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为什么多大乘根器

2014/9/3    热度：1760   

佛在世的时候，曾经预先受记说：“震旦多大乘根器”。后来，禅宗祖师们多爱引用这一句话。
　　震旦明明指的是中华民族这一个国度。有些人解释“中国”，说是佛经上说的中国是指的印度，还有的说是指的西藏。但是，在这一句内很明显说出的是震旦，用不着其他解释。没有问题，这里说的大乘根器，是包括有上根利智的意义的。
　　我们在这里所要申说的是三个问题：（一）为什么中国多大乘根器？（二）中国大乘佛法发展在禅宗的历史底客观规律。（三）禅宗在中国辨证的奇迹。
　　要了解以上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懂得：中国文化本位有他特殊的素养，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人类底奇迹是寄托在中国文化底上面；因为，它底本位文化已经有那样地伟大，因而佛法一传到中国结合起来，不但不会掩没佛法底本质，而且舒畅出无比的光辉。中国光辉是什么呢？就是佛法中的禅学。
　　谁也知道，禅学并不是和佛法相矛盾的：的确，禅学也不是扬弃了释迦牟尼佛底教理而另有所创造的东西。但，我们在这里却不能不强调禅学是佛法到了中国以后才应运而兴的一个伟大的辨证底发展。为什么？为了中国本位文化底形象性和鲜明性反射在佛法上，结合起来，才有禅学这一专宗。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盛行过，甚至其他佛法区域也不容易接受这个禅宗的原因。这，却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譬如：今天我们对一个小学生教算学，只能向他教加减乘除，如果骤然向他讲起大代数来，不但他无法消化，而且你还要遭致到他底反对，怪你在讲些什么！
　　下面分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中国多大乘根器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我们怎么知道它殊胜呢？这、就要认识清楚自己底祖宗才行。今天，我们知道爱祖国，大家也会欢呼祖国祖国；其实，祖国有些什么遗产，我们如果还认识不清，便成了笑话。自然，关于认识中国本位文化这一课题，不是三言四语，简单地就在这里讲得清楚的。不过，概括地说来，中国远在一世纪千多年以前就有他非常成熟的文化，一直站在他底本位上并没有动摇过。如果照考古学家底研究，也有说好些远古底民族祖宗只是某一个社会民族的姓氏，是集团的而不是实有其人的；甚至还有判为乃是后人假托的，说法不一。可是，我们不必从伏羲说起，就退后说唐虞夏商周底文化，已经很成熟；在那样远古时代就有那么丰富的文化。孔子出来，删诗书，订礼乐，集其大成。陶渊明诗：“拙拙鲁中叟，弥缝使其醇。”不待说，已有很多足够证明的文献，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文化上有他不朽的功绩（莲池在竹窗随笔内写道：孔子是儒童菩萨再来），并且，还不是过去了和被时代选择而扬弃了的任何残存物。我们知道，在一世纪一千多年以前的人类社会，有的还被认为是“先进阶级的社会”，人类底意识形态还是很模糊的原人似的生活形态的反映，为什么就具备了那样丰富了而且那样成熟了的文化呢？这一点，是不容易使人了解甚且不可以无视的。再说，如果文化决定于当时的经济的物质生活形态、所谓“上层建筑”的话，那么，唐虞夏商周那样远古时代底文化一经孔子整理起来，却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真有进步知识素养的人们所崇敬，岂不是怪事？举例说，当然也不只是孔子一人，这里是拿孔子作代表来说。世界文化，大体分析起来，不出理智和理性（注）的两个范围。理智是科学的，物质的；理性是哲学的，精神的；从科学发展而得理智，结果着重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从哲学发展而得理性，结果着重人类精神生活的素养。大家知道，人类理智愈发展，由理智升华起来，理性是非常地需要。真真的幸福是须要把理智运用在理性的当中。反之，理智便失去了平衡，等于说科学于人有意；相反，也于人很有害，如像杀人的技术进步了。在柏拉图哲学的乌托邦之后，世界上有四十多种社会主义出现了，虽然各个底方案不同、学说不同，其最后的结论总是一样：希望有一个人类大同的社会，平等互爱，这些都是理性的东西。却远在一世纪以前就在中国文化内发现了不少。由此看来，我们无法就天真地说孔子学说是春秋时代封建领主社会底宗法观念，而把他许多学理内容一笔勾销。还有道家的老庄也是一样，都偏向理性的素养；庄子出于子夏之门，比老子所见更高，他还是把儒道融合一炉出来的。何以见得呢？庄子赞孔子说：“仲尼废心而用形。”杨仁山是近百年来中国佛学第一个唯一的明星，有广大精深的天才，向他的学生秦谷村说：“庄子这一句话太高，不但曾子说不出来，就连颜子也说不出来。”这一批评很是惊人的话，也就从此看出仁老之大。为什么？浅看来，几乎庄子这一句话不晓得在说些什么。拿仁老佛学深厚的眼光来看，便和佛法最高度统一起来。例如说，众生为执外境，故说一切心造（为遣外境故说唯识）；等到悟了自心之后，心又是什么！还不是连唯识也要遣了吗？宗下到末关之后，只是起大机大用，哪有什么心不心？这就是“废心用形”的大道理。至于用形，即末关随波逐流了。无怪乎杨仁山有那么一句惊人的批评。这些有的是古圣遗书，尽足够我们去研究。所以中国的文化不但是亚细亚文化的奇迹，简直是世界文化的奇迹。以往，旧的说法，可以说中国文化“得天独厚”。现在，新的说法，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必须在中国文化学理上有真探讨的才知道这不是随便说的话。
　　笔者早年一度治史学，在二十四史中，我自己还有一个看法，我最爱汉书（尤其后汉书）；认为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文教之盛和文采汇流之伟大的话，不可不读三汉棗即史记、前后汉书棗。史记和汉书多政治哲学。后汉多敦厚之风，有裨士气，尤其后汉书内独行传逸民传是人生不可不看的好东西，最是敦厚修养所必须；再说其中的列女传提高妇女的伟大性，也可以说是“妇女文化的早熟”。这些宝贵的遗产，足够说明我们底祖宗并没有“白活”了。
　　因为、中国底文化本位有了上面那样的殊胜，所以中国是大乘根器的国家。
　　因为、中国底文化本位有了上面那样的基石，所以达摩才从西天来东土传法，开辟中国底禅宗。
　　（二）中国大乘佛法发展在禅宗的历史底客观规律
　　基于上面所述理由，可以知道佛法到了中国能够有伟大的发展，真不是偶然的事。比如读了教科书第一册完毕了，第二册才恰好接上去。
　　理由虽然已经说完，但是历史底客观规律是要着重事实的。实际是不是和以上理论结合的呢？让我们举出下面三段提法：
　　（1）天台宗文字相似老庄
　　（2）贤首宗文字相似儒家
　　（3）宋代理学多承禅学
　　（1）天台宗的智者，他底师承是南岳思，南岳思师承慧文。慧文当初准备学习教理的时候，曾想到：“三藏十二部佛学经教那样的多，从何下手呢？”他在佛前默祷抽签，看他该从什么学起，一抽出来是中论，他便开始学习中论，由中论悟入。智者说空假中三观，正是根据中论内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那一个偈子来的。
　　三论、都是罗什译的。罗什门人如生公肇公叡公他们，都在未学佛以前，研究老庄很有心得的。所以不但义理多用老庄参证，连润文也很和老庄底笔墨相似。
　　（2）贤首开宗的贤首，他底师承是智俨，智俨师承是帝心，帝心研究儒家很深，所以帝心底著作言简意赅，很像中庸。就到了贤首底著述也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一点意思要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有一部分学者认定台贤两家有许多未到的地方，是不是？这本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们所要说的有两个症结：一、他们所引用的经论是根据罗什而来。那时玄奘还未出。要说译典的齐备，自然还在后来的玄奘新译。可是罗什译典虽没有奘译多，也并不坏。台贤祖师根据当时不多的经论就有那样的发挥，可以说更是难得的了。二、他们许多地方还有独到处，而且由证悟中所发明，岂是寻常“抄袭之论”可比？基于以上两点来看，我们不可以拿一家之言来“入主出奴”对于台贤随便地批判。尤其在这里，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来讲佛法，还觉得有特别适合民族文化口味的优美性。
　　（3）以上还是借用台贤来做典例。这里，说到宋儒理学，正见得禅学发展的辨证的历史奇迹。我们可以知道，宋代理学是佛家和儒家融合的结晶品。从何证明呢？儒家因孔子学说到汉儒偏向训诂去了，汉儒不甚探讨义理，（但是也有原因，为在秦火之后，六经都由口传，不能不订正一番。）探讨义理的人是从周濂溪开始，周濂溪受北宋润州（即今镇江）鹤林寺马大师（道一后的第二马大师）启示，有所发明；如他写的爱莲说一文，莲花底景象是从佛经脱出来的，很显明。濂溪以后，出二程，发展更大了。又到南宋时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听大慧杲讲经很久，得他底启示不少。大慧杲是禅宗有名的祖师，语录著述很多，在禅学内很多功绩。
　　上面三个提法，正是说明中国文化和佛法伟大的发展底事实。近人胡适，以往、在北京大学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上半部出版了，后半部写不出，为什么他后半部写不出来呢？正因为他也知道后半部宋儒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大课题，可是理学是出于佛学的；他对于佛学是一门外汉，所以说不出话了。
　　一九三0年左右，有人发表“如法建立三宝书”，认为中国人一向讲的佛法都像要不得，甚至说引用儒家及老庄底学说是拿外道在穿凿附会：这一提法自然不仅指责了焦弱侯注道德经等著述，就连台贤诸宗祖师都有问题。是不是这样呢？在这里，我们底答复是：我们那位作者朋友，他无视了两点：（一）中国文化多大乘根器，（二）中国文化和佛学的连系发展。
　　在这里又要平心而论一下，如果照以上观点来看，岂不是老庄孔孟就和佛学全是一家人了吗？不，也用不着来结合他们。而且，比较起来，还是佛学要完整广大些；这一看法又是不是我们站在佛学立场故意地有意识的抬高自宗呢？不，不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呢？当然有的。举一个例来说：儒学虽好，究嫌有些地方还儱侗欠次第方法。这本怪不得儒学本质，只因当时所传都是弟子所记语录（如四书），而且记得太简单了！并不比著述文章有系统有次第的加工形态，所以后人看起来几乎尽是些断片的谈话，突然而来，忽地而去（其犹龙乎的样子）。有些地方好像没有起落，削去前后，只见中间，或去中间只见末尾。例如：棗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都很好很好，实在是天诞睿哲的至圣先师！但是怎样用工夫怎样下手才能做到知天命乃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呢？论语正文上便没有说出来了。又如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很好很好。但是，如何下手养？内中有些什么曲线、境界、次第，即准备的资粮乃至证到后的起用等，在孟子正文内也看不见了。所以，我一向敢于强调：如果没有宋明理学加以天才而精密的详析用工方法等等的发挥的话，孔子的学说便完了！汉学之兴，是为了秦火之余，秦始皇要统制思想，凡有思想性的著作都烧了，只准备留下一点种树和医药的书，六经失传。伏生书经是夹墙内取出的“断烂朝报”。余都是赖汉儒口传，所以汉学重师承；为了口传有出入差误，故重考证；但考证既做了，就应该再进一步探讨义理才是大要紧的工作，汉儒（不论东西汉）很少做到（但好的也就非常精粹，比宋明理学简切而更高，如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等句，诸葛孔明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等句）。所以，开发中国文化孔学大宝藏在理学，如陆九渊学颜，王阳明学孟等，实万古的不朽功臣！不精透宋明理学不能讲中国文化。然而，这里一笔带过来大转湾说：哪有佛书底详尽呢？整个三藏十二部把佛法入手次第一切起点过程乃至终点，反复详尽不遗，这又见得上面所说佛学最高不是有意抬高的话，不是轻易说出了。早年，前清末尾的状元骆元骧哲嗣，是留德学电机工业的，年七十余。有一个学期同我在一个大学内任教授。他当然家学渊源通中西学术，独不了解佛学，每夜来同我谈天，他说：“佛经内把每一个道理扯来扯去，说了又说，反复重叠，牛皮渣渣牛皮（这是川西土话，即反复之意）”。我很好笑。当然不能说他没有根据，如般若等经像这类话很多。在他认为这是他能够尖锐否定佛学价值的理由；在我看来，如果明白我上面说的话的话，那么，到正见得佛经之所以高了棗次第显然，有门可入；广到无所不备，大到无所不容：这在孔孟诸圣底遗书文字内还少见吧。
　　（三）禅宗在中国文化辨证的奇迹
　　我们知道，禅宗两大发展：（一）直指，（二）参话头。直指是当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参话头，是看话底前头乃是什么样的境界，其作用和直指还不是一样的吗？概括来说，一般称禅叫做“宗”，意思是说：忘言神解，教即是宗；一涉思维，宗即是教。在这里来看，直指（观心）和参话头原是一样，同在“忘言神解”上用功的。
　　滑头是六祖以后到北宋时代才有的。六祖以前的禅宗祖师教人都是拏言语启示和经教并传的；举例说，如二祖慧可经达摩启示了以后，达摩说：“我有楞伽四卷一并付汝”。五祖弘忍便教人念金刚经。后来到了六祖，因为他是一个文盲、不识字的，多半拏他工夫所得的言语去启示学者，不引经教；这些风气一开了之后，所以有唐一代都用言语启示人。
　　但是，历时既久了，学人每苦无入手之方；于是北宋时代祖师创立话头，令学人去参究。从此以后，参禅都用话头了。不过，旧时（北宋）并无话头之名，话头这一个名词是后代才有的。这里还有一问，话头有没有根据呢？有。后人用的话头都是采自以往祖师教人用工夫有得的言语和意思中来；举例说：六祖“不思善、不思恶。什么是你本来面目”也成了后来的话头了。又如：唐代赵州“庭前柏树子”等话，当时并非话头，到了后来便引用做了话头。
　　中国本位优美高深的文化和佛法汇流，陶铸大乘根器：就在这样发展之下，一个话头之下，成就了多少佛法的龙象，开展了生龙活虎的文化底飞跃！
　　末了，还有一点补充的话。参话头有什么用呢？当然有它底用意。揭开来说，人生一切烦恼是非执着，通通是从我们主观的假定而起的。假定久了，便认以为真，认得太真便从此生出执着、分别是非，发生烦恼、造业受苦。所以干脆说：就是此心不假定在这边，便假定在那边。因此，佛菩萨慈悲教人，不要假定在一切尘境当中；本来一切是非染净都是法尘。他教不要假定在色声等内，把这个心假定在一个话头上面，久久之后，一旦话头打落，真心顿现；真心即是微妙寂静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无生死染净本来圆满的法界体；到这地步生死不了脱自了脱，所谓大快活的境界，也就是上同诸佛，本无差别的法身。金刚经说：“不应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生字，当时译文似乎有点隐晦不很明白，这个生字应该是“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主观假定在色声等中，便可以真心显现出来了，所谓“水清月现”，正是这个道理。不过，这段经文虽是一下子一口气说出；用起工夫来，却有四个层次：就是第一步先要做到色不住声香味触，但要住法；为什么？不但话头也是法，就是念佛、持咒、观想、修定何一而非法呢？修行用工夫是修一宗法门，假定在法上；自然不假定在色声等社会了。久而纯熟，如同“文成印坏”一样；那么，不期然而然地便可进一步做到第二步连法也不住了。所以虽是一句话，做起来却要分两步。明白了这个道理，便知道话头的用意在哪里了。
　　有的人怀疑：禅学只教人参话头，好像单一地着重无分别智，不修一切功德，岂不是顽空了吗？这种看法是太抹杀禅学的话。试问你又在哪里发现宗下用工夫教人废止一切功德呢？不过宗下特点在根本彻悟，不用多引，就拿永嘉证道歌说：“但得本，莫愁末”的话来看已经明显了。他又说过：“恶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遭祸殃。”这、更见得禅宗并不是一般误解的“恶取空”“顽空”；再拿百丈野狐公案来看，为那老人下的转语说大悟的人不昧因果，更说明不是“拨无因果”了。关于万善同归禅学这一方面的道理，永明有名的著作《宗镜录》内已有详尽的发挥。
　　当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间，曾有在西藏学法的一位法器来和我讨论到西藏佛教哲学派别流传，提到宗喀巴在郎忍内所驳“支那和尚”禅宗一段，他认为莲花生见解不同，乃至与宗喀巴所讲中观也有出入的地方。使我回忆到二十多年前我同首先学西密的一位法师所争辩的问题，心中释然了一点。在二十年前我并未见到唐时入藏的“支那和尚”片言支字，我只怀疑到何以在西藏黄教一派内把“支那和尚”骂得厉害，甚至有一位留藏二十多年的人向我一提起中国禅宗诸祖，破口大骂说：“他们要堕地狱呀”。我偏既笨又多疑，二十多年来我总不曾进一点步，因为我仍然不懂他究竟什么道理。事有奇怪者，最近友人抄寄现在北京图书馆影印巴黎所存敦煌石室文献内，有一件是敦煌唐代写本唐代宗时入西藏的摩诃衍和尚底“顿悟大乘正理诀”，我约朋友互相参阅之后，反而觉得这个“支那和尚”很高。照他表内自称依止降魔和尚，考降魔是神秀法嗣，那么，显然他是北宗三世了。表内说“返照心源，看心想若动，有无净不净空不空等，尽皆不思不观，不思者亦不思。”是入道要诀，和六祖告慧明“不思善不思恶，什么是你本来面目”，完全相似；因为不这样的话，一切智即无从显现了。全篇看来，和般若宗义相合。这是法宝了，使我倒更进一步坚持我偏见。详细的节奏，留待我有充分余暇在来写出请教当代大德们。再补一句：我不懂。我再有一个希望是、凡在禅宗有考证研究的不妨大家研究一下这件文献。至于，有的认为由此可见北宗所以衰。在我们看来，神秀并未错，论用工夫还是先要用“莫使惹尘埃”一偈才能进到六祖“何处惹尘埃”一偈。这些更是余外的问题。
　　禅宗在已有“人类文化的早熟”的最高文化位所谓所有大乘根器的中华民族内才能发展使它底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切。其它的地方不可能、也不能够接受它。的确，这、并不是一句我慢的话。
　　现在和将来，文化工作者应该彻底地已经一下究竟自家有些什么库藏的文化；佛学者也应该在这之间有一番好好的学习。
　　一九五一年农历辛卯二月
　　（注）理性是现代文化上的一个时代底课题，毕竟应该怎样提法，还有很多不同的论调和意见底对立。比如：有的人是把“理性认识”当作理智去讲了。我们底看法不是这样的，我们底提法正是理智的对象，也可以说在或种场合，理性有些部分是从理智升华来的；人类之伟大在此，中国文化殊胜也在此，佛学之殊胜也在此。反之，人类没有理性，乃是不长进的动物吧了，人类文化不至于这样的简单。不过，这一提法，学理上还有很多的文章，不是一时说得清楚的。有的人无视当前这一个伟大的课题，认为理性和觉性不同，佛说的是觉性，理性还包不完觉性。这种说法是不是，又另一个问题。但可以概括地说犯了四个错误：（一）时代学术认识不清，（二）把讲学和说教的分野不明，（三）如果理性尚且未站稳，何况比理性还更说得玄妙的“觉性”从何安立？（四）根本不知道在哲学上讲觉性就是理性范畴，不过广度不同。
　　觉有情 第二十卷 第八·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