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属于《十三经》之一《礼记》中的两篇，也是儒家思想的两部经典。宋代,《大学》《中庸》被列入《四书》，与《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并列，以单篇形式获得了极高的经典地位。

一、对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开发和完善

《大学》《中庸》强调个体的内在修养，这与儒家整体精神意向是一致的。对此可以从态度、主体、内容、方法等方面加以阐释。

(一)“重本”态度与“本末”审视

“本”对《大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本”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本是什么，而在于“重本”这种态度，由此构成“本－－末”的审视方式。《论语》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绘事后素”，皆表明了重本态度。《大学》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本”有基础性、根源性的意义。

修身是本。《大学》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显然,《大学》将修身看作政治的根本，只要知道了本，就是知的最高境界。对本的强调和重视可见一斑。

无讼是本。“本”的第二个方面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现代法律不是为了不让人有诉讼,而是让人了解如何诉讼，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条例、政策，但这不是根本。应当让社会不再发生问题，而不是注重发生之后怎么办，否则无本只能让法律成为细枝末梢，而于人性的完善和团结注意不够。在孔子看来，“本”就是达到“无讼”境界。法律的最高境界即“无法”，这应为当代法律所借鉴。

德是本。《大学》提出，“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德是精神性的，财是物质性的。这里深刻体现了中国的精神意向。中国历史体现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商业的繁荣，这自然有其弊端，但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所重的农业已丧失国家经济的支柱地位，此时鼓励工商业也顺理成章。但重商并不意味着商和财是本。《大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显然，德是根本性的东西。如果不以德为本，而以财为本，争夺的事情必然发生。但德无人争夺，因为道德是内在性的，是夺不去的。自己道德高尚是在开发完善自己，对别人不是一种损失。财货是劳动产出的，但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货。如果财货本身成了目的，就会有人不劳而获，就会有人巧取豪夺，就会有人打家劫舍，社会的盘剥、压榨、争夺就会发生。这都是不以德为本的结果。

(二)修身为本的对象意识

在对象上强调身的重要性，修身是自我规范的实施基础。中国思想强调的不是身的物质性，而是精神性、道德性，身是道德的载体。身是内在性的、内敛性的、生成性的，而不是外在性的、释放性的和完成性的。在此意义上，中国的修身思想其当代意义就非同一般。

《大学》全篇谈论最多的是修身，贯穿在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中。《大学》强调修身为本。在《大学》一书中，修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诚意。如果意不诚，外面就会表现出不好的东西，而谎言总是会被人揭穿。诚在这里有真的意思，如果心中之意是假的，那么行动也会显现为假，是掩藏不住的。这就是“诚于中，形于外”。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强调“慎独”。相对于公共空间，独可能近似于私人空间，但不完全是。独，指人在单独的时候，一个人待的时候，在没有社会规范约束之时，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做事情也要谨慎，不能肆无忌惮。二是正心。如果说诚意是在真假中选择真, 那么正心就是在正偏中选择正, 其要避免的就是偏(片面、不客观) 。心在古代一般具有情感性，如良心、心地善良、宅心仁厚等, 心必然是有感情的心。但《大学》认为有几种情绪是会影响人的, 这就是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的四不正。这些情绪都有过的倾向, 因为《中庸》强调“发而皆中节”, 四者已经有些过了, 过了就说明心不正。在这种不正的情况就不能去修身。三是修身, 客观全面地看待身与周围的关系，不单独地看自己的身。《大学》对修身的论说和正心的论说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是强调在一定的情绪状态下, 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心有四不正, 修身有五个偏颇, 即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 正是在这些偏颇的情感支配下, 人们就可能会有偏见, 而不能正视自己和他人, 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也不能达到和谐。

《大学》修身的三个方面强调意的诚与不诚, 心的客观与不客观, 身的全面与不全面, 这些思想具有积极的当代价值。今天的人们不再注重对自身的修养, 对诚的强调也不再指向自己, 而更多地去要求别人。《大学》所说的不正在今天也没有消失, 仍具有警示意义。

(三)德:光辉品德的人格精神魅力

修身必然引向对德的重视。德是修身更为具体的层面，德构成了修身的内涵。修身的主要内容就是扩充自身的品德。《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后又说“德润身”,有了德, 身便枯竭。在《大学》里, 德分为内德和外德, 内德主要针对自身, 外德主要针对他人。大学中的“明明德”、“盛德”、“君子先慎乎德”等都是对君子自身的要求。仁、义、让、善、仁亲等为外德, 是君子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美德。外德是以内德为基础的。

由此,《大学》构建了以德为内在基础的, 以身为外在体现的社会关系。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和谐相处。由此可知,《大学》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生活情况, 就是礼治。礼治的核心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和夫妇关系, 在《大学》中所强调的三对关系还没有到后世的三纲的程度。仁、敬、孝、慈、信不是单方的, 而是双方的。这表明《大学》并没有过分专制的成分, 尤其是对父慈的强调。父亲对孩子要慈爱, 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对君而言, 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容易导致对臣民的不仁, 但《大学》强调君要仁, 不仁就是违反了礼治。正是君王一家兴仁, 才一国兴仁, 一家兴让, 才一国兴让。君王尊重老人, 民间就兴孝顺之风, 君王尊敬长者, 民间就兴悌, 君王抚恤鳏寡孤独, 民间就会跟着去做。

“爱恶的能力”也是外德的一种。第一,“人之有技, 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表现了宽容大度的品德。这也深刻体现中国人重德的精神品质。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唯德是用。《大学》认为只有拥有无私品德的人才“能保我子孙黎民”，而那些嫉妒成性的人是不利于社会的。《大学》的爱憎是显明的。第二,“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这样的品德不仅是针对正面的，还针对负面的，对负面的也要采取相应措施。所以《大学》认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体现了“亲贤臣远小人”的为人处世行政原则。

(四)自觉性的自我意识

个体修养的完成依靠主体自觉性，主体自觉性既是修养的保证，也是修养的完成。《大学》关键在于让人能够获得主体的自觉性。前面的重身、重德其实就是对主体性的强调。但《大学》对主体自觉性强调的意义在于侧重主体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包括自己的本分与目标。在个体修养中首先要预设一个理想的目标。《大学》三纲之一是止于至善，这个止的含义很重要。止即达到，也就是知道目标，目标是至善。知道了目标，内心就会坚定。没有目标，内心就会不定、不静、不安、不虑而无所得。在《大学》中，知止的意义是基础性的。

主体修养是一种内在的行为，这种内在的修行特别注重自然的本性，不能违反自己的本性去做事，这就是主体判断的自觉性。不基于本性、天性去判断，而是懵懵懂懂自欺欺人，修养就无法达到。所以，主体判断强调的是虚假的和真实的两种情况。因此,《大学》认为诚意的关键是不自我欺骗(“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儒家强调的慎独也同样表达了主体修养的自觉意识。

任何主体的修行必然是自我的修行，这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我彰显。中国人强调内在的超越性、自足性,特别是圣人、君子、贤人等，皆是典范。因此，主体修行就在于自我去彰显、锻炼、琢磨。这就是主体修行的自我开发。《大学》“明明德”，不是让别人来明，而是自己去明，必须是自明才能让自己的大德、明德彰显出来。“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就强调自修的细腻性，强调对自我内心的深度挖掘和细致打磨。

在主体修养上，儒家强调“不息”。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是正面的立论。“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这是反面的立论。对正面积极意义的强调，对反面消极意义的批评，正说明儒家在修身方面强调“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息的本体论依据是“诚”，即“至诚无息”。正是由于不断地坚持、积累和拓展，才成就天、地、山、水之实，也最终造就了君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