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相伴二十年


2014/9/5    热度:256   

  温总理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沉思录》的作者是古罗马的皇帝马可·奥勒留(公元121年-180年)。跟古今中外荒YIN的暴君不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马背和篝火边度过。在戎马倥偬的间隙里,他写了一本给自己看的书,一共十二卷,就是这本《沉思录》。这是很多国家的领袖们的案头书,据说克林顿就喜欢读它。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01-01出版

马可•奥勒留 著, 何怀宏 译

我开始翻译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是在1987年的11月,那正是我的祖母刚去世的日子。她不识字,一生的主要生活范围只是在方圆数十里之内,认识的人大概也不过百人,却拥有一颗纯朴博爱的心和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她抚养而不占有,热爱而不支配,疼爱而不要求回报。她拥有的东西最少,给予的东西却最多,因为她是把她能给的东西都给出来了,既使是对路人的一个微笑,一杯热茶的邀请也使人深深感动,因为那发自一颗真诚热爱的心。所以,尽管她是以92岁高龄辞世,亲友们心里还是有一种久久的沉痛。是翻译《沉思录》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悲伤,也使我更深地意识到,德性比知识更可贵,或者说,有一种知识即德性,而这种知识主要不是在书本。
  
  翻译是一种细读。后来我也时常回到这本书,翻阅其中的段落。无论是遭逢社会的风波还是个人的不幸,我都能从中读到一些让我的心灵沉静下来而继续努力的句子。它像一个忠实的老朋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最近又为编写一本有关它的书,而在一段时间里沉浸于其中。这段时间正是四川发生大地震之后的日子,我呆在乡下,和世界似乎有些隔膜,但心里还是揪紧不安,这本书又一次给了我大的安慰。
  
  《沉思录》为什么如此吸引我?我这里只想指出奥勒留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这样四个精神及品格上的特点:
  
  第一是一种理智的诚实。斯多亚派是理性主义者,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试图通过理性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主义者。到了罗马的斯多亚派哲人这里,这种理智的诚实更表现于理智探索范围的缩小,他们不愿过多地去探究不能确凿把握或知悉的东西。他们甚至缺乏这样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也没有激情和想象来加强他们的求知动机和扩大他们的欲知范围。他们努力在人能确切知道的东西和不能确切知道的东西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的界线,而他们主要是关注他们能够确切把握的东西,这就是自身的德性及其训练。这种理智的诚实还特别表现于对死后灵魂和神灵的探究上。他们坚定的理性主义限制了信仰的渴望。
  
  所以,我们看到,在《沉思录》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作者并不多谈死后,不打探来世,不讨论灵魂不朽,当然更不涉及死后的赏善罚恶、天堂地狱,或者来世的因果报应。奥勒留经常谈到神意、神性,但对神灵的存在及如何存在其实谈得很少,他只是按自己的理解大略地肯定神灵的存在,并在星空尚未被自然科学“脱魅”的情况下,认为神灵是以某种星辰的形式存在。他并不去仔细地分辨神灵是一还是多,是人格的还是非人格的,不去过多地探讨神与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只是大致地满足于他们感觉到的自然界的神意和人身上的神性,而这种神性其实也是一种普遍的理性。但是,他也决不否定神的存在,以及某种天意与人的德性的必然联系。
  
  第二个特点是平衡的中道。从中道的角度观察,思想史上可以看到两种发展或演变形态。一种是由中道到极端,从中和到分化。如孔子是相当中和、中道的,后来则有内圣和外王两派的不同发展。相当具有综合性的苏格拉底之后也有向大苏格拉底派和小苏格拉底派两个方面,以及在小苏格拉底派中向快乐主义与犬儒派两个极端的发展。还有一种发展则是由极端到中道,比如说从犬儒派发展到斯多亚派。犬儒派的思想行为更趋极端,甚至其中有一种有意如此以引人注目的因素,而斯多亚派却渐趋中和。比如说,它不再刻意强调睡木桶、穿破衣等自找苦吃的行为,而是比较顺其自然,但心底其实是更为淡漠地对待外物。这一点我们在奥勒留《沉思录》第一卷中提到的几位斯多亚派哲人及他自身的行为方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对待物欲方面,他们绝不纵欲,但也不禁欲,而只是自然而然地节欲。这是从心底里更看轻这些外物,也是要更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他们平时的生活和行为一如常人,并不炫人耳目,然而,不管外界发生什么变故,他们将始终坚定如常。
  
  这就把我们引到奥勒留精神品格的第三个特点:温和的坚定。他不仅用理性和意志节制自己的欲望,也用理性和意志控制自己的激情。他始终是温和的,甚至常常会让人觉得是冷淡的。斯多亚派哲人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不动心。他试图调动自己心灵的最大力量来使心灵不为任何外物和事件所动。他使自己坚如磐石,但这并不是像磐石一样来自本身的自然属性,而主要是一种意志磨炼的结果。他是温和的、宽容的、与人为善的,但也是坚定的,绝不改变自己的道德原则的。
  
  第四种精神特质则是一种此世的超越精神,即立足于此世,不幻想和渴望彼岸;但又超越于世俗的权名,淡泊于人间的功利。其中“超越权名”尤其是对已掌握或欲追求权名者而言,“淡泊功利”则可对所有人而言。奥勒留在自己的思考中不仅反复指出权力和名声根本性质上的虚幻,也指出财富和功利同样是不值得人们那样热烈地去追求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相当多的政治家,包括一些伟大的政治家,比如弗里德里克大帝,他们处在权力的巅峰,会对奥勒留的《沉思录》心有所感,乃至深深契服?为什么那么多要忙着处理紧迫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人们,那么多正处在权力或影响力巅峰的人们会腾出身来,如此耐心,而且常常是倾心地聆听这样一位教导权力和名声并无价值的斯多亚派哲人的声音?一个外在的原因或可说是奥勒留也同样处在这样一种权力的顶峰,他有自己亲身的体验,他们想听听这位皇帝说了些什么。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种既能够恰当地运用和把握权力,又不以不顾一切地攫取和牢占权力为意的超越精神吸引了他们。这种超越精神能够使人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使他知道,无论这种权力以及由它带来的名声有多大,本质上都仍然是过眼烟云。有了这种超越精神和对权名恰如其分的认识,他就不容易自我膨胀,不容易滥用权力。而一个附带的有益结果可能是,不管他在政坛成就如何,甚至事业失败或者个人失意——这种失败和失意其实比成功更为常见,那么他还可以由这种超越精神得到一种安慰和解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一种宁静。  
  
  至于淡泊于功利,则可以说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意义,而对现代人可能还尤其有意义。和古代世界不同,现代世界是一个最为崇尚经济成就的世界,也是一个更为追求物质利益的世界。我们甚至不难在有些时期和有些地方看到物欲横流、功利滔滔的状况。而奥勒留的书可以使我们转过来也关心一下自己的精神,可以使我们知道,对人的评价并不应当主要看财富的多寡或者物质的成就,而是应当主要看他的德性、品格和精神。物质财富上的成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甚至不是多数人能达到的,而心灵德性上的成就,则是任何身份、任何处境里的人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的。
  
  总之,一种理智上诚实,但又随时准备聆听一种来自上方的感召的精神;一种在各种极端中保持平衡和恪守中道的精神;一种温和待人和坚定地因应万事万物的精神;一种超越和淡泊于权名功利的精神……或者更总括性地说,一种履行自己职责、磨炼自身德性的精神,一种按照本性自然而然地生活的精神,在现代世界里绝没有失去意义,甚至仍然是现代人最需要珍视的精神价值。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年)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也许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哲学家皇帝。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加完美的人,他的勤奋工作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古罗马,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

作者简介: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及人生哲学、社会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学术著作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等。另有随笔散文作品集:《若有所思》、《珍重生命》、《心灵瞬间》等。译著有:《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等。

  

《沉思录》系何怀宏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重要译著,译文准确简练,优雅凝神,在近二十年里不胫而走,默默在许许多多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读者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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