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天”是全知、全在，但不全能。不是全能，就是人的参与，成为宇宙大化过程中的一个因子。如果把世界给污染了，人是要负责的。

　　以下是问答内容摘要：

　　问：我来自吉林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有个说法叫作“儒释道”三教合流，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和道家是一种基础，而佛家是对这两者的一种超越和统摄。佛家提出了“改恶向善”的观点，这个观点完全可以由儒家来实行，因为它的规范性和道德性很强；可是佛家同时提出了看破、放下、自在与逍遥。我想请教：是不是儒家内部这种因素相对会比较少？而这个任务将会由道家的思想来完成？

　　杜维明：如果你将儒家当作发展的一个长河，不是当作一个静态的结构，它的核心价值本身也在变化。他这个变化的过程如果没有和道家的“对话”，早期不会出现孟子。法家就是荀子，他可能和法家之间的对话比较密切，孟子可能就受到道家的影响。佛教传入就把中国的精神世界，包括儒家的精神世界，有一个大幅度转化；同时儒家文化也把佛教文化融汇到儒家文化当中，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修身养性”的基本价值是可以来自佛教。我不能接受的说法是，“中国的传统是以儒家、道家为主。佛教，外来的毕竟是外来的，将来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更是外来的外来，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一定小。”我不觉得如此。如果看这个精神世界，它是一个互相依仗，互相发展。如果基督教发展的好，它可以成为主流，如果伊斯兰教发展得好，它至少在二千多万的回族中是主流，那么道家和儒家是怎么样的对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掌声）

　　问：刚才听到您讲儒家思想还是“以人为本”，重视现世；从基督宗教思想里谈到，它强调天国，对现世的污染和破坏都是无所谓的，那么是否基督宗教对现世的问题就不重视？另一个问题，您谈到在美国与神学家常接触，对神学思想的熏陶。我想问一个问题：教会在现代牧师宪章里谈的是否只是来世问题，而非现世问题？

　　杜维明：您的问题非常好。您前面讲的可能对我有点误会，我的意思是假如基督教还是坚持未来的天国，而对凡俗的世界不重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面对生态环保的影响，基督教领袖大概要走社会福音的方法，纳入现实，这其实是很明显的。基督教是“慈善主义”的，比世界任何其他慈善事业都要全面。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我认为如果通过基督教的影响，您刚才提到的，当然是现世的问题，面对人类所碰到的大问题做出回应。比如在美国讲的公共知识分子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从杜威以后，哲学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多。但是基督教，或者刚才说的犹太教，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问：我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方敏。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杜老师讲，对启蒙心态，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超越，那么儒家好像可以做出一些贡献。我的问题是，宗教文化是不是有更强的超越性，也就是相对于儒家的精神资源，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是不是有更强的超越性？如果这样的话，就像刚才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波士顿儒学家）讲的，如果“儒家文化落户西方，宗教文化落户中国”，那么它是不是有更强的超越性？

　　杜维明：基本上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它是外在的超越。所以从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动摇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不太接受你刚才提到的基督教不是“人”，要超越人类中心。很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没有人类中心主义就没有基督教”。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帝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在创世纪，就把“人”当作一个非常特殊的对象，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人服务的。现在好些基督徒认为不是控制，而是一个保护者，我也能够接受，这是基督教一个重大的转换。基督教外在的超越和儒家内在的超越，更严格地说，在基督教，“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在儒家，“天”是全知、全在，但不全能。不是全能，就是人的参与，成为宇宙大化过程中的一个因子。因为人如果把世界给污染了，人是要负责的。所以好几个经典语言，如“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就是讲人要有责任感。孔子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是说人比道更高明，而是说人要对道负责任。“道”是老子的道，是自然的范围，不管人怎么做，它是自然的范围，人要对它负责任。儒家传统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禹治水。在西方，从《旧约》诺亚讲起来。那么在儒家，他要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以一种牺牲、一种科学的精神。它要了解水文，大禹能够把水通过灌溉来治理，这也能看出人参与社会、参与自然造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进行各种不同的比较和各种不同的对话。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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