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研究的新收获——读徐正伦编著《弘一大师诗词全解》(金梅)

 　　弘一研究的新收获——读徐正伦编著《弘一大师诗词全解》

　　作者：金梅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一历史文化名人，日渐引人注目起来。虽无官方的有意推动，单靠民间的自发行为，海内外已经形成了一支人数不少的研究队伍，且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弘一学”(有如《红楼梦》研究之有“红学”)的设想。但如实说来，对这一人物的研究，只是处于搜集、辨别、整理其生平事迹和著作的阶段，更深入的解读与剖析，还有待学者们自身素养的提高和沉潜艰苦的努力。例如，作为清末民初的诗词大家之一的弘一，他的作品，虽说数量并不很多，用词用语也不是太古奥难解，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词语的化用前人的诗句，以及作者彼时彼地在作品中表露特定情感的曲折性的隐晦性，对普通读者来说，总是一种阅读上的障碍，这就需要有学者下功夫加以诠释与解读。遗憾的是，所出各种版本的弘一诗词集，大多仅有作品而无注释，更无题解之类的文字。最早注意于此的，是浙江学人徐正伦先生。他于1995年以“余涉”之名编注出版了《李叔同诗全编》，为喜欢李叔同诗词的读者，克服了一部分阅读上的困难，但该编仅有少量的注释和说明文字，也还不是一本理想的编著。可喜的是，徐先生在这一编著的基础上调整充实提高深化，又于去年11月间，在台湾出版了《弘一大师诗词全解》(以下简称《弘诗全解》)，笔者有幸得赠一册，认真读过之后，觉得这是近年来弘一研究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应该引起同道者们的重视。

　　《弘诗全解》编著者，经过认真的考证辨伪和广泛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书中收入了弘一先后创作的诗词160首，加上附录中所收与弘一有过瓜葛的作品3首，共计163首。(编者在《补遗·附记》中说是144首，这一统计数并不准确，原因是将同一题名下两首以上的绝句只按一首算数的缘故。)编者在界定哪些算是弘一的诗词作品时，突破了中国传统诗词理念(如只承认按一定规格写成的律诗、绝句，或按词牌填写者，才算是诗或词等等)的束缚，不是狭义地而是广义地去裁度取舍，但又并不违背诗词创作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包容量，例如弘一创作歌词(如《送别》、《春游》、《忆儿时》等作品)，大多是先选定曲子(外国的名曲或中国的民间曲调)，再依照该曲的意境和旋律填进歌词，这与被称为“填词”或“倚声”的长短句(宋词等)的创作程序没什么不同。再如弘一所写的部分偈词(《为红菊花说偈》、《净峰种菊临别口占》等)，其句式、平仄和音韵等，也与五言绝句的规格大致吻合，至于弘一两次为《护生画集》所作的题词，他自己就称之为“白话诗”。《弘诗全解》的编著者将这些歌词、偈词和“白话诗”一并收录其中，不只更全面地反映了弘一诗词创作的面貌，也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更充分地去了解作者的思想和艺术。

　　《弘诗全解》的编著者认为。弘一的诗词创作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情景近似，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其思想、感情和经验的实录”，“很少无病呻吟，无的放矢之作”；他的创作与其生平之间，“联系密切，反差不大”，他在他生平的每一时期，“都曾用诗词抒发当时的感情和心境”，因此可以说，他也是一个“自传性诗人”。

　　在以往的弘一研究中，多数学者也注意到了弘一诗词创作与其不同时期的情感和心境的关系，或在剖析其某一时期的情感和心境时，也往往引述其诗词作为引证，但还没有像《弘诗全解》的编著者这样，如此明确地将弘一诗词作为作者“思想”、“情感”、“心境”的“实录”的。基于对弘一诗词创作这一总体品格的把握，《弘诗全解》的编著者，不再像以往那样采用分类编排，而是改为“编年体”的方法。当然，如果编著者仅止于多加注释和编排方法上的变化，《弘诗全解》的价值就会受到局限了。在我看来，这一编著的显著成就及其对深化弘一研究的意义，就在对每首诗词所作的题解上面。编著者在进行题解时，能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将每首诗词放到特定的背景——社会历史背景和作者创作时的心理背景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结上加以剖析。

　　编著者所关注的，是弘一诗词“在诗人各个时期的经历和思想中起到哪些反映作用”。这样解读，既能较为准确地理解弘一每一诗作的特定涵义，也为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找到了“生动的注脚”，从而有可能启发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地去把握弘一的整个“人生历程”和“思想轨迹”。比如说，弘一在居留天津时期，有过维新变法的愿望的言论，但在移居上海后的五六年间，却又经常地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且多有与艺妓们应酬唱和之作。怎样看待他这一时期的经历及其在诗词中所作的反映呢？一味地避而不谈，不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诗论诗，以为那只是作者颓废荒唐生涯的表现，也未必把握到了作者彼时彼地真实的感情与心境。从其所作的题解中可以看出，《弘诗全解》一书的编著者则认为，弘一那一时期的诗词作品，是他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思想苦闷找不到出路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发泄，和以期获得心理平衡的方式。写过高亢昂扬的《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等作品的弘一，不久又在其诗词中流露出了伤感惆怅的情绪和向往彼岸世界的意向。对此，《弘诗全解》的编著者，也从作者写作这些作品时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背景上找到了合理的诠释——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诗人对现实感到了失望的反映。联系作品写作时的历史背景予以题解，编著者对弘一某些内涵较为隐晦的作品，提出了新颖而合理的解释。如认为《初梦》一作，是“作者为纪念旧民主主义革命烈士陈天华所作的一首怀旧诗”，这是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的说法。

　　弘一法师——李叔同，作为一代文宗和艺术先驱，为什么他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呢？《弘诗全解》一书，通过对他诗词作品的注释溯源，从一个角度(即从他深厚的学识修养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经编著者的精心考订，弘一诗词中引用的典故和古诗词在一百起以上，其出处有《诗经》、《礼记》，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吴越春秋》，有《论语》、《孟子》，有屈原《离骚》、曹植《洛神赋》、司马相如《上林赋》、潘岳《闲居赋》、枚乘《七发》，还有王肃《孔子家语》、王嘉《拾遗记》、左思《咏史》、刘义庆《世说新语》、孔稚圭《北山移文》、萧衍《河中之歌》等等。至如杜甫、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沈期、刘禹锡、岑参、许浑，以及柳永、苏轼、李煜等唐宋诗人词人的佳句，被引入他作品中的就更多了。正如编著者所说，在弘一诗词中，“经史子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及骈文、笔记、野史等等，无所不包。”弘一作品所引典故与古诗，有些还是较为冷僻的，如《西江月·哀国民之心死也》中来自《元史》和元代陶宗仪《辍耕录》的“冬青一树”的事典，《昨夜》中语出唐代许浑《送郑寂山人南行》诗句“梨叶一枝红小秋”(原诗为“离人故园思，小秋梨叶红”)等。我在阅读《弘诗全解》的过程中，一方面明显地感觉到，弘一诗词(及其它艺术)创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确是由于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当然还有他能与时俱进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很感慨，多年来，人们(包括笔者)对弘一诗词只能停留在笼而统之的印象上，不能深入其堂奥之中，原因就在缺乏相应的学识上的准备。如果根本不知道弘诗中所用语词、所引典故古诗的出处与含义，又怎能真正去理解其内涵呢？《弘诗全解》的编著者，在这方面表现了其难得的学养与功力。

　　《弘诗全解》中也对弘一诗词的艺术特色作了一些探讨(如说弘诗构思诡异、用语瑰丽奇谲、结构跳腾跌宕，善于化用典故古诗，善于写景，善用“通感”、映衬手法等)，但与用在题解上的功夫相比就很不够了。特别是对弘诗整体风格的把握，还不够明晰、确定。另外，由于编著者只是就弘诗(词)谈弘诗(词)，未能将其放到中国近代诗(词)史中去鉴赏，因而也没有进一步考察到弘诗(词)在诗(词)史中的确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