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徐蔚如的提示与弘一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金梅)

 　　徐蔚如的提示与弘一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作者：金梅

　　弘一法师在近代中国佛学界，被看作是律宗的第十一代传人；在其整个佛学系统中，又以华严宗的哲学理念一以贯之，而这些都与佛学家徐蔚如居士的启示有关。

　　弘一法师自进入佛门，就很重视律学的研究和守戒持律的实践，首先是因为有徐蔚如的提醒。

　　徐蔚如(1878～1937年)，名文蔚，号藏一，以字行。浙江海盐县人。幼年随母攻读经史百家之学，兼学算学；受母亲信佛的影响，亦礼佛诵经。1898年(时21岁)秋试不第，入京捐资为部郎，兼任京浙学堂算学教习。1908年(时31岁)，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宣统年间，补度支部通阜司郎中。辛亥革命后，携眷南归，寄寓沪上。民国初年，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并主办《浙江日报》。后因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徐蔚如远离政界，以研佛弘法为务。其间，曾往宁波观宗寺参访天台宗四十三代祖师谛闲法师，到阿育王寺朝礼舍利塔。集资刊刻《释摩诃衍论释》一部，并为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主持的金陵刻经处捐资。1914年，徐蔚如再次入京做官，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结识时在教育部任参事的蒋维乔，二人经常相与研讨佛学。1918年初，徐与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等几位护法大居士，发起成立戊午讲经会，公推其南下宁波观宗寺迎请谛闲老法师北上讲经。就在戊午讲经会期间，徐皈依了谛闲法师，法名显瑞。法师返南后，徐与蒋维乔、梅光羲、江味农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由徐负责主持，任刻经处校刊。徐以此作为他终身的事业。20年代初，徐又创立了天津刻经处。及至徐蔚如于1937年去世的10多年间，京津两地刻经处，校刊佛典近两千卷，每卷后面，又都附有徐撰写的跋文，提纲挈领，精华耀眼。徐所主持的刻经处、尤其是天津刻经处，专刻“南山宗”律书。“南山宗”的“三疏”(唐代“南山宗”的创始人道宣律师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繁补阙随机羯磨疏》)、“三记”(北宋元照律师所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国内久已不传，或仅有残篇零简，清末始从日本请回，经由徐蔚如校刊流通，中土才得其全貌。除了校刊印行佛典，徐蔚如还做了大量讲经弘法的工作。1935、1936年间，他在天津功德林讲解《华严经大意》，每晚两小时，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以此，北方佛界中人，多尊称徐为“华严学者”、“华严大师”。

　　徐蔚如之提醒弘一应该重视律学的研究，还是在他出家之前。据跟随谛闲法师北上讲经的虚法师在其《影尘回忆录》中记载，1918年3月，徐蔚如趁南下迎请谛闲法师之机，取道杭州，这样劝告即将出家的李叔同(那时他已皈依了悟和尚)发愿重兴南山律教：“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几百年来，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就有也不彻底。因此，你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由于徐蔚如的提示，李叔同入佛后，确是重视律学的研究与实践的，但他起初研究的并非“南山律”，而是“有部律”。他把注意力逐步移向南山律宗，同样是受了徐蔚如的“规劝”。他在《余弘律之因缘》演讲中说：“其时(引者按：即弘一编撰成《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钞》两部专著的1924年，“毗奈耶”为梵语“律”的音译)，徐蔚如居士创刻经处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费资数万金，历时十余年，乃渐次完成。徐居士始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因是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弘一在编撰上述两部专著的同时，为了修订和完善其另一专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也研读了南山律宗的代表性著作“三疏”、“三记”。但又正如他自己所说，那仅仅是兼学“南山”而已；其学“南山”之意“渐次增进”，并最终放弃“有部”而宗“南山”，还是六七年以后的事。其标志则是1931年4月2日，他在浙江上虞县法界寺佛前立誓发愿。从此，弘一专学“南山”，并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誓愿文曰：“本师释迦牟尼如来般涅日，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钞疏，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下利华日僧众。弟子所修，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莲邦，速证无上正觉。”在谈到这一转变时，弘一说：“……昔佛灭后九百年，北天竺有无著天亲等兄弟三人，天亲先学小乘而谤大乘，后闻长兄无著示诲，忏悔执小乘之非，欲断舌谢其罪。无著云：汝既以舌诽谤大乘，更以此舌赞大乘可也。于是天亲遂造五百部大乘论。余今亦尔。愿尽力专学南山律宗，弘扬赞叹，以赎往失。此余由新律家而变为旧律家之因缘，亦即余发愿弘南山宗之因缘也。”

　　弘一发专学南山律誓愿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当年夏天，在浙江慈溪金仙寺自誓受菩萨戒，并发弘律誓愿。愿文中说，以此弘律功德，“愿我及众生，无始以来所受众罪，尽得消灭。若一切众生所有定业，当受报者，我皆代受。遍微尘国，历诸恶道，经微尘劫，备尝众苦，欢喜忍受，终无厌悔；令彼众生先成佛道。”第二个行动是，在五磊寺筹建南山律学院，此事未果，又在金仙寺和镇海伏龙寺举办流动施教团式的律学讲座。为了专弘南山律，弘一还将那些想学新律(即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学僧另入旁听之列，表示他已重“南山”而轻“有部”了。

　　弘一第三次移锡南闽后，在弘法讲律过程中，对自己昔年在律学所宗上的过错，屡次表示了忏悔。他创办了南山律苑，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弘扬四分律和南山律宗的佛事之中。为了表示决心，他和性常法师及诸弟子，第三次发了学习和弘扬南山律的誓愿。弘一经常在各地弘扬佛法，普及戒律尤其是南山律宗，则是他讲演的重点题目之一。

　　为使信众学有依归、不离正道，弘一在各地作南山律讲演和编纂相关的通俗读物时，还为徐蔚如主持的天津刻经处复校了新刊本南山律著，以正其错讹。他在《四分律随机羯磨疏》跋记中，除了表示要竭尽心力广为弘扬这部著作，还对徐蔚如的劳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随机羯磨》，今所传者有数本，……，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曾披诸本参互考订，……，历时年余，乃成此册。正古本之歧误，便初学之诵习，宏护律教，功在万世！”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徐蔚如居士的刻经事业，再次掀动了弘一法师专学南山律宗的热情，也深化和坚固了他弘扬南山律的誓愿。而弘一法师在这方面的最大功德，是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对照徐蔚如天津刻经处刊本，句读和校注了他从日本请回的道宣“三大记”和元照“三部记”(即“三疏”、“三记”)，还句读和校注了《四分律比丘尼钞》、元照《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等10多种“南山宗”的律学经典，总数超过500万字。为对校而阅读的相关典籍，恐在千万字以上。

　　弘一还做了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道宣“三大部”、灵芝“三部记”，卷帙浩繁，文字古拙，义理赜隐，以这些著作为代表的“四分律南山宗”，以及每种戒律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繁琐严密之状，有如蛛网，后之学者，每畏难而不敢问津，或虽学而浅尝辄止。面对这种情景，多年来，弘一有意摭挈其要，为居士们编一部《南山律在家备览》，但因行踪不定和渐形衰老、疾病侵体而未能成就。1939年后避居福建永春桃园，他终于花了将近两年时间，纂成《备览略编》一部，别以流通。该编将“四分律南山宗”中涉及戒法、戒体、戒相、止持诸相，忏悔仪规，以及敬佛仪相、入寺法式、造像塔寺、瞻视病人、出家宗致等等佛门日常规范的主要言论，摘录汇编在一起，文字简约，便于阅读。清末民初刻经，每删去科文(以表格形式所作的内容提要)。对此，弘一法师不只多次表示异议，还身体力行，设法弥补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端。他在浙东和闽南两地，先后编过《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五戒持犯表记》、《菩萨戒受随纲要表》、《含注戒本疏略科》等20多种科表。通过这些撰著，无力阅读原典者，也可以把握到“四分律南山宗”的大致内容、戒律的要害所在；有意精研者，则可由此入门而渐进堂奥密室。

　　除了虚法师回忆录中提到的，1918年3月弘一出家前，徐蔚如曾在杭州见过他一面，此后有过书信来往(弘一法师致徐蔚如信现只存一封，介绍其侄子李圣章面见徐蔚如)，没有材料证明，两人还有过其他更直接的联系，但徐蔚如对弘一法师中兴南山律的影响是深远的。弘一并非人云亦云之人，在弘律一事上，他却逐渐深入地遵循了徐蔚如的“规劝”，终成承续“南山宗”的一代祖师。如果要说弘一法师作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传人的贡献，恐怕主要就在整理和普及该宗的典籍上面吧。

　　徐蔚如及其主持的京津刻经处，不只以刊刻南山律书而闻名，徐亦以华严学者称名于世。这一称誉之由来，是由于他校刊了华严一系的诸多经典，其中尤以解释会通华严宗理念的《华严探玄记》、《华严搜玄记》和《华严纲要》等三大疏最为著名。徐还亲自讲解华严宗经义不遗余力。其对近代中国华严学的发展可谓贡献至巨。而于弘一法师佛学思想体系哲学基础的形成，亦引起了引导性的作用。

　　弘一法师之入佛，不单是为了避却俗世的纷扰，以求清静；入佛后，也不想仅仅做个撞钟念经的和尚，他是为了生西成佛，超生脱死。而要达到这一终极目的，从修行角度上说，首先就得从佛教哲学的高度，把握到佛性和佛境的内含，以及到达的途径。弘一钻研《华严经》和华严宗，正体现了他探索佛性和佛境时的品位。弘一入佛后七八年，大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广泛进修、深入把握佛理佛法，尤其是中国佛教各宗各派佛理佛法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形成他的佛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包括“以华严为境”、“借助儒道为辅”、“以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四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中，“以四分戒律为行”即以上提及的弘一已专宗南山律及其相形相副的守戒持律的行为，虽说是承上启下的中心环节和关键之所在，“导归净土为果”，更是弘一入佛及其佛学思想体系之终极鹄的，但“以华严为境”，却是统率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而在这一哲学基础的形成中，徐蔚如提出的研读《华严经》的步骤与方法，对弘一法师的启示与导引，也是不能忽略的。

　　在佛陀诸经中，《华严经》开讲最早，后贤比之太阳初出、先照高山，钝根之人要理会它谈何容易。从弘一法师有关文字来看，他读诵研习《华严经》，采取两种方法：读诵时，抓其核心；研习时，先疏后论。按照《华严经》的经义结构和华严宗的传统观念，《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是整部《华严经》的核心。弘一所说读诵时要抓住核心，即指要抓住《普贤行愿品》。但他在《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中又说，除了《普贤行愿品》，“或兼读《华严经净行品》。清徐文居士(引者按：即徐蔚如)曰：当以净行一品为入手，以行愿末卷为归宿。……以上两种，宜奉为日课。 ……若欲读全经者，宜读唐译(扬州砖桥法藏寺版最善，20册)。徐居士曰：读全经至第五十九卷《离世间品》毕，宜接读贞元译《普贤行愿品》四十卷，共九十九卷，较为完全。盖《入法界品》，晋译十七卷，唐译二十一卷，皆非全文。贞元译本，乃为具足。……若有余力者，宜兼读晋译(金陵版共16册)。徐居士曰：晋译亦宜熟读，盖贤首以前诸祖师引述华严，皆用晋译，若不熟读，则莫知所指。”可见，弘一所强调的要抓住核心，是在徐蔚如对《华严经》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而且，他从徐蔚如那里得到启发，以为只有熟读了全经，才能抓住核心之所在。

　　弘一“先疏后论”研习《华严经》的步骤与方法，同样得益于徐蔚如的有关提示。他在《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一文中引述徐蔚如的话说：“所以劝学者研究华严，先疏后论者，以疏是疏体，解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解得十分便获十分之益。终身穷之，而勿能尽。纵使全不能解，亦可受熏成种，有益而无损。论是论体，利根上智之士，读之有大利益。而初心学人，于各种经教既未深究，于疏钞又未寓目，则于论旨未易领会。但就论文颟顸笼统读去，恐难免空腹高心之病。莲池大师谓统明大意，则方山专美于前；极深探赜，穷微尽玄，则方山得清凉而始为大备。斯实千古定论，方山复起，不易斯言。”正是由于按照“先疏后论”的步骤进行研习，弘一法师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华严经》所建构的佛境。从他所走的途路中，青年佛教徒和佛教学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份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地研读《华严经》和华严宗的系列书目：《华严感应缘起传》→《华严悬谈》→《华严吞海集》→《大藏辑要》目录提要“华严部”所列诸书→《华严疏钞》→《华严合论》。在这一系列疏解书目中，弘一于唐澄观著《华严疏钞》(唐德宗听澄观讲经，生清凉之感，赐号清凉，以此《华严疏钞》又名《清凉疏钞》)尤为看重，以为“此书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在弘一看来，《华严疏钞》不但是进入、研习《华严经》和华严宗，也是进入和研习佛教各宗的方便之门。但他对当时流行的多种《华严疏钞》的版本甚为不满，并计划与弘伞法师合作，依据徐蔚如居士的有关考订，期以20年之功，发愿重新厘会、修补、校点《华严疏钞》。可惜此项工程未能全部完成，弘一只留下了一本供自己阅读的点校本《华严疏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