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盛大辉煌的敦煌也变得如今这样的脆弱，经不起干旱缺水和风沙的侵袭，以至于到了现在这样：月牙泉面临干涸危险、敦煌将成楼兰第二，总理批示、省委书记视察......无论哪一条都能成为媒体的头条,特别是敦煌的生态恶化问题已成为人们持续关注敦煌的终极动因。有专家指出，敦煌的生态不保，发展下去敦煌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文化也终将在世界上消失。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或许通过我们记者的深入调查能对大家对保卫大敦煌这个命题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毕竟全人类只有一个敦煌。

　　历史：生态环境赛过江南

　　3月17日，敦煌文史学者、敦煌博物馆副馆长李岩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汉代以前，敦煌的生态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状态。据历史明确记载，其情景不次于如今的江南水乡。《汉书》记载的“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史记》中就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着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真实记录。当时匈奴人以不惧怕灭种之险和汉朝军队作战，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包括敦煌在内的祁连山一带水草丰茂的天然大牧场。在冷兵器时代，水草丰美的牧场差不多就是生命生存的代名词，其争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古时称之为氐置水（党河）和籍端水（疏勒河）的充沛水源滋润下，敦煌为广阔的绿洲草原，乔木林、灌木丛浓密覆盖，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有着“蓝天绿水、白云悠悠”的诗意境界。

　　汉武帝时，汉王朝为“断匈奴右臂”，“通商西域”，在击败匈奴，占据河西后，即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置“敦煌郡，徙民以实之”陈塞列燧，屯军屯田。从此，敦煌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根 据地和“丝绸之路”的咽喉，而两关就是伸向西域的两个犄角，扼踞要地，虎视丝路，成为汉王朝西陲巩固的前沿要塞。而汉王朝在敦煌屯戍的一切措施，都充分利用了这里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饶的生态资源。当时汉王朝在敦煌一带修建长城、烽燧等军事民用等筑点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都是利用这里生长的遮天蔽日、繁茂苍郁的多种天然植物如芦苇、罗布麻、红柳、胡杨等修筑而成的。历经沧桑风雨2000多年，迄今仍残存长城一百多公里，烽燧百余座，有些地段的长城和烽燧周围还残存着大量的芦苇和红柳。“因地为粮，因民为兵，因民为守”是汉代镇守边塞的主要措施。汉王朝更是利用敦煌一带水源充足、土壤丰腴等条件，进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初垦的处女地，土地肥沃，农业产量高，因而汉代这一区域有宜禾、美稷和效谷县等地名，当时的郡府修建了许多大型粮仓，来储存粮食，可谓是屯田之广，积谷之丰。此外，敦煌大面积的屯田和水草丰茂的自然条件，为当时频繁出入两关，丝绸之路上人马及西域不断的战事提供了必需而可靠的生活保障和军事供给。史书曾记载：“……李广利将败兵留屯玉门关外。一年后，又带六万多大军、牛十万、马三万，运送粮食的驴、骆驼一万多，天下骚动……”。而自张骞出使西域后，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而相随载货的驼、马也常常是成千上万。民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出现了“驰马之群，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

　　设想，如果敦煌当时没有一个良好丰饶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那些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马，怎能无后顾之忧走过两关外的300里白龙堆沙漠；那驻扎在敦煌的几十万的军队，怎能拼尽力气鏖战沙场。这是千年以前的敦煌生态记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敦煌生态又是如何一种景象？现年72岁的敦煌老诗人郭占法用诗词《敦煌奇景》作了真实记录：沙州无雨井不深，姑娘俯身照云髻；谁信荒漠多湖淖？满城潮水真惊人。他告诉记者，1955年6月27日他从天津支边初到敦煌，游敦煌北台大庙、大佛寺等处亲自看到敦煌城内四个大湖水面宽阔，水鸟飞翔更为惊奇的是城内水井只有一米多深，可供人梳妆照面，情景一点不亚于江南风景。1966年、1967年间曾在敦煌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根生教授更是对敦煌留下了美如诗画一样的描述：当时的敦煌西湖大小湖泊随处可见，植被茂盛，连绵的芦苇望不到尽头，以至于运送物资的汽车无法抵达目的地，水深的地方只好用羊皮筏子运输。那时的动物也不少，野鸭子、野骆驼在西湖很是常见，让人觉得敦煌是一片人类的净土，终生难以忘怀。

　　演变：抹不去的人欲阴影

　　敦煌学专家、敦煌市政协副主席高德祥告诉记者，历史上汉代敦煌周边屯戍区域，由于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战略地位，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对敦煌大规模开发利用，毁林屯戍滥伐滥砍，大片草原、乔木林和灌木丛开始逐渐缩小，村庄与耕地遍布，自然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敦煌周边区域绿洲的大面积沙漠化。距今敦煌东北六十公里，汉长城南面的甜水井遗址就是其中之一，这里为汉代宜禾都尉辖区，但现已完全沙化，仅在沙丘中露出几块土台。

　　魏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敦煌周边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前秦建元末年，武威、张掖以东逃避战火“西奔敦煌、晋昌（今敦煌东南）者数千户”。西凉李时，为安置这两万多户移民，又在玉门、阳关一带屯田，“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但是，此后政治动荡，民族战争纷繁，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再度移居敦煌，农业开始衰退。至袁翻任凉州刺史时（518—519年）“凉州土广民稀，粮仗素阙，敦煌、酒泉空虚尤甚”。这一时期罢弃了汉以来在阳关和玉门关一带的屯戍，因弃耕抛荒，致使疏勒河下游沿岸的大片土地荒漠、沙漠化，一些地段的长城、烽燧逐渐被流沙掩埋。而阳关及周围光裸的沙质耕地，也在洪积、风蚀的作用下，就地起沙，又加周边沙漠，尤其是西南面的库姆塔格沙漠趁势侵入，这里全被流沙覆盖。

　　隋唐五代以来，虽然敦煌的政权多有更迭，但农业经济一直持续发展。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又逐渐好转。尤其是疏勒河下游一带，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往来居住这里的商人不断。现敦煌城北110里的哈拉湖，唐代称“兴湖泊”，就是因“胡商从玉门关道往返居之，因以为号”。水利事业的开发和利用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据敦煌文书的粗略计算，当时敦煌大小支渠就有近百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耕地面积达到了10万亩。这一时期，随着佛教艺术的鼎盛，为了修建佛寺窟龛，对林木的需求量在急剧增长。当时在敦煌有三窟（榆林窟、莫高窟、西窟）、十七寺，还有兰若、佛堂和佛阁等百余所。莫高窟前殿堂楼阁数层，窗上虚栏阁道相连，窟周又有古寺僧舍毗邻，镌廊漆牖，雕栏画柱，木材用量极大。据文献记载，96窟“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林木损折”，曾用“木匠五十六人”之多，以及拆换下的木件“损折较多”，竟到了“不堪安置”之地步，可知当时营建佛寺窟龛木材用量之惊人。这种过度的垦牧砍伐，使逐渐恢复的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又导致了大面积土地的荒漠化和沙化。

　　宋代以后，敦煌逐渐衰落，到了明代，完全成为少数民族之游牧区。至清朝时，由于党河和疏勒河的丰沛滋润，流域内荒芜的土地上，自然植被已逐渐恢复，生长迅速，尤其是敦煌一带形成了一条东起安西，西至榆树泉盆地，近二百公里的天然林带，景色秀丽，甚为壮观。至解放前夕，敦煌生态再未遭受毁灭性破坏，仍是“沿途梧桐树（胡杨树）甚多，汉、唐烽燧掩映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