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古到今有许多立下丰功伟业的先祖，与“黄帝”同期或比“黄帝”更早的祖先，比比皆是。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神婚造人的伏羲氏和女娲氏，以及被称为“炎黄二帝”父尊的少典氏，母亲附宝氏，还有有蟜氏及西陵氏等。溯根追源被推崇为最早的祖先，该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了。然而，中国人很少提到我们是“盘古子孙”、“伏羲子孙”、“有巢子孙”……却响亮地提出我们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

随着对黄帝认识的加深，全球华人对“黄帝”的敬重和崇拜达到了空前的境界，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并于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在新郑黄帝故里举办隆重的拜祖大典，且越办越好。先祖众多，为什么只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呢？

黄帝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肇造者和集大成者

如果把古代社会分为蒙昧社会阶段，野蛮社会阶段，而后进入文明社会的话，黄帝就是带领先祖们自强不息，前赴后继开创大业，使中华民族由蒙昧、野蛮时期走向文明社会的最早和最伟大的祖先，故称“人文初祖”。中华民族几乎把所有的丰功伟业都赋予了“黄帝”及其那个时代，并把他们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像黄帝的正妃嫘祖栽桑养蚕，抽丝织绸，使人们结束了赤身裸体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使人们从野蛮社会挣脱出来，进入文明时代；黄帝和辅臣风后造指南车，使指南针列入中国四大发明；黄帝和岐伯、雷公着《内经》，今为中医界必读之经书；黄帝还造舟车、定历律、开发农业、定居中原，国于有熊等。

以上内容，我们都可以在文献资料中看到：

在布帛衣裳方面：《路史》称：“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蚕以供衣服。”《通鉴外纪》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

在文字发明方面：《周礼·外史疏》云：“仓颉造文字。”《孝经·援神契》云，“仓颉视龟而作书。”《广韵》载：“使沮涌、仓颉作书。”《吕氏·审分览》云：“仓颉作书。”高诱注：“仓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字。”

在造舟车方面：《汉书》谓：“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

在农耕粒食方面：《黄帝内传》载，“黄帝升为天子,地献草木,述耕种之利, 因之以广耕种。”《古史考》说：“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作瓦甑。”《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定历律方面：《史记索隐》：“按系本(即《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历，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拾遗记》谓：“考定历纪，始造书契。”“吹玉律，正璇衡。”

在居住方面：陆贾《新语·道基》篇道：“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班固《白虎通》：“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

在书画、医卜、兵器农具、音乐器物等诸多方面：《帝王世纪》：“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为《难经》，教制九针，着内外《述经》十八卷。”《通典》载：“巫咸作铜鼓。”《吕氏春秋》：“黄帝使荣缓造钟。”《初学记》谓：“挥作弓。”注：“挥，黄帝臣”。《经典释文》引《世本》云：“垂作铫铧。”《诗臣工疏》：“垂作铫。”《玉篇》：“垂作规矩绳。”《逸周书》说：“黄帝穿井。”《事物原始》云：“尹寿作镜。”注：“黄帝臣。”

因此，后人将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功劳几乎都归于黄帝时期或黄帝其人，正像汉代班固《东都赋》说的，“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除此之外，人们把最早的原始国家体制的形成也归于黄帝。如《帝王世纪》载：“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从以上诸多功业和发明创造来看， “黄帝”当时所处的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发展，表明“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集大成的时代。而黄帝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构建了整个华夏民族的主体，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祖先。

黄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

有人称城市、文字、冶金为文明三要素。黄帝时期对于文明的体现，远远超过这三个方面。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之一。在我国考古发现的早期古城址中，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距今6000 年前的城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址之一，该城址同时出土的还有玉器、陶器和船桨。城头山古城的考古学年代,主要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已成为我国弥足珍贵的史前文化遗产。在郑州西山还发现距今约5300～4800 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经发掘和钻探结果推知，西山古城址的平面略近于圆形，城墙建筑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系在经过修整的生土基面上分段逐层逐块夯筑起来。可以肯定地说，“黄帝时代”已经有城池的出现，只是在它的规模、建制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罢了，这也足以说明“黄帝时代”是城池出现的源头。

这一观点，历史文献资料中也可以近一步得到佐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淮南子·原道训》载：“黄帝始主城邑以居。”《汉书·郊祀志》载道：“黄帝为五城十二楼。”《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造五邑。”

早在1956 年，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碳测定为距今6065 年）中发现一个铜片，经化验，含有大量的铜、锌和镍。1973 年，陕西临潼姜寨29 号仰韶文化居住面上曾发现一铜片，经鉴定，其含铜为65%，锌占25%，锡2%，铜8%，是铜锌矿冶炼出的黄铜，即含锌的铜锡合金，属于原始黄铜。而在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了一柄铜刀。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含锡的青铜,是用两块陶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而该房子基址的碳十四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 年。到了1987 年,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 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将军盔残片和铜炼渣,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4 号积石冢中发现有铜环, 经化验是红铜。同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有铜容器残片；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有方形铜炼渣；河南郑州董砦，发现有方形铜片；河南临汝煤山还发现了炼钢坩埚残片。

从以上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定冶金这种生产技术可向上溯到距今7000 年至5000 年间的仰韶文化时期,应认为这一时期正是黄帝所处的时代，如果把铜器的出现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这与《史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铜, 铸鼎于荆山下”相吻合，这也说明“黄帝时代”是冶金术出现的源头。

文字的发明同样被认为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据文献记载黄帝时代就有了文字，仓颉造字家喻户晓。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远古时，已有许多刻画符号。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里，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和陶片11 件, 典型符号27 种，例如：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丅等，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画的, 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们的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

同样，我们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符号多达38 种，其中有一个符号由五个相连的“∧”形构成，李学勤先生将其考释成“岳”字,并认为这个符号与甲骨文里的“岳”字相近。同时，于省吾先生也认为我国文字的萌芽，远在6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已刻简单的文字，这在诸多学者中已经取得了共识。这就进一步证明“黄帝时代”不仅有了文字，而且有了一定的数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应视为文字出现的源头。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证实黄帝及那个时代是蒙昧野蛮社会的结束、文明社会肇始和形成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黄帝”既是那个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又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代表，是全民族智慧和力量的象征。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后人何以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并把他推崇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祖先。

黄帝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

黄帝带领先祖们不仅肇造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并使这种大文化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黄帝及其先祖们处处为民众着想，时时考虑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在《黄帝内经》开篇中就得以体现。引其原文：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着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岐伯曰：远乎哉问！夫治民与治自，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上边这段话，如果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应是这样的：

黄帝说：听说先师有许多心得，但没有在著作中记载下来，我希望听听并牢牢记住，以作为准则执行，在大的方面用以治疗民众的疾病，从小的方面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使百姓不为疾病所困，上下亲善，造福后人，让子子孙孙不为疾病所忧虑，并让这些经验世代流传下去，你可以告诉我吗？岐伯说：你的思想真是深邃而高远啊！不论治民、治身、治彼、治此、治小还是治大，治国还是理家，从来没有用倒行逆施的方法能治理好的，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才行得通。所谓顺，不仅仅是指医学上阴阳、经脉、气血的道顺，对待人民也要顺应民心。

黄帝说：怎样才能做到顺呢？岐伯说：到达一个国家后，要先问清楚当地的风俗习惯；进入人家时，要先问清楚他家的忌讳；登堂时要先问清楚人家的礼节；医生临症时也要先询问病人怎样才觉得舒服。

仔细品味，耐心琢磨一下，黄帝和岐伯的这段对话，不难看出黄帝所具有的崇高思想境界，在炎帝、蚩尤等先祖领袖们的思想理念基础上，更有所升华。“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表达的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先人后己，并希望永远流传下去。这是什么境界啊！是大圣之情。后边表达的是无论治民、治自、治彼、治此、治小、治大、治国与治家，必须得民心顺民意，这种民本思想又是何等的境界啊！

从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看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大文化理念。正是这种思想理念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并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黄帝的思想文化理念，在《黄帝内经》中的集中体现，正是中华民族大文化概念的精髓，他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的大圣情怀，世世代代传承下来，正如黄帝说的“传于后人，无有终时”。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仍能清晰看到，黄帝和先祖们奠定的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精神理念世代传承，至今仍在传承的轨迹。

自黄帝时代以来，又出现了尧、舜等令人尊敬的先贤，而大禹呢？为根除水患，保百姓平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品格，千古传颂。再后来，像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像宋代名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至今传颂；还有宋代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被温家宝总理引用。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以及“民主、民权、民生”思想等等……。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败的缘由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的深厚根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这也包含着我国人民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以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道德规范，这都属于中华民族大文化范畴。这就是民族的凝聚力，这就是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对于为何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就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