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年谱（文钞应世之时期1912～19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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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一二年
　　公元一九一三年
　　公元一九一四年
　　公元一九一五年
　　公元一九一六年
　　公元一九一七年
　　公元一九一八年
　　公元一九一九年
　　公元一九二０年
　　公元一九二一年
　　公元一九二二年
　　公元一九二三年
　　公元一九二四年
　　公元一九二五年
　　公元一九二六年
　　公元一九二七年
　　公元一九二八年
　　公元一九二九年
　　公元一九一二年 壬子 民国元年 五十二岁
　　在普陀法雨寺晤高鹤年。高氏恭敬开示。大师曰：‘六祖言：“于一切时，自净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人无我，直至菩提云云’（一）。高鹤年居士临行携去大师之佛教论文四篇至沪，登刊于《佛学丛报》。署名‘常渐’（二）。大师约高氏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师关房畅谈诸家净土文。
　　（一）见《纪念文集·印光大师书传跋》，及《三编·与高鹤年居士书》，信后附有《觉有情》编者陈法香题识。
　　（二）据《苦行记》：‘狄楚青居士发心办《佛学丛报》。余至海上索师文稿，编入丛报，师用“常渐”之名，“印光”二字，无人知也。’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见《增广》第二卷）
　　净土决疑论（见《增广》卷二“论”第一页）
　　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增广》卷二“论”第九页。文中括弧内注文乃大师原文中所附自注，用小字添于原文句后者。）
　　佛教以孝为本论（见《增广》卷二‘论’第十二页）
　　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见《增广》卷二‘论’第十三页）
　　公元一九一三年 癸丑 民国二年 五十三岁
　　四月初八日，作《与高鹤年居士书》（一）。
　　（一）见《三编》上册卷一第四四页。
　　按：函中所云‘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即指高氏于民国元年携去之四篇佛教论文。此函后但署 ‘四月初八日’。信后附有《觉有情》编者陈法香的题记。陈法香将此信考证定为‘民国三年’所写，误也。兹将陈氏题识引录于下：
　　（陈按）：印光大师隐居普陀山，初无人知。高鹤年居士游山，乞其论文四篇。一，《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宗教不宜混滥论》；三，《佛教以孝为本论》；四《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皆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佛学丛报》。其第一篇署名‘常渐’，登于《丛报》第九期，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即民国二年阴历九月初二日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渐’。第三、第四篇则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则于《丛报》第十期登出。此四篇论文可谓印光大师初转法轮。从此龙天推出，大放光明矣。承鹤年居士出示右书，未举年份。书中所云‘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则右书确为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所写。此书极有佛教历史价值，未见于正续《文钞》，爰付本刊，以公诸世。
　　《觉有情》半月刊编者陈法香谨识
　　按：陈氏将此函定为‘民国三年’是弄错了。高鹤年至普陀取去论文四篇，时在民国元年。《永思集》之‘行业记’、‘苦行记’，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等，俱有一致明文记载。印光法师后于民国十二年‘复卓智立’书中亦清楚记载：‘及高鹤年居士于民国元年至法雨寺访晤，绐去数稿，刊登于《佛学丛报》，始渐接物。’则此信写于民国二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年）无疑。决非民国三年。（以印祖原函有‘去秋’两字。）
　　公元一九一四年 甲寅 民国三年 五十四岁
　　与狄楚青居士（一）晤于浙江普陀山。提议狄流通《拣魔辨异录》。狄氏返上海，乃将是书石印一千部（二）。
　　（一）狄楚青（？——一九四一），名葆贤，字楚青，一字平子，又号‘平等阁主’。维新派人士，近代佛教学者。江苏溧阳人。早年与康、梁观点相近，主张变法。与谭嗣同等游，过从甚密。‘戊戍’后，逃亡日本。一九００年归国，至沪，入唐才常发起之‘正气会’。后唐才常等赴汉口创设‘自立军’，狄则留沪任联络，筹措粮饷、军火，以为策应。事败，唐殉难。狄氏二次出亡日本。后归国集资经营新闻出版事业。一九０四年，于沪创《时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于沪办《佛学丛报》，设‘有正书局’。曾推荐月霞法师至沪弘法，创华严大学。一九三一年，与叶恭绰等发起影印宋版《碛砂藏》于沪。其于佛法，初则笃信净土，后皈依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经其指点，始得大悟。夫人汪氏观定于禅亦颇有悟解。生平好诗词书画，著有《平等阁诗话》。著作另有《平等阁日记》，详载学佛心得及因果轮回故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对中国文化之掠夺、摧残；狄氏亡命东洋，辗转朝鲜，经辽宁、沈阳至京，沿途所见闻国人悲惨景象，《日记》中亦有载录，故具史料价值。
　　（二）《三编》卷一上册第十页‘复如岑法师’：‘民国三年，狄楚青来普陀。光劝伊流通此书，云：当向谛公处请其书。伊云：“我有。”问从何而得？云“在北京烂货摊买的。”伊回申，即付印刷所，照式石印一千部。以八部送光。’
　　公元一九一五年 乙卯 民国四年 五十五岁
　　仍在普陀山法雨寺。
　　是岁高鹤年在终南山营修僧尼普同塔、念佛堂。且拟造大觉精舍茅蓬，预备迎请大师返陕。
　　公元一九一六年 丙辰 民国五年 五十六岁
　　三月，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大师，始皈佛门（一）。
　　（一）见《圆瑛大师年谱》第一一四页。
　　公元一九一七年 丁已 民国六年 五十七岁
　　是岁作《与徐福贤女士书》（一）。
　　徐蔚如（二）居士得‘与其友’三函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三）。
　　三月四日，复丁福保居士书一（四）。
　　四月十八，复丁福保居士书二（五）。
　　六月十八，复丁福保居士书三（六）。
　　夏，与徐福贤女士书。秋，津京水灾。高鹤年与沪上诸居士合组佛教义赈会。复至普陀山与大师会晤（七）。
　　陕人王典章专程至普陀法雨寺谒师。大师与之深相投契。王住居二星期，日必数面，且同食焉。某日五、六时未晤，大师忽以一函示王，乃复徐福贤女士书也。及王下山归，大师送之，且曰：‘君年已渐老，若研究佛学，恐不可能，只好塌实念佛，以求往生极乐，方不负我俩人相见因缘。’（八）
　　六月廿三，复丁福保居士书四（九）。
　　七月初五，复丁福保居士书五（十）。
　　十一月初二，复丁福保居士书八（十一）。
　　（一）（《与徐福贤女士书》见《增广》卷一‘书’第五一第五四页）
　　按：《增广》正编《文钞》中，唯《与体安和尚书》一篇有明署年月日期可稽。此《与徐福贤女士书》之写作日期乃据王典章居士所记考得。阅大师纪念文集中陕人王典章文，始知大师此函乃作于民国六年，即公元一九一七年夏季也。此信至为重要，如‘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则消一份罪业，增一分福德；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诸语，即源出此，皆大师诲导之名句也。当己巳仲夏，余困殆病业，自以为世寿将终，然亦不欲人知之也。乃往辞涌渊老居士。涌老为余说法开示，中引数语，精妙之至，顿启心扉。敬问此数语是前代何位菩萨或高僧大德所言。涌老居士云：此乃《印光大师文钞正编》中所说也。大师文钞余早年即有之，然藏诸簏底，未之阅也。归而检出，阅至‘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等语，诵之，祷之，拜之，不觉汗津津，泪涔涔，而恍然若梦回也。深信苟非菩萨乘愿而来，焉得有此等语哉！余之归心净土，服膺印光大师，乃至发心编纂大师之年谱，此亦其缘起之一所在耳，故为之记。
　　（二）徐蔚如（一八七八——一九三七），近代佛教居士、刻经家。名文霨，字蔚如，号藏一。受其母信佛熏染，始研习佛典。皈依谛闲法师后法名‘显瑞’。一九一八年集印公文稿书信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复又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以流通佛典为己任。所刻经尤为精湛者，则推《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纲要》。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华北，徐氏与天津佛教居士筹办难民妇孺临时收容所，收救难民，未几病卒，享年六十。
　　（三）见《行业记》：‘逮民六年（师五十七岁），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
　　（四）见《三编》卷一上册第五九页：‘白衣咒，未见出处，想菩萨俯顺劣机，梦授之类也。然以至诚心念者，无不所求皆应，有愿必从。......俗念增数句，乃祝愿之词，有亦无碍。’按：‘白衣大士神咒’即‘白衣咒’，《大藏》密部未列此咒，但《大藏》内《法苑珠林》第六十卷《咒术篇》，第六十八‘咒术部’有此咒文。名‘随愿陀罗尼’。《法苑珠林》一书成于唐初，显然唐代以前，此咒已广泛流传，灵感非凡。今恭录于左，诵者可日与《大悲心陀罗尼》并持之。
　　白衣大士神咒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三称三拜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僧 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怛只哆 唵 伽罗伐多 伽罗伐多 伽诃伐多 伽罗伐多 罗伽伐多 娑婆诃
　　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
　　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字仲祐，别号畴隐居士。生于无锡，原藉江苏常州。著名佛教居士、职业医生、藏书家、出版家。二十二岁入江阴南菁书院，翌年考取秀才。一九0一年，至苏州东吴大学堂学医及数学，次年又考取上海东文学堂学日文。一九０五年阅读释氏语录，续又结识杨仁山居士，得聆佛法要义。一九０八年起，在沪行医，并创辨医学书局，刊医书。一九一一年以后长居上海，继续行医，刊行书籍。且参与地方之公益事业，于弘扬佛教尤有贡献。一九五二年病故。丁氏一生编撰甚富，著作等身。先后编纂译著有：算学书十种；健康长寿法书廿六种；文字学九种；文学诗词学八种；古泉学八种，医学七十五种；杂著九种；德育十种；道学二种；佛学三十四种“在其所編著之佛学书籍中，较著名的有：《一切经音义提要》、《翻译名义集新编》、《佛学精华录笺注》、《六祖坛经笺注》、《六道轮回录》、《佛学指南》、《佛学起信论》及《佛学大辞典》等。
　　（五）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六十一页。
　　（六）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六十三页：‘今寄《印光文钞》一本，祈垂麈政。此钞系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者。.....今春三月末，持三十本至山访光，又将其余芜稿一并要去。拟欲将己印未印一并编辑，刻诸枣梨。’按：此《印光文钞》乃大师文钞最早刊本，只分两册，非今之四册本《增广文钞》正编。
　　（七）见《苦行记》：‘民国六年秋，京津大水为灾。沪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诸居士电嘱下山救济。又接师及谛老函，谓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亦是保护佛法。故此出山，将自了之念抛弃。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冒险便道京津勘灾，事毕，南下随到沪上。狄楚青、虞洽卿、王一亭、程雪楼、应季中、朱葆三及盛府诸居士，合组佛教慈悲义赈会。推余往各处劝办分会，负担总务及查放事。余先到宁波，观宗谛公发心允设分会。随至普陀，师与了清方丈招集锡麟堂了余上人、长庵老当家、佛顶文质和尚及诸山长老，说明北方赈灾救济事。设分会于普陀，随缘乐助。次早，师办陕西小米粥油饼赐食早餐，并谈某某老先生来山请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分文不收云云。余再三顶礼劝师。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务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适合佛祖遗风。如违常住之规模，余向老当家及方丈请通过。师始含笑点头允之。师云：我仅存拾元，取出交汝带沪。余再四不收（纵然有款，理应送交分会），告别。师嘱赈事毕来山休养。（《永思集》第二十页）
　　（八）见《纪念文集》载王典章《印光法师圆寂感言》：‘民国六年夏，余解组粤海道尹，返至上海，晤云南王采臣先生人文，新从普陀归来。谓：‘该山有印光法师，为君之同乡，虔修净土，回己恒流。’余久闻普陀名，因动往谒之念，搭舟以行。次日到山，直趋法雨寺，夕阳己西下矣。投剌求见，寺中知客谓时己晚，约以明朝。再三请其转达，师即出现，随同晚餐。倾谈之下，深相投契，设榻楼上。余住居两星期，日必数面，且同食焉。寺僧无不异之。以师每遇同乡，只见一面，或留一饭为止。深讶余之破格也。次晨邀余参佛，拜跪稍快，即正色曰：‘礼佛须恭敬，不可草率。’余谨服其言。乘间问佛与儒教，比较如何？良久答曰：‘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盖以儒教系世间法，佛教乃出世法。合过去、现在、未来而为一者也。’余初疑之。及阅师文钞，渐有所悟，然尚未深知也。一日，五、六时未晤，师忽持一函相示，乃《复徐福贤女士书》也。女士求来山皈依。师以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洋洋数千言，反覆开导，字字珠玑，苦口婆心，一洗寻常习惯，心折益深。山中名胜，师偕余遍观。一日乘山兜依岩行，下临巨海，骤遇飓风，师大声念佛，履险如夷。行至佛顶山，有观经僧家十余人，当面请示，师一一解释，如数家珍，毫不思索，余更为敬服。法雨寺藏经楼，藏有新旧全藏两部，师一一校正。所有错误，均以朱书另注于旁。余拟请人抄出。名曰《印光法师全藏校勘表》，此愿迄今未偿，思之辄为遗憾。迨余下山，师送余曰：‘君年己渐老，若研究佛学。恐不可能。办好塌实念佛，以求往生极乐。方不负我两人相见因缘。’此返沪，以师与徐女士书示内子。诘趄余起，内子己在室中设佛位念佛矣。
　　七年，余寓苏州，师每赴扬州刻经，必赴余家。十一年夏秋之间，江南北大水，当道邀余赴南京主持振务。师至喜，告余曰：‘夫人请皈依，即在君家佛堂为之说法。’责余念佛不及内子之虔。时余在南京，与妙莲、心净两和尚及魏梅荪、庞性存诸居士，议在下关三汊河买方氏地为放生池。师极赞成，助洋两百圆。厥后购地至四五百亩，筑九放生池，附设慈院，并建法云寺为念佛清净道场，皆师提倡之力也。十九年，师移锡苏州报国寺闭关，当往谒，谈辄移时。各方来皈依者，告以念佛方法，及三皈、五戒、八苦、十善诸法，殷殷开示，惟恐人之不晓。余戏问曰：‘师对人开示，余闻之熟悉。’师曰：‘居闻虽熟，他人只此一次，故不能不详尽。’诲人不倦，可见一斑。余家大小，依次皈依，余亦恳求，师曰：‘君与我为方外老友，宜皈依佛，不必拘此迹。’但余之心，则不啻皈依焉。
　　‘九一八’事变后，余拟返陕，往商，师曰：‘归家良是，但中国之祸，不知何时方休耳！’厥后每到苏，即时时往谒，辄不令递去。二十六年，余赴京呼吁和平，至苏流连十余日，无日不见，见即言世界之祸，恐从此开端。余辞归，依依不舍。后寺僧告余曰：‘君去后，师投身关门外，望君不见，始己。’谁知此别、竟为永诀之日，可不痛哉！（《纪念文集》第一一０页）
　　（九）见《三编》卷一：‘十念一法乃慈云忏主为国王、大臣政事多端无暇专修而设。又欲其立书一口气为一念之法，俾其心随气摄，无从散乱。其法之妙，非智莫知。但只可晨朝一用，或朝暮并日中三用，再不可多。多则伤气受病。切不谓此法最能摄心，令其常用，则为害不小。’‘念佛声默，须视其地其境何如耳。.......其功德唯有专心至志，音声犹属小焉。’‘光于此数则，曾颇费研穷，去岁得一巧方便法，书示知己，皆同赞叹.....其法在《印光文钞》第四十五纸第八行下，祈检之。’（见《三编》第六十四页）
　　原书按：检《增广》第一册第四十五页中并无大师所示方便方法，岂大师所指文钞本乃《增广》前更早之版本欤？
　　（十）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六十七页。
　　（十一）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四页。
　　与徐福贤女士书（见《增广》卷一“书”第五一—第五四页）
　　公元一九一八年 戊午 民国七年 五十八岁
　　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
　　正月廿五日，复丁福保居士书九（一）。
　　元月廿五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二）。
　　正月廿八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一（三）。
　　二月初七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三（四）。
　　二月廿八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四（五）。
　　五月廿一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五（六）。
　　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欲至扬州刻经院刻印经书。因初次出山，人地生疏，请高鹤年居士陪同。至沪，觅得一最冷落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住宿。由高氏介绍，大师与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会晤，广说净土因果等事（七）。
　　十月十五日，复高鹤年居士书二（八）。
　　是岁春，徐蔚如（文霨）以历年搜访所得之大师文稿二十二篇印于北京，是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谒大师，获稿颇伙，并承知友录稿见寄（九）。
　　（一）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六页。
　　（二）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九页。
　　按：此函信末注‘民七元月廿五’而前‘复丁书九’后注‘民七正月廿五’。然观其内容、语气，则两书绝不似同一日所写，必有一误在焉，始并仍之如旧。印光法师在此函中特地指出：《慧命经》乃是外道炼丹之书。辟之甚详。甚至《慧》书引证《法华经》时，窜改经文中一字，改‘余’为‘除’，亦被大师发现指出。大师自述云：‘此书光初出家时看过。’可见其学问之渊博，知见之纯正。释迦佛曾诫弟子曰：‘外道书可看不可信。’若夫芸芸众生，学佛根基未定之人，以不看为妙，而况其余未闻佛法者耶！至于有以外道之术、书，剽取佛经中一言数语，遂妄标之曰‘佛家功法’者，则阅者尤宜小心。
　　按：《慧命经》为清代柳华阳著。柳华阳，约生于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其自称：洪都（今江西南昌）之乡人也。幼而好佛，先在皖水双莲寺出家落发，后又受伍守阳内丹秘旨，自称道教北宗龙门派第九代。
　　（三）见《三编》卷一第九十二页。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００页。
　　（五）见《三编》卷一第一０一页。
　　（六）见《三编》卷一第一０四页。
　　（七）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七年夏，余账毕返申。师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约往扬州刻经。以经资不敷，意在随缘而不募缘，邀余相助。余随至普陀，同师到沪，余拟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师坚不允，曰：“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气办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乐！又要化费钱文，消耗光阴。”于是再四思维，觅得最冷落之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费伙食费二元（中方广下院是照禅上人所开，乃兴慈法师之师，余朝台时相识也）。由余介绍会晤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广谈孔、孟诸家历史及净土因果等事，另有善信等多人，欲送香仪礼物，师却之。到扬寓万寿寺，开示于人，皆言信因果报应，老实念佛而已。余返里扫墓，复回扬城，送师返申，师仍回普陀。’
　　（八）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五页。
　　按：大师于此函中婉转劝导高氏放弃赴鸡足山之行。所云：‘惜有限之精神，办末后之事业。其老年人第一要紧著子也。’
　　（九）见《增广》附录徐文霨跋语，第四册卷四。
　　公元一九一九年 己未 民国八年 五十九岁
　　元月廿一，复谢慧霖居士书（一）。
　　永嘉周孟由居士（号念佛居士）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三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至此，观察时机，理难再却，遂为各赐法名。此为大师许人皈依之始（二）。
　　是年秋，徐蔚如居士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印为大师文钞续编。冬，徐氏复应缁素之请，与商务印书馆接洽，重付排印（三）。
　　三月廿五，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六（四）。
　　五月十五，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五）。信后附戒鸦片烟方及有关书评数则（六）。
　　六月十九，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八（七）。
　　十二月初四，复高鹤年居士书三（八）。
　　经高鹤年介绍大师与上海南园简氏兄弟晤识（九）。
　　（一）见《三编》卷二第二八三页。
　　按：此信后但署‘元月廿一’而无年份。其信端有云‘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经事，故于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顺便至沪、苏、金陵’，及信中有关刻印《安士全书》之语。印光大师于一九一八年（民七）初次出山，由高鹤年陪同，由此推知此信写于民国七年之后一年。
　　（二）见《永思集》‘行业记’。
　　（三）见《增广》卷四附录徐蔚如跋。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０五页。
　　（五）见《三编》卷一第一０六页。
　　按：此函后有印老‘又及’一篇，痛陈鸦片之祸害不能尽言。又提及有友人自哈尔滨来，彼处大开烟禁，了无畏忌等。后附大师亲录之戒烟绝妙神方，及详细制服方法。其方只药三味，且绝对不准加减更动：
　　好甘草 半斤；川贝母 四两；杜仲 四两；此戒烟神方及说明并载于以后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0）刊印出版之《印光法师文钞》第四卷末后附录中。此处信中专为提出，详尽介绍。盖因丁福保乃医师兼一大出版家，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广流通于世。大师慈悲利人，普济众生之心，固一时一刻未尝稍有忽懈也。
　　（六）见《三编》卷一第一０八页。
　　按：丁氏将出版之数种有关佛教之书籍寄呈于大师，请为厘正。大师遂一一与之指明抉出，间亦有论及梁任公佛学造诣者，谓其心粗胆大。又谓其‘文章盖世，聪明过人，惜于佛法未深研究，但依日本人所论者而叙之，故致虽无大碍，颇有不合宜之论间次而出也。’又对丁氏提出忠告：‘梁公如是，阁下亦如是，皆由急于成书，未暇斟酌之所致也。’
　　（七）见《三编》卷一第一一二页。
　　（八）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七页：‘七月，因往扬州刻经，至沪上书局询之，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前年劝应季中出资刻《辨异录》，由不太平，迟至今秋方至藏经院，委托该院主人代理。先刻《拣魔辨异录》，次刻《三十二祖传》。二书皆世宗遗著，皆应季中出资刻。次刻《安士全书》，此书乃朝邑刘门村刘芹浦避难来申，发心出资。‘待至明年四月，当复往扬州，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未刻成者校对。’
　　（九）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八年，余赈湘赈毕，到沪，师复邀往普陀商谈印经之事。须同到申，余介绍往南园与简氏弟兄诸居士相见。师说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事，简氏兄弟及诸居士遂发意供养千余元，正好填还刻经之资。’
　　公元一九二０年 庚申 民国九年 六十岁
　　徐蔚如继上年《文钞》印行后，复有增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铅印本，于扬州藏经院出木刻本（一）。
　　大师偕周群铮居士等游杭州，范古农居士拜谒（二）。
　　有数弟子在上海排印《印光法师文钞》，向大师要求附刊照片、小传。大师坚决不允，断然制止。且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三）。
　　复高鹤年居士书五（四）。
　　高鹤年由云南返沪，至法雨寺，晤大师谈数昼夜（五）。
　　（一）见《增广》卷四附录徐文霨跋：‘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征集，并霨续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详为校刊，较前两所印尤完善矣。书成，谨记缘起如是。庚申仲冬，浙西徐文霨敬识。’
　　（二）据《永思集·我之纪念印光大师》录范古农：‘民国九年，大师偕周群铮等居士游杭，农谒之于常寂光，始睹德容。’按：周君铮，永嘉周孟由之弟也。
　　（三）见《三编》卷二第四四二页《复李慧实书三》：‘民国九年，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十年正月出书，系二本之《文钞》），即以照片、小传请。光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为汝说，以免转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
　　（四）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九页：‘末法众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经深奥，看亦不能领会，故成今日之现象。’光常曰：‘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转凡成圣之大权也。当今之世，不将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兴隆，不可得也。’
　　（五）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九年，余由鸡足山归。到沪，王一老云及法雨寺与羼提庵因修路争讼不休，嘱余往普陀解释误会。与法雨主人及师谈数昼夜，瓦解冰释矣。师常欲回秦，因关中大乱，道途不便，故不果行。而摄化缘熟，龙天推出，皈依者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矣。供养之款，概作刻书之用，来求佛法者，皆劝老实念佛，广谈因果报应。
　　王一亭（一八六七——一九三八），近代佛教居士、画家。名震，号白龙山人原籍浙江吴兴，出生于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十三岁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二十岁进天余号做跑街，后升为该号经理。自幼喜习绘画，拜画家徐小仓为师，进钱庄后仍学画不辍，终为名画师任伯年收为徒，自此画艺大进，早期继承了任氏画派。一九０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上海分会机关科财务科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震于光复上海、营救同志颇为出力，有功。任上海革命军政府商务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二次革命中，上海组成讨袁军，震于经济上不断接济。此前，曾为革命军筹饷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之公债券四十万元，后皆未收回。袁世凯下令通缉，其令为租界当局扣阻。后震遂脱离政治，深居简出，潜心丹清。与吴昌硕过从甚密，结为知己，且与蒲作英、胡公寿、释虚谷、李梅荪等交往。幼即受母熏染，信奉佛教。五十岁后，信佛益笃。在家设佛堂，每日敬香顶礼，虔诚念佛。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一九二四年起，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长，一九二七年后连续三届被公举为林长，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扩建林舍，设立佛学图书馆等。一九三０年前后，复与李经纬等发起创办上海佛学院书局。此外热心致力各种慈善事业，与人同办义赈会救济灾民。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淞沪，上海租界内难民麇集，震与人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筹设难民收容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上海觉园。其作品和著作有‘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白龙山人画集》、《王一亭选集》、《孔子哲学》、《廿四孝画册》等。
　　公元一九二一年 辛酉 民国十年 六十一岁
　　春，高鹤年居士自粤罗浮山赴宁波观宗寺。大师约高氏同至沪挂单。高氏介绍大师晤会真达和尚（一）。真达和尚请大师到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养庵住，高氏送大师前往。自此大师常由普陀山法雨寺来沪专事弘化矣（二）。
　　在法雨寺时，有苏州吴引之先生（为前清“探花”），来朝普陀。自对大师言，彼之前身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及多叙，大师当时未详问其由，仅默记之（三）。
　　大师往南京访一友，友介魏梅荪居士见师。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大师教其熟诵《文钞》中‘南寻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未过二月，魏即绝不食肉焉（四）。
　　（一）真达和尚（一八七０——一九四七），近代高僧。俗姓胡，名惟通，号体范，一号逸人。安徽歙县人。年十三丧母，十七岁丧父，身世孤零，即离乡背井，至苏州习南货商。一日随店主妇朝礼南海，见普陀山寺院清净，佛像庄严，遂萌离俗出世之想。十九岁，辞去肆中职务，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礼峭岩和尚为师。逾年受具足戒于宁波凤凰山白云寺闻果上人。此后锐意精进，声誉日崇。旋由圆光、慧静二法师及高鹤年居士介绍，得与印光法师交往，甚相投契。后曾于弥陀阁闭关三次，每日诵经坐禅，不稍懈怠，前后九载，功夫学问大有进境。一九一四年至沪上，创太平寺，该寺在上海闸北陈家滨（今成都北路八六五号），原名供养庵，规模狭隘。经真达和尚接收后，即行改建，取名太平寺，作为普陀山三圣堂下院。时印光大师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时相往返谈道，互有策进。一九二一年，印光大师与高鹤年至沪，真达和尚将太平寺供养大师居住。又，苏州灵岩山寺以当时住持管理不善，颇现衰颓、荒废景象，吴县及苏垣士绅同请真达和尚前往接管，真达和尚遂委明煦大师代理，并聘请戒麈、慈舟二位老法师先后住持该山。先后命其弟子明本、妙真为监院。寺中一切开支，大半均为真达和尚资助。印光大师刻印经书经费不敷时，亦由其资助。真达和尚驻锡沪上时，一心淡定精进，行持不懈，同时施衣给药，济孤恤贫，普利众生，为世所崇。一九二八年，兼任苏州报国寺住持（在苏州穿心街）。一九三０年，迎请印光大师诣该寺闭关。一九四二年，真达和尚赴灵岩山寺掩关静修，远近风闻，争来瞻拜。一九四五年，离灵岩至沪，仍寓太平寺。晚岁渐呈衰病，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养，未几即又返沪，是年十月圆寂于沪，世寿七十有八，法腊六十。后人建塔于苏州灵岩山寺。生平言语和蔼，尊贤重道，外示僧伽之相，内蕴菩萨之心，与王一亭、关絅之等居士交谊甚深。曾亲自重辑《西方公据》正副两册，主编《劬劳集》四册。
　　（二）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十年春，余自粤罗浮杯渡山经冬，送香港青山陈春廷老居士赴宁波观宗寺出家受戒。师约余同到沪上。是时三圣堂老当家真达上人一再嘱余介绍，请师到伊下院供养庵住（即太平寺），余遂送往。承真老赐来蜜枣龙眼各两盒，决不敢收，顶礼致谢，辞往天台山中度夏。自此师常来申江，专事弘法，随机说法，普利众生。’
　　（三）见《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第一０八一页：‘又，苏州吴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学问、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会余，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能多叙，未详问其由。十一年，余往扬州刻书，至苏州一弟子家，遂访至。意谓夙因未昧，及见而谈之，则完全忘失了，从此永无来往。迨十九年，余闭关报国寺，至十一月，彼与李印泉、李协和二先生来。’余问：‘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伊云：‘我二十六岁做一梦，至一寺，知为云南某县某寺。所见殿堂房舍、树木形状皆若常见，亦以己为僧。醒而记得清楚，一一条录。后一友往彼作官（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对，丝毫不错。’余曰：‘先生己八十岁，来日无多，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不可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什么希奇？’余曰：‘念佛虽不希奇，世间无几多人念。顶不希奇的事，就是吃饭，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此种最不希奇的事，汝为什么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问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念。’伊仍无下语。至十二月三十夜，将点灯时去世，恰满八十岁。
　　（四）见《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下册第一０六九页）：‘民国十年，余往南京访一友。其人请魏梅荪见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余令其熟读《文钞》中《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即能吃素矣！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次引《梵网》、《楞严》、《楞伽》经文为证，熟读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过二月，即绝不食肉矣。今敬录疏文于左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见《增广》卷二‘疏’）
　　又，罗鸿涛居士曾有记丁福保谈大师轶事之短文一篇，载于释广定所辑之《印光大师纪念文集》，唯该文亦疏于时间之核实纪录，概无确切之年月日期。仅言丁居士与印公‘晤面，已在印公发心印《安士全书》之时。’又云：‘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据此可推知印光大师此次于丁福保居士晤会当在民十或民十一年。今暂归入民国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条内。并将罗氏全文引录于后，以见大师清廉俭朴生活之一斑。
　　记丁居士谈印光法师琐事 罗鸿涛
　　余与丁仲祐老居士相识有年矣。每星期休沐，辄往过访，畅谈古今，于印公老法师遗事，亦时有谈及，事虽琐屑，记之亦足供后人之景仰焉。
　　丁居士之与印公，最初仅有书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己在印公发心印《安士全书》之时。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其时物价尚低，印全书一部，需费银币一元。及以所估价相告，印公即谓：‘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士骇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单萧条，不似囊有余蓄者。乃转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来告，嘱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转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数，己达三五万部。丁居士怪之，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才谈数语，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志诚顶礼。印公为之称述《安士全书》之隹妙，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无量。其人连称愿意，即自怀中出支票溥，立制票币一千元以为助。丁居士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
　　然印公以募缘之易，虽如上述，惟其为人丝毫不苟取，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故檀施之所人，一经指定作何用途，决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决不分文染指于期间。何以知其然？试再举一事如后以为证。
　　迨印书告一段落，印公将回普陀，临行前，往辞丁居士，告以归期，且请备银币二元，以作盘川。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请其不必归还。印公不可，仅受二元，且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丁居士漫应之。及行期己届，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轮船，遍寻全船，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未见其人，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地位既极狭陋，空气又极燥热。他人皆望而以为苦，独印公取其价廉，局处期间，怡然自得。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遂离船而别。后三五日，即接印公来函，并汇还其所借之款。
　　按：罗鸿涛，印公大师之皈依弟子。大师逝后，罗发心编辑印公大师外集，曾四次于弘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经七年搜集，终于大师生西十周年，即公元一九五０年结集成册，由慧容楷书抄写，共一十七册。并经妙真、德森、窦存我居士审校，为今《三编》之底本。
　　公元一九二二年 壬戍 民国十一年 六十二岁
　　民国政府赐大师题字‘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赍送普陀山法雨寺。缁素欣羡，盛极一时，师若罔闻知，澹泊而已（一）。是岁春，大师应陶在东请，修普陀山志。
　　策画保护庙产，制止江苏教育期成会借寺庙作校舍（二）。
　　与魏梅荪居士书（三）。
　　指导魏梅荪居士等创建法云寺道场（在南京三叉河），为手订寺规，并办佛教慈幼院于其中（四）。
　　大师函约高鹤年居士到沪。简氏兄弟发心印书，嘱高氏请师午餐，谈及道场之事，大师言：‘要扫除习弊，实行清修，洗涤身心，不染俗气者，方有益处。’高氏往九华山过夏，大师返普陀山法雨寺（五）。
　　大师请智德法师宣讲因果报因、净土法门等要旨，授《安士全书》，众为革心，颇多感化（六）。
　　大师令皈依弟子邓朴君、戚则周（后出家，法名明道）、乔恂如为讲师，宣说因果、往生西方等（七）。
　　往扬州刻书。住苏州一弟子家。往访吴引之老先生（八）。
　　江西许止净居士朝普陀，礼观大师（九）。
　　（一）见《永思集·行业记》：‘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尹黄涵之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斋送普陀，香花供养，盛极一时。缁素欣羡，师即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二）见《永思集·行业记》：‘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东函师挽救。师即函请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遂蒙当局明令保护。’
　　（三）见《续编》卷上‘书’第一八一页。
　　按：《续编》收辑大师与魏梅荪居士书函共十六通。大师于书题下括弧自注：‘梅荪至十八年始皈依，此时且作朋友。’
　　（四）见《言行录·慈幼放生》：‘魏梅荪居士等秉师慈怀，创建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于南京三叉河。法云者，效法云栖，以放生念佛为宗。寺规与灵岩同，俱师手订。并办佛教慈幼院于中，虽由诸缁素擘画经营，而师实主之。师之于孤儿也，不惟望其以长以育，并望其能成才成贤，利益社会。尝以晋释道安，宋吕文穆皆出自孤儿，一则离俗而奠佛教之基，一则居麈而成康济之业，为孤儿劝，为世人告。又云：纵使无此天姿，亦当养成良善，为一乡一邑淳谨之士，则新世隐受其利，固不仅为孤儿计也。若夫戒杀放生，师尤重视，尝示人以心佛、众生一体之义，若能于放生戒杀实力奉行，近则息杀因，远则灭杀果，所关者大，亦非仅为物类计耳。’（此条并见《画传》）。
　　（五）见高鹤年‘苦行记’。
　　（六）见《永思集·行业记》。
　　（七）同（六）
　　（八）见《三编》卷四第一０八一页‘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九）见《续编·附录·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居士名业笏，江西彭泽人，清光绪甲辰翰林。住馆八年。光复后，即隐居。民国二年，归心学佛，专志净土，继读印光法师文，即知老人乃法门龙象，尤为净宗泰斗。进知观音大士为弥陀左辅，莲邦智导，遂动朝普陀、礼大士、谒印老之念。于民十一年前往，礼觐之下，以撰就“礼观音疏”进呈。内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更意其尚未断荤，乃问：“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何能感化他人！”厉声大吼，居士欣然乐受，不但毫不介意，实在心悦诚服。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净土圣贤录》，自愿助成。于见面受呵斥之慈训，表示万分感激，叹为名不虚传。老人见其知见纯正，文笔超妙，且虚怀若谷，殊为末世罕有，遂请编《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自是函件往来，益臻款密。乃执弟子礼，求老人授皈依，赐法名。老人仍令名“止净”。’
　　按：许止净居士于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初三日早七时安详西归，临终有瑞相，终年六十三岁。生平佛学著述有《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历史感应统记》（一九二七年在沪应聂云台居士所请而编，印光法师校对印行）、《学佛救劫编》（应潘对凫老居士所请而编，印光法师校对印行），并辅助印光法师编撰《四大名山志》。一九三六年在苏州报国寺由印光法师为其亲授菩萨戒。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难庐山牯岭黄龙寺，又大病，至闰七月，病稍痊，仍奄卧不能握管，至是年农历九月初三往生。入龛时，身软如绵，俨如老僧入定状，留寺念佛七日，依律火化，骨灰尚存黄龙寺中。
　　又：印光法师《复永嘉某居士书五》有语云：’次则阅彼所印《文钞》，‘据此，该函当于民国七年或民国七年至十一年间，今录于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后，永嘉某居士即周孟由。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见《增广》卷一‘书’第四三页）
　　公元一九二三年 癸亥 民国十二年 六十三岁
　　元月初六，复蔡契诚居士书一（一）。
　　四月廿一，复蔡契诚居士书二（二）。
　　六——七月在杭州（三）。
　　施省之（四）发心修杭州梵天寺，邀大师前往（施之修梵天寺系受大师劝化）。
　　大师应魏梅荪居士请，与高鹤年同至南京，是时南京名流皈依者众（魏居士等创建慈幼院、法云寺放生池于南京三叉河，策画及寺规由大师手订）（五）。
　　张一留居士于南京初谒大师，皈依为弟子（六）。
　　十月，作‘广长舌序’（七）
　　复卓智立居士书（八）。
　　在沪对袁海观之次媳，作关于妇女临产仍不妨供佛、念佛之开示（九）
　　（一）见《三编》卷二（上册）第四八五页。
　　（二）见《三编》卷二（上册）第四八六页。
　　（三）见（四）
　　（四）施省之（一八六五——一九四五），名肇曾，法名智照。浙江杭县人。近代佛教居士。早年由知县保至二品衔江西道员。一八九三年，任驻美华盛顿公使馆馆员。一八九六年，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一八九七年返国后，历任湖北汉阳铁厂提调、京汉铁路工程总办等职。一九二二年起，奉命督办陇海铁路事宜，次年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一九二二年退职。中年信佛，皈依印光大师，专弘净土，退职后寓居上海觉园，弘传佛教，热心慈善事业。一九一二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被推为董事长。其后复于净业社香光堂侧捐资建造智照堂一座，作为静修之所。一九二三年，在印光法师劝导下，发心修建杭州梵天寺，一九二五年起，当选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翌年，与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佛教维持会，维护佛教。一九三四年，复与叶恭绰、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动物保护会，宣传保护动物。生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创办北京中央医院，以惠贫病；资助各学校，以振教育；设立施氏义庄，以瞻家族。又尝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立国学专修馆，培育国学人才；独立捐资刻印儒教十三经，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九四五年病逝，终年八十岁。
　　（五）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十二年，南京魏梅荪老居士创建慈幼院、法云寺放生池，约余请师同往参观。是时京师名流，皈依者众，方便说法，由此放大光明，相助而成，功德不可思议。后同至扬州，寓少怀学校（张端曾居士所办）。师云：‘张居士愿拨滩地百余亩，欲助贞节院。’余心不安，故力辞未收。师屡欲来刘庄观光贞节院，余辞以敝院尚未成立，归来一看，仍回扬州。送师返申。余因他方灾重，视察迭办救济，与师不常见矣。回忆陪师同行，一次有一次的利益，并留心他语默动静，出入往还之时，不谈玄言妙语，神通异奇，皆是平常的话。即使行不到，其中亦有不可思议、利益身心之妙处。’
　　（六）见《永思集·归依印光大师回溯记》：‘流寓白门，附读于狮子桥边，随喜于毗庐寺里，行常问法，愿切求师。一日，魏刚长居士访予寓，笑谓：“子欲师而师至矣，光师为三叉河放生事，适由申来。盍就近归投？”予知师为莲宗尊宿，心窃慕之，匪伊朝夕。即往，即拜，即受归戒于观音庵中。师知予有老母也，曰：“甘旨在蔬不在肉。”又知予被俗累于瞻园也，曰：“随地随时皆可念佛，瞻园固无异只园。”谨依伏之不敢忽。未几回海上，予送之站。因待车，露坐于地，人声鼎沸中，隐隐佛声，一如平昔。而似粟红粒，面臂皆盈。盖夏夜多蚊，任其侵扰而无动于中焉。一心念佛，四大能空，类如此。自掩关报国寺，余亦僦居吴门，欣咫尺，问道益亲。拙译《净土教史》竟，师见而喜之，手写序文，原原本本千余言，异常珍宝。今师西归，愧无以报恩于万一，回潮涯略。用志不忘。’
　　按：《永思集》所载张一留此文，无有年月日期。今据他文考证，知大师‘为三叉河放生事’至宁初期，乃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也。其时‘皈依者众’故张氏亦当于此际皈依大师焉。
　　张一留（？——一九四七）名援，字涤珊，晚号一留，江苏省靖江县人，住苏州，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工诗、善鼓琴。后皈依印光大师，末年谢绝人事、专修净土。临终前自撰念佛偈数首，安详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遗著有：《净土宏网论》、‘西方认识论’、《驮沙净土文》、《修忍堂诗钞》、《修忍堂随笔》、《灵岩山志》，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尚有《中国农业史》、《田园诗选》。另有翻译日人净土著作多种。未出版。
　　（七）见《三编》卷三第七五二页。
　　（八）见《三编》卷三第一０一０页。
　　复卓智立居士书一（见《三编》卷四第一０一０页）
　　按：此函大师自叙家乡、出生、身世经过颇详，又兼一一道及出家后之履历、时间、地点分明。于法雨寺隐迹潜修二十余年，不为人知。信中并言及‘陕西乡人及督军屡催回乡。.....明年《普陀志》成，《文钞》排印好，当回陕一次，尚恐复来。’但法师这个打算后来并未能实现。原函信未署年月日期，现据信中所云‘今年六十有三岁’句，定为本年所写。
　　（九）见《三编》卷四第一０九四页《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公元一九二四年 甲子 民国十三年 六十四岁
　　大师仍住法雨寺。释弘一至普陀山拜谒，居七日。每日自晨自夕皆在大师房内，观察大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大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己三十年余矣（一）。
　　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大师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魏甚喜，卒因力不从心而罢（二）。
　　北京有《自知录》一书出版，上海、杭州、余姚各欲广印流布，大师以此书完全涂造，止之，不令印（三）。
　　王羡门居士之弟，约于是年南游，皈依大师。皈依礼毕，临行请开示，大师诫之曰：‘去习气。’（四）。
　　正月廿一日，复陈士牧居士书一（五）。
　　三月十二日，复陈士牧居士书二（六）。
　　春，作《〈劝戒杀生文〉》（七）。
　　仲夏，作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八）。
　　十二月廿八，复陈士牧居士书三（九）。
　　作《〈学佛浅说〉序》（十）。
　　（一）见释广定《印光大师纪念文集》载弘一《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乙）惜福。大师一生，于此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年余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余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有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塌！”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友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饮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类此也。
　　（二）见《续编》卷下第二三页《历史感应统记序》：‘民国十三年，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梅荪颇欢喜。曾屡商办法，以年老精神不给，又无力请人代劳，怅然中止。’
　　（三）见《三编》卷二第四三四页《复倪慧表居士书》：‘十年前，北京有《自知录》出，上海、杭州、余姚各欲广印流布。此书乃完全捏造，光止之（不令印），后有二人亦仿彼之意，来函请证，光以《自知录》事戒之。’
　　（四）见《纪念文集·印光大师生西二周感言》。
　　按：此文中所记王羡门居士之弟皈依时间不详，仅是‘某客’告知王弘兹者，此‘客’得读《文钞》第一版之‘后数年’。非但皈依确切时间未明，且连王羡门之弟姓名亦未道出。然则大师之开示在兹，言之凿凿，终不能因彼文士疏忽习气，而致使大师如此重要诫箴湮没不彰。考徐蔚如刊印大师《文钞》之第一版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后数年’，则二、三年，三、四年，四、五年.....均不定也，乃以权宜办法，折衷归于本年条内，阅者谅焉。嗣后凡所记述事毫无线索头绪可循者，则于《年谱》后另立一专栏以载之。
　　（五）见《三编》卷二第三九一页。
　　（六）见《三编》卷二第三九三页。
　　（七）见《三编》卷三第七五九页。
　　（八）见《三编》卷三第七八八页。
　　（九）见《三编》卷三第三九六页。
　　按：大师此函后复又提及《自知录》，谓‘宝一师只闻名，未曾通信。如欲亲近，亦非不可，但彼有一女弟子所出之《自知录》切勿看。看之恐不致力于一心，而专欲得好境界，则必致著魔，此为要义（上海、杭州、余姚见者，皆欲石印，光极言其弊 ，故皆止印）。’
　　（十）见《续编》卷下第五十五页。
　　《学佛浅说》近代王博谦居士著。用通俗文字编写的初级学佛者读物，共二十篇。
　　公元一九二五年 乙丑 民国十四年 六十五岁
　　大师至南京法云寺，郭介梅往谒。大师对其开示云：‘汝既信佛，当劝汝母念佛，以求了生脱死，方谓真实报恩。’
　　二月廿四，复陈士牧居士书四（二）。
　　范古农率妇礼普陀大士，再谒大师于法雨寺藏经楼，范夫人皈依，大师赐法名‘智彻’（三）。
　　德森法师江西百丈，与了然法师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谒大师。大师出函介绍至佛顶山藏经楼挂单（四）。自后德森即依止大师，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至苏州报国寺，直至上灵岩山寺，随侍整二十年（自一九一九年报国寺起）。
　　四月十八，复陈士牧居士书五（五）。
　　六月初二，复陈士牧居士书六（六）。
　　十月初一，邵慧圆回公署，晤见大师，幸蒙收录为弟子（七）。
　　十月廿六，复陈柏达居士书一（八）。
　　十一月初七，复陈柏达居士书二（九）。
　　十一月初七，复陈士牧居士书七（十）。
　　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十一）。
　　（春）复显荫法师书（十二）
　　复许止净居士书（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