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登高明望四海”、“延年益寿”等通幅花纹。此外，绘花和印花织物、朱砂着色织物、超级细薄织物，在河北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处都有实物出土，不仅种类多、式样齐，纺织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汉代法律规定，农民只许穿本色麻布衣,西汉后期允许服用青、绿色。但由于商业发展,许多禁令早为商人打破，帝王穿用的精美锦绣，商人却用来被饰墙壁。《汉书》提到，被买卖的奴婢也穿镶花边的丝履，满头金珠花钗,这与椎髻、穿短衣裤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初曾“兼收六国车旗服御”，所以服制大致本于战国。从陕西临潼出土的兵马俑、铜车马、女坐俑等文物中，可以得出秦代服制的基本印象。军服和劳动者衣装形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男女服都是交领、右衽、衣袖窄小，衣缘及腰带多为彩织装饰，花纹精致。兵士衣长齐膝，左右两襟为对称直裾式，皆可掩玉背侧，两襟下角如燕尾，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与《礼记》叙述深衣的通用性相吻合；衣外着甲，下着裤，足穿麻履或革履（齐头方口较多见）；头髻处理繁细复杂，束髻上耸而多偏右，亦有着冠子的，应为皮弁之制。军装衣甲有骑兵、步兵和车御服用等类型。　

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西汉时典型的深衣有：

①女衣，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实物最为精美。有直裾（直襟）和曲裾（三角斜襟式）两种。剪裁已不同于战国深衣。曲裾式下裳部分面积加大，而且与领、袖、襟缘一同作斜幅缝纫。穿上身，静立时衣面悬垂自然贴体，走动时则裙裳部分膨大如伞，不束缚脚步。这种斜领连襟合成锐角的曲裾衣，即是扬雄《方言》所说“绕衿裙”，是战国深衣的变例，成为当时妇女的一种时装，流行很广。

梳髻、穿绕襟深衣的妇女（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

②男衣，以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的出土实物及木俑衣着较为典型。外衣领口展宽至肩部，右衽直裾，前襟下垂及地，为便于活动，后襟自膝弯以下作梯形挖缺，使两侧襟成燕尾状。

戴长冠、穿深衣的侍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彩绘木俑）

　 秦代服制,服色尚黑,囚徒穿赭色衣。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则多是平时生活或一般人及奴仆的衣着情况。将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结合观察，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

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如冕冠，是古来帝王臣僚的冕服；长冠，以竹为胎骨，外用漆纱糊制，长7寸，宽3寸，形如鹊尾，故俗称“鹊尾冠”，是楚国旧有形式，西汉时被定为公乘以上官员的祭服。漆纱冠，多为武士所戴，此后到南北朝流行600余年,基本制度延续到明代不变。而一般男子则平时冠巾约发且不裹额，或只是束发加笄。至东汉，情况略有变化，矮筒状平巾帻，不分贵贱，一律使用；平巾帻上加梁（前高后低中空如桥）的梁冠，以及平巾帻上加漆纱冠,也成为定制。

② 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秦汉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的佩饰得到发展，产生佩挂组绶的礼俗。凡有官爵的人，还得把一条长度逾丈的经编带状织物折叠起来挂在腰后，名之为“绶”。绶以颜色、长短和头绪分等级，自东汉至明代因循相袭。

——文摘自沈从文先生之《中国服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