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典籍，主要是由夏商周王室承传。后来，各诸侯国也开始藏书修书。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因为要“留佐武王”，结果便派“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鲁周公世家》) 。当伯禽就封时，周王室“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 。这里，祝即太祝，负责祭祀时的祝辞；宗为宗人或宗伯，负责祭祀时的礼仪；卜为卜官，负责祭祀时的占卜；史，即史官，负责记载世系与史事；备物，即服物，负责生死礼仪时所佩之物；典策，历史简册典籍；官司为百官；彝器，宗庙祭祀之器。总之，这些人与物都是有关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礼仪的主持者或保存者。这说明鲁国随着就封而带去了许多王室资料，其历史文化背景非同一般。

周公曾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曰：“先君周公制周礼。”季文子是鲁国的世家子弟，其所说当有依据。周公儿子伯禽就封鲁国后，自然要把周公所制作的礼乐也带到鲁国。《礼记·明堂位》说：“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史记·鲁周公世家》：“鲁有天子礼乐”。

《左传》昭公二年：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见舞《象》、《南籥》者……

以上材料表明，鲁国有太史馆，有观乐堂。在这些学术文化殿堂内，有《易》、《象》、《鲁春秋》等典籍，有《风》、《雅》、《颂》等诗篇，有《象》、《南籥》等乐曲，内容已相当丰富。吴公子札在鲁国观乐是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韩宣子在鲁见《易》、《春秋》是在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38年。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1年，则吴公子观乐时，孔子才8岁，韩宣子观鲁太史馆时孔子才12岁。据《论语》，孔子“十有五岁”才“有志于学”，说明这些文化典籍与乐章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了。

三、博学好古的历史修养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是孔子整理“六经”的“人和”准备

　　 孔子本是一位信古而博学的人，对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并有极深的修养。他自己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他“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据传，孔子曾跟师襄习琴，跟苌弘学乐，向老聃问礼，向郯子学官制(《史记·孔子世家》) 。鲁国有周公庙，称太庙，是鲁国历史典籍与礼乐文化的集中地。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

鲁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孔子“信而好古”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孔子“学而不厌”又为他整理“六经”作好了学养准备。因此，孔子对五帝时代直至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相当熟悉。《礼记·礼运》载：“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蜡是岁末宗庙之祭。观则是历史典章的详备之处。《礼记》郑玄注：“观，阙也。孔子见鲁君于祭礼有不备，于此又观鲁魏旧章之处，感而叹之。”孔子于庙里祭祀祖先，于观上察看了旧章之后，“喟然而叹”。所叹的是什么内容呢？《礼运》接下来记载：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郑玄注：这里的“大道”是“谓五帝时也”，与夏商周“三代”对言。这里的“志”，是指“故志”“训典”之类的历史文献。郑玄注：“志，谓识，古文。”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师培语：“志，识记之书，如《夏时》《坤乾》之类。”孔子的话是说，五帝与夏商周三代，我虽然没有赶上，但相关的历史状况因为有“志”之类古书记载，还是可以了解的。《礼运》接下来一大段关于五帝之“大同”，三代之“小康”的论述，即是根据“志”书所记而来。三代的情况离孔子比较近，所以孔子了解得较多一些。《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前后相因，其间的礼，或批判(损) ，或弘扬(益) , 都是可以知晓的。《论语·八佾》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过去，标点多断为“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实为不妥。孔子是说，夏礼、殷礼，他都是大致知道的，只是到了夏殷的后裔杞国、宋国去考察的时候，足以征信的文献已很少了。这里的“之杞”“之宋”的“之”都是动词，意思是“前往”。《论语·八佾》这段话，可以与《礼记·礼运》一段话比照而读：“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既然杞宋都不足征，为什么孔子还能言夏、殷之礼呢? 这正是孔子的深意所在。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杞宋两国已大致失去了其祖先夏商之礼，因为没有文献可证了。但鲁国则不同，因为鲁国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就是《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虽然“丘未之逮也”，但是仍然可以把握，因为鲁国“有《志》焉”。

先秦文献中，有关孔子好学而博学的记载还有很多。《孟子·万章上》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所谈均为“大道之行”，说明孔子平时对于尧舜禹之事实是考之勤而知之稔。《墨子·公孟》：“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论语·泰伯》：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些材料表明，孔子是敬重上古典籍，熟悉上古典籍，因而是深悉上古历史文化的大学者。由他来整理六经，实际上已是历史的必然。

四、从“六经”的内容看其对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性

五帝三代以来丰富的历史文献典籍和鲁国特盛的历史礼乐文化，是孔子整理“六经”的”天时”“地利”基础，而孔子信古博学的个性特点又决定了他整理六经的必然性。于是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孔子在众多的先秦古籍中有选择地精编了其中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古书。而从内容考察，这六部古书都以记载历史为根本。

关于《诗》

今传《诗经》有“商颂”，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等商族历史，又有“周颂”、“鲁颂”、“大雅”、“小雅”，言姜嫄履帝武敏而生后稷，公刘率周人由邰迁豳，古公亶父由豳迁岐，于周原兴邦，以及文王、武王向东发展，伐崇代密，建都丰镐等历史。

五帝至夏商周三代，氏族部落林立，史称“万国”。司马迁说古诗有3000余篇，当属可信。只是随着部落间的战争与合并，古诗散亡较多。所以到孔子整理时只能选取300余首而已，而以“商颂”为早。其实商之前还当有“夏颂”，夏之前还当有“虞颂”，虞之前还当有“唐颂”等等。《尚书·虞书·舜典》：“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神人以和。”是帝舜时有诗之证。据考，唐尧时有《击壤》歌，虞舜时有《卿云》歌，夏有谚，商有颂。而总起来看，诗的最初功能是唱“史”。

关于《书》和《礼》《乐》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

今存《尚书》即上古之书的意思，内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记唐尧、虞舜、夏禹、商契、周公以来史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书》记先王之事。”

《礼》、《乐》成书较晚，而其实际内容则起源很早。孔子说夏商周三代之礼前后因袭，而实际上夏礼因袭于更早的五帝之礼。乐起源于原始宗教活动，其乐曲到后来便存于“诗”“礼”之中。在祭祀或庆典活动时，按节而舞是为乐，依拍而歌便成诗，诗、乐、歌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的礼仪。要之，《礼》、《乐》两书保存了许多战国以前宗教礼仪、典章制度、乐舞旋律方面的宝贵资料。

关于《易》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长沙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易》本是卜筮之书，始于伏羲画八卦，实为五帝以来原始宗教文化的集中记录。章太炎说：“《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家，所以《易经》也是史。”(《经的大意》)

关于《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世家》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总之，孔子所整理的六部古书，实际上都是渊源有自、承传多年的先王旧典，世代掌于王官。按《周礼》的分类，其情形大致如此：

巫史官所执掌与流传的——《诗》、《书》、《春秋》。

卜筮官所执掌与流传的——《易》。

礼乐官所执掌与流传的——《礼》、《乐》。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其《文史通义·易教上》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其《经解中》又指出：“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经的大意》也指出：“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著名学者刘师培作有《古学出于史官论》，将先秦学术文化分为三派，而皆出于史官，其中第一派即为“六艺出于史也”。“六艺之学掌于史官，仲尼删订六经，实周史保存之力也。不有史官，吾恐文献无征，不待秦灰之烬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六经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经学与史学》一文，从六个角度指出了“经学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解决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分期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二，解决中国奴隶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三，解决宗法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四，解决井田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五，解决中国哲学史中“天”的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第六，解决中国古代的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问题，不可不研究经学。

金景芳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试从文明史研究的角度看，“六经”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关于五帝时代。《礼记·礼运》载有孔子对五帝时代社会状况的分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指出，“大同”一节“大体上是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现实。”金景芳先生《经学与史学》指出：“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后，应该看到孔子的这段话惊人地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仅如此，而且明确地指出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界线，应划在夏初。”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的是政治概况。在氏族社会，部落酋长由民主选举产生，氏族内部讲诚信，讲和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讲的是家庭情况。在原始社会晚期，婚姻状态仍然是血缘婚或普那鲁亚婚为主，因此，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所有的长辈都是自己的长辈。这就是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讲的是经济状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处于原始共产制状态，人们还没有私有制观念。所以，虽然都珍惜财物，但没有私藏财物的念头；虽然尽职尽力，但都不是为了自己。

孔子所谓的“大同”社会，处于“大道”时代，郑玄注：“大道，谓五帝也。”如前文所考，孔子读过相关的历史文献如《志》等古书，所以对五帝时代是比较熟悉的。

关于夏商周三代，六经的记载更为详尽，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文化有深刻了解。《礼记·礼运》又载孔子论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情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讲的是国家出现以后的情况。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讲的是家庭情况，说明父权世系继承制已确立，一夫一妻制婚姻已在实行。所谓“货力为己”“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兵由此起”，说明私有制产生之后，出现了军队、城郭等国家机器。这是一个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完全不同的“小康”社会。其界限是从“禹”开始的。所谓“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孔子虽然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由于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以往《故志》等第一手材料，所以其关于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论述分析，完全符合实际状况。上引《礼运》孔子所论五帝时代“大同”社会与夏商周三代“小康”社会，实际已将这两个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揭示得十分深刻。相关的论述又见于《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禅是指部落联盟领导权由民主选举产生，而继是指国家领导权父子相继。这正是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根本区别所在。

上面分析表明，六经中确实保存了有关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其内容丰富全面，二是因为其真实可靠。因此，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应当充分重视六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