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思想研究： 弘一为何驻锡温州 十二年之久(徐正纶)

 　　弘一为何驻锡温州 十二年之久

　　作者：徐正纶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从1921年到1932年，曾在温州先后住过12年。 12年间，除在温州庆福寺驻锡较长时间外，他还住过江心寺、茶山宝严寺、仙岩伏虎庵、郭溪景德寺。

　　驻温最久 情有独钟

　　如果说弘一大师对温州“情有独钟”，我看也并不怎么离谱。以下三例便可为此作出具体证明：

　　一、弘一大师的僧腊总共24年，而在温州的驻锡年份几乎占去了一半。弘一出家后驻锡过很多市县，连续时间最长的当是温州。虽然弘一大师自1928年初到厦门，至他圆寂，在南闽驻锡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南闽是个地区，弘一在南闽住过厦门、泉州、漳州、惠安、永春、南安等诸多市县。从单个市县说，住在温州头尾12年，应该算是最长的驻锡时间了。弘一就曾说过自己出家后“居温州最久”。倘若他对温州没有浓厚兴趣，能来来往往住那么久吗？

　　二、1922年初，弘一大师恳求拜温州城下寮主持寂山和尚为依止师时曾说：“吾以永嘉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俾可安心办道，幸勿终弃。” 弘一出家后，四处云游，到过江浙赣鲁闽各省的很多城镇乡村，从来没有以“第二故乡”称谓过自己驻锡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唯独温州能得此殊荣。

　　三、弘一大师到温州不久的1921和1922年之间，接二连三给亲朋好友写信，表示对温州的赞赏。如1921年八月二十八日给杨白民信中，称在温州“一切安适”；同年十二月初五日给刘质平信中，又说在温州“颇能安适”；次年四月六日给李圣章信中，也说在温州“诸事安适”。对一个地方的感觉，如此高密度、高频率地出现三个“安适”，这在弘一的书信集中是罕见的。

　　为什么当年弘一大师对温州会有那么强烈的好感？不妨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探讨弘一赞赏温州，并长期驻锡于此地的原因。

　　冬暖夏凉 景色宜人

　　所谓“天时”，指的是温州良好的自然气候。温州地处亚热带，又近临瓯江入海口，受到海洋气候的直接影响，因而冬暖夏凉，雨水充沛，空气湿润。

　　弘一大师出家后严守戒律，坚定履行佛戒中“衣不过三”的律条。这在春、夏、秋三季，不成问题，但到了寒冬腊月，就较难对付；何况这里所说的“衣不过三”，根据佛教的“不杀生”戒律，制作冬衣的材料只能用棉花，而禁用羊皮、驼毛、蚕丝等，这就大大限制了冬衣的抗寒功能。弘一身体一直比较羸弱，早年生过肺病，后来又长期患神经衰弱症。他必须找到一个在冬天也能安然闭关修行的地方，而温州就因气候温和，适宜于他过冬御寒，得到他的青睐。

　　从1923年三月起他离温到各地云游弘法，一到寒冬腊月，他还是常回温州过冬。据有关年谱记载：他在1923年、1927年、1930年冬天都是在温州过的，尤其是1930年这一次，他当时正在上虞白马湖法界寺听静权法师讲经，据亦幻《弘一法师在白湖》中回忆：讲经完毕已是十一月二十日，“时已雨雪霏霏，朔风剌骨，大地生寒”。由于弘一体弱畏冷，即刻离开白马湖，跋山涉水，仍回温州城下寮去。

　　每遇夏天，气候炎热，弘一如在外地云游，只要条件允许，也常要回到相对凉快的温州结夏。据弘一在《南闽十年梦影》中说：1929年他住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小楼上，从正月半一直住到四月，但他“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便回到温州去”。1930年春他到泉州承天寺，向月台佛学研究社的学生讲写字方法；到了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看来，温州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对弘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所谓“地利”，指的是温州优越的地理环境。温州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弘一法师在俗时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长期艺术实践养成的艺术素养和情趣，使他在出家后，对自己住地的自然环境常常以美学观点加以审视，对那些符合他美学要求的地方，往往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和浓郁的兴趣。

　　他的这一审美特点，早在1921年去温州驻锡前后就有突出表现。弘一在没有去温州之前，曾和他南洋公学温州籍同学林同庄说起自己想找一个清净修持之处，林在说到温州“气候温适”的同时，还特别言及温州“山水清华”，弘一法师“闻之欣然”，于是下定去温州驻锡的决心。他来温后，一再对友人赞美和推荐此间优美的景色。如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日给瑞安郭奇远信中说：“明岁仲春，行将移居尊邑大罗，有草庵数椽……闻其地殊幽胜，当来仁者可杖策来游也。”他1924年六月初一给刘质平信中也说：“顷有道侣，约往茶山宝严寺居住，其地风景殊胜。”他1924年八月十七日给挚友杨白民女儿杨雪玖的信中又说：“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萃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其同游。”等等。

　　人文丰厚 佛学崛起

　　所谓“人和”，指的是弘一在温州所处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环境。温州拥有丰厚的人文资源，弘一对此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给郭奇远信中就明确宣称：“尊邑人文之盛，驰誉遐迩。”事实正如此，温州历史上出过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在温州人中间，逐渐形成并维系一个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的可贵传统。由于弘一出家以前，在绘画、音乐、戏剧、诗词、书法、金石等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享誉全国，不少温州人对他仰慕已久。因此弘一来到温州，受到此间人们的广泛欢迎和拥戴，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当时的人文氛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佛学的崛起。晚清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期望从佛教哲理中吸取某些对现实斗争有借鉴作用的内容，从而认真研究起佛学。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文人，由于对中国当时局势的失望，也希企从佛学研究中寻找心灵的港湾和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佛学这时在中国各地呈现兴旺的势头。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以来，“学佛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

　　当时温州就处于这么一个形势，用弘一1922年9月从温州写给李圣章信中的话来说：“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围绕在弘一身边的一批文化人，很多是对佛学研究有素，热心佛教事业的。比如曾留学日本，回国办过学校，后专修净土宗的周孟由，曾化名“邓寒香”，和弘一通信三封，分别就 “失戒”、“我执”等佛学问题，请教弘一，被弘一赞为“所论甚是，至可感佩”。

　　这批文化人通晓佛学，信仰佛教，为了普及佛法知识、深化佛学研究、实践佛教理念，除了在温州创建菩提学会、莲池学会、鹿城佛学会，举办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和赈灾济贫等慈善机构等等以外，对弘一这样的高僧来温弘法，当然表示热情的迎接，并给予全面的扶持。如亲自陪同弘一从杭来温的吴璧华，承担弘一驻温期间的“饭食之资”和“一切费用”的周群铮，发起木版翻刻弘一手书《五大施》三经的刘景晨，为弘一书写“晚晴院”匾额的“永嘉长者”陶文星，替弘一刻制“演音”、“沙门月臂”等印章的金石家谢磊明等人，便都是其中佼佼者。而温州的僧界，如庆福寺寺主寂山和尚、弘一闭关期间专职侍者高文彬等人，当然更不在话下。

　　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到温州以后，和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作为其中一支的佛学界人士，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细致的照料，全面的支援，衷心的呵护，从而使弘一在弘法过程中深感方便、安适和鼓舞。这应当是弘一在温州驻锡十二年之久的更重要的缘由。

　　弘一法师驻锡过的茶山宝严寺。 南航 摄

　　徐正纶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从1921年到1932年，曾在温州先后住过12年。 12年间，除在温州庆福寺驻锡较长时间外，他还住过江心寺、茶山宝严寺、仙岩伏虎庵、郭溪景德寺。

　　驻温最久 情有独钟

　　如果说弘一大师对温州“情有独钟”，我看也并不怎么离谱。以下三例便可为此作出具体证明：

　　一、弘一大师的僧腊总共24年，而在温州的驻锡年份几乎占去了一半。弘一出家后驻锡过很多市县，连续时间最长的当是温州。虽然弘一大师自1928年初到厦门，至他圆寂，在南闽驻锡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南闽是个地区，弘一在南闽住过厦门、泉州、漳州、惠安、永春、南安等诸多市县。从单个市县说，住在温州头尾12年，应该算是最长的驻锡时间了。弘一就曾说过自己出家后“居温州最久”。倘若他对温州没有浓厚兴趣，能来来往往住那么久吗？

　　二、1922年初，弘一大师恳求拜温州城下寮主持寂山和尚为依止师时曾说：“吾以永嘉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俾可安心办道，幸勿终弃。” 弘一出家后，四处云游，到过江浙赣鲁闽各省的很多城镇乡村，从来没有以“第二故乡”称谓过自己驻锡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唯独温州能得此殊荣。

　　三、弘一大师到温州不久的1921和1922年之间，接二连三给亲朋好友写信，表示对温州的赞赏。如1921年八月二十八日给杨白民信中，称在温州“一切安适”；同年十二月初五日给刘质平信中，又说在温州“颇能安适”；次年四月六日给李圣章信中，也说在温州“诸事安适”。对一个地方的感觉，如此高密度、高频率地出现三个“安适”，这在弘一的书信集中是罕见的。

　　为什么当年弘一大师对温州会有那么强烈的好感？不妨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探讨弘一赞赏温州，并长期驻锡于此地的原因。

　　冬暖夏凉 景色宜人

　　所谓“天时”，指的是温州良好的自然气候。温州地处亚热带，又近临瓯江入海口，受到海洋气候的直接影响，因而冬暖夏凉，雨水充沛，空气湿润。

　　弘一大师出家后严守戒律，坚定履行佛戒中“衣不过三”的律条。这在春、夏、秋三季，不成问题，但到了寒冬腊月，就较难对付；何况这里所说的“衣不过三”，根据佛教的“不杀生”戒律，制作冬衣的材料只能用棉花，而禁用羊皮、驼毛、蚕丝等，这就大大限制了冬衣的抗寒功能。弘一身体一直比较羸弱，早年生过肺病，后来又长期患神经衰弱症。他必须找到一个在冬天也能安然闭关修行的地方，而温州就因气候温和，适宜于他过冬御寒，得到他的青睐。

　　从1923年三月起他离温到各地云游弘法，一到寒冬腊月，他还是常回温州过冬。据有关年谱记载：他在1923年、1927年、1930年冬天都是在温州过的，尤其是1930年这一次，他当时正在上虞白马湖法界寺听静权法师讲经，据亦幻《弘一法师在白湖》中回忆：讲经完毕已是十一月二十日，“时已雨雪霏霏，朔风剌骨，大地生寒”。由于弘一体弱畏冷，即刻离开白马湖，跋山涉水，仍回温州城下寮去。

　　每遇夏天，气候炎热，弘一如在外地云游，只要条件允许，也常要回到相对凉快的温州结夏。据弘一在《南闽十年梦影》中说：1929年他住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小楼上，从正月半一直住到四月，但他“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便回到温州去”。1930年春他到泉州承天寺，向月台佛学研究社的学生讲写字方法；到了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看来，温州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对弘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所谓“地利”，指的是温州优越的地理环境。温州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弘一法师在俗时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长期艺术实践养成的艺术素养和情趣，使他在出家后，对自己住地的自然环境常常以美学观点加以审视，对那些符合他美学要求的地方，往往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和浓郁的兴趣。

　　他的这一审美特点，早在1921年去温州驻锡前后就有突出表现。弘一在没有去温州之前，曾和他南洋公学温州籍同学林同庄说起自己想找一个清净修持之处，林在说到温州“气候温适”的同时，还特别言及温州“山水清华”，弘一法师“闻之欣然”，于是下定去温州驻锡的决心。他来温后，一再对友人赞美和推荐此间优美的景色。如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日给瑞安郭奇远信中说：“明岁仲春，行将移居尊邑大罗，有草庵数椽……闻其地殊幽胜，当来仁者可杖策来游也。”他1924年六月初一给刘质平信中也说：“顷有道侣，约往茶山宝严寺居住，其地风景殊胜。”他1924年八月十七日给挚友杨白民女儿杨雪玖的信中又说：“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萃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其同游。”等等。

　　人文丰厚 佛学崛起

　　所谓“人和”，指的是弘一在温州所处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环境。温州拥有丰厚的人文资源，弘一对此曾作过很高的评价。他在1922年六月初二给郭奇远信中就明确宣称：“尊邑人文之盛，驰誉遐迩。”事实正如此，温州历史上出过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在温州人中间，逐渐形成并维系一个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的可贵传统。由于弘一出家以前，在绘画、音乐、戏剧、诗词、书法、金石等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享誉全国，不少温州人对他仰慕已久。因此弘一来到温州，受到此间人们的广泛欢迎和拥戴，自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当时的人文氛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佛学的崛起。晚清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期望从佛教哲理中吸取某些对现实斗争有借鉴作用的内容，从而认真研究起佛学。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文人，由于对中国当时局势的失望，也希企从佛学研究中寻找心灵的港湾和安身立命之所。于是，佛学这时在中国各地呈现兴旺的势头。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以来，“学佛成为一种时代的流行”。

　　当时温州就处于这么一个形势，用弘一1922年9月从温州写给李圣章信中的话来说：“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围绕在弘一身边的一批文化人，很多是对佛学研究有素，热心佛教事业的。比如曾留学日本，回国办过学校，后专修净土宗的周孟由，曾化名“邓寒香”，和弘一通信三封，分别就 “失戒”、“我执”等佛学问题，请教弘一，被弘一赞为“所论甚是，至可感佩”。

　　这批文化人通晓佛学，信仰佛教，为了普及佛法知识、深化佛学研究、实践佛教理念，除了在温州创建菩提学会、莲池学会、鹿城佛学会，举办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和赈灾济贫等慈善机构等等以外，对弘一这样的高僧来温弘法，当然表示热情的迎接，并给予全面的扶持。如亲自陪同弘一从杭来温的吴璧华，承担弘一驻温期间的“饭食之资”和“一切费用”的周群铮，发起木版翻刻弘一手书《五大施》三经的刘景晨，为弘一书写“晚晴院”匾额的“永嘉长者”陶文星，替弘一刻制“演音”、“沙门月臂”等印章的金石家谢磊明等人，便都是其中佼佼者。而温州的僧界，如庆福寺寺主寂山和尚、弘一闭关期间专职侍者高文彬等人，当然更不在话下。

　　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到温州以后，和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作为其中一支的佛学界人士，相处融洽，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细致的照料，全面的支援，衷心的呵护，从而使弘一在弘法过程中深感方便、安适和鼓舞。这应当是弘一在温州驻锡十二年之久的更重要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