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通识教育，世界主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理念”。我想，根据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从公民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大学，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从社会整合纬度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概括，它与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恰成鼎足之势。公民不同于臣民，公民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所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变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独立的经济自立能力。与上述两点相应，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出版、传媒系统与教育、科研系统则是支持公民社会的最主要的结构系统。

那么，何以大学乃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研讨公民社会的功能，尤其须探讨相对于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言公民社会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当然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同样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功能就是公民对政治建构、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

政治永远与权力有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人类人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用法国政治家路易斯·博洛尔的话讲：“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里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怎样为恶……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人类学会驾驭权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战胜对方的贪婪。”

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纬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像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么公民社会就应该像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健全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的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媒体的无数“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学的“成品”。另外从结构角度来看，媒体还有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营利。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营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不然。大学乃是“天下之公器”，本质上自当是公益机构。维持大学运转的经费来自社会，这是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大学不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这是大学区别于所有经济组织的根本标志，它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可图。这种“清白”的身份使大学面对社会时身正声朗，凛然而无所畏惧。

从近现代教育史的实践历程看，大学乃是通过坚持下列理念而履行其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职责的，即教育，学术独立，知识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教育原则。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宜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做清华学堂，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

21世纪的中国大学应是中国现代早期伟大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令人可喜的是，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历史曲折，但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正在重构，整合，崛起之中，它必然会伴随着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前行而日益成熟起来。中国大学之“理念”不再稀缺，中国大学成为社会良知维护者与代言人的那一天，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就不远矣。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