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布施：慈悲的实践

　　佛教的慈悲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践成为佛教与社会联系的桥梁。如果说慈悲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那么布施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佛教的布施是菩萨修行成佛的六度之一，其内容十分丰富，甚至可以包含一切利他行为。一般来说布施有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布施旨在建立一种正当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传统而言，在家信众供养出家法师为财施，而出家法师为在家信众讲授佛法为法施。大乘佛教强调慈悲，在家人可以法布施，出家僧众亦可以财布施，从事社会慈善公益、医疗、和救济工作。南北朝时，中国寺院设置质库；唐宋时代设立养病坊制度，成立悲田院；饥荒时，寺院僧尼积极参与社会赈灾活动。这种慈善布施的实践奠定了佛教的社会基础，也是佛教赖以在中国社会生存的根本保障。在明清以降，也许正是由于佛教僧团失落了这种布施的社会实践、闭关于寺院森林、脱离了社会，从而导致了佛教的衰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唯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佛教是一厌世而出世的宗教，佛陀不关心任何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公益慈善相关的问题。这种说法受到佛教界、特别是当今学术界的批评。许多佛教界领袖，如中国的太虚、斯里兰卡的法护、印度的阿贝达格等都坚持认为佛教是入世而救世的。罗睺罗法师认为，慈悲和利益他人是佛教的基础。他甚至说：“佛教以反对社会不公平和迷信祭拜的精神力量而出现；佛教谴责了种姓制度的垄断，从而倡导众姓平等；佛教解放了妇女，给予她们精神自由。”[1]如果有人认为，佛教只有高尚的理想、伦理、和哲学思想，而没有具体的社会理论和实践，这是对佛教和佛陀一生及其思想的片面理解。佛陀和他的声闻弟子们关心民众的现世幸福，佛教所强调的只不过是现世的幸福不可能没有以道德和精神为基础的清净生活；反过来说，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道德和精神生活也是十分困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佛教并没有主张放弃经济生活，而是认为这种生活并不是目的，但可以成为达到更高尚目的的方法。[2]在《转轮圣王修行经》中，佛陀清清楚楚地表明，贫穷是社会道德堕落和犯罪的原因。(《大藏经》卷一，页四十中)佛教的社会理论和实践以中道为基础，主张入世而不着于世，用正当的方法和自己的劳动积极进取、创造财富、好善乐施。

　　慈悲是一切善德的根本，而布施是一切善行实践的总称。就社会慈善公益而言，大乘佛教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崇高的理想，但问题在于如何把理论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或者说如何在慈善公益活动中体现佛教的慈悲。这就有待于人们加深对布施理念的理解和实践。布施是六度之一，其内容十分丰富，从一针一线的金钱财物、到身家性命。(『须大拏太子经』《大藏经》卷三，页418-424)布施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需要，布施的方式也不同。[3]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契机量力而行布施。在早期的阿含经典中，布施同持戒和升天是佛陀及其出家弟子常给在家信众讲法的内容。在这些经典中，布施一般指在家信众对如法出家持戒修行者供奉一切资生办道之物。出家人亦应精进不放修习圣道，并以善法教授在家众。对于在家众来说，布施与出家人的修行同等重要。这种布施的理念维持了在家出家二众的正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在家众布施出家众，受施的出家众应报恩于前者。佛陀在《增一阿含》中说：

　　檀越施主当恭敬如子孝顺父母，养之、侍之，长益五阴，于阎浮利地现种种义。观檀越主能成人戒、闻、三昧、智慧，诸比丘多所饶益，于三宝中无所罣碍，能施卿等衣被、饮食、床榻、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诸比丘，当有慈心于檀越所；小恩常不忘，况复大者；恒以慈心向彼檀越；说身、口、意清净之行；不可称量，亦无有限，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使彼檀越所施之物，终不唐捐，获其大果，成大福佑，有大名称，流闻世间，甘露法味。(《大藏经》卷二，页564中)

　　佛陀要求诸比丘尊敬布施者，并常怀报恩之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的物质生活依附于在家信众的供养，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布施本身的重要性。布施之功德无量，不被任何盗贼所掠夺，能具足七宝国王之生，是升天之径，乃至成就三十二相，最终觉悟成佛。布施能给受施者带者莫大利益，“犹如与迷者指示其路，粮食乏短而给施食，恐怖之人令无忧恼，惊畏者教令莫惧，无所归者与作覆护，盲者作眼目，与病作医王，犹如田家农夫修治田业，除去秽草，便能成就谷食。”(同上)。

　　被佛陀称为“布施第一”的给孤独长者，又名阿那邠持长者，是佛陀时代僧团的第一大檀越，曾倾家建造祗树给孤独园，其家门永远为出家众敞开，“听诸比丘随所须物三衣．钵盂．针筒．尼师坛．衣带．法澡罐。及余一切沙门杂物。尽听弟子家取之。”阿那邠持不但供养僧团，而且常于四城门、街道市口、以及家中，给一切需要者广行惠施，需食与食，须浆与浆，须车乘、妓乐、香熏、璎珞悉皆与之。佛陀听说阿那邠持长者广行布施，十分赞赏，有一天便问长者是否一直在行布施。长者告诉佛陀，他常常广作平等布施，施食与一切有情众生，及至其它动物，因为，他认为一切众生皆由食而存其命，有食便存，无食便丧。佛陀听后，大为高兴，赞叹说：

　　善哉！善哉！长者，汝乃以菩萨心，专精一意而广惠施。然此众生由食得济，无食便丧。长者，汝当获大果，得大名称，有大果报，声彻十方，得甘露法味。所以然者，菩萨之处恒以平等心而以惠施，专精一意，念众生类由食而存，有食便济，无食便丧。是谓，长者，菩萨心所安处而广惠施。《大藏经》卷二，页565上)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一、佛教布施的对象是一切需要布施的人，不仅局限于僧团；二、善于布施者即是菩萨，布施即是在行菩萨道，亦可成就无上菩提。布施理念在大乘佛教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其实践更为具体和细致。《佛说宝雨经》列成就布施波罗密的十种法门：一、成就法施；二、成就无畏施；三、成就财施；四、成就无希望施；五、成就慈愍施；六、成就不轻慢施；七、成就恭敬施；八、成就供养施；九、成就无所依施；十、成就清净施。《大藏经》卷十六，页286)其中，无畏施即是观想一切众生皆为父母，故没有不可以给予的，乃至自己的性命。无畏有两层意思：其一就是施者克服一切困难、不畏艰巨，无所畏惧，怀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给予受苦受难者予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帮助；其二：这种布施的目的在于让恐怖不安的众生得到希望和力量，从而勇敢直面困境、想方设法脱离灾难。财施即随所有财产而布施，包含一般慈善公益方面的活动。慈愍施即给予慈爱和怜愍之情，见诸有情受于苦恼、饥渴、贫露、衣服、垢弊，孤独无怙、无所依止，远离福业、无所趣向，菩萨作是思惟，起慈愍心而布施，正如《佛说宝雨经》卷一所说：

　　我为利益彼有情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诸有情受于苦恼，无归、无怙、无所依处，流转生死。我当何时为诸有情为归、为怙、为所依处？由是菩萨慈愍缠心，于常常时、于恒恒时，随所有物施彼有情。虽有饶益众生善根，终不恃此起于高慢。是名菩萨成就慈愍施。《大藏经》卷一六, 页286下)

　　大乘佛教强调了智慧和慈悲的同体性，故二者在实践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前面所讨论，龙树在巨着《大智度论》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慈悲作了详细地论述。他把大乘佛教的慈悲同智慧同样地看成是每一个学佛者所必修，从而确立了大乘佛教悲智双修的实践。《宝行王正论》是龙树写给国王的一封信，教导他如何做好一位国王。其中，龙树详细地讨论了佛教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相关的实践，其中包括教育、医疗、宗教、慈济等。作为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建造寺院、观亭、和馆驿，并在路旁造井开池，为路人提供茶水；对于那些病苦无依、贫困交加、没有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整日生活于怖畏之中的老百姓，行菩萨道之国王要慈悲摄受，勤心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安身立命、不受饥渴之苦，常常给予饮食、果菜、及新谷。如此慈悲布施的对象不局限于人，而是要广及一切众生，及至畜牲和饿鬼等。龙树接着说：

　　灾疫饥饿时，水旱及贼难；国败须济度，愿汝恒拯恤；田夫绝农业，愿给粮种具；随时蠲租税，轻微受调敛；施物济贫债，出息不长轻；直防许休偃，以时接宾客；境内外劫盗，方便断令息；随时遗商侣，平物价钧调；八座等判事，自如理观察；事能利万姓，恒恭敬修行；应作何自利，如汝恒敬思；利他云何成，如此汝急思；地水风火等，草药及野树；如此或暂时，受他无碍策；七步顷起心，为舍内外财；菩萨福德成，难量如虚空。[4](《大藏经》卷三二，页499上)

　　这是龙树对国王的忠告，其中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实践。Robert A. F. Thurman认为，龙树在此阐述了佛教的慈悲社会主义理念(Compassionate Socialism)。[5]这种理念虽是龙树在约二千年以前提出来的，但仍然对当代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建设赋有启发意义。佛教的慈善公益或布施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社会活动的核心。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一、布施与财富积蓄的关系，二、布施不是单纯的给予。龙树认为：“由昔施贫苦，故今感富财；因贪不知恩，废施无更得；世间唯路粮，不雇无人负；由施供下品，未来荷百倍。”(《大藏经》卷三二，页500中)。从三世二重因果关系和功德理念来看，布施是财富积累的途径。现在的财富即是过去布施功德的结果，现在得到他人的布施应当感恩布施者，现在的布施可以成为生产未来财富的福田。过去既可指前生，又可以是今生此前的任何一段时间；同样的，未来即指现在以后，包括今生。财富的获得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个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即使是他人的赠送或布施，也不是无因缘条件的。财富不是用来贮藏或贪执的，而是用来行善的，故佛陀主张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布施；财富不是用来纵欲而是修习自我控制。布施的功德不但牢固不失，而且可以乘方的模式成倍的增长，由布施将获得的财富利益也会以同样的倍数增加。一个人布施的越多，其功德就越大，其生产的财富也就会越多。[6]相反地，那些堆积储藏财物，吝惜不施者，结果是人财两空，只能是一个守财奴而已。这样，布施与财富、不布施与贫穷之间有着辩证的因果关系。(《大藏经》卷三二，页493下)布施之功不唐捐，名义上是在帮助他人，实际上是在利益自己。

　　布施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智慧的奉献；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三轮体空的实践。就慈悲的精神来说，众生需要什么，菩萨就要满足他们的愿望而给予，这是理想的、无分别的慈悲，其重点在于契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布施还贵在契机。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给予的，如毒品、武器等。[7]布施者平等普施而无分别之心，但因受施者各种因缘不同，故布施的结果也不会一样，真正的布施不但要考虑到布施之因，也应注意到布施之果。布施本身不能解决所有困难，其功用在于帮助受施者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给予他们提供一个解决困难的增上缘，即帮助他们帮助自己。就物质而言，布施只不过是创造条件，使受施者最终能够自立起来。[8]法布施和无畏施就是要让受施者明白事理、建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布施，无论是财施还是物施、乃至法施和无畏施都必须靠受施者个人的努力才能产生效应，他力终究要靠自力才能发挥作用，达到布施的目的。一般来说，一个人无法完全地享受他人的劳动财富，只能享受自己的财富；布施不是要满足受施者的欲望，故没有智慧的布施，往往助长不劳而获的贪欲。如果说布施是慈悲的具体表现，而慈悲与智慧同体，那么没有智慧的布施不但得不到功德，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和不堪后果。

　　《转轮圣王修行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转轮圣王之子继承王位后，他放弃旧制而行新法，故“其政不平，天下怨诉，国土损减，人民凋落。”随后，新国王即召群臣商议，如何治理国家，大臣们纷纷以先王治国之法告之。“王闻其言，即行旧政，以法护世。”但是，由于国家“不能拯济孤老，施及下穷”故一般百姓变得穷困光可潦倒，乃至没有了起码的经济生活基础，其结果就是相互侵夺、盗贼群起，久而久之，社会不得安宁。随后，国王下令打开国库，以物资救济偷窃掠夺之人，要求他们“供养父母，并恤亲族”，试图以此来消灭盗贼之害。但是，当其它人知道真相后，都以为只要做贼，国王就会赠与财宝，故尔，抢劫盗窃之风更为猖獗。最后，国王不得不以武力镇压，其结果就是暴力反抗，社会动荡，各种杀、盗、邪YIN、妄语等罪恶行为充实于社会。(《大藏经》卷一，页四十下~四一上)这部经典告诉人们，贫穷是人类道德堕落、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布施是提升人生道德、安定社会的主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必须由智能指导，不然则会弄巧成拙。

　　结语

　　当今世界，虽然科学技术发达，但是天灾不断、人祸横生；贫富两极分化；物质文明虽然满足了人类的欲望，但也诱发人们的更大欲望，其结果就是人类的身心不安、社会不和、世界不宁。科学和财富无法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宗教成为解决人类痛苦的一种选择。当前，时代和社会对宗教解除社会和人生痛苦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殷切当前，人们希望从宗教找到解决因科学的昌明和物质的发达而造成的人类灵魂空虚和精神失落等痛苦。也许正因如此，世界宗教都在努力重新诠释其思想和传统，纷纷投身于心灵拯救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去，试图用宗教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佛教中潜藏着丰富的社会公益理论，一旦得以适当地开发和诠释，并切实地落实到实践中去，将大大推动当前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其中，菩萨慈悲思想显得特别的重要，可以成为当前佛教徒从事社会活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以慈悲为本的布施实践能够帮助消除因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和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减少人祸天灾给人民的财产生命带来的伤害。大乘佛教慈悲布施的理念和实践，超越一切人为的障碍和宗教的局限性，可为所有人、社会、和国家接受和实践，因为除了利益众生、安定社会，佛教的慈悲布施没有其它目的；慈悲布施一无所求，既不是为了宣教，也不是为了争夺信众，而是人性的呈现，是人性至佛性的升华，适用于一切社会人生活动。

　　菩萨慈悲思想和布施实践对佛教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重建和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发达和物质的昌盛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人类的痛苦，反而造成更大的天灾人祸。如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痛苦？这是当代宗教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佛教的四谛法指出苦的存在性和可消灭性，菩萨的慈悲和布施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痛苦；不但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要慈悲，而且能提供如何做慈善布施的方式方法。慈善公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一个国家、宗教团体、还是企业集团都在不同层度上从事着慈善公益，但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家机器重在罚恶，无法从正面唤起人们行善之心；虽然提倡慈善，但说不明为何要慈善的因。一神宗教虽然倡导“爱自己的敌人”，但最终目的是要使敌人信奉自己的上帝，公益慈善只不过是一种让人皈依信仰的渠道和工具。佛教不同，人为什么要慈悲他人？因为慈悲是人性本具。人类为什么要做慈善公益？这是因为布施本身即是自利利他。佛教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布施三轮体空、平等奉献、一无所求；自他不二，这样，慈悲他人就是慈悲自己、布施他人就是利他自利，布施没有其它的目的，布施本身即是目的。但是，佛教的慈悲布施不是“烂慈悲”和“廉价的施舍”，而是在智慧指导下方便帮助利益诸有情。更为重要的是，佛教的慈悲不仅仅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慈悲，更强调慈悲他人的实践。在慈悲思想指导下的布施能有利于建构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建设正当的人与人之间利他自利的关系，其范围涉及到一切社会活动，如经济、感情、政治、知识、乃至精神等领域。另外，大乘佛教曾在历史上创造性地诠释了菩萨思想和慈悲的实践，这对当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的展开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如何创造新的菩萨思想、建立新的慈悲精神、实践新的布施慈善体制，则是当前佛教界所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续完)

　　注释：

　　[1]Walpola Rahula, Zen and the Taming of the Bull: Essays, London: Gordon Fraser, 1978

　　[2]Walpola Rahula, “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in Fred Eppsteiner, ed.,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s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1985:104.

　　[3]请参照『菩萨善戒经』《大藏经》卷三十，页1013-1018；

　　[4]作为一国王，应有义务维护社会秩序，故亦应惩恶，龙树说：“毒亦许施彼，若此能利他；甘露不许施，若此损害他；若蛇啮人指，佛亦听则除；或佛教利他，逼恼亦可行。”《大藏经》卷三二，页499中。

　　[5]Robert F. F. Thurman, “Nagarjuna’s Guidelines for Buddhist Social Action,” in Fred Eppsteiner, ed.,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s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1985:128-130.

　　[6]这和资本的投资模式似乎是一致的：投资的越多，获利也相对越多。布施是一种十分保险的投资，功不唐捐，没有任何风险。

　　[7]Har Dayal,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4: 175.

　　[8]中文翻译中有“盲病根不具，可悲丐无依；于庙不得遮，平等与彼食”一说，但Robert A.F. Thurman把英译“Cause the blind, the sick, the humble, the unprotected, the destitute, and the crippled, all equally to attain food and drink without omission.”这样的翻译似乎有“让大家平等地获得饮食”。见Robert A.F. Thurman, p.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