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曾经中断过，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这说明中华文化在延续力上有自己的优势。

中华传统文化基于农耕生产，最后定型的也是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成长的文化，我们的优势在这里；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我们的局限也在这里。在农耕社会，几十个人、更多的人辛苦劳作两三年，使一块黄土从生地变成熟地，人们不愿意再卷起铺盖卷到别的地方重新开荒，所以轻迁徙重稳定。耕几亩地，一两个人不行，就希望整个家族一起耕作；为了保收成还要修水利，修水利也是一家一户做不了的，因此农业社会还讲究更大范围的合作。等到产生私有制，分成家庭，出现了原始的“联产承包”，又开始讲继承。土地要继承，农具要继承，农耕生产的技术也要继承。讲继承就带来一个敬祖的文化。同时，农耕生产需要逐渐积累。因此，人们不敢随意挥霍，在生活上尽量克制与节俭，省下东西留给孩子，自己的精神也留给孩子，用精神把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

基督教文化最初是犹太文化，犹太教是游牧民族的教，当时的犹太人是靠游牧放牧生活的；伊斯兰教也是游牧社会产生的宗教。游牧社会与中国的农耕社会相比，首先和大自然的亲近不如农耕社会。游牧要逐水草而居，无须对放牧的地方进行过多的观察、研究、爱护、治理，也不修水渠，因此对大自然的观察没有农耕社会那样细腻，也没有那样的深厚感情。其次，游牧社会不太讲继承，一块草地，能承载多少牛羊或者马匹是有规律的，一对夫妇能够放牧多少牲畜是有常量的，孩子长大了，就分给他若干只牛羊单独去过，所谓继承就这一次，没有什么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技术。再次，一般的放牧都是个体放牧，无须这家跟那家有亲密的合作，在生产上、生活中互助很少。最后，游牧社会重掠夺与贸易。因为牛羊马牲畜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有限，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包括铁器、铜器都需要别的地方生产。

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农耕社会，讲合作，讲和谐，讲精神的流传，要研究天文地理，要爱护大自然，这些是带有普世性的，是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需要对文化分层来认识。首先，最容易感知的也最容易变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围绕着衣食住行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居食文化、装饰文化、饮食文化、烹调文化等等。其次，是中层，就是一个民族的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等等，我又称之为制度文化。最后，底层是一个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可以称为哲学文化。我们中华文化是三层具备的。今天看来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之断绝，是跟它三层不完全具备有关，最根本的是没有形成明确的、全民族共识的底层。

我们中华文化最关心现实、关心人。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事实上，最早的人文精神产生于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3月到12月期间，在今天的中山大学的中山堂，曾经做过几十次的讲演，讲解他的三民主义。其中谈到民权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赞成提倡什么平等，中国人向来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西方、在中世纪，那个民族太不平等才提出平等；而我们一向比较平等，任何一个平民经过苦读和修养最后可以做到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