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实创人、四祖智者大师(538—597)，圆寂前三天，亲笔写下《遗书与晋王》(以下略称《遗书》)，近二千言，作为对其菩萨戒弟子——晋王杨广的最后嘱托，亦对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历程作了总结，不乏“春秋笔法”，故初机读者不易读懂。《遗书》收录于《国清百录》卷三第六十五。《国清百录》四卷(《大正藏》卷四十六第793页)，系由五祖章安大师(561-632)据智寂禅师(生卒不详)未成底稿搜集整理而成，即从智者大师入天台山(575)至隋大业元年(605)的史料，共计一百零五录，为后人提供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大乘宗派——天台宗成立的最原始(第一手)文献史料。

　　《遗书》开头“贫道(大师自称)初遇胜缘，发心之始，上期五生法忍(圆教初住)，下求六根清净(圆教相似位)，三业殷勤，一生望获”，不料“应得不得”，引为“一恨”。大师临终自述证得“五品弟子位”(圆教观行位)；圆教位次皆不思议境界，故称“六即佛”(理即、名字、观行、相似、分证[初住以上]，究竟)，观行位与相似位皆称“余佛”，见佛性，古来大彻大悟者不出此位。其实，智者大师与其师慧思大师曾在灵山会上同听《法华》，乃是古佛再来，大权示现(圆教余佛)。最后，大师示生净土(参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师示位示生，令教观不深者示生净十，可保一生了办无失，开创了“教演天台，行归净土”之先河。故印光大师赞曰：“智祖示生示位之大恩大德，虽粉身碎骨，也难报万分之—也。”

　　《遗书》中间一段文字，谈到晋王杨广恳请大师撰著《维摩经疏》(又称《净名疏》)，大师为撰著《维摩经疏》而数次易稿(据慧岳长老考证“先后易稿十二次”)，以致“将身不慎，遂动热渴”。关于《维摩经疏》共计三十四卷现存本，台湾慧岳长老认为“智者大师发挥了大乘菩萨救世的精神”，“亦暗示(晋王)欲扬名帝王和权威必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心”，从而令其完美的统一，显示出智者大师的良苦用心，不愧为“东土小释迦”。在大师庞大的著述中，其亲笔撰著，用力最勤，且具价值的当推《维摩经疏》。

　　之后，《遗书》写道：“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翦木为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瞑目为恨。……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寺图并石像、发愿疏，悉留仰简。”可知，智者大师是天台山国清寺的奠基人，乃是不争之事实。《遗书》由章安大师奉至晋王，晋王即于翌年(598)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划。初名“天台寺”，大业元年(605)敕名“国清寺”，从此天台山国清寺便成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遗书》最后写道：“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智者大师作为陈、隋之际佛教界之一代领袖，一方面深感“如来灭后，法仗国王”，故借助王权巩固佛教；另一方面，又不失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多次不应帝王慰留，栖隐山林，表现出一代高僧的高风亮节，成为释子完善僧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上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