僧，也是佛教史学家。俗姓高，出生于吴兴德清（今属浙江），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唐清泰初（935年）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后住杭州灵隐寺，慧则律师从西安来杭传授律学时，赞宁尽得其要，精通南山律法，“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人尊其为“律虎”，钱弘俶重建孤山广化寺后，即邀赞宁住持该寺弘传律法，赞宁除内学之外（按“内学”指佛教经典范围之内的学问），并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甚高，钱弘俶封他为“两浙僧统”，赐号“明义宗文大师”。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赞宁与钱弘俶“纳士归宋”同时到达汴州（今河南开封），受到宋太宗的礼遇，赐号“通慧大师”，赐紫衣，并于滋福殿多次召见。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任右街副僧录；次年奉诏回杭州编纂《大宋高僧传》，历时七年，成书三十卷，受到太宗褒奖，命僧录司编入大藏流通。淳化元年（990年），任左街讲经首席；淳化三年（992年）兼翰林史馆编修，受诏撰《大宋僧史略》三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还有《内典录》、《外学集》等。至道元年（995年）掌洛京教门事；咸平元年（998年）升右街僧录，次年升左街僧录。时人赞称：
　　“释子谓佛学为内典，谓儒学为外学，工诗则众，工文则鲜，并有四者，其唯大师。”
　　赞宁于宋咸平十九年（1001年）圆寂，葬于杭州龙井，遗有《四分律行事钞音义指归》、《舍利宝塔传》等行世。[6]
　　正是在赞宁的传承影响下，北宋初，著名律师，灵芝大师在昭庆寺建坛，成为南方著名的律宗道场。太平光国三年（978年）又由永智律师在昭庆寺建“万善戒坛”，每年三月三日，“海内缁流，云集于此，惟其长老能通五宗诸典者登坛说法，敷陈具戒，其徒跪而听之，名曰受戒。”[7]
　　五代吴越弘律，也推动北宋律学的发扬光大。元丰初（1078年），灵芝尊者元照主持昭庆寺时博究南山律学，著《行事钞资持记》一百多卷，以至高丽（今韩国）僧统义天率弟子来杭求法时，曾叩请元照开示律义。随后又有允堪律师在杭著《行事钞会正记》，使南山律分成“资持”、“会正”两派。正是由于五代吴越国奠定了弘传律学的基础，才使佛教律宗在杭州，代代相传，流播国内外。
　　(五) 拓展佛法东传之路，结成“黄金纽带”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时与洛桑活佛谈话时指出，“佛教源于印度，昌于中国，扬于海外”，这一讲话印证了五代吴越国佛法东传之路。
　　由于吴越高僧著书立说，弘化佛法，近邻各国深受影像。“杭州永明寺智觉延寿撰《宗镜录》一百卷及诗偈赋咏千万言，传至海东，高丽光宗王大为赞赏，遣使者来华致书行弟子礼，赠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8】随后，高丽国僧智宗等三十六人来吴越国向永明延寿求法归国后各化一方，盛传法眼禅法，故志书称，“延寿声被异国，高丽王常投书向道，执弟子礼，……遣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证，相继归国，各化一方”。
　　由于唐武宗灭佛和五代战乱，我国佛教典籍散佚颇多。钱元执政吴越国时，四明（今宁波）沙门子麟就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往高丽，百济（今韩国、朝鲜）求天台教籍，受到高丽国王接待并遣使臣李仁日送子麟禅师西归吴越。此后，钱弘俶又听从天台义寂进言，于宋建隆元年（960年）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物向高丽求取教籍；翌年（961年），高丽光宗王遣僧仁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并赴天台螺溪聆听义寂讲授教观法门，心悦诚服，拜义寂为师，留居七年圆寂，遗有《四教仪》一卷。【10】
　　后晋天福年间（936--943），高丽僧人义通（号宝云）来吴越拜德韶为师，德韶被封为国师后又从义寂学天台教典，当义通要从四明（今宁波）泛海回国时，为四明郡守浅惟治（钱弘俶之子）坚留在当地弘法并行菩萨戒，义通在浙弘法二十余年，杭州著名天台师知礼，遵式等均为其弟子，后人奉义通为天台第十六祖。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钱弘俶曾遣使备金至日本求取佛教典籍，使天台宗章疏复归中土并在吴越复兴。自此，不少日本禅僧也来吴越国朝礼名山，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僧然及其弟子成算、嘉因等六人乘宋商陈仁爽商船来吴越求法，然后入卞京（今河南开封）觐见宋太宗，进献方物，宋太宗抚赠甚厚，并封为“法济大师”。由于五代吴越国拓展与东邻各国的佛教交往，为两宋时的佛教文化交流高潮创造了良好条件。1995年5月，中、日、韩三国在北京举行佛教友好交流会时，赵朴初曾指出：我们地缘环境山水毗邻，文化习俗同溯一源，宗教信仰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是“黄金纽带”。
　　（六）促成吴越国“纳土归宋”统一中国大业。
　　历代钱王以“信佛顺天”为信条，对政事常向高僧咨问决疑。。
　　宋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最后消灭了割据国南唐，十国之中仅剩吴越。此时，高僧延寿沉疴在身，吴越王钱弘俶前往探病时，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事件征询延寿意见，延寿则尽力劝谕钱弘俶“纳土归宋，舍别归总”。
　　“舍别归总”的“别”和“总”与“同”和“异”、“成”和“坏”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中的“六相圆融”，即认为在一心的作用下，万有的总相与别相，同相与异相，成相与坏相，都可通融无碍，使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转化。延寿临终劝谕“舍别归总”，意为舍弃别立一国而归总中原一统的意思。钱弘俶审时度势才纳了延寿临终遗言，为保一方生民，采取“重民轻土”，毅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入汴（宋京开封），尽献十三州之土，归降宋朝，使宋王朝兵不血刃，最后完成了同统一中国的大业。对钱弘俶归降，宋太祖礼贤盛待，赏赐甚多，并封为“淮海国王”，仍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两月后遣返，临行宋太祖赐钱弘俶密封黄色包袱一个，嘱他路上秘密拆开，钱弘俶于途中拆开时，其中都是群臣要求扣留钱弘俶的奏章，他返杭后造保俶塔还愿以报佛恩，同时上奏朝廷以天下既平，请免去大元帅之职；宋太祖又先后封钱弘俶为“汉南国王”等，钱弘俶念及延寿“舍弃别立一国”的劝谕，又奏准辞去“国号”。
　　后人对延寿临终劝谕之举倍加赞赏，“诚用师之劝谕，于是十一万兵，五十五万户，千四十四艘，官吏族属之命，皆广长舌所胎孕而更生者，保全抑何多耶”！（按：广长舌，为佛三十二相之一，佛舌广长，柔软红薄，能履面至发际，此处指吴越国因悟得佛旨免受战争灾难）。【11】
　　宋王朝统一中国后，为消除钱氏统治东南八十余年，人民只是“易姓”不知“易国”得的影响，将钱氏家族外迁。同时念延寿劝谕“纳土归宋”，佛教有“相资善事”的作用，对杭城佛教尤为重视。为此北宋各朝都派出朝廷重臣，名公巨卿来杭驻守。如丞相（同平章事）王钦若出任杭州通判时，宋真宗为其题诗壮行云：“二浙粤区期惠化，三吴佳致悦高情”；梅挚出守杭州通判时。宋仁宗也题诗云：“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并要梅挚“剖符宣政化，遥分宵旰忧”，这“二浙粤区”是宋王朝“惠化”、“政化”的要地，同时要护持佛教。故除王钦若、梅挚外，副相，参知政事吕惠卿，枢密院大臣李及、郑，六部九卿、大学士范仲淹、蔡襄，赵忭（阅道）、苏轼、王焕之、张商英等都先后来杭主政，除留下“流美政”外同时悉心护佛。故《绍兴题名记》云：
　　“安为东南一都会，异时（指北宋）名公巨卿，族相望，流风美政，播在人口，至今老能言之”。【12】
　　注释：
　　[1]《景德传灯录》
　　[2]《净慈寺志》
　　[3]《中国净土宗通史》
　　[4]《净土指归》卷上
　　[5]《中国净土宗通史》
　　[6]《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释氏稽古略》卷四
　　[7]《武林梵志》卷五
　　[8]《佛祖通载》卷二十六
　　[9]《净慈寺志》
　　[10]《佛祖统记》卷二十二
　　[11]《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释氏稽古略》卷四、《净慈寺志》等
　　[12]《乾道临安志》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