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印顺法师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佛教滥传戒法的状况最为切实的写照。

　　近代以后的中国佛教，已失却其健全渐趋于危险的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律风之不振。昔十诵宏盛于关中，四分光大于隋唐，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只能令人追慕而已。其实，自南宋以后，戒律的弘扬，就已经趋于式微了。《南海寄归传》卷三，义净律师云：“且欲受戒之时，非常劳倦，不披律典虚沾法伍，自损损他，若此之流成灭法者。”到了元代蒙人入宋以后，中国的佛教，已是强弩之末的时期，律宗更是显得门庭冷落。同时，由于禅宗一度盛行，对唐宋之间律学的撰述，无人问津，许多重要的律学典籍也就遂渐散失殆尽。明朝末叶，弘律的大德，又相续而起，如莲池、智旭、弘赞、元贤等均有律学著述存世。与莲池大师同时的古心律师，专弘戒法。另寂光三昧律师有著名的弟子香雪及见月二律师，亦极力弘扬戒律。此一时期，戒律的振兴又显出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可是，自香雪与见月二律师之后，弘扬戒律的法师又廖若晨星。民国初年，弘一大师慨然以弘扬南山律为己任，他在《学南山律誓愿文》中写道：“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愿护宏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律钞》及《灵芝记》，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恩，速证无上正觉。”弘一大师为了履践他的誓愿，点校《南山钞记》、《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律部要典，并著有《南山道宣律师弘传佛教年谱》、《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随机羯磨随讲别录》等三十二种。尤其《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是精简古人繁琐的律典而成的一部律学方面“经典性”的力作，对戒律的弘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令人叹惜的是受戒制度在近代中国佛教法务活动中，日显混乱。授戒的律师，本应是严持律仪，善识开遮持犯，善识时地因缘，能判定犯与不犯，能如法为人出罪，才可成为律师。但近代中国的传戒诸师，多半只是凭着自己出家有年，多少有些老参的样子，自认为就可以开坛放戒了!至于传戒流于形式的情形，印顺法师在《中国佛教琐谈》中鲜明地指出：“在南传佛教区，发心出家的，只要师长及大众同意，就可以集众为他受戒，几点钟就完成，是隆重而又平常化的。由于我国是大乘佛教，所以出家受戒的，还要受(通于在家的)菩萨戒，合称三坛大戒，不知什么时代开始，我国举行大规模的集团受戒，有五十三天的，有三十五天的(极少数是七天的，时间长而人数多，成为中国特有的盛大戒会。”印顺法师又以自己亲身经验说“由于我国是集团受戒，人数众多，所以在三师七证外，有好多引礼师(女众的名引赞师)引礼师的领袖，称为开堂大师父。论到正式传戒，没有引礼师的事，但是平常管教戒子的，大师父的地位非常重要，我是出了家就去受戒的，佛门中事什么都不懂，引礼师要我们记住“遮难文”，主要记住“无、无、非、非、非、非、非、无、无、无”(可能有些记错了)。就是问一句‘无’，就答一句‘无’‘或答一句‘非”，依著问答的形式答下去，不能答错就是。引礼师教导我们，如答错了，是要杨柳枝供养(打)的。等到正式受戒，就是答错了，没关系，好在三师都没有听见，我莫明其妙的记住，又莫明其妙的答复，受戒就是要这样问答的。后来读了《律部》才知问遮难，等于现在的审查资格。如有一条不合格的，就不准受具足戒，所以一项一项的询问，称为问遮难，能不能受戒，完成受戒手续，这是最重要的一关，这应该是根据事实的，而引礼师们却教我们这样回答，这样来受戒的没有不合格的，原则上人人上榜，那又何必考问？有形式而没有实际意义，在受戒过程中，没有比这更无意义的了……又如佛制：出家的自备三衣、一钵，若没有衣钵，是不准受戒的，所以要问：“衣钵具否？”引礼师教我们说：“具”。其实我国传戒，衣钵由常住(向信徒募款)办妥，临时发给戒子。常住早准备好了，还问衣钵具否，不觉得多此一问吗？我受戒时，常住给我一衣(七衣)一钵，受比丘戒时临时披了一次三衣。五衣我没有再接触过，(这本是贴身的内衣)大衣，是到台湾来才准备的，不过，常住预备好了，何必多此一问？不!这是受戒规制，不能不问，脱离了实际意义，难怪在受戒过程中，过多的流于形式，形式化的传戒受戒，可说到如此，有何话说。不过我觉得，在戒期中，引礼师管教严格，还挨了两下杨柳枝，对于一个初出家的来说，不失为良好的生活教育”。我想印顺法师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佛教滥传戒法的状况最为切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