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思想主要是倡导内在超越的一种宗教文化﹐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他与同样高扬内在超越和主体思维的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在文化旨趣上有着共同之处。内在超越和主体思维离不开心性修养﹐佛教与儒道两家都具有鲜明的心性旨趣﹐因而心性论逐渐成了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主要契合点。这种契合对于佛教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契合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据。

　　中国固有哲学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儒家历来津津乐道如何成为君子﹑贤人﹑圣人﹐道家热衷于追求成为神人﹑至人﹑真人。儒家强调成就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的境界﹐道家则注重内心宁静和平与超越自我的境界﹐二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获得人和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要在宇宙中求得「安身立命之地」。可以说﹐儒道两家都主张人的本真生命的存全不应受外界的牵引﹑控制﹐都追求一种自觉地突破世俗利益的束缚而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去正视人生﹑社会和宇宙的超越精神。那么﹐世俗性的人生世界与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鸿沟如何逾越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固有的哲学思维强调在现实生命中去实现人生理想﹐追求人生归宿﹐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既不在死后﹐也不在彼岸﹐而是就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如此﹐心性修养就至关重要﹐成为了人能否达到理想境界的起点和关键﹐理想人格的成就是人性即人的存在的完美显现与提升﹐也就是认知的飞跃﹐情感的升华﹐意志的实现﹐道德的完善。

　　佛教教义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是教人成佛。所谓佛就是觉悟者。觉悟就是对人生和宇宙有了深切的觉醒﹐体悟。而获得这种觉悟的根本途径不是以外界的客观事物为对象进行考察﹑分析﹐从而求得对外界事物的具体看法﹐成就理想人格。即使分析﹑认识外界事物﹐也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来赋于世界以某种价值意义（如「空」）。随着印度佛教的发展﹐虽然也出现了阿弥陀佛信仰﹐在中国也形成了以信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特征的净土宗﹐宣扬人可以在死后到彼岸世界求得永恒与幸福。但是印度原始佛教并不提倡彼岸超越的观念﹐中国的几个富有理论色彩的民族化的大宗派－－－－天台﹑华严和禅诸宗也都是侧重于心性修养﹐讲求内在超越的。而且与中国固有思想的旨趣相协调﹐晚唐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派禅宗尤为重视内在超越。从思想文化的旨趣来看﹐可以说儒道佛三家的学说都是生命哲学﹐都是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励﹑完善心性修养的学问。这便是佛教与儒道能够共存﹑契合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佛教与儒道思想在文化旨归上的共似性﹐古代有些学者尤其是佛教学者早已发现了﹐而且后来在思想的沟通上也越来越深入。在佛教传入初期﹐儒教著作《理惑论》就从追求理想人格的角度﹐强调佛与儒道的一致﹐后来东晋时的慧远等人则从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和社会作用着眼﹐肯定两者的共同之处。宋代以来的佛教学者更直接从理想人格和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即心性论入手﹐鼓吹三教同心说。明代著名佛教学者真可说﹕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且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认为儒﹑道﹑佛三家所不同的是名称﹐相同的是心﹐是本心﹐极其明确地点明了「心」即思想意识是三教成就理想人格的共同根据﹐强调三教都以「不昧本心」为共同宗旨﹐都以「直指本心」为心性修养的共同途径。

　　儒家学者多数持反对佛教立场﹐但也有少数人主张儒佛可以会通的﹐如史载﹕「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认为佛教的心性论超过了儒家经典的论述。又如柳宗元﹑刘禹锡也认为佛教的内美胜过外形﹐其心性修养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儒家反佛名流韩愈和李翱﹐他们一面强烈的排斥佛教﹐一面又羞羞答答转弯抹角地承认甚至吸取佛教的心性学说。韩愈在高扬儒家道统的宣言书《原道》中﹐就十分明确地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是修﹑治﹑齐﹑平的起点和基础﹐而批评「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即指责佛老的「外天下国家」﹐批评他们的超俗避世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佛老的「治心」则持肯定态度﹐这是从儒家的立场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心性论为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基本契合点。李翱也说过时人对于佛教「排之者不知其心」﹐又鉴于当时儒者「不足以穷性命之道」﹐而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吸取佛教的心性﹐建立「复性」说。直至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还说﹕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另开生面。」《庄子》发展《老子》的「见素抱朴」思想﹐认为人性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情欲和仁义都不是性﹐主张性不为外物所动﹐「任其性命之情」﹐保全本性。崇奉《老子》﹑《庄子》的道教讲究养生成仙﹐但在南宋以后﹐道教的新起派别则力图革新教义﹐主张道儒佛三教结合﹐并以道德性命为立教之本。如新起的最大道派「全真道」就是如此。史载﹕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王重阳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不信羽化登仙之说﹐而力主道德性命之学﹐表明道教学者把教义宗旨定位于内在超越上面﹐以进一步取得与儒佛文化旨归的一致。以上情况表明﹐心性论实是佛教与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文化课题﹐也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相契合的文化根据。

　　佛教心性论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也是历史的必然。这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从主导思想儒家学说的演变来看。古代中国是盛行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人们提倡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等级的协调。因此强调的不是如何征服自然﹑改造社会﹐而是十分重视主体内心修养。克服主体自身局限的儒家学说﹐成为了社会的正宗思想。如孟子讲「尽心知性」﹑《周易大传》强调「穷理尽性」﹑《大学》和《中庸》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提倡「慎独」﹐主张诚心恪守道德规范等﹐成为了人们生活﹑行为的准则。但自汉代以后﹐儒风发生了变化﹐偏离了心性之学。儒家名教又受到魏晋玄学的批判﹐更加削弱了它的正宗主导的地位。正如韩愈所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这是对秦至汉间思想史的总结﹐表明了儒家仁义道德学说的失落﹐心性旨趣的缺失。西晋玄学家郭象就曾综合儒道两家思想﹐强调游外（逍遥）与弘内（从事世俗事务）﹑内圣（到达内心最高精神境界的圣人）与外王（从事外部事务的帝王）的统一﹐以纠正儒家的偏颇。韩愈﹑李翱则站在儒家本位立场﹐高举仁义道德的大旗﹐重兴心性之学。迄至宋代﹐二程还说﹕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立性命道德﹐先躯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二程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言性命道德」夺取了儒家的地盘﹐对儒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宋儒都自觉地以重建心性之学为己任﹐并建立了理学体系。这从一个历史侧面表明﹐佛教心性学说大行中土是合乎中国固有文化旨趣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其次﹐从中国哲学主题思想的变化来看。先秦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呜﹐各种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宇宙论﹑人生理想论和心性论等都有了发韧和展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鼎盛局面。到了汉代﹐宇宙论成为热点﹐一些哲人热心于探讨宇宙万物的生成﹑结构和变化等问题。魏晋时﹐玄学盛行﹐其重心是本体论﹐着重从宏观方面深究宇宙万物的有无﹑本末﹑体用关系。在魏晋玄学思潮的推动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兴奋点从宇宙（天）转到人﹐着重透过人的生理﹑心理现象进而深入探究人的本质﹑本性﹐从而由宇宙本体论转入心性论﹐即人本体论。而着了先鞭﹐首先完成这一转变的便是佛教学者。南北朝时佛教的佛性论思潮就是心性论成为了当时时代哲学主题的标志。后来﹐在佛教心性论的刺激下﹐儒家也更为系统地阐发了奠基在道德本体上的心性论﹐把社会伦理本体化﹐超越化﹐说成既是人的形上本体﹐又是宇宙的形上本体﹐从而又与佛教心性本体论进一步相沟通。

　　再次﹐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逻辑来看﹐最早引起中国佛教学者兴趣和注意的佛教思想是般若空论和因果报应论。开始﹐般若空论在教外知识界中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果报应论还遭到了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并由教内外的因果报应之辩发展到神灭神不灭之争。这种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争论最终以双方坚持各自立场而告终。但经过这场争论﹐中国佛教学者把理论建设的重点从形神关系转移到身心关系﹐从论证灵魂不灭转向成佛主体性的开发﹐着重于对佛性﹑真心的阐扬﹐此后中国佛教就转到心性论轨道上来。并且由于与重视心性修养的中国固有文化旨趣相吻合而日益发展﹐以致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形成了派别众多的丰富多彩的心性论体系。佛教和儒道的内在超越的共同文化旨归﹐佛教和儒道在心性论哲学上的互相契合﹐是佛教得以在中国流行的根本原因﹐也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相融合﹐进而成为中国传统哲学重要内容的原因。故此﹐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不能不把心性论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