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启示和高僧的垂范

　　佛法传布中国，于今已整两千年了。中华佛教，经汉代的斋忏祭祀、晋代的盛唱般若、南北朝的三学并弘、众师异说，到唐代的八宗鼎盛，最后终凝归于禅，独行于宋元明清。其中因缘，自然不是少许言说可以道尽，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中华之禅，实为摄六度为一，摄三学为一，摄定慧止观为一，赅因彻果的活般若。

　　中华佛教于禅修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这在历史上也是极为清楚的。且不说禅宗，以天台宗的创立为例。天台初祖南岳慧思大师，他“十年专诵（《法华经》），七载方等，九旬常坐（禅），一时圆证（法华三昧），大小（乘）法门，朗然洞发。”天台二祖慧文大师在此基础上修“一心三观”、“三谛一心”之禅观，并传给了智者大师。而智者大师的经历更具启迪。智者受学于慧文，“悟法华三昧”后，先在金陵传授禅法。但住了几年，学禅真有所得的人并不多见，自己也感到不甚得力，于是决定到天台山实修。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修禅，一住便是整整九年。通过这九年的禅修，于禅于教方才成熟，终于以“一念三千”、“圆融三谛”的禅法，圆满了天台教观。

　　再看华严宗，华严初祖杜顺大师本身就是一位禅僧，并传下了华严宗的根本禅修观法——“华严五教止观”和“华严法界观门”。以后智俨、法藏、澄观、宗密诸祖也是遵循于禅修的程序，圆满和传授华严教观。以圭峰宗密大师为例。当年虽住持一方，名播天下，仍“舍众入山，习定均慧，前后息虑，相续十年”。圭峰大师本来就出身禅门，后入华严，成名之后，仍以十年禅修为其加行，这里又有什么启示呢？

　　再看慈恩宗，玄奘大师英睿卓绝，千古一人，归国之初就向唐太宗奏请入少林寺译经，以期在禅修中译经，或在译经中修禅，但不为唐太宗所许。终因译事浩巨、禅修无暇而使玄奘大师神形皆乏，故晚年再一次奏请入少林寺修禅译经。在给唐高宗的奏表中，玄奘大师明白地说道：“断伏烦恼，必定慧相资，如车二轮，阙一不可。至如研味经论，慧学也；依林宴坐，定学也。玄奘少来颇得专精教义，惟于四禅九定未暇安心。今愿托虑禅门，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絷意马之奔驰。若不敛迹山中，不可成就。”在这份奏章中，玄奘大师虽一再伤叹自己“身力疲竭，顷年已来，更增衰弱”，并保证“翼禅观之余，时间翻译”，但“帝览表不许”。唐高宗懦弱，精神上对玄奘大师依傍甚深，自然不愿放行，以至成为玄奘大师的一大憾事，也为许多高僧所叹息。不过，要深入唯识境界，也必须精修唯识观才行。

　　僧伽若要成就，就必修禅观，历代高僧得力于禅修的不胜枚举，如憨山大师或虚云老和尚的禅观修为，已为当代僧伽所熟悉，这里就无须多表了。

　　二、禅修在佛法和僧伽学修中的地位

　　禅修在佛教的体系中和僧伽的学修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留心于佛法的人都知道，佛法浩瀚无涯，深广不二。从主体上讲，有佛法僧三宝；从结构上讲，有教理行果四维；从修行上讲，有信解行证四门。广说，则有八万四千法门，统摄，则惟实相无相之一心。虽说有大小、顿渐、偏圆、显密等种种教法，但无不以“行”——实践作为纲枢。离开了“行”，虽信解又有何益？离开了“行”，欲取证则无所依。而“行”的基础和根本，则在于禅修——当然是佛教的禅修而非凡夫和外道的禅修。

　　圭峰宗密大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此云思惟修，亦云净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为禅。此性是禅之本源，故名禅源，亦名禅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形契之是禅行，故云理行……定之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行万德，乃至神通光明，皆由定发。故三乘人欲求圣道，必须禅修，离此无门，离此无路。至于念佛求生净土，亦修十六禅观，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圭峰大师的这段开示，对今天学佛的人，特别是对僧伽而言，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先且不说禅的特殊意义，仅就其常规意义——思惟修、净虑而言，对僧伽修行的关系就非同小可。要知道，出家并不等于成道，寺院也并非净土，僧伽与在家人一样，彼此都是娑婆世界里的众生，是凡夫。僧伽与在家人的区别，在于受了比丘戒，并寓居寺院，成了专职专业的、以学修佛法、转凡成圣为惟一目的的修行者。所以在见道之前，俱生和现薰的烦恼与在家人是处在同一层面之上。如果不通过思惟修、净虑这样的禅修对自己的心地来一番大清洗，能把菩提般若安置于心中么？能激活自己性地上的菩提般若么？

　　我们知道，经论和祖师们的开示，无不是基于禅定所激发的智慧，若无禅修实践，又怎能如实领悟其中的奥义呢？又怎能登堂入室呢？且不说佛法中的解脱道，仅就治学而言，佛学和世间学就有着根本的、层次上的差别。世间一切学说都是基于第六识中的明了意识，并不可避免地受到第七识中根本烦恼的制约。世间学说并不知道第六识中的禅定意识，更不知道在禅定中明了意识的功用和天地。四禅八定乃色界、无色界众生的意识形态，尚非欲界众生所能知晓，更何况佛法中的三乘禅法！

　　以治学而言，每一位僧人都应“通达经教，智慧如海”。但经教并非容易通达，必借禅定之力以强化和纯化明了意识的功能。慧皎法师在《高僧传·禅论》中说：“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心水既灌，则凝照无隐。”六识功用进入这样的状态，一是烦恼息而得轻安，二是用诸教法，则可无往不利，更不用说“四等六通，由禅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这样的妙用了。

　　《月灯三昧经》中介绍了禅修的“十种利益”。一曰“安住仪式”，二曰“行慈境界”，三曰“无烦恼”，四曰“守护诸根”，五曰“无贪喜乐”，六曰“远离爱欲”，七曰“修禅不空”，八曰“解脱魔纲”，九曰“安住佛境”，十曰“解脱成熟”。这十种利益，当然是禅修次第之所得，由浅入深，功用厥伟。《法华经·安乐行品》更简明地说：“深入禅定，见十方佛。”既有如此利益，岂可不依佛教而行修于是哉！

　　综上而观，不论大乘小乘，台贤净密禅教诸宗，只要是身为僧伽，禅修就是日常的必须课程。本着出家的初心，沿着求道的志向，这禅修是可或缺的么？

　　三、现代社会中禅修的意义

　　当今的社会，科技发达，文化繁荣。在科学技术日日翻新的局面中，三百年来，宗教愈处下风——仅靠信仰，不足以应付科技的挑战，也无从保持自己固有的领地，凭什么来给与世人以“终极的关怀”呢？

　　佛教的“业力不灭”、“业感缘起”、“三能变缘起”、“法界缘起”等根本理论，正日益受到宇宙科学、生命科学和精神——心理学等学说的强大挑战，僧伽当如何回应呢？佛教的一系列精典理论，长久地就供养在藏经楼上，非但为现代文化所不熟悉，大多的僧伽也不知所云。把佛菩萨的经论和历代祖师们的注疏从教内传布到教外——现代文化的环境中，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领会、消化、吸收和释放的过程。从事这种工作的僧伽本人，也是一个强化性的精神转化和升华过程。如不借重于禅修，肉身凡胎的第六识能胜任么？要知道，僧伽若不在禅修上著力，如何显示“人天师”的本分，又如何继往开来呢？

　　古往之时，纸贵如金，经典奇缺，故古人学法，师弟之间是口传心授或口诵笔抄。大多数师僧都是一部经或一部论，甚至以几句佛言祖语营养一生，有的还因之见道成就。若非福德殊胜，身处当道，谁有条件去参究这千经万论。但在今天，印刷业的繁荣，乃至电脑的运用，僧伽得闻佛法已是十分便捷，无论什么经论，也不论是哪个宗派的著述，念头一动即可入手。加之佛学院林立，所以对于佛教的理论，各大宗派的宗旨，要了解和熟悉并非难事。如今法财侣地似乎一样不缺，师僧们较之古人，福报可谓好极了。

　　但是，中土僧伽积弱已久，如今能够通达经论、深入禅定的师僧已不多见。放眼各处丛林，有相当一部分僧人素质较差，不仅对佛教的基本理论素养不足，识见也不敢恭维，更谈不上禅修。虽有一些师僧志向清远，欲效法古人，隐居深山无人之处，建茅棚坐庵而行，间或询及，亦不知禅观为何物。综观上述，不是大大值得警省的么？

　　所以，如今僧伽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优化，难的不在于经论义学，难就难在对禅修的实践上。道理很清楚，有了禅修，才能使师僧们在心地上达到净虚和思维修的状态，一方面可排除和降伏烦恼的干扰，另一方面，则可强化自己的智慧，使之通达经教。没有禅修的基本功行，又怎能在物欲横流、见浊增胜的娑婆世界中站稳脚跟、住持正法并教化众生呢？

　　要知道，佛教三世因果、三界六道之说并非臆想，乃是我佛基于甚深禅定、五眼观照所见的客观真理，是现代的宇宙科学、生命科学和精神——心理等学说的盲区，基督徒尚知道人类只是品尝了智慧之果，并没有品尝到生命之果。所以当代师僧务必要以禅修为务，以卓绝的禅修实践，亲证我佛所示的境界以昭示众生，教化众生，以逆转当今五浊恶世、自我毁灭的急流——核恐怖、生态危机、人口爆炸等等当代难题，对此，佛教是负有责任和最大发言权的。

　　当然，在禅修的过程中，“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行万德，乃至神通光明”自是可喜可贺。总之，应牢记圭峰大师的这一句：“故三乘学人欲求圣道，必须禅修，离此无门，离此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