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我叫做“佛商文化”。我听一个社会学家说过，他在香港作了调查，香港的企业家一般都信佛。广东、台湾也是这种情况。中国式的佛家，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酒肉穿肠过，佛性心中留”，他不遵循佛教的一些戒律，戒律都是外在的东西，他相信内心，但内心并无原则，这种企业文化的实质是机会主义，他讲运气、讲财运、讲机遇、讲慧根、讲顿悟。目前来说，这种企业文化最适合我们市场经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它把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规范都解构了，禅宗不承认什么规范，无形之中能够容纳市场经济的规律。

内外双方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只能够凭运气，当然可以努力，努力做什么呢？努力打通关系，努力搞好关系。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又要去赚钱呢？背后还是由于一种赚钱的欲望。但是如何赚？中国的企业家赚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没有一种统一的规划，都是为了个人的一些欲望，所以导致环境和发展之间尖锐的冲突。

“佛商文化”也有困境

总的来看，“官商文化”是要进行改革的对象，“儒商文化”是一种过时了的理想，最有活力和生机的应该是“佛商文化”。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西方的佛教不一样，它是入世的，但是它保留了出世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一种心理调解作用，一个相信禅宗、相信佛教的企业家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大的。

但是，“佛商文化”还是消极的、被动的，它能解构妨碍市场经济的人为的规范，但是没有积极的认知，它的行为都是凭借直觉和灵感，凭借运气见机行事，它不懂商品的经济规律。它背后起作用的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而是人的欲望。所以佛商的问题就在于有了钱，发了财以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佛商不提供终极关怀，佛家的四大皆空，一切都没有意义。这种文化固然可以在某些场合之下比一般赚钱的人要超脱一些，但是精神境界层次是不够的。

企业文化可借鉴康德

康德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结晶，它可以给我们建立现代企业文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康德讲的“实践理性”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日常的算计，你要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你。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人家也在算计你，算来算去最起码要实现“双赢”。怎么样才能双赢？这需要用理性来协商。这是日常的“实践理性”。

还有更高层次的就是“道德的实践理性”，它不在乎双赢与否，而在乎这个理性是否能够不自相矛盾，能够自我协调——合乎形式逻辑的矛盾利益的统一，自由意志能否从头至尾，最后经逻辑推理认定而产生的一些可以接受的后果——这个行为就是“道德行为”。

我们讲“诚”就是做生意要诚实不欺，就是“道德”的。但在康德看来这是很表面的，且不能算“道德”，只能算是“合法”，“合法”跟“道德”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讲诚信的目的是“为了发更大的财”，而康德之“道德”含义是把发财先放在一边，要完善自我人格。在这里，康德很强调人的动机。所以，中国式的诚信值得推崇、鼓励，但是不值得敬重，只有为了自我人格完善的诚信才是值得敬重的，因为那才是真正的“道德”。虽然康德也认为，完全为道德而道德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理想设定在那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社会行为有一个“反省”。

用这个观点来反省中国人，我们可以相信如来佛，相信释迦牟尼，相信观音菩萨等等，但是，这个相信不是真正的来自于个人自由意志的信仰，而是与现实的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灵可以保佑平安，发大财，可以带来一切生活的美好。如果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我还能相信它吗？！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西方人那种超越性的信仰？这有自身的文化根源。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西方人追求自由，我们也追求自由。虽然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不高，但是也可以有。自由的概念是多层次的，最低的层次是我们能够活下来就自由了，更高层次就是精神方面的自由。

所以“企业文化”，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吸收，对人类的精神财富进行全方位的开放。一个企业文化的自由层次有多高，就看他对人类精神财富开放程度有多高。我们虽然在一个企业里面，但是我们的眼睛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高度关注，注意提高自己的自由度，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自由人”。而通往自由之路首先要“理性”，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一个基础，就是把每一个人看作是理性的，能够运用他的理性来作判断。一个理性人就会尊重他人的人格，因为理性是推理的，推理就要推己及人，要推到他人会怎么想。尊重他人的人格，而且还要形成健全的法制，特别是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要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最高的原则。

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超越企业的传统观念，比如企业里面的裙带关系，比如说权力、特权，比如说对好人、坏人这样的一种评价，人性本善或是本恶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都是阻碍我们推动正义原则的障碍。我们要把每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当作企业文化的起点。有的企业家很懂得这一点，不仅仅把工人当作劳动力，也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尊重他们的人格。当然还有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也要转变观念，要营造一个自由的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