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老子道家治道的历史和传统渊源问题，需要进行许多具体的探讨。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这一司马迁的记载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刘歆在《七略》中所说的“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把老子治道同历史联系了起来，也没有指明这种联系的细节。朱熹稍微具体地指出：“盖老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未可知也。《列子》所引黄帝书，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 近代学人章太炎肯定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并再次认定老子之学是出于“史官”。但胡适则完全否定这种说法，断定“诸子不出于王官”，认为“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 这同时也就排除了道家出于史官的可能。冯友兰不接受胡适的看法，基本上认同刘歆的观点，“以为刘歆所说的，大致还不错”。 但他又修正了刘歆的说法，比如他认为道家是出于“隐者”，而不是出于“史官”。在此，我们只关心老子道家与史官的关系。如果说老子道家“出于史官”只是强调了其思想的史官背景或同史官的联系，而不是说老子道家已经产生于王官（如胡适所理解），后来王官失守移到了民间，那么，刘歆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的基本倾向是，老子道家作为一个学派，是生成于春秋时期，但其思想的形成则多得益于史官，并具有深远的历史和传统渊源。

由于老子思想的高度抽象性、独特性，看上去似乎完全是异军突起，同历史和传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不像孔子儒家那样），而且在古文献中（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在内），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也非常有限，再加上人们的研究，多注重其人其书，因此老子思想的历史渊源这一问题往往被忽略。 这篇论文是想在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展开探讨，所提出的观点是，老子道家以“无为”观念为核心的治道，具有历史和传统的源渊，它同所说的作为古治道而存在的“垂拱之治”或“垂衣裳而治”具有内在的联系。我想通过以下的讨论，尝试证明一下这一观点。

一 历史记忆中作为治道的上古“垂拱之治”

首先我想讨论一下中国远古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是否有一种以“垂拱”或“垂衣裳”观念为中心的治道和政治经验。据我有限的所知，这一点还没有受到关注。我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垂拱而治”或“垂衣裳而治”，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主要限于传说中的唐虞和基本上被确认的夏代）的一种治道。通过对这一点的确认，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老子道家治道的历史源渊，而且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远古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

“垂拱”一语，我们先看看《尚书》中的用例。《武成》篇载：“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毕命》亦载：“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而成。”“垂衣裳”出自《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按照这几处的记载，不管是“垂拱”，还是“垂衣裳”，它们都与“天下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们都被看成是一种统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天下国家得到治理。“垂拱”、“垂衣裳”是因，“天下治”是果。不同的是，《尚书》中用的是“垂拱”，《易传》用中的是“垂衣裳”；其中一例没有明确指出实践这种治道的主体，另一例则明确指出了（即“予小子”、“黄帝”、“尧”、“舜”）；“垂拱”谈到了相关的政治行为──“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和“嘉绩多于先王”；“垂衣裳”则没有论及此，但谈到了其所依据──“取诸乾坤”。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垂拱”、“垂衣裳”的具体意旨，待后文考察。

“垂衣裳”作为一种为政之道或治道，在先秦文献中记之最详者则是《荀子》中的《王霸篇》。现录之如下：

“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舜。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顇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艺业。以是县天下，一海内，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

在此，荀子用了“垂衣裳”一词，它被看成是“治国有道”，而尧、舜则是实践“垂衣裳而治”的典型帝王。《荀子·王霸篇》又载：“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这里的“垂衣裳而天下定”同上面所谈到的“垂衣裳而天下治”，从“定”和“治”看，显然都是指治道。

《荀子·赋篇》中有“圣人共手，时几将矣”的说法，其中的“共”，意即“拱”，所谓“共手”即“拱手”。此外，《商君书·君臣》云：“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进。”《韩非子·初见秦》云：“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可成。”《战国策·齐策》载：“当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这几处的记载，虽然没有说“垂拱”、“垂衣裳”就是“古治”形态，但仍然肯定它们是为政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文献中，还有“恭己”、“共己”的说法，它们也被看成是为政的方式。前者如《论语·卫灵公》的记载：“无为而治者，其舜也舆！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后者如《荀子·王霸篇》所载：“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墨子?公孟》亦载：“君子共己以待”。这里的“共己”、“恭己”与“垂拱而治”是什么关系，是否具有相同的内涵后面再谈。

从秦以后的许多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人们是把“垂拱”、“垂衣裳”、“恭己”、“共己”看成是远古历史上存在过的理想的为政之道或治道。我们不妨再列举一些例子，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汉初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清静无扰之治，至惠帝已见成效，其为政之道被认为是“垂拱”和“无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王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在此，体息无为、垂拱和静简，都构成了统一的治道。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的册问和董仲舒的对策，都谈到了“垂拱”。武帝说：“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以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董仲舒的回答是，尧崩之后，天下归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而登上了天子位，以禹为相，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但是文王遇到的却是殷纣的乱政，为了重新建立有道之政，“是以日昃而不暇食”。刘向在《新序·杂事第三》中，把“垂衣裳”、“恭己”和“无为”放在一起使用，他说：“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扬雄的《法言》也谈到了“垂拱之治”。有人问扬雄什么是“无为”，扬雄回答说：“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也。绍桀之后，纂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乎？” 扬雄提到的古圣王是“尧”，使用的是“垂拱”。王充论“垂衣裳而治”颇详。他说：“＜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又曰：‘巍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谓舜、禹也。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禹承尧之安，尧则天而行，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故曰‘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年五十者击壤于涂，不能知尧之德，盖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

在此，王充肯定黄帝、尧和舜实践的都是“垂衣裳之治”，也就是“垂拱无为之治”。他还把“恭己”和“无为”合用，这表明他所说的“恭己”，其主旨也是“垂拱”。 在王充那里，所谓“恭己”也就是“共己”，《论衡·自然篇》载：“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这也证明了我们上面所说。在崔寔看来，“三公”和“掾属”各有其职，天子所要的做事，就是带有反论性的不做事，即“恭己”。他说：“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天子当恭己南面，于三公亦委策掾属，以答天子。” 魏侍中刘廙肯定，舜为政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又有“独治之功”。他说：“能用人，故人无不为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数，而贵圣舜独治之功。故曰：为之者，不必名其功；获其业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谓舆！” 齐明帝亲理细务，烦而无要，钟嵘上书进谏，欲使之“恭己正南面”，其言曰：“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 崔寔、刘廙、钟嵘等人都相信天子为政的最高境界是“恭己”，条件是他首先要选好贤能的大臣。号之曰“则天”的武瞾，把自己统治的年号定为“垂拱”，颇具象征意义。

根据以上所列举的有关“垂拱”、“垂衣裳”和“恭己”、“共己”的记载，我们推断，“垂拱”、“垂衣裳”之治，非常有可能就是远古帝王的一种为政之道或治道。清末在中国内外交困之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倡变法，要求改革政治，他也把“垂裳”、“拱手”看作是古代的为政之道，但他认为这种方式已经过时，需要改弦更张。他在呈给清帝的文书中这样说：“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

对于上述把“垂拱”和“垂衣裳”观念看成是远古治道的观点，站在自我反思的立场，也许可以提出如下疑问，即“垂拱而治”或“垂衣裳而治”，莫非也是一种“托古”手法。但我们需要“多角度”来审视诸子的历史记忆，弄清在不同的历史记忆之中，是否真的存在着矛盾或者失实。有的看似矛盾的记忆，实际上可能并不矛盾。如古帝王是战争的首领，是文明和技术的创始人，是身先士卒的劳动者， 这些同所说的“垂拱之治”，表面上看起来也许不协调。但“垂拱而治”只有在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之下才有可能，是“政治常态”之下的统治方式。古代帝王首先也要打天下，要树立各种权威（包括创造文明），要选好贤臣，然后才能坐天下，才能“垂拱”。当然，一个帝王也可以通过先帝、先王权力的和平转移（如“禅让”）， 在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下来达到“垂拱而治”， 就像舜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