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中国大文化，就是放宽历史的视野，综合考察决定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来探究过去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从具体内容来看，即把具体时段，或一个朝代两个朝代，或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放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文化范围内予以研究，从而获得更具历史逻辑性的合理结论。从大文化观来看，几千年文化可分为五个大的阶段。

一、 从周公到孔子：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

夏商周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代。在这一时期华夏族已成为一个较稳定的共同体，并不断发展壮大。它又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流派，都能在此寻找到渊源，因此这一时期奠定并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许多重要范畴和观念。

夏代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天时之教，崇尚功利。当时的“功利”就是以武功为主要内容。而其治国方略重在“仁义”，著名的“六府三事”说就告诫为官者必须完成的六种善政和必须遵循的三项治道的原则。殷人比夏人要迷信得多，既信天神，又敬祖先。祖先的灵魂称作“鬼”。出于祭祀的需要，殷商时期的音乐教育很发达，以此来烘托宗教的气氛。孔子闻《韶》之乐，三月不知肉味，《韶》乐就是殷商时期的音乐。

商代的文化思想是在总结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殷商的人文教化比虞夏的质朴已脱掉了不少原始的气息，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周人重礼，为了纠正殷人过于迷信而崇尚虚无的社会风气，避免“荡而不静”，因而提倡“忠”，用“尊礼尚施”来加强道德教化。

孔子比较三代文化思想的论述时说：“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末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意思是说：夏人不注重文辞，文教近于“野”，但政策宽松，对百姓不求全责备。殷代统治者虽尚不知运用礼制来化民，但对百姓甚为严酷，即“求备于民”。到西周，文化思想有很大改变，知道用礼制去化民，但繁文缛节太多，以致“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总之，夏、商、周三代文化经历了一个由“野”至“文”的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但是，在三代文化中，不能不重点提到周公。学术界认为，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制，这些标志奴隶制走向成熟的政治、文化形态，都完备于周公之手。周公的思想，集夏、商两代思想文化之大成，特别是他的“制礼作乐”，对后世孔子儒家思想的创立具有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儒家的“元圣”。

孔子承扬周公礼乐思想，并以继周公为职志。他通过对自己所掌握的周礼知识的反思，初步建立起关于“礼”的理论，对“礼”的本质即“仁”论述得颇为详细，使之成为礼乐知识的升华，从而标志着儒学的创立。通过以“仁”为核心的“礼”的设坛授徒，把“君子谋道不谋食”提升到终极生命的价值层面。即把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和治国安民之道作为人生目标。因而“明教化”“助人君”成为其明显的职能特征。其后之所以成为显学，之所以被定为一尊，作为长达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因不过如此。孔子与周公一道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象征。

二、第一文化帝国：中国文化千年基调的确立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文化帝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此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在瓦解，封建制的经济基础正在形成中。经济状况的巨大变化反映到政治上来：周王室衰微，诸侯迭起，连年混战，先后出现了齐、晋、宋、秦、楚五个强大的诸侯国——春秋五霸与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

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了思想领域的大争论，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由于儒、道、墨、法思想深刻，理论体系完善，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成为“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同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列国争霸的局面相一致的。随着列国争霸的结束和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百家争鸣必然要让位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尊。

儒学是先秦就存在的一个学派。先秦的学术一般称为子学，即诸子之学，儒学是诸子之一。到了汉代，《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五经”，是国家全部思想和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指针。从先秦到西汉，中国学术和思想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子学到经学的变化。这一时期，从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大一统的学术文化专制主义的变化。在思想方式上，则是由崇仰个人理性转到崇仰经典、权威，也就是丧失思想与理性自由的变化。

秦朝崇尚法家，极力实施严刑峻法，结果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由此也暴露了法家学术的弊端。道家崇尚清静无为，适应了汉初休养生息的需要而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到文帝及景帝和武帝时期，各种矛盾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黄老之术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必然要让位于一种新的思想。在诸家学派中，只有儒家比较适应建立大一统和巩固农村宗法血缘基础的需要。董仲舒提倡的新儒学是对战国以来各家学说和儒家各派观点进行巨大整合而成的儒学新学说。它对各家采取“扬弃”的态度，吸收了墨、道、法、名诸家思想中的与当时政治需要相符合的因素，这就为儒学的“独尊”造成了有利条件。

新儒学是一个从天道观的高度全面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且能够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有为的理论体系。改造过的新儒学，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统治者，特别是封建皇帝的赏识，从而为儒学爬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打下了思想基础。新儒学继承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把人从自然层面提升出来，提出宇宙的一切都为了人，并为仁学建立了天道观基础。新儒学还提出了新的名号理论，说：“名号异声而同本，皆名号以达天意也。”从而把《诗》、《书》、《礼》、《易》、《春秋》上的每一句话都说成是天意的表达，一切是非必须以它作为根据与标准。这就从根本上树立了经学的思想权威。

毫无疑问，董仲舒是西汉经学的真正建立者。没有董仲舒，经学是不可能建立的，也不可能使孔子的思想具有绝对权威与地位。经学的巨大贡献已超出其理论自身，它使以汉武帝为巅峰的刘汉王朝，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中华帝国，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帝国。

当然，历史不能忘记秦始皇“书同文”的大一统文化国策。文字作为统一的思想文化载体，秦始皇本意是使其成为暴秦政权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不朽的传播服务工具，但没过多久，却成了他送给历代异姓王朝的嫁衣。更使他没想到的是，“书同文”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因素。

三、 第二文化帝国：中国文化多元鼎盛与一元再造

从魏晋到唐宋，进入第二文化帝国时期。

到东汉明帝、章帝时，经学威望达到顶点。但到安帝时骤然衰落了。经过党锢之祸，汉代经学彻底衰败。促使汉代经学由盛骤衰的原因，自然与农民起义以及东汉政治黑暗腐败等有关系，但更与它自身主要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品格以及对人性的束缚与压抑有重要关系。

汉代经学直接合学术与政治为一。经学大师既是学术权威，又是政治官僚，以至皇帝本人也成为政教合一的化身。经典就是最高的政典与法典。经学的独尊与发展就使经学之士成为兼学术、道义、政治和经济四位一体的社会力量，它与皇权的关系是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猜疑。经学的政治性格造成了它的毁灭。

汉代实行察举制，举孝廉、贤良是人世做官的捷径，以至许多人为“孝廉”而弄虚作假，又为“孝廉”而从小成为“循规蹈矩”、心口不一的伪君子。经学的道义与政治性格又使经学成为束缚“人性”发展的力量，走向儒家人学的反面。它被新的玄学形态取而代之，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经学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它奉献给第二文化帝国及后来文化最为丰厚的价值财富。

乱与篡是汉末以后社会政治的主旋律。其间汉魏易代、魏晋更替、晋宋转朝等数次大的残酷的社会、政治现实和悲剧意识、忧患意识催生了玄学。

所谓玄学，简单说即崇尚老庄的自然思想，反对传统经学。然因其崇尚、反对方式的不同，被学界大体分为三派，即探讨宇宙本体的玄理派、不管实际事务的清谈派、实行放任旷达的狂放派。玄理派的代表人物王弼认为：老子的道就是“无”，“无”是一切的根本，一切事物都是“有”，“有生于无”。应该说，王弼的理论还是较为辩证的，但后来一些人只强调自然是本，抛弃名教，产生了狂放派。狂放派的特点是不遵礼法，怪诞狂放。他们既不研究宇宙本体的理论问题，也不认真办理事务。清谈派是天天清谈，不理事务，崇尚浮虚，讲究风度，其代表人物是西晋的王衍，由他创始的空谈习俗毒害了整个社会，后世由此而产生了“清谈误国”的说法。

魏晋玄学是对已经僵化了的汉代经学的否定，对严重束缚人的思想的封建礼教的破坏，应该说在那个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魏晋玄学与汉代经学是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僵化，一方面是自由化。在魏晋时代，自由化对僵化的冲击是有进步作用的，所以，可以肯定玄学家的历史功绩。

魏晋乱世，是老庄之学特盛的时代，而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特别发达，后至隋、唐更是光焰万丈。老庄的魏晋极盛，佛学在李唐的隆盛，从一方面讲，成就并彰显了中国文化气象，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五彩斑斓的篇章。但从大文化观方面来看，它是第一到第二两个文化帝国之间一座辉煌灿烂的桥梁。没有玄、佛二学，就没有第二文化帝国。二者之中，隋唐佛学至为重要。它不仅促成了道教的完成，而且促成了儒表佛里的宋明理学的形成。

理学是儒、道、释三者的融合，是三者的最高凝聚。唐以后，儒、道、释三教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宋代理学家综合三家思想，以儒家的礼、法、刑政为核心，吸收道教的宇宙化生模式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建构了理学逻辑结构。如果说，第一文化帝国的构建，是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综合创造，那么第二文化帝国的重建，则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产物，因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四、 第三文化帝国：中国文化的因循与沉暮

从元明到清中叶，进入第三文化帝国时期。因循守旧、封闭僵化、文化专制为其特征。虽然也曾出现过明初短暂的稳定与繁荣和清朝前期所谓的“康乾盛世”，但盛极数百年的理学文化步入衰微。

元代，南北统一，理学北传，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朱子学为科场所主，便成为士子们死记硬背的教条。这种教条，僵化了思想、凝固了文化，成为灵魂的一种束缚。它虽然还被奉为金科玉律，但离衰落不过一步之遥。朱子学逐渐暴露其破绽，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于是孕育了王守仁心学的产生。王守仁思想引发和开启了理学的解体。从大文化观来看，由周公孔子为之奠基的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到此而进入了它的尾声。

五、长期的变迁：中国文化的终结与重建

所谓的长期的变迁，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鸦片战争以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到政治的改革再到文化的全面革新的变迁，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期变革之路。

西方科技、军事、精神文化的全方位挑战，一次次迫使中国文化组成不同形式的文化战略方阵，进入中西交战的历史漩涡中，但惨败的结局，使其逐渐丧失了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部分知识分子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他们首先从传统文化中游离或分裂出来并成为它的变革者。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两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关系学说，起到了稳定秩序的作用。然而，在变化了的近代社会，在完全质别于自己的西方文化一而再、再而三的猛锐挑战而必须迅速做出回应时，它却变得一筹莫展，无所适从。它不仅滞碍了中华民族的果断选择，更令人沉痛的是使中华民族经历了次次的阵痛和急剧的社会震荡。这表明它已走到与自己所属民族一样非变革不能图存的历史边界。

仅仅把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放到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是不能完全说明它的衰微。把视角稍微转动一下，就不难发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运行到此，其愈发政治性的依附品格，使先前孔子、孟子的那种吞吐宇宙、驰骋山河、改天换地、拯世救民的独立不倚的刚健精神早已被沉湎所代替而不能被激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从不同的侧面昭示着中国文化进入了痛苦的艰难的变迁时期。

“五四”运动成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分水岭，表明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时间又过去了80多年，在这80 多年中，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对外关系的变化，促使新文化正在从复杂的全球文化冲突整合中寻求自己的定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