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以创新、改革著称的禅宗，以适应由古代佛教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率先开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革新运动。寄禅、太虚、印顺都是中国佛教时代精神和理论创建的杰出代表，构成了鼎力于佛教改革的三个时代。从佛教的出世到入世，到“人生佛教’’的提出，进而“人间佛教’’理论的完善和实践，是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次创新，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社会化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兴佛教的作用。

　　禅宗是我国佛教的典型代表，一部禅宗史或可认为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缩影。1840年，与鸦片战争同时展开的，是中西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正面交锋，中国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理学思想在这种交锋中受到冲击，西方文化由此而一路高歌猛进，正是伴随着欧洲学术界对佛学研究的执著和趋热，佛学作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交契点而得以重视和倡扬，这不仅使佛教实现了新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振兴局面。以创新、改革著称的禅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由古代佛教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遂率先开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革新运动。禅宗大师在弘扬禅宗的同时，对其他佛教宗派也采取了必要的融通与修习，积极地参与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兴办佛教院校，广泛组建佛教团体，同心同德地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是寄禅、太虚、印顺，他们三位都是中国佛教时代精神和理论创建的杰出代表，并因此而构成了鼎力于佛教改革的三个时代。

　　一、现代佛教转向——从出世到入世

　　寄禅(1851—1913)，又称八指头陀、敬安，亦为近代诗坛上著名诗人。16岁出家的寄禅，先后担任湖南六寺和浙江一寺的住持，一贯提倡禅林古风，一生开堂26年，及门受法者颇多，太虚、圆瑛即出其门下。1908年为抵制清政府“庙产兴学”的政策，他提出“保教扶宗，兴办学校”的主张，亲自创办宁波僧教育会，开办僧、民学校。1912年，寄禅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并自任会长。他凭藉刻苦求学和诗歌创作的天赋，从23岁开始写诗，历经39个年头，共写了1900多首诗。计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八指头陀诗续集》八卷、《嚼梅吟》一卷、《白梅诗》一卷等。他学佛写诗，诗中有禅，禅中有诗，心归净土，爱国护教，造诣颇深。

　　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次侵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生活在困顿离乱中的八指头陀并没有逃避现实，对国难民瘼漠然视之，他用诗文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歌颂爱国将士的抗敌精神，谴责投降派的可耻行径。先后发表了《我虽学佛未忘世》等诗作。他在诗中写道：“平沉大地复何事，粉碎虚空无一言。惟有哀时心尚在，白头垂泪望中原。”“折足将军勇且豪，牛庄一战阵云高。前军已报元戒死，犹自单刀越贼豪。”“谁言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如此等等。这些爱国弘教的诗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佛教实现人世转向的先导。

　　由于洋务运动以来的“庙产兴学”运动严重危及佛教界的生存，日本政府企图仿效西方派谴传教士的作法，趁机向中国派遣一批日僧，以引诱中国僧寺受其保护而为其侵华目的服务。杭州等地的一些僧人，因不明真相，冒用寄禅之名而接受日本人庇护。寄禅针对这种辱国辱教行为，上书朝廷，表明爱国立场，呈请政府与日本人交涉，并明示保护寺产，清廷颁布了“保护佛教，僧众自动兴学，自护教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寄禅藉此大力开展护教兴学活动，先后于1904年与松风在杭州筹办僧学堂；1908年与栖云、圆瑛创办宁波僧教育会。寄禅把儒家“孝”的观念引入佛教，并说“波罗提杈孝顺父母，诸佛圣人皆从孝始”。他以出家之人直接介入社会政治，并力争在组织上使佛教成为一种社会集团力量。寄禅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鲜明地标志着近代佛教在转向关注实现人生方面已经到了由理论而付诸实践的时刻，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人文倾向。太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生佛教”思想的。

　　二、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佛教理论的创立

　　太虚(1889—1947)，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法号惟心。16岁出家，从临济派下，同年受戒于宁波天童寺寄禅法师。太虚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寄禅对其以唐玄奘的资质赞许，并予以精心培育，使其在佛学理论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虚与拥护革命的僧人华山、栖云交往甚密，人杨仁山居士的“祗洹精舍”学习，读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谭嗣同《仁学》、严复译《天演论》、章太炎《告佛子书》等著作，深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于是，他“陡然激发以佛学人世救人救世的弘愿热心”、“急转直下的改回真向俗的途径”。后又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邹容的《革命军》及《民报》、《新民丛报》等的影响，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

　　辛亥革命胜利后，太虚于1912年初抵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推行佛教革命，并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协进会得到孙中山赞可，遂应仁山之邀，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后因佛教守旧势力的反对，宣告失败。1913年1月3日，寄禅于北京法源寺圆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追悼会，太虚大师针对佛教丛林所存在的积弊而在追悼会上发表了“三种革命”的主张：“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产革命。”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对三种革命作了如下说明：一、教理革命，佛教应注意现生的问题，不

　　应面向死后的问题作无所谓的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以研究宇宙人生真相，指导世界人类向—亡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应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教制革命，是关于佛制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改善。第三，教产革命，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之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核心是要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传恶习。以为供养十方长老，培养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是他佛教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以此举起“人生佛教”的大旗，为之奋斗终生。

　　太虚的佛教革新思想显然受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自己曾把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比拟，认为教理革命就是民权主义，教制革命就是民族主义，而教产革命则就是民生主义。后来他又模仿三民主义而提出了所谓的“三佛主义”，即建立有主义、有纪律之僧团组织的“佛僧主义”，大力发展佛教徒，在僧侣组织之处还要建立居士组织的“佛化主义”，以及用佛教影响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佛国主义”。

　　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其重点在于整顿僧制，建立新僧团。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受到佛教内部保守派特别是占寺产为已有的实力派的强烈反对，遂使改革遇到阻力。为了推进佛教改进运动的发展，太虚便转而积极从事佛教教育。由太虚亲自倡导并主持、先后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等。大师特别注重僧人品德的培养。他认为，出家僧群是主持佛法的，因此必须有真实的修持、高深的道德和无间断地阐扬佛法的精神，“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大师曾以“澹，谓澹泊，即澹于欲，佛法上就是尸波罗婆罗蜜，即所谓持戒；宁，谓宁静，即宁于心，在佛法上就是禅那波罗蜜，即所谓修定；明，谓明于理，在佛法上即般若波罗蜜，即所谓得慧；敏，谓敏于事，即工作敏捷之谓，在佛法上，勤学五明，无量功德。”圆太虚大师所要的僧格，一是持戒，守住僧家的淡泊本色；二是实行，弘扬佛法，济人利世。他在讲授佛教教义的同时，还鼓励僧人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他强调：“夫处今之而言佛，但将佛海中世间出世间之养法尽量发挥之。用为融摄，则尽东西古近之一切宗教学术，靡不可融摄者；用为拣除，则尽东西古近之一切价值学术，靡不可拣除者，不应附依一家一派之说而障蔽之也”。圆这是太虚大师为学的特点。他在《新与融贯》一文中自述道：“本人三十年弘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判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太虚大师的眼光是远大的。佛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并取得发展，就必须旁通其它文化学术思想，就必须融贯现代的各种文化学术思想，就必须吸收现代的研究方法。这些构想，即使对于今天我国僧佛教育的建设和出家僧众的培养，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太虚大师创办的佛学院，课程参照日本佛教大学，学者在家出家兼取，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做改进僧寺及办教育工作；在家的依人乘正法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这是大师对其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实施。

　　太虚大师在闭关期间，深研佛理，对律藏、小乘经论，大乘文殊、龙树一系经论，弥勒、世亲一系经论，对唯识、华严、净土、密、禅诸宗都作了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的基础上写出了《佛教导论》、《整理僧伽制度论》等著作，从而形成了他的主要佛学思想，其主要观点是佛法之要躬践力行，必须按照“瑜伽菩萨戒本”去践行，而宗旨则集中在一点上，即“舍己利他”、“饶益有情”、“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成佛就在人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就在个人日常的道德行为之中。

　　太虚把他的“人生佛教”理论推向世界。1928年，太虚开始了他的西行，经西贡、新加坡、埃及抵达法国，发表了《西来讲学之意趣》，“佛学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宗同”、“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等演讲。他在巴黎发起创办世界佛学院，并任院长，其办院的宗旨是：“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太虚在欧洲期间，还到英国、比利时、德国讲学，后又赴美讲学，在历时8个多月的佛旅中，在向欧美传播中国佛学的同时，也使中国佛学走向了世界。

　　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在他那个时代难以建设人间净土，但这对近现代中国佛教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太虚以后的佛教可以说正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当代海外推行的人生佛教、国内提倡的人间佛教，皆与太虚大师的现代佛教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人间佛教”理论的完善与实践

　　印顺(1906---2005)，浙江海宁人，俗名张鹿芹，20岁时读冯梦桢《庄子序》：“然则庄人，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由此引起探索佛法的兴趣。1930年出家，受具足戒于圆瑛长老。先后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求法，并用大量的时间、精力阅读《大藏经》，为日后的佛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7年，太虚大师圆寂，印顺被推举担任《太虚大师全书》主编。1952年，接任《海潮音》杂志社社长，太虚创立并发行了30多年的《海潮音》杂志，得以重振以往重要功能。1965年，印顺接受中国文化院聘请，出任哲学系教授，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进人大学任教的出家法师。1971年，出版《中国禅宗史》一书，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印顺法师学优行粹，著名学者郭朋先生把他与东晋著名高僧道安相提并论，说他是“佛教思想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伟人”。印顺精研三藏，着眼于佛法之全体，推其原始以察其终要，孜孜不倦，实践着学佛的初衷，“对佛法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著所能尽的努力”，为佛弟子树立实践菩萨行的典范。先后在台湾创立妙云三若、福严精舍、慧日讲堂等弘法道场，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并在菲律宾、马尼拉、日本等地弘法。

　　印顺曾追随太虚办学，又系统地读过太虚的著作，所以他的佛学思想深受太虚影响，积极宣传“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继承太虚的“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进一步非天化的给以理论的证明，其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从利他中所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其基本思想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一致，同样强调“从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学菩萨行圆满而成佛”。只是在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方面，太虚着重于大乘教义，而印顺则从全部佛教思想的演化中去加以考察，认为佛教本来就是在人间。他从《增一阿含经》文中所言“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受到启发，深入挖掘印度原始佛教的思想精神，最终发现“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教”，而不应该是鬼化、神化的。p，印顺法师廓请了重重障蔽，佛法才重显它的本义，而“人间佛教”的提法也因此而得以建立在可信的理论基础上。显然，印顺法师把“人生佛教”进一步推进到“人间佛教”的境界，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完善了“人间佛教”的理论。

　　1994年，印顺以89岁的高龄巡走当年出家、学习、教书、受戒之地。到雪窦寺，以一束鲜花向太虚舍利献上最诚挚的礼敬，到普陀山前寺普济寺顶礼祖庭。

　　20世纪50年代，印顺的佛学思想逐渐对台湾佛教界产生影响，80年代达到高峰。80年代中期，印顺著作开始进入大陆，随着对传统佛教的反思和对当代佛教的重新建构，印顺的思想，不仅在学理上而且在实践上已越来越对当代中国佛教产生现实观照和积极影响。

　　从佛教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人间佛教”本是佛陀时代就有的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人间佛教”所主张的“学佛做人”，所提倡的“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等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从现代佛教发展的趋势看，一些国家、地区和佛教组织团体，都把积极人世和参与社会作为其佛教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明确追求。“人佛教”思想是由禅宗大师为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而首先举起的一面大旗，从学佛不忘救国的寄禅，太虚“人生佛教”的提出，到印顺“人间佛教”理论的完善和今天“人间佛教”的实践，不仅是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又一次创新，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社会化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兴佛教的作用。宗六祖慧能创造性地发扬了达摩祖师之禅，在经历了一次创造性转换的佛教——南宗禅之后，又经过宋元明清的充实和历练，遂成为中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佛教宗派。它的发展、改革决定了中国佛教的走向；它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使中国佛教摆脱了印度佛教的束缚，形成了符合中国文化特色，吸引并接纳中国文人、劳动大众参与的新兴佛教体系，从而使其有条件成为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新兴宗教。近代佛教的改革，是以禅宗为代表的印度佛教中国化、人世化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佛教终于完成了由出世到人世、由宗教到现实、由佛国到人间的重大改革，彻底改变了佛教的禅迷观念和理论导向。特别是寄禅、太虚、印顺及其理论与实践，更是构成了近现代佛教改革的三个时代，对推进我国佛教的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实际和心里状态，均具有积极意义。“人间佛教”，是佛教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海峡两岸广大佛教缁素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