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古籍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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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百论疏》，吉藏撰，《大正藏》第四十二卷。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窥基撰，《大正藏》第三十三卷。
　　C
　　《禅源诸诠集都序》，宗密撰，《大正藏》第四十八卷。
　　《成实论》，诃梨跋摩造，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三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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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唯识论述记》，窥基撰，《大正藏》第四十三卷。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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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经》，那连提耶舍译，《大正藏》第十二卷。
　　《大般涅槃经》，昙无谶译，《大正藏》第十二卷。
　　《大般涅槃经集解》，宝亮等撰，《大正藏》第三十七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译，《大正藏》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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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罽宾国三藏般若译，《大正藏》第三卷。
　　《大乘法苑义林章》，窥基撰，《大正藏》第四十五卷。
　　《大乘义章》，净影慧远撰，《大正藏》第四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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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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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子璇撰，《大正藏》第三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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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法华经》，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大正藏》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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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阿含经》，瞿昙僧伽提婆译，《大正藏》第一卷。
　　《中论》，龙树菩萨造，鸠摩罗什译，《大正藏》第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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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佛要集经》，月氏三藏竺法护译，《大正藏》第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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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顺著，印顺文教基金会。
　　《敦煌古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之考证和校订》，陈祚龙撰，载《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10月。
　　《佛教志》，方广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傅大士研究》，张勇著，巴蜀书社，2000年7月。
　　《摄大乘论讲记》，印顺著，印顺文教基金会。
　　《唐五代禅宗史》，杨曾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吕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
　　《中国禅思想史》，葛兆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中国禅宗史》，印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中国居士佛教史》，潘桂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周叔迦著，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类书、辞书
　　《大正新修大藏经》，白马精舍印经会印。
　　《敦煌宝藏》，黄永武主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8月初版。
　　《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6月新一版。
　　《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房山石经》，中国佛教协会编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出版，1991年9月版。
　　《佛光大辞典》，电脑版。
　　《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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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藏》，湛然寺印行。
　　《卍续藏经》，白马精舍印经会印。
　　《卍续藏经》，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张曼涛主编，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5月初版。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方广锠编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藏外佛教文献》，方广锠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震华法师遗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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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大辞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二、日文文献
　　《关于敦煌发掘的〈傅大士颂金刚经〉》，小林雪峰撰，载《密教》卷四·一，1914年。
　　《关于〈傅大士金刚经序〉及其颂文》，中村不折撰，载《密教》卷四·二，1914年。
　　《鸣沙余韵·解说篇》，矢吹庆辉编，岩波书店，昭和11年（1936）版。
　　《金刚般若经传承的形式——敦煌、吐鲁番出土关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若干资料》，井ノ口泰淳撰，载《国译一切经·印度撰述部》月报《三藏》21，大东出版社，昭和45年（1970）12月5日发行。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川崎ミチコ撰，载《敦煌佛典と禅》，《敦煌讲座》之八，筱原寿雄、田中良昭编，大东出版社，昭和55年（1980）11月出版。
　　《傅大士和金刚经》，松崎清浩撰，载《宗学研究》第24号，1982年3月。
　　三、西文文献
　　［AnIntroductionTo｀｀TheDiamondSutraEulogies｀｀ByMahasattvaFuOfTheLiangDynasty，AndItsTranslationintoEnglish］，衍空撰，伦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
　　后　记
　　中秋满庭月，独自倚僧楼。
　　新世纪的第一轮中秋明月来到我的窗前，那么宁静，那么透亮，那么圆满！令我对生命产生了虔诚的回顾和无限的遐想！此时，父母脸上的年轮，恩师身上的慈祥，师友生活的声影，苍生心中的苦难……，都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纵似无情的我，也不无兴叹，不无回肠！真所谓：恩爱由来牵魂魄。
　　回想起刚出家时对上佛学院的歧视，钻在象牙塔里沾沾自喜的心情，而如今却整整上了十年的佛学院。十年前，福建柘荣广福寺的世乐法师劝我上学，帮我准备了去鼓山读书的各种证件和手续，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春日清晨，步行送我到数里路之外的车站，那鼓励后学和期望早日成材的慈悲眼神，始终伴随著我千里万里的求学生涯，频频回首，久久萦怀。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千！且不说此中的种种心路历程，就祗说在这修学过程中，直接影响我生命道涂的几位恩人吧。
　　首先扶我进入修行正路的是达寿法师，他对佛法的总持和对净土的向往，令人景仰！在我们共同相处那段时间里，他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从威仪举止到处理事务，都给予了悉心的指正，引导我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至今他还一直关心帮助着我的道业。假如没有他的启蒙，不敢想象我将会是什么样的。
　　元音上师使我认识了生命根本，从此，我的修行进入了新的阶段，生命出现了光明和宁静的景象。自那时起，我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终于没有白出家！上师圆寂将两年了，他给予的教导使我尽此生世，乃至生生世世受用无穷。在此，向常寂光中的诸佛菩萨，致以虔诚的法界礼！
　　导师方广锠教授领著我迈进了真正的学海，他的为人处世和治学态度，令我钦佩赞叹！让我窥探了一眼学术殿堂的庄严和神圣，并希望在这无涯的学海中遨游。他批改我的文章，从整体布局到段落安排，从文献处理到资料取证，从逻辑思维到文言句逗，都认真细致地审阅；有时通篇被改得满目纵横，几乎等于重写。就在他这样的锤炼下，愚钝的我才得以有所长进。真想永远都随他学习！
　　自出家以来，恩师上了下识长老一直以慈悲喜舍的恩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至今，他老人家还以年近八十的高龄，领众薰修，带头劳动，过午不食，精进苦行。真是法身父母，恩德犹如汪洋大海，沐浴无尽，欢喜无尽，感恩无尽！
　　还有许多在学业上、道业上、生活上给予指导、策励、帮助的诸位师友，如传印法师、白光法师、理证法师、隆相法师、湛如博士、王新老师、姚长寿老师、刘大鸣老师等前辈，戒修法师、容通法师、宗性法师、智海法师、隆恩法师、通了法师、妙智法师、印空法师、曙光法师、达贤法师、达空法师等道兄，以及诸位护法居士等。假如没有他们辛勤的栽培和无限的付出，我将得不到顺利而快乐的修学生涯。于此，献上我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四恩重山岳，锱铢未能酬！
　　十年来的佛学院学僧生涯就此告一段落，将这篇轻如锱铢的小文章印刷出版，作为对重如山岳的大恩德绵薄回应，是我此刻的真实心情。愿诸位恩人，及一切众生，象今宵中秋的明月一样宁静，一样透亮，一样圆满。
　　本文是在方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写成的，老师在百忙之中又给本文作了全面的审定！还为本文撰写序言。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乃至毕业后的日子里，方老师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每当动笔要写文章的时候，老师沉潜笃实的治学态度和真诚坦率的为人性格，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激励著我。我常想：父母给了我生命，佛陀又使这生命有了美好的向往和究竟的归宿，而老师便促成了我体会到生命经历的一种庄严！使我为此感动不已！努力不已！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这无限的深恩。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馈赠研究信息，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吕铁钢先生惠赠相关书籍，访问学者齐藤隆信先生相赠从日本收集并复印的研究资料，闽南佛学院灵正法师寄赠相关材料，该院研究生定源法师、法缘法师复印并赠予该院学报，《浙江佛教》编辑惠寄贵刊，智光居士提供了系统软件，导师的女儿留学日本的方芳小姐帮忙查找了信息资料。还得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黄霞及敦煌文献中心林世田等老师的帮助，在查阅敦煌文献时，提供了不少方便。智海法师陪同到上海图书馆查找原始文献，隆恩法师一起到国家图书馆查阅相关信息。任钢和叶懋两位居士代为翻译英文资料。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教授的宝贵意见，四川大学张勇博士的书信鼓励！出版之际又得到北京徐心颖、王一平等居士的赞助。于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
　　通过本文的写作，我才感觉到佛教文献的整理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工作。其涉及面之广，覆盖了历史、宗派、教理、信仰、语言、文学等等层面。本文虽然已经“大胆地设想”，但是由于水平所限，却未能“小心地求证”。尽管已经非常努力地去求证了，还是难免会挂一漏万的，甚至于从一个误区出来，又掉进另一个误区。种种不到之处，祗好留待日后继续努力，再作深入的探究了。
　　本文是三年来笔者于中国佛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佛教文献学”的成绩汇报。井蛙之见，谬误难免。期盼教界大德、学术方家，慈悲斧正，不胜感激！
　　2001年中秋（国庆节）文成达照于普陀山佛学院妙莲华关房

　　《金刚经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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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广锠
　　达照是1998年中国佛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按照中国佛学院的安排，1998年秋季起跟从我学习研究生课程，专攻佛教文献学。我与达照，名为师生，实际上可说是忘年交。从达照身上，我看到解行相应的僧人风范，也看到中国佛教的希望。
　　本书是达照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扩充。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我给的，当时的想法，是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作一个异本的清理。《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属于藏外佛教文献，自形成后，一直在民间流传。宋代以后出现的多种关于《金刚经》的集解，都将它作为注解之一收入。有关情况，可以参见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或者由于这类集解的流行，《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单行本反而逐渐湮没。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矢吹庆辉在英国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中寻找未入藏典籍，发现其中保存著《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单行本，如获至宝，收入他的《鸣沙余韵》。其后，日本编纂出版《大正藏》时，特意在第85卷设立“古逸部”，收入敦煌等地发现的历代大藏经未收古逸典籍。《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被列为古逸部之首。由于一直在藏外流传，所以该《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有多种异本出现，而《大正藏》所收祗是其中的一种，不能反映该文献的全貌，应该重新加以整理。再说，佛教典籍在流通过程中出现异本，这属于佛教文献学应该研究的重要现象。前此，《藏外佛教文献》已经整理发表了若干种异本佛典，如《天公经》、《佛母经》、《华严十恶品经》等。我希望通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整理，把佛典异本演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此外，敦煌遗书《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被发现后，引起学者持久的兴趣，百年来研究一直在进行。已经发表的成果，既有一般的学术论文，也有学位论文。最近的成果，则有四川大学张勇先生的研究，后纳入作者的博士论文《傅大士研究》。从总体看，新的资料虽然不断被发现，但新的突破却非常有限。几十年来，研究者的结论始终局限在这部著作是后人托名之作。但到底是何人所作，什么时候所作，就所说纷纭，莫衷一是了。至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思想，则很少有人涉及。所以，我也希望达照的研究不要局限在所谓的“书皮之学”，即不仅要做传本、作者的考证，也要对该文献的思想倾向作一个深入的研究。
　　但坦率地说，达照研究后最终得到的成果之大，出于我的意外。
　　首先，他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批以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新资料，从而证明早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出现以前，已经出现了一种名为《金刚经赞》的文献。该文献是根据无著所造《金刚般若论》科判中的“七义句”创作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深受唯识思想影响的僧人。该文献本来以偈颂的形式单独流传，但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其他人改造，从而出现诸多异本。包括加入天台思想、用无著的“十八住处”统摄全部偈颂、以及将偈颂与《金刚经》经文相配等等。其后，又出现对该《金刚经赞》的注释，并产生将“赞”改称为“颂”的倾向。最后，大约在公元822年至831年之间，有人将该《金刚经赞》改名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并编纂了所谓傅大士拍板唱经歌的故事。《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产生后，又经过若干演变，出现了不同的异本。达照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将从《金刚经赞》到《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整个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整理出八种互有异同的传本。这一工作，完全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因把眼光仅仅集中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这一文本本身，从而造成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将这一文献演变发展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彻底的清理。
　　其次，在本文清理的基础上，达照对《金刚经赞》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主张该文献以“唯识思想”为中心，涉及到唯识无境、唯识三性、五重唯识观、唯识修道五位、唯识薰习说等唯识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具有浓厚的禅法思想以及其它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文献是宗派佛教兴盛时期的产物。将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
　　最后，作者还对文献中涉及的本生故事、典故与历史人物作了专题研究。
　　总之，达照在广泛掌握原始资料的前提下，在继承百年来学术界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书皮”与“内涵”两个方面全面地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水平，其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就一部文献而言，考证与研究的工作能够做到这一程度，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但达照本书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此。
　　首先，中国佛教中有些现象很值得注意。不少僧人生前名气很大，比如担任过显赫的高级僧职，死后却默默无闻，乃至现在已经完全不为人们所知。有些僧人，乃至俗人生前名气并不大，但随著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名气却越来越大，甚至称祖称圣。对于前一种现象，古人就有过评论，即慧皎所谓的“寡德适时”云云。慧皎的评论一直被后世认同，以为确论。其实在我看来，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本文无关。至于后一种现象，古代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现在则开始为人们所注意。傅大士就是后一种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傅大士，即傅翕，浙江东阳人，生活在南北朝晚期，主要活动于著名的崇佛君主梁武帝时代。由于时代风气的薰习，他成为一个崇佛的居士。作为一个下层的百姓，有著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却缺深研佛教义理的条件，他很自然地带有浓重的三教合一色彩，并很自然地走上信仰性佛教的道路。傅翕不甘寂寞，诣阙上书，希求得到梁武帝的赏识。但他不可能挤入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佛教上层，所以他的活动地主要在东阳一带。他的著作与事迹，也主要靠门弟子及傅氏家族而流传。从傅翕的一生，我们可以知道，三教合一思想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民众基础。
　　从中国义理性佛教的层面来看，傅翕是一个不足道的人物。道宣的《续高僧传》对他虽有记载，乃承袭法琳《辩正论》的文字；而法琳的《辩正论》，所据乃“傅大士碑”。1至于隋唐诸种经录，对傅翕的著作都不屑一提。但随著经典崇拜的流行，傅翕作为转轮藏的创制者，其形象被刻造在转轮藏上，因而留名。我以为，转轮藏上的傅翕形象，可以看作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互连接的一个象征，因为这时在民间的信仰性佛教中，傅翕已经逐渐被塑造为弥勒的化身。这也就是《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产生的基本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从晚唐五代起，傅翕在中国佛教禅宗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这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这一时期的广泛流传也是互为表里的。死后几百年，傅翕总算达成生前的愿望，挤入了佛教的主流文化。但这时，傅翕已经被改造成傅大士了。
　　如何看待上述现象？我以为这说明中国佛教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一样，本身是可以分为若干个层次的。比如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就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佛教，中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金刚经赞》，亦即《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产生与演化过程，就是对上述观点的极好证明。从这个角度讲，“《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现象”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占据百分之九十以上，决定了佛教研究在敦煌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与敦煌学的其他领域相比，敦煌佛教研究在我国显得相对滞后。追究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的不谙熟佛教，或者说，佛教研究者不注意利用敦煌资料，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达照有较好的佛学素养，所以，他从文本中的一个“七义句”，敏感地意识到《金刚经赞》与无著论的关系；从“一大阿僧劫”与“三大阿僧劫”差异，追索到天台思想的介入。达照的成功再次证明，研究要靠资料，而资料祗有在行家的手里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从这一点讲，祗有佛教研究者真正重视敦煌资料，或研究敦煌佛教的研究者加强自己的佛学素养，中国的敦煌佛教研究才能真正兴盛起来。我期待著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后，达照到普陀闭关，开始他修学生活的新阶段。我预祝他在解行相应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200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