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弘正法 矢志不渝--记鉴真大师为传戒法六次东渡
2014/9/3   热度: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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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圣法(本院学僧)】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已为人传道艺,唐凤洋溢奈良城。
这是郭沫若先生为纪念鉴真大师写下的诗句。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有14次之多,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乃属鉴真大师。
鉴真大师是我国唐代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688年)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14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神龙元年(705年),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游学东都洛阳,继入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鉴真大师受到这些名师的熏陶,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后来他又研习道宣律师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等律宗典籍。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鉴真大师46岁时已学成名立,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成为当时道岸律师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被称之为“江淮化主”。《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35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大师同时也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并曾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在长期从事这许多活动中,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日本受中国影响,大力提倡佛教。他们仿照唐朝修建佛寺。日本政府还决定派荣睿和普照两位年轻的僧徒到中国学习佛学,并打算聘请中国的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荣睿和普照两人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的船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来到大唐,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而后决定先请洛阳大福寺道璇律师乘日本副使的船赴日传戒。至唐天宝元年(742年)他们在长安学习佛法已达十年之久,于是他们准备回国。但在这时却听说道璇律师到日本后由于因缘不具足并未正式传戒,他们为了不辜负天皇的重托,于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寻找愿东渡日本的传戒律师。他们早已仰慕誉有“江淮化主”的鉴真大师,但却苦于无人引见,此时偶遇大师的弟子道航法师愿成其所愿,带他们一起到扬州拜见鉴真大师。
公元742年他们专程从长安赶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大师。荣睿、普照见到大师,行弟子之礼,并表达日本国的久仰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大师说:“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于是问身旁的弟子有谁愿意接受邀请,去日本国传法吗?在场的僧众皆默然,过了半天,才有大师的弟子祥彦站起来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大师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大师的态度感动了众僧,当时就有二十多人表示愿随大师东渡。大师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时年大师55岁。
这年,出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正当第二年春天定期出发之前,由于弟子们意见分歧,产生纠纷,闹出了一场大风波,经官府调查将所造的船没收,(唐朝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准出国的。)第一次东渡宣告失败。荣睿和普照在克服了许多困难之后再去恳求鉴真大师东渡。大师便安慰他们,并表示要积极创造条件,以求达到目的。同时托人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军用船一只,雇得水手18人,备办大量的佛像、经典、法器、名香、钱币、罗袱头、麻靴、粮食、药物、蔗糖等,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7人,连同琢玉匠人、画师、雕镂、铸写、刺绣、修文、镌碑等工艺师共185人,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乘船东下。由于船不坚实,到了狼沟浦就被恶风急浪打破,鉴真大师和随同人员涉寒潮上岸,等待船只的修复,这是第二次失败。经过一番艰苦努力,船修好了,再走,到下屿山住一个月,待得好风出发,但到桑石山,又被风浪打坏了船,幸而人员没有伤亡,但水米俱尽,饥渴三日,得到当地州官救济,被安置在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这时是天宝三年(744)的初春。第三次东渡失败。鉴真大师又再次派弟子预先购买船只并置办粮食用品,他自己率领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秘密南下,以“巡礼佛迹”为名,准备第四次从福州东渡出国。不料留在扬州的弟子们出于对师父的爱护,向官府呈递了阻止鉴真大师东渡的文书,于是官府派兵拦截了他们,在官兵的防护下送回了扬州。回扬州后,大师在官府的严密监视下平静的度过了四年。
天宝七年(748年),这时年已60高龄的鉴真大师仍然充满信心,重作第五次东渡的准备,积极造船,备办百物。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出发,没想到船只出海后遇到狂风巨浪,失控迷航。剧烈的颠簸使所有的人都呕吐不止,几天后船上的淡水喝完,一连五天五夜大家滴水未进。大师不愧佛门高僧,在这生死难卜的境况下,他十分镇定,每天只靠嚼几粒生米维持。到第七天才逢喜雨,大家痛饮一番,基本恢复过来。然而漂流了十四天以后,大家才发觉靠岸的地方不是目的地日本国,而是偏离日本国更远的海南岛南部。鉴真大师一行准备过海北上,准备再次东渡。这是第五次失败。在这次东渡旅途中日僧荣睿以屡经艰险,身患重病,奄然迁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他们至广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开元寺。普照在这里辞别大师,向岭北去明州阿育王寺,临别,大师和普照执手悲泣。此时大师感慨本愿不遂,荣睿为法忘躯,葬身异域,加以受了旅途的热气,眼病突发,医治无效,遂至双目失明,这是天宝九年(750年)。他们继续北上,经大庾岭至江西虔州,次至吉州时,大师的高足祥彦亦因积劳成疾而迁化。这时大师痛心疾首,三日不饮不食。几次东渡先后受阻受挫,已损失三十六位中国和日本僧人的生命,大师自己也已步入花甲之年且双目失明,这一连串的不幸折磨着大师的身心,但这一切劫难并没有使大师退缩,相反,他东渡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大师对弟子表白自己的心声,并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否仍然愿随大师东渡日本传法,愿去者在三宝前发愿,如“弟子鉴真,发愿东渡,为弘正法,矢志不渝”。而后大师一行经长途跋涉回到扬州大明寺,酝酿新的东渡计划。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大师已66岁。这一年日本政府派出了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他们在返回日本以前,藤原清河亲自到扬州拜访鉴真大师,向他发出邀请,愿大师能不辞辛苦,东渡传戒。这时候,扬州的僧侣仍然严密地监视着大师,不肯让他去日本国。大师和日本使者只好约定在黄泗浦(今江苏省沙洲西北扬子江滨)会合。在大师众弟子的帮助下,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大师和他的弟子法进、思托等二十四人,带着已备好的佛像法宝,悄悄离开了寺院,登上了船。到了黄泗浦,换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大师等人在海上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漂流,十二月七日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实现了东渡的夙愿,从此开始了大师在日本的弘法生涯。
大师的到来受到当时日本僧俗人众热情欢迎。第二年便被迎入日本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天皇亲自下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和尚)。”同时授予“传灯大法师”位。四月,鉴真大师在东大寺筑坛举行隆重法会,为圣武上皇,孝谦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僧俗四百余人传授了戒法,大师成为日本律学的开山祖。并且大师还在日本天皇赐给他的一块宅地上建造了一座新寺院,名为“唐招提寺”。他亲自参加唐招提寺的建筑,整个建筑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反映了唐朝建筑的特点,是日本奈良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宏伟的建筑物,从此,大师就在唐招提寺中讲律授戒,成为日本传布和研究佛教律学的主要道场,也是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寺院。鉴真大师多才多艺,他不仅是德高望重的佛门权威,而且在佛像塑制艺术、医药、书法、文学等方面均有很高修养。与大师同去日本的弟子及绣师、画师、玉作人,也为日本人民贡献了他们多方面的才智。
唐肃宗宝应元年(763年),由于长期积劳,大师病重。五月六日,大师结跏趺坐,面向祖国的方向圆寂,终年七十六岁。当年,大师以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在十二个年头中,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实现多年夙愿。他在日本传法传艺,最后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今天,大师的色身虽己不存,但他为法不惜生命的牺牲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辈佛子,成为我们佛弟子传法护教的楷模与榜样。更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发展中日友谊事业上所作的贡献却永垂青史,他胸怀博大,品德高尚、饱经风霜,百折不挠的崇高形象一直受到中日两国教内外人士的敬仰。大师的弟子在大师圆寂后所塑造的鉴真大师“夹纻干漆”座像,一直供奉在奈良唐招提寺中,并被日本奉为“国宝”,受到特别的保护。1980年4月,日本政府还特地把大师的坐像送回中国扬州“返里探亲”,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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