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987-1053年）原名三变，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福建崇安)人。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的《乐章集》传词二百多首。他所开创的以赋抒情的章法，为后代众多词人所仿效，并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社会效果。所以有人这样评价说：“以赋为词的长处，是写宏大景观。柳永之前，没有这等作词的。”柳永一生行踪较广，尤其是迷恋于繁华都会，其笔下也自然留住了那个时代的都市风情——其都市风情词在现存词作中约有四十首，集中体现着柳永的艺术风格。柳永的都市风情词，以其内容的真实和音律的魅力，赢得了时人的喜爱和赞美。他从都市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等方面着笔，铺叙展衍，让人有隔千载如逢当日之感。宋人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曾这样评价：“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曲雅文化，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

　　一、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创作分期

柳永由于《宋史》无传，因而其生平和创作情况不甚明晰。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少年至居留汴京时期（约987-1027年）

柳永祖籍福建崇安。在那里，柳永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其父柳宜先后在山东、广西以及扬州等地为官，柳永即随父转徙四方。柳宜在京为官期间，此时正是“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之时，柳永经常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留连”（《乐章集·戚氏》），尽情享受烂漫多彩的青春欢乐，以至于后来多次追念“帝里风光好”（同上）的汴京生活。他参加第一次进士考试的时候，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在正式参加进士考试前，柳永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冶游经历。

“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诗话》）。多才多艺的柳永，不仅可以尽情地到“烟花巷陌”去“浅斟低唱”、“偎红倚翠”，而且还能结交一些“狂朋怪侣”，在京都的酒楼妓馆里欢饮狂歌，纵情享乐，这在无形中助长了他的风流性情。所谓“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乐章集·洞仙歌》）；所谓“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愿长绳且把飞鸟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乐章集·长寿乐》）。也就是在这里，柳永接受了音乐的熏陶和市井文艺的影响，开始了他的早期都市风情词创作实践。如写汴京元宵节繁华景象的《迎新春》、写百官朝寿盛况的《送征衣》、写宫廷祭祀场面的《玉楼春》等，笔触细腻，视角独到，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汴京喜庆繁华的生活景象。

2．漫游江南时期（1027-1034年）

柳永在汴京的安逸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通过科举解褐仕进的愿望最终以落第而宣告破灭。科举功名上的失意，使他更加沉湎歌舞，或许是为了逃避，或许是为了另寻入仕机会，约在仁宗天圣五年(1027)，柳永离开汴京，开始了他长期的都市羁旅生涯，他先后到过南京、苏州、杭州、扬州、镇江等繁华都市，直到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方才登第入仕。长期繁华都市的游历生活，使他对都市充满着复杂的情感，也写下了大量反映这些都市风情的词篇，比如写六朝都会金陵（即南京）的《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写古都苏州的《双声子（晚天萧索）》与《西施（苎萝妖艳世难偕）》、写淮左名都扬州的《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写三吴都会杭州的《瑞鹧鸪（吴会风流）》与《望海潮（东南形胜）》等，都是“人物鲜明，土风细腻，曾美诗流”（《乐章集·木兰花慢》）的名篇佳作。然而，让柳永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词中对都市浪漫情事的铺陈渲染，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碍。崇尚“留意儒雅，务本向道”（吴曾《能改斋漫录》）的封建统治者无法容忍柳永所谓的“浮艳虚华之久”。宋仁宗更是御笔一挥，用“且去填词”四字彻底断绝了柳永的仕途之路。“刚被金钱妒。拟买断秋天，容易独步。粉蝶无情蜂已去。要上金尊，惟有诗人曾许。待宴赏重阳，恁时尽把芳心吐”（《乐章集·受恩深》），尽管柳永没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同，但他依然乐观向上，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对入仕的渴望。

3．仕宦时期（1034-1053年）

经历多年的坎坷，柳永终于在景祐元年（1034年）中进士，旋授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仁宗庆历初，为泗州判官。庆历三年，柳永有一次按例升为京官的机会，但受到了当政的晏殊的阻挡。据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往昔的浪漫行迹，再次成了仕途生涯的羁绊。经过一番努力，方得改官，为著作郎，远授灵台(今属甘肃)令、又为华阴(今属陕西)令。柳永在长期的迁转徙调中，饱尝羁旅天涯之苦，直到晚年才升迁至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约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后旅居京口时去世。在羁旅宦游中，柳永为郁郁寡欢的情绪所笼罩，使生性豪迈不羁的柳永对仕途不免产生了厌倦之情，并经常流露出对昔日欢娱生活的怀恋，如回忆京城繁华景象的《长相思（京妓）》、《洞仙歌（嘉景）》、《八声甘州（对潇潇）》等，都是抒写都市风情的名作。

柳永先后做过睦州、余杭、晓峰、泗州等地的地方官，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因职务之便，柳永先后到过西部的西京（今洛阳）、长安（今西安）、成都等大都市。代表作有写长安的《少年游》、写西京洛阳的《凤归云》、写成都的《一寸金》等。许是由于官场失意，韶华已去，这一时期的都市风情词在意境上显得格外苍凉。如写长安的《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这首词大约为柳永任西京灵台令到古都长安西征时所写。取景博大，意境萧瑟。所谓“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种深刻的寂寞与孤独包围着柳永，直至他的人生最后。

二、柳永笔下的都市风景

我们已经知道，柳永一生长期漂泊流浪，始终没有找到进身之阶，却丰富了人生体验，扩大了艺术视野，创作出大量的都市风情词。柳永长期流落汴京，对汴京怀有深深的热爱，《乐章集》中多首歌词写出北宋汴京的繁荣，如元宵的千门灯火、九陌香风，清明前后的斗草踏青、斗鸡走马等等，场景都十分热闹。这类词有《笛家弄（花发西园）》《倾杯乐（禁漏花深）》《透碧宵（月华边）》《破阵乐（露花倒影）》《迎新春（嶰管变青律）》等。他在漫游苏州、扬州、金陵、杭州等地时，也留下了动人的词章。记写这段经历的词作有：写苏州的《永遇乐（天阁英游）》《瑞鹧鸪（全吴嘉会古风流）》和《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写成都的《一寸金（井络天开）》，写扬州的《临江仙（鸣坷碎撼都门晓）》，写杭州的《瑞鹤鸽（吴会风流）》、《早梅芳（海霞红）》《望海潮（东南形胜）》等。

在柳永的都市风情词中，最负盛名的作品当属描写杭州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在柳永之前，宋代词人潘阆曾写了系列歌咏杭州西湖的词作，他把西湖的美景描写成“不是人寰是天上”。而柳永则不同，在他的笔下，杭州是世俗人享受的乐园。《望海潮》这一词调为柳永所独创，全词如下：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望海潮》描写了宋初秀丽、繁华的杭州景象。这首词是在至和元年（1054）柳永拜访杭州知府孙沔时写成的。据杨湜《古今词话》所载，柳永与孙沔（注：杨湜误作孙何，词学大家吴熊和先生考证为孙沔）乃布衣之交。孙知杭州之时，门禁甚严，一般人很难见到他。柳永欲见之也不得，只好作了这首《望海潮》词，往谒当地名妓楚楚，对她说：“想见孙大人，只恨无门无路。假如知府有宴会，恳请你帮忙，借你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他如果问起是谁作这首词，你就说是柳七吧。”后来，在中秋节府会上，楚楚宛转歌之，结果如柳永所料，孙即日迎接他入府。

钱塘江畔的杭州自古就是著名的大都市，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生活富足。在这首词里，柳永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都市的太平气象和市井风情，把杭州描绘得富丽非凡。上片总写。起三句鸟瞰杭州全景，地理位置优越重要，历史悠久，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三句写市区景象与人口，“云树绕堤沙”二句写郊外，“天堑无涯”补足钱塘江的雄伟、广阔、险要。“市列珠玑”三句从珠宝多、服装美形容此城消费特色，表现市场繁荣、市民殷富。下片换头三句专咏西湖，写湖山胜概，四时风物。“羌管弄晴，菱歌泛夜”二句互文见义，笛声、菱歌在晴天荡漾、在夜空漂浮，强调昼夜皆如此欢愉。“嬉嬉钓叟莲娃”补充点人物，以面带笑容说生活愉快。“千骑拥高牙”以下则为孙沔唱赞歌，言其醉酒听歌、欣赏吟咏风景，并祝愿孙沔内调中央。

据说金主完颜亮听此词后，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为他正名补誉：“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也。”李之仪称扬柳永的这类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跋吴师道小词》)，陈振孙说“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评价都是相当高的。

三、京城市井习俗曾是柳永的最爱

柳永最爱写汴京的岁时民俗，在都市繁华的氛围中，它们呈现出斑润鲜活的色彩。例如正月十五的元宵、二月初二的踏青、三月的寒食清明、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的金明池争标、七月初七的乞巧，九月九日的登高等等，在他的都市风情词里无不得到生动的再现。
　　 始于汉代的元宵灯节，到宋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观灯活动达到了鼎盛。元宵节被看做是汴京三大节之一。元宵夜除了是万民赏灯的佳节，还是宋代少男少女们的自由风流之夜。在这狂欢的海洋中，青年男女抛开了平日的清规和禁忌，去寻找自由的爱情。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聚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至正月初七，“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至十五、十六日，“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直到十九日才收灯。自十五日至十九日，“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城不禁”。柳永写元宵节的词有《倾杯乐（禁漏花深）》《迎新春（嶰管变青律）》《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长相思（画鼓喧街）》和《甘州令（冻云深）》五首④。《迎新春》尤佳：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

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在这首词中，柳永不仅写到了元宵节里“千门万户”的“华灯”、绵延十里的“绛树”、高耸的“鳌山”和“喧天”的“箫鼓”这些大场面，还特别写到了在这个“城不禁”的日子里，青年男女们的种种“奇遇”。正是这些美丽的奇遇，让元宵的夜晚“景色浩闹，不觉更阑”（《东京梦华录》）。这里没有辛弃疾笔下的“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落寞，更没有李清照“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凄凉。柳永的元宵词堪称盛世东京元宵节的风俗绘本。

清明节是传统节日，宋时不惟于清明时节祭祀先人，更是佳丽浪子冶游的极好机会。在芳景如屏的清明时节，广大市民一边领略无边的春色，一边尽情地嬉戏，或“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或“戏彩球罗绶，金鸡芥羽”(同前)。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中《清明节》记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迭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盏，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柳永写寒食清明的词有《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透碧霄（月华边）》《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满朝欢（花隔铜壶）》和《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五首。最脍炙人口的是《木兰花慢》：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坠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拼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

柳永在这里集中地描写“清明”时节郊外的美景，倾城男女“尽寻胜去”、车马喧腾、新声交奏以及“斗草踏青”、“金罍罄竭”这样的赏心乐事。这首描写清明乐事的词受到时人的喜爱。据宋人王明清《挥尘后录》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词中语。”

清明节过后，端午节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这就是金明池争标。柳永写金明池争标的词有两首：《笛家弄（花发西园）》和《破阵乐（露花倒影）》。前者是“感旧”之作，没有正面展开，影响不大，后者则“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为他带来盛名。“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和“露花倒影柳屯田，桂子飘香张九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这样的美誉，一直脍炙人口。而“露花倒影”四字，就出自《破阵乐》的首句：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雾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

北宋的金明池，又称西池或天池，在东京顺天门外道北，与琼林苑南北相对，为东京四大园林之一。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金明池开放，在这里举行水戏表演和龙舟争标，是东京最繁华热闹的去处之一。柳词中其事其景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驾幸琼林苑》《驾幸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所载一一吻合，描写细致，气息浓厚，把太平盛世朝野之笑语欢声形容曲尽，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时。

四、都市冶游的真实写照

北宋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和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为都市的人们休闲娱乐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娱乐市场空前繁荣，“青楼画阁”、“雕车宝马”、“绣户珠帘”、“柳陌花衢”、“茶坊酒肆”遍布大街小巷。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赵宋王朝提倡官吏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故而寄情声色、欢宴冶游就越发成为太平的标志和富贵的象征，这些在柳永都市风情词中都得以表现。

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

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共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一寸金（井络天开）》）

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

柳永都市风情词客观记载了当时都市艳俗文化的一个侧面。我国古代的歌妓，作为封建统治阶层一种奢侈的装饰品和玩乐工具，少为世人所见识。但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们要求有适合自己品味的娱乐文化活动，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为适应市民这一需要，大量供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场所出现了，宋代的歌妓也开始采取了一种与民间生活更为贴近的姿态，呈明显的世俗化趋势。宋代城市中的娱乐活动场所以瓦舍、勾栏为中心，“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东京梦华录》），可见当时令曲之普及。《宣和遗事》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降笙箫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恰好印证柳词中“雅俗共赏”的宴游新气象。

对传统士大夫而言，他们虽在享受着都市生活的繁华，但其文学绝少关注世俗生活。所以，在传统士大夫的笔下，记载都市风情的作品几乎是寥寥无几。而柳永用自己的词作第一次出色地绘制了“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的城市民俗图卷，多方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城市风貌，那个时代的市民生活，特别是对都市民俗活动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柳永的都市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是其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已经与宋初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融为一体，具有无可替代的民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堪称词史上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