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王岳川著)

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3年12月

学者之责任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今时代如何落实这份责任？王岳川认为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梳理中国文化，使之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发现东方:中国学者的世纪眼光

上个世纪,“国粹与欧化之争”曾经盛极一时,自上世纪之末开始,西方中心主义颇为盛行,且存有诸多对我国传统文明的质疑与误解。中西文化何去何从,再成学界之聚焦。各家各派,各国各民,均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均有意或无意为各自的主义及所代表的国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寻觅精神的家园。于是乎,文化的讲坛,俨然成了争胜的战场。面对复杂的国际风云与挑战,作为千年来东方文化的代表,我国文化是否仍能持雄踞之势,获得话语权,我国文化身份何在?我国现代化的意义如何描述?21世纪我国形象谁来塑造?悄然间便成了关涉我国未来局势与命运,成了摆在全体国人,尤其是引领我国思想前锋的知识界面前的头等大事。在与诸多文化思想的对话交流中,王岳川教授应时构建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两大战略思想。

如何“发现”?作者告诉我们,“发现”的主体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对象是历经数千年仍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态,经过欧风美雨冲击出现的新文化形态,以及中国现代化中新生的文化精神。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或永远死亡、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而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清理,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就原则而言,“发现”首先要确立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以及前沿性问题。既承载传统,又吸纳世界思想精华,,善养“浩然之气”,告别“全盘西化”、“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树立东方文化重建立场,坚持“极高明而道中庸”,找到“精神生态和文化重建”的思想基石,从生命的体验与文化变迁的角度去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人类文化的走向。其次,在“义理、考据、辞章”与问题意识合一基础上,去思考去磨砺去考察东西方大哲的思想脉络。20世纪是中国“发现”西方的过程,21世纪也同样需要西方重新地来“发现和认识”中国。

如何输出?作者认为,一要有独立的视点和学术品格。在文化输出问题上要坚守立场,坚持学术品位和学术风格,真正输出代表我国文化的精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以他国之好为向。二要注意四个维度:文化精神遗产的总结;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

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的提出,对于“发现”和“输出”两大战略,作者还提出了可操作可实践的方案。其一,看重文本阅读的重要地位,计划出版并翻译260本书,其中古代100本。包括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影响中国的重要古籍100本译成英文;20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100名学者的思想结集的出版与翻译;主要反映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生态的“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60本专著的出版与翻译。其二,计划编100集ＤＶＤ,做部分电子光盘,借助现代传媒“发现”并“输出”。在这方面,作者尤其强调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的重要性。其三,作者认为美术、音乐、影视界等应注意文化差异性和互动性问题,要有挖掘民族文化艺术灵魂的勇气和魄力,要有能代表民族色彩的优秀文化艺术的输出雄心和胆识。为此,作者呼吁大家拿出“玄奘译经”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尽责尽能。实际上,无论是精神还是实践,作者皆身体力行,走在了众人前面。在理论之先,作者已先行完成了一部分实践工作,主编出版了近百本《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并在各大学及媒体讲演与宣传,等等,这无疑是其理论、实践与精神的极佳见证。

由此,三件大事摆在了国人面前,成为关涉新世纪的重大命题:第一,要清算一下我们的文化遗产还有多少,哪些是好的。第二,弄清楚西方对中国哪些地方存在误解。第三,关注世纪命题“谁是东方的真正代表”。

学术人生:全球化中的精神生态境界

确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学术,为了完成自古以来落在学者肩上无法逃离的命定。作者尽力追寻历史的真蕴,进行个我和历史魂灵的对话,把自己命定在广阔的视野和学术品味下,成为不懈的追日者。就他而言,学术需要怀有价值的关怀,要对民族、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在他看来,读书和言说,是为了将自己在全球化时代中“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等不合时宜的思考说出来,是为了向世界可持续性地传播中国文化。作者恳切地讲道,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根本上说,意味着人是目的,意味着发现东方这一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不断坚持中国阐释观,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化附庸和话语倾销地。相反,在新世纪有可能从东方思想中获得新的整合性话语。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拿来”推进,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输出”。“发现东方”不是目的,近期目的是“文化输出”,长期目的是多元文化互动,使每一种文化都学会尊重“他者”文化。

今日,定力学术确实太难,社会的、个人的、经济的、政治的、学术的、生活的总体压力,足以使许多人离开这片清贫之地,但我们见到的是王岳川教授执着坚守学术,默默坚韧耕耘,用生命的赤诚与炽热进行的抒写,实不愧学者之公心!先哲有言:“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③这大约就是如王岳川教授般执着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未来忧思的人们的写照吧!

①王岳川:《发现东方》,北京图书出版社,2003年12月。

②王岳川:《生命的读与写》,《长江文艺》2003年第7期。

③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文须有益于天下》,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674页。

(作者简介:陈晓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