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2014/9/4    热度:187   

母亲

 

  一天,和圆定师坐在西山山颠,俯瞰喇荣山沟和远方的山峦,她说起她的母亲:

  我对我母亲的认识,是在出家之后。我去找法王认证的学院最年老的空行母,问我父母的情况。

  空行母说:“你母亲决定往生。”

  “她一点也不信佛!”我说。

  “无论她信不信,都会往生。”空行母说:“她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我忽然想起一位活佛曾对我说,“你母亲是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好。”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回想起母亲的一点一滴。

  母亲十七岁时,举家逃难到桐乡。一天,日本人来了,母亲和妹妹们跟着外婆逃到稻田里,横躺在稻田中央,鸵鸟一般,听天由命。

  外婆问躺在身边的母亲:“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也没有,杨家向我提亲,他说他会保证我们全家的生活,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杨家的儿子?”

  “不。”母亲说:“我才不嫁!”

  母亲十五岁的妹妹嫁给了杨家的儿子。因为是代母亲而嫁,母亲内心痛苦,决定去苏北参军。

  婚礼上,杨家的儿子送给母亲一枚金戒指作为路费。

  母亲把金戒指换成钱,穿过封锁线,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旅程,来到红军的根据地苏北。到苏北的第一天,在大街上,遇见了已经参军的我的父亲。

  母亲参军一年后,抗日战争结束了。父母在后勤部队,参军后,没有打过仗。他们常常行军,一天走100里。解放战争时,一天,母亲随大部队行军,走到了浙江一座小城的城门口,见到城门上写了几个大字:

  “小来:杭州解放了!”

  母亲是杭州人,那是走在队伍前方的一位年轻的战友,为了告诉她这个消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笔,把大字写在城门上。

  解放后,父母的部队驻扎在南京。母亲每月有十二元补助,寄给我外婆八元。母亲的小妹妹去看姐姐和姐夫,父母拉着她的小手,在黄昏的时候,在南京政府大院外宽阔、浓荫蔽日的大街上散步。小妹妹只有十几岁,前一分钟,纤弱、敏感的小妹妹还沉浸在这变化时代的异乡的幸福中,后一分钟,父母会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爆发一场旋风一般的激烈争论,令中间的小妹妹陷入极度紧张和恐惧的痛苦中。

  后来,父母随部队来到上海,母亲转业到地方单位。父母工资较高,长年赡养和资助各自的父母兄妹、穷困的亲戚。母亲的单位很远,单程需要两个小时。我出生后,母亲一直抱着我去上班,下班时,单位已经空无一人。她到了单位的托儿所,见我一个人躺在昏暗的儿童床上,嗓子已经哭哑了。

  母亲早上六点多就出门,晚上九点多才回来,几十年如一日。父亲每晚八点,会到汽车站等我母亲,有时等半个小时,有时等一个小时,无论是刮风、下雨,严冬还是盛夏。

  幼年的我,对母亲眷恋至深。父亲出差,我会欣喜若狂,因为有了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机会。我总是撑不到母亲回来,就已昏昏睡去。早晨醒来时,母亲已杳无踪影。这样的早晨,令我无限忧伤。天空也黯然失色,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四岁的我,每天有了一瓶牛奶,这是家里唯一一瓶牛奶。我每天缠着母亲,这个牛奶瓶太小,我要喝更多、更大的一瓶。母亲没有和我讲理,也没有训斥,百般温柔地答应了我。她把一个酱油瓶洗干净,把牛奶倒进瓶中,加上温水和白糖,交给我。每天早上,我坐到宽宽的窗台上,幸福地听着院中鸟语花鸣,享受着取之不尽、饮之不竭的一大瓶牛奶。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母亲是否在家。我总要送母亲到楼梯口,回到家,爬到二楼的窗台上,等母亲从下面走过。

  “妈妈——你早一点回来!”这样一遍一遍叫着母亲,直到她的身影在长长的弄堂里消失殆尽。

  读小学时,为了我第二天要去少年宫接待罗马尼亚国家主席,母亲一夜没睡,为我做了一件新衣服。

  母亲有一双凹陷的深邃的大眼,高挑的双眉,明星一般深情美丽。永远不会以忧郁、焦虑的形象出现,而是永不疲倦,热情洋溢。

  我考进市重点高中理科班,为了究竟选择文科还是理科,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我三天失声,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故乡城市,母亲每每坐车从我家附近一所大学路过时,会想,她的女儿依然在读大学,正坐在白炽灯照耀下的梯形教室里。

  如果她见到马路上、弄堂里一对引人瞩目的青年情侣,会暗暗思忖: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这样的幸福人生,她也应该有……

  她曾经和我说,我愿意代受你所有的痛苦。

  母亲的窗前有三株高大的女贞树,母亲在我离开家乡远行时,以女贞树为题,写了一首诗给我。那首诗说:

  窗外的女贞子花又开了,

  馥郁芬芳,

  当年,为女贞子花作诗的小姑娘

  已远在异国他乡

  当我回到故乡城市,我对信佛的姑妈说:“您留心,如果有一个密宗的上师,比较著名的,您告诉我,我要皈依。”

  不久,清定上师到上海,姑妈穿过整个城市,让我去皈依。皈依后,我请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开始吃素。母亲盛怒,说佛教是鸦片,出家人是寄生虫,我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不思报国,为人民服务,却走上这样消极逃避的道路。

  我怕她造口业,只有逃到另一个房间,把她一人留在激动愤怒的情绪中。

  她无法转变我,对姑妈耿耿于怀。姑妈不敢来我家,好不容易来一次,如坐针毡,忍受母亲对她和佛教的冷嘲热讽。我出家以后,皈依了二十年的年老的姑妈竟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

  “我真的很后悔啊!后悔介绍你皈依了清定上师,我不应该来管你的事,现在你出家了,你爸爸妈妈是多么痛苦啊!”

  我修五加行时,一天大礼拜一千多。完成十一万后,我一高兴,告诉了我丈夫。丈夫的脸立刻变色,心沉到了谷底。他一到我父母家,就指着我,心事重重地说:“爸、妈,你们知道她在做什么?她磕了十一万个头!”

  宛如听到了某人的噩耗,他们三人同时用诧异的、陌生的目光瞪着我,心脏受到了重击。

  “发疯了,”我父亲说:“她已经发疯了。”

  不久,一位来自喇荣的出家人住到我家,第二天,是我例行的看望父母的日子。我带着出家人来到父母家,父母呆了。他们准备了一些素菜,招待了出家人。他们虽然称出家人“师父”,却面色青黑,魂不守舍,无有笑容。他们的思想牢牢地盯在了某一点,他们鼻尖下凝固的空间。

  在我出家前的一段日子里,母亲一再说:“我警告你,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不要做伤透我心的事。如果你要做,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做。我死了以后,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每周一次去父母家,母亲说:“你能不能一周来看我们两次?”

  我支支吾吾:“我很忙……”

  每次离开父母家,他们都翻箱倒柜找出好吃的东西,坚持要我带回去。不管是寒冬,还是炎夏,母亲都送我到汽车站,等汽车来。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很快要八十了。”她说:“我估计我只能活五年。你不要让我最后的这几年很痛苦。”

  这话,她说了几次。一年后,我在喇荣出家,空行母告诉我说,“你父母四年后有寿障,如果那一年不死,还可以活几年。”

  我对九十多岁的师父说:“我很想出家,但不想伤害我的父母。我想等我父母死了以后再出家。”

  师父说:“你应该盼你父母长寿,而不是盼你父母早死。”

  我出家后,三年中没有回家。听父亲说,母亲的脾气非常暴躁,对任何人都粗暴以待。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一个人流泪。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因为你,我将少活十年。”

  令我惊讶的是,在电话里,母亲斟酌着对我说:

  “你已经选择了出家这条路,这一生,就不要再改变。”

  我给父母家人寄了很多佛教的书,母亲说,“你让我看佛教的书,要求太高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她对我的两位姐姐说:“以后哪一天,我走了,她没有饭吃,你们一定要帮她,这就算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她在我出家三年后,说:“我想通了,因为我爱你,我要让你做你喜欢的事,让你做你觉得快乐的事。”

  父母的离休金较高,母亲说:“我们的钱,用都用不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多活几年。把钱留起来,留给你们。”

  在我的劝说下,父亲每年寄几千元给学院。他说:“我们不要念经,不要点油灯,不要供斋,这钱给智悲小学、扶贫医院和扶贫会。”

  “不许你给我念经,”母亲说:“不要给我做任何事。你要做,可以给你父亲做,不要给我做,我不需要。”

  她穿孩子穿下的衣服,她给自己买的鞋和衣服,只有十几元一双,几十元一件。她对美食和保健用品没有兴趣,对任何营养品、补品都嗤之以鼻。她的一生,从来没有爱惜、重视和关心过她的身体,没有给它吃好的,穿好的,让它充分休息。

  她把别人送给她的各种食品和礼品寄给我或转送给其他人。每年,她寄钱给她的小妹妹和桐乡乡下的表哥,去外婆、大妹妹的墓地扫墓。家里十几年如一日,什么都不添置,越来越斑驳破旧。姐姐想帮他们装修房子,她一口回绝。她从浴缸里跳出来,滑到在厕所间的瓷砖上,缝了八针。父亲要装修厕所,把浴缸换成淋浴室,她坚决不同意。

  姐姐说:“你想想看她这个人,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八十岁了,还会从浴缸里跳出来!”

  她对家人对她的生活上和身体上的关心极不耐烦。这些事,对她不重要。

  她从来没有让别人关心的需要。

  她身体健康,精神烁烁,看病公费,死后有火葬费。她曾开过一个大刀,临床一个病人对我说,你母亲太硬,我和你母亲开的是一样的刀,我知道动完刀醒来以后有多疼,她一声不吭!

  母亲年轻时颀长,老了变得瘦小。她奔过各种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为了赶一辆大巴。家人再三告诫她,穿马路必须看两边,慢慢走。

  她说:“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慢慢走!”

  “车子撞了你,是谁吃亏?谁受苦?”父亲和兄姐们不可思议瞪着她,要她明白。

  “他们敢撞我?我不会被撞死的,我不要你们管!你们烦不烦!”

  她一生都是这样的,软硬不吃。

  有时,我在母亲前称赞她,她说,“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点好话,我就改变了吗?去!别来这一套。你不要给我嬉皮笑脸!”

  一次,母亲找东西,找不到,就骂她找的东西。我批评母亲,母亲说:“嘿嘿!哦,嘿嘿!”

  又说:“干嘛,我为什么不能骂它?我就是要骂它,我骂了它,它就出来了。”

  她每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有时用讥嘲的口吻,有时冷笑,有时比较温和,后面还要加两声“呵呵”。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她说:“呵呵。”

  无论她站着或坐着,她说这话时,目光向下,似笑非笑,意味无穷。无论说任何事,这句话都会冒出来。

  它是对一切的总结。

  我打电话回去,父亲和我说完话,问一边的母亲,“你要说几句吗?”

  话筒那边传来母亲的声音:“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者:“你说了就可以了!”

  或者:“我忙。”

  在母亲可以给我打电话时,她从来没有想起给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你在做什么?”

  “我在度死日。”她说。

  又一次,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妈,你在做什么?”

  “我忙得很,”她说:“我有很多报纸没看。”

  她不喜欢看电视言情剧,对小品、唱歌和古装戏尤其反感。她喜欢看报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又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妈,你在做什么?”

  “我在孵豆芽。”她说。

  豆芽不用孵,它自己会长。她是说:

  她在干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干一件不必要的事。

  干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等待的事。

  她什么也没干。

  很缓慢,很缓慢。她每天只需要看豆芽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

  几乎看不出它的变化,这时,她的心要不为所动。因缘聚合之时,它会长大。

  我回家探亲,母亲打开一个又一个橱门、抽屉,给我看家中的东西。

  “你需要任何一样东西,就拿走。我没有舍不得的东西。”

  我把以前的佛经放进一只纸箱,想放到大橱顶上。我拿来方凳,母亲把我一推,自己一脚蹬上方凳,抱着沉重的纸箱举到头顶,用头把箱子顶到大橱上。

  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困难危险的事,犹豫为难的事,她上。

  母亲离休后,学习老年大学的课程,对政治尤感兴趣。在很长的老年时光中,母亲学习党的工作报告,政府的工作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寄给已经出家的我,希望我能够学习党的各项工作政策。不听广播、不看报、不看电视新闻、不关心国家大事对她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她是离休干部支部书记,在她八十岁的年纪。她和他们每个人联系,组织他们学习,拟讨论议题,写工作总结。她的另一个工作就是频繁地看望住医院的老同事,参加他们的追悼会。

  她说,“就像你们上师天天为你们传法,就是每天给你们敲木鱼。我也要督促他们学习,就像放羊,要用鞭子轻轻地,轻轻地打一下。”

  她把从报上剪裁的小诗给我看。那首诗说:

  她是一棵大树,无论树影走到多远,都会回到树根。树影离去又归来,归来又离去。大树的一生,都会给予它庇护。

  她提到我父亲就发出“哼”声,因为父亲不喜欢学习这些报告。

  从小到大,父亲都给我母亲碗里夹菜,但母亲并不领情,经常对父亲大叫,“我自己有手!”

  父亲皱着眉,痛苦地对我说:“你看,你看,这种人!”

  母亲经常牙痛,不爱吃水果。父亲为了让母亲吃下水果,会剥了桔子,泡在热水里。等桔子温了,给母亲。

  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们,因为我一直想,我的身体不如你父亲,我可能先走,我希望你能够照顾你那可怜的老父亲。”

  过年了,母亲的拜年电话从大年夜响到初二。母亲善于应对,软硬兼施,从来没有见到母亲失去控制。一位比母亲年轻十几岁的工程师是我家的朋友,他每次见到我都说:

  “我这一生最尊敬、最佩服的人就是你母亲。她一生清廉,洁身自好,处理问题很公正,很有方法。没有人不服她。”

  父亲在信中对我说:“你母亲和领导、同事、群众的关系都很好,每年有很多拜年电话,这一点,你母亲做得很好,我不如你的母亲。”

  我陪父母去菜场,希望帮他们提菜,父母与我争抢,他们横眉竖目,直到我让步,直到他们提得和我一样多。

  我和母亲散步,长聊,她关心时事,谈的多是世间的各种不如意。她说,如果做国家领导,制定合理的政策,就能够较大程度上利益人民。没有想到,母亲竟然有这样的理想。

  我立刻鼓励母亲:“妈,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完全有这个能力。今生虽然不可能了,来世,你完全可以实现你的理想。”

  母亲无言,默默地走,想着什么。

  我走的时候,母亲说,“我们没有几年了,你每年回来看我们一次吧?”

  我吞吞吐吐:“一年很快,我两年看你们一次。”

  母亲没有争辩,“如果我还能活十年,还能见你五次。”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夏天,父母会坐上有空调的轻轨,从城市的西南角到城市的东北角,又从东北角到西南角,痴痴地望着大玻璃窗外整齐的高楼、花园小区、车流和人流……

  他们有离休证,坐车不用买票。他们坐上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从它的始点到它的终点,又从终点回到始点。公共汽车缓慢地行驶,他们不说话,有些紧张地瞪大眼睛,似乎害怕错过什么,眼一眨不眨,瞪视着窗外每一个变化的景象……

  在这个大都市中,他们成为一对旁观者,短途旅行家。他们越走越远,坐上一辆又一辆陌生的大巴,巴士把他们带到一个崭新的区域,他们望着阳光下一栋栋新楼,新楼里的绿色园区、从楼里走出的人,任何一个场景都一晃而过,他们瞠目结舌、目不暇接,默然无语。

  母亲七十岁那年,说:“人生苦短。”

  如果还能见几面,每一面都一如既往地平淡。没有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和死别的悲怆,它们被抑制和回避了。他们又回到了巴士的旅程上……

  这一对都市的行者有一天会从这个城市突然消失,永远地消失,那座城市将成为一座空城。

  我一直在想,母亲应该来自极乐,否则,不信前生后世、不念一句佛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她不可能决定往生。

  如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子,她永远生机勃勃,在她智慧豁达的笑容里,隐含了无言的深深的伤叹。

  母亲,她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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