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寺出高僧

　　惟贤法师是四川蓬溪县人。蓬溪原名唐兴县，东晋就开始建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取流经县城的蓬水和溪水二水之名而更名，立县至今1300多年。蓬溪县地处川中，东与南充、武胜相连，东南角相接于合川市、南交遂宁市中区、潼南县，西与大英县隔江相望，北依射洪、西充县。涪江纵贯南北，川鄂公路、达成铁路、成南高速公路横跨东西。

　　蓬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贾岛、张船山等历代诗人都曾为蓬溪留下优美的诗篇。县内人文景观众多，有古墓、古寺、古建筑、古寨、古战场等等，让人凭吊，抒发情怀。古迹名胜有唐代禅院常乐寺、南宋白塔、清代奎阁、川中“水上明珠”的赤城湖等。蓬溪人现在自创的“川中大乐”威振四海，业余书法创作群体活跃全国，最近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特色艺术之乡”。

　　历史上佛道教盛行蓬溪，驰名川中的道教胜地高峰山就在县境。蓬溪县城奎阁坝内的奎阁，建于清嘉庆上(1801)。阁高26米，开窗104道，悬铃40响，为重檐盔顶井干式结构，按五行八卦六十四爻建造，祀奎星、仓颉二神故得名奎星阁。奎阁建筑精巧，阁内立八根内柱，直通阁顶承驭诸角，又以柱群为主，采用穿逗抬梁结构造型，全阁共五层，造型雄建。阁顶砌玉栏莲座接宝瓶冠以为脊峰，呈八角攒尖与盔顶结合造型。奎阁外观典雅气势巍峨，堪称川中木阁建筑之上品。

　　佛教传入四川是在东晋时期，大行的时代是在隋唐，特别是经过了唐代的安史之乱后，来蜀地避难的人增多，四川佛教有了一个突起的发展，仅成都城当时就有佛寺五十余所。著名寺院大慈寺有96院，每天寺院的僧人的垃圾粪便要用专船运走。[1]唐宋以后，四川籍的僧人在中国佛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地位，其中以禅宗和密宗的僧人最为著名。汉州(今什邡)的马祖道一是禅宗临济宗的创立者，对后世影响巨大，宁波七塔寺的一派就是他的门人。果州(今西充)的圭峰宗密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的佛教学者，被尊为华严宗五祖、禅宗下荷泽宗四祖，他融华严与禅一起，是最早提倡禅教一致思想的先驱。简州(今简阳)的德山宣鉴是著名的禅师，他所创的“德山棒”禅法，掀动了禅宗界。资州(今资阳)智诜和绵州(今绵阳)处寂等人创立了禅宗的净众--保唐一系。五代宋时期的密宗的僧人柳本尊和赵智凤等人则在大足发展密教，建立了佛教艺术史上的丰碑--大足石刻。此外还有一些外省的僧人也在四川传法，四川的佛教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开始有了新的气象！

　　蓬溪地处川中，与成都和南充、绵阳等大城市距离适中，这里又有起伏的丘陵，清净的溪水流淌，稻田仟陌，绿树成荫，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从隋唐起，这里已经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僧人的脚步留在了这里，佛风广扇。位于蓬溪县古柏乡龙归山下的寂光寺，因寺内有古井一口，水如甘露，常年不枯，又名古井寺。寂光寺始建于隋大业三年(617)，明清两代曾作重建，增修，现为明清两代古建筑群。该寺座西向南，占地25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854平方米。沿中轴线上循山势递升，向前向后揭殿四重，依次为魁星楼、弥勒殿、大雄殿、转轮殿，并与配殿、经楼、僧房组成三进院落。大雄殿前、右、左置钟、鼓两楼，每进置垂带、拜台，拾级而上，气势宏伟。魁星楼是寺院的山门)，建于1843年，重檐歇山式筒瓦顶，进山门左侧有清代古柏、银杏，至今枝叶繁茂，与山门相映增辉。寺内有明碑两块，寺后龙归山上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所筑长341米、宽1.5米、高3米石砌墙，墙内环境优美，果树成林。

　　位于蓬溪县文井乡高峰山巅的高峰寺，据《四川通志》记载，始建于唐，重建于清末，扩建于民国。该寺座西面东，木结构迷宫式建筑，山门、正殿、厢房合为一体，计200余间，上下三层。其间回廊连贯，楼阁勾连，曲径通幽。殿堂多依山就势靠山门、正殿。楼阁环绕，结构谨严。山门为重檐三滴水歇山寺顶，穿斗式梁架，面阔十一间44米，进深三间8米，通高10米，垂带式踏道12级。门前有石狮一对，山门上镌刻人物花卉浮雕。正殿为单檐悬山式顶，抬梁式梁架，居寺中，位置稍高。其它殿堂均依山就势紧靠山门正殿。寺内多设暗室、暗道、隔壁墙、天桥、楼梯、有若迷宫。观内有匾额三百余块，其中民国时军政首脑人物林森、于右任、何应钦等的题赠现存有四十多块。山上还建有清末道人王源清、民国道人范明清碑亭，亭内多刻戏剧人物浮雕，另有水墨画六幅，系木结构单檐歇山式建筑，穿斗式梁架，面阔15间64.3米，进深六间10.5米，通高6.5米。

　　蓬溪县西25公里的黄龙山麓有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常乐寺，寺院名幽额有“黄龙吐瑞”四字。民国十年(1921)再立后殿，自立门面，亦称常乐寺，与前殿老常乐寺平分秋色。寺址地处平坦，邻常乐镇百步，车马通达，极利游客及信众礼佛。寺境幽深，灵木古树达数百株，遮天蔽日，是旅游避暑的福地。寺内藏经楼是文人聚会场所。四壁丹青诗文，楼储名家宏篇，颇耐游客品题。80年代被定为“遂宁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吴多让在《藏经楼》诗中赞曰 ：

　　香气佛楼侵，云梯步步深。

　　观花初见柳，拜佛久无心。

　　人语迷萧寺，钟声答远岑。

　　此时春尚在，逸兴满山村。

　　设计精细，结构严谨，形式美观，基础牢固的宝梵寺建筑面积为1852平方米，大雄殿气宇轩昂，外形精美，为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顶，三间四架椽抬梁式营造，占地纵横约为15.3米，通高8.5米，檐下置斗拱18垛，前后施补间铺作2朵，两山墙各一垛，斗拱作为七铺作单抄双下昂，出昂作批竹状，昂嘴伸出很长，昂尾直抵下平栏，屋面覆碧瓦，砖雕龙脊、仙台、卫士及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卦象，四角飞薨系铁马。被誉为明代中期建筑的佳作。大殿两侧有明代十八罗汉壁画，画笔精巧，栩栩如生，近代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经专程前往参观，赞扬不绝。

　　此外，蓬溪县西40公里红江镇，古称康家渡，是蓬溪涪江良港。山镇屹立涪江滨岸，悬崖百丈，气势颇雄。镇中景物有仙人洞，烟波楼，席公祠墓，崖壁石刻，法华寺，五显寺，紫云宫，玉屏寺，走马窑等，均为邑中名胜。治官莅此咏题甚多。如清·文棨有《康家渡景观》、清·沈贤修有《烟波楼(十首)》，周彦威有《玉漏迟·晓行由明月至康家渡有月韵》和《丁香结·晚过康家渡望贾祠有清真韵》。玉屏寺文昌殿清人撰写楹联 ：

　　取士不独文章，品德端方登榜上；

　　求名休推命运，本身培植占鳌头。

　　在人文气息浓厚，历史底蕴深广的蓬溪城，最具特色的无疑就是建于鹫峰山阿的鹫峰寺，它座落灵鹫之首，山形拱秀，草木郁葱，宛若灵鹫。寺座北面南，占地面积3724平方米，建筑面积760平方米。室雅不须大，花香不在多，鹫峰寺全部建筑集宋、元、明、清四代特色，集殿、堂、楼、阁、园林于一体。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的《中国建筑史》专门对其进行了介绍。

　　塔、寺结合是古刹丛林鹫峰寺的又一大特色。禅院佛顶的十三级舍利古塔，是南宋嘉泰四年(1204)由县彦李白琳创建于蓬溪县鹫峰山，重建于宋庆元年间(1196-1200)，此后元、明、清各代均有扩建。佛塔为四方形仿楼阁式砖塔，高13层，总高36米。各层仿木结构为四柱三间，柱有明显侧足。撩檐枋上棱砌砖二层，再叠涩五层，使塔檐深远厚实，一至六层头，补间施装饰性斗拱，每层2.4米，为一斗三升，拱间篆花形，底层塔门向西开设，余为三方设假门。各层每边置拱门三个，中有方形心轴，缘石砌梯道盘旋至顶，每层塔心壁施斗拱三升承托穹隆顶形为得龛，穹壁彩绘壁画，前塑佛像为一佛二弟子，共十三身。底层四柱镌缠龙四条，塔刹为宝瓶顶，施五级球形葫芦攒尘收结，有诗曰：“直凌汉宵三千尺，阁尽沧叠八百年。”由于整个塔身上下雪白一体，故此塔亦名白塔，寺亦在近代称为白塔寺。名寺出高僧，惟贤法师的佛缘就是从这里开始走出的。

　　二、苦难人生

　　惟贤法师，俗名邱兆红，1920年农历五月21日生于人文井镇新林黑堡堰村(今徐家湾)。人文井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平常人气不旺，只有在初五初十的赶场天，各村人来经贸易交换时，才把整个乡场挤得水泄不通，店铺毗邻大开张，趁此机会可以做上一把生意。镇上的那条石板路永远默默无言地忍受着这一切，用它的全部身体，不停地承载着故老乡亲来来回回的匆忙脚步……

　　黑堡堰村离镇上不算太远，一条小溪是全村人的生命线，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和种田的用水都要依靠它了。要是碰上天气不好，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只能坐以待毙了！在这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村庄里，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子教女顺，气氛祥和。住在村里的乡亲大多数都是邱姓本家，邻里之间常来常往，不亦乐乎。惟贤的父亲邱炳贵，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没有非份之想，只知道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全家，生儿育女，接续香火。为了生活，他从早到晚在地里辛勤劳作，像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工作。妻子贤慧，不仅要在家里带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而且也要和丈夫一起在地里操劳，然而就是这样拼死拼活的干，还是不能解决温饱，全家一直处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之中。

　　中国农民，一直奉守“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既然使生活质量不高，也要生下不少的孩子，结果多子并没有带来多福，只能给已入不敷出的困难重重生活，又一次雪上加霜，始终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惟贤的父母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了，这次母亲又生下了男孩，有子必有福，作父亲的自然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兆红”，“兆”是吉兆，“红”是吉祥，父亲寄希望于这个儿子能够不再像他们一样，终日在地里忙活，让他另一个好的出路。沉重的劳作和生活的压力，使惟贤的母亲未老先衰，得了重病，惟贤2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是带着对孩子的深深眷念，满怀着对全家的歉意，对丈夫的担心，对自己的遗憾而离开人间。妻子的去世，给父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年结婚时夫妻二人就发誓要白头到老，共享子孙满堂，过天伦之乐。如今妻子却先离去。中年的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对一大群要吃饭的孩子，面对一个没有妻子，缺少母爱的家庭，做父亲的心如刀绞，他白天要忙家里家外，晚上独自守着空床思念亡妻，他不得不将深深的痛苦埋藏在心里，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露出过多的悲伤情绪，但是毕竟生活压力太大，父亲只手难以撑持，在妻子离开他后的不久，追随母亲而去，撒手人寰。父母双双逝世，少年时惟贤过早地尝到了人间的苦辛。

　　长兄为父，长姊为母亲，失去双亲的惟贤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其中四姐邱兆莲担负了抚养他的主要责任。姐姐是一个非常明理的女人，她知道在农村没有文化是没有出路的，家里哪怕再穷，也要供弟弟去念书。惟贤他七岁时开始读私塾，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认真学习，三年时间，便读熟了《四书》、《五经》。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有限的，三年书读下来，再也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念书了，为了能吃饭和继续念书，1931年惟贤在10岁时与哥哥一起到蓬溪县白塔寺出家，拜定光法师为师。惟贤聪明，有礼貌，定光法师慈悲和祥，具有慧眼，看出他是可以堪为法器的人，对他深为爱护，既使他出家住在庙里，支持他继续背着书包念书。白塔寺不大，但是十分幽静，没有任何干扰，惟贤可以专心学习，喜欢看自己要看的书。惟贤没有辜负定光法师的希望，他曾经写了《小沙弥的新年》一文，介绍了自己在寺庙生活，载于当时的蓬溪县报上，反响很好。

　　1933年，惟贤小学毕业，他还想继续升学，但是寺庙并不富裕，读书要一大笔钱，寺里拿不出钱。这时王恩洋先生在南充集凤办了一所龟山书院的私塾，招收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补贴。惟贤向师父提出到龟山书院学习，师父同意了。龟山书院有初中高三个不同的班次，惟贤进入小学班就读。

　　龟山书院的创办人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东汉安汉侯王平的后人，世以耕读为业。父亲王思敏曾读过私塾3年，除务农之外，还兼营一些贸易，直道守信，人共敬服。母亲张氏，性情和顺，知书达礼。王恩洋7岁进私塾念书，10岁入国民学校，后入南充县立高小，“好闻英雄事迹，频引以自励，谓天下事不难为。” [2]15岁时父母为他操办了婚事，同时进入南充中学，作文大有进步，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不与人同。20岁时开始办私塾教友人和亲戚的子弟。1919年受到友人和老师秦树风先生的鼓动，萌发出四川到北京求学的愿望，先到重庆，再坐船顺长江而下，继北上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和佛学，课余读《成唯识论》，泛览有关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间曾参加了“五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进监狱百余日，出狱后心灰意懒。上学期间组织工读互助，经商失败，血本无归。1922年随欧阳竟无学习佛教。1925年，担任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预科主任兼教授。1927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贫病交困中，通读《瑜伽师地论》全部。1929年在南充创设龟山书房，聚众讲学，提倡儒学与佛学并重。1930年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杂集论疏》、《人生学》等。1942年，赴内江举办东方佛教院，同年9月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1943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同年，到武汉大学讲授《佛学概论》等。1944年起，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和写作，主要侧重于儒学的研究，佛学的重要著述有：《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1952年9月，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1957年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授，在北京讲授“佛学概论”、“瑜伽宗概论”等。1961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参事室参事。1964年2月病逝。一生著述等身，计有文章140余篇，著述60余本，总字数400余万遗世。[3]

　　龟山书院离惟贤出家的白塔寺有几十里路。虽然书院不收学费，但伙食要自己负担。为了读书，惟贤每个月都要背米到书院。那时生活水平很低，远不可能和现在相比。惟贤除了能吃上饭，菜是很简单的，主要是牛皮菜和咸菜。就是像王恩洋先生这样有名望的人，也经常和他一起吃饭，而且从不抱怨伙食的好坏。有一段时间，寺产被地方政府侵占，惟贤连吃的米都背不了，王先生爱才惜才，为了支持他学习，用自己的积蓄供惟贤继续读书。“悟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立人道之大经”，这是龟山书房的办学宗旨和学生的座右铭。每个学生都要背诵这段话。[4]王恩洋先生教学生读书写作，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讲授儒学，讲授佛学。王恩洋先生的佛学特长是唯识学，所以惟贤一生之所以在唯识学方面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得益于王先生的教育。惟贤在龟山书院学习3年，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1936年他听说重庆汉藏教理院招生，于是离开龟山，到了重庆。

　　龟山书院是惟贤一生中最长知识时期，永远值得回忆。晚年时他曾说到，在龟山书院“王先生甘于吃苦，生活淡泊，爱惜人才的品格，是我们作后辈的楷模，他不仅教给我知识，而且还教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5]

　　三、矢志向佛

　　1936年惟贤考入汉藏教理院，成为当时教理院里最年青的一名学生。汉藏教理院是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创办的一所旨在沟通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派的一所佛学院，属于太虚大师提出的世界佛学苑之一院，全名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该院地点设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得到了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等人的支持。1932年8月20日正式开学。太虚大师主持开学典礼。教理院设有普通级四年制，高等级三年制，每年招收正学众(出家人)40名，附学众(出家人或在家人)20名，“正学众学费全免，并每年递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贴，附学众须酌缴膳宿费及书籍费，但违章被革及中途辍学均须由保证人负赔偿责任。”后来增改为学生分预班、正班、专修班三种。专修班课程有藏文入中论、楞伽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正班课程为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辩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另预班课程则是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1934年秋，法尊法师奉太虚命“从速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太虚大师常年住在重庆，教理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例如法尊法师、法舫法师、印顺法师、雪松法师以及黄忏华、陈健民、潘怀素等居士，一些社会名流，如郭沫若、老舍、田汉、梁漱溟、马寅初等人也来院内发表演讲，极一时之盛。1950年春，人民政府建立，汉藏教理院结束。[6]

　　惟贤在汉藏教理院，先读普通班再进至专修班毕业。在这个良好的环境里，他受到了系统地佛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的道理。太虚大师终年穿灰布僧衣，蔬菜稀粥为食，谆谆教导学僧要“无私、戒懒，为公服务”，完善人生，完善人格，同体大悲，精进菩萨大行。佛教徒讲“八正道”，讲“正信”，就是说要坚持正确地信仰，以履行正道。惟贤在教理院里的学习，更加坚定了佛教的信仰，认识到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二千年里不断流传下来，就是因为有一批信仰佛教的正信者，他们维护佛教的利益，建立佛教的权威，带领着广大信众从事佛教的伟大事业。太虚大师就是这方面的楷模。太虚非常关心现实社会中的佛教，关注未来佛教的发展，在教理院里讲述《真现实论》，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教导学僧要以入世的态度积极关心未来的佛教事业，成就菩萨行的伟大使命。太虚大师给学生规定的院训是“淡宁明敏”四个字，淡是淡泊于物质，不起贪欲，才能持戒；宁是宁静，即保持禅定功夫，不起妄念；明是能明因识果，分别善恶是非，不迷于主观客观，即是智慧；敏是行动灵敏通达，能审时度势，如理行事。这四个字一直影响了惟贤的一生，以致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太虚大师对惟贤耳提命面，给予了他极大的教益，使他迅速成长，学识精深，才华横溢，诗文并茂，同时还在《海潮音》、《佛化》周刊上发表唯识、因明诸多论文。

　　1938年，法尊法师为惟贤授沙弥戒。1941年惟贤在四川开县大觉寺依止雪松法师授具足戒。雪松曾是镇江超岸寺的住持，他的师父是蕙庭老和尚，蕙庭是守培法师的法子。雪松特别重视唯识，与王恩洋先生熟识，[7]惟贤因此在唯识学上师承了两个大家。1942年，惟贤随雪松法师在开县创办大觉佛学院，先后任教授、教务主任、副院长等职。同时创办并主编《大雄》月刊，这时也是他出其不意成果的时代，曾先后著有《心经讲录》、《唯识纲要》、，《因明纲要》、《淡泊诗集》、《大觉诗稿》、《中国佛教青年之前途》等著作，刊于全国佛教报刊杂志上的若干佛教学术论文。

　　经过数年的学习和磨练，惟贤成熟了，挑起了弘扬佛法的重担。他的佛学研究成果硕丰，在川渝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僧俗两界的尊重。1948年重庆罗汉寺邀请他到教理讲学班任教，同时还聘任他为重庆能仁寺佛化学校教导主任。惟贤有了更大的活动天地，成为佛教界新一代崛起的耀眼新星。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山城重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佛教界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宣传新政府的政策，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佛教界意气风发，倡议成立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重庆市的佛教徒也在筹划成立自己的佛教组织--重庆佛教协会，于1951年推任惟贤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任命他为佛教协会筹备组秘书。

　　然而，正当惟贤受众人之托努力工作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有人看到惟贤工作能力非常强，要他脱下僧装到机关去，惟贤坚持不同意，因为他从小就受到的是佛教的恩惠，是佛教给了他学习的机会，是佛教让他成长起来，他已经与佛教融为一体，立志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佛陀，毕生从事弘法利生的伟业。1954年惟贤蒙冤入狱，先后在重庆、泸州、南溪等监狱，度过了近27年的漫长岁月。在狱中他在劳动之余，抽出时间不懈地系统学习了中外哲学、医学、历史学等书籍，牢记太虚大师对汉藏教理院学生的“淡宁明敏”四字院训，坚持默诵《大悲咒》、《心经》等佛经，以定力和信仰度过难关。有一次监狱举办学习活动，惟贤法师作了一天的报告，谈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监狱长感到非常惊奇，佩服他读了不少书。虽然监狱里面不能公开表示信仰佛教，但是法师内心的信仰仍然不变，以豁达的心态来对待人生。有一次法师发烧到40度，医生都说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法师心里默诵《大悲咒》，几天后热度全退下去，众人都为他的病突然好了觉得不可思议。

　　1980年，惟贤平反出狱，当时有人劝他就在当地就业，渡过晚年。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虚渡很多时间，现在要加倍工作，去补回那些丢失的时间，把佛教的事业重新光大。他回到重庆，在市政府支持下，全身心地投入修复寺庙和落实宗教政策的活动中。1981年惟贤在重庆慈云寺主持宗教活动。慈云寺曾是著名寺院，但当时已经成为工厂的库房，文物丢失，佛像破坏。经过他多年的努力，慈云寺重新恢复，道场清净，佛像庄严，香烟缭绕，僧尼安居，成为重庆市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142所重点开放寺庙之一。1984年荣升慈云寺方丈。

　　1987年惟贤被推任四川省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90年任重庆佛学院院长。1993年任重庆直辖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1993年率先在全国创立佛教界“希望工程”，累计捐款200多万元，救助失学儿童2万多人。1998年又成立了“佛教慈善功德会”，创办救助“母亲工程”，关爱下岗职工，充分体现佛教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其中可祥法师曾捐助20万元，在开县修建了两所小学，深得重庆佛教界和教育界人士的赞扬。2002年继任重庆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会长。2003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

　　四、与可祥法师的忘年交

　　惟贤法师晚年在依法有序管理寺院的同时，特别注意积极培养和选拔培养青年僧尼，佛教的慧命能不能传下去，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求弟子学习时事政治、佛学基础知识、课诵唱念等，循循善诱，耐心教育，培养了一批僧才，并选送了几批到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四川尼众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等佛教院校学习深造，毕业后都成为佛教事业的有用人才。他的弟子正刚法师毕业于中国佛学院，一直在佛教教育岗位上工作，甘于清贫，长期在中国佛学院里教书育人，为佛教界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正刚法师是我国佛教界里的新秀，继承了乃师的衣钵，是当前我国僧人唯识学研究的佼佼者。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学术研究会委员、重庆佛教协会副会长，北碚温泉寺住持，目前正在致力于汉藏教理院的恢复工作。

　　惟贤与宁波七塔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结的缘。时间虽然不长，只有数十年，但是七塔寺给他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促成他与七塔寺分不开的佛缘，以及与七塔寺年青方丈可祥法师之间的一段令人赞叹的忘年交！

　　1998年7月，惟贤法师随中国佛协代表团乘轮船考察三峡寺庙迁移情况，在船上初次认识了七塔寺的可祥法师。举止安祥，态度端庄，言谈彬彬有礼的年青可祥法师与惟贤交谈，语言不俗，很有思想，给惟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00年冬，七塔寺举行开放20周年纪念法会，可祥法师邀请惟贤参加，但惟因病未能去成，只写了一首《七塔禅寺开放二十周年志庆》诗祝贺。诗曰：

　　古刹重兴二十年，殿堂屹立像庄严；

　　园林建设增幽美，喜有高僧继古贤。

　　这是指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七塔寺已经充分享受到党的政策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所带来的实惠，整个寺院得到了全面的整修，焕然一新。惟贤曾在《宁波七塔寺的新气象》一文中盛赞：“现在的七塔寺，寺院殿堂，结构典雅，规模宏大，从前门进入，呈现于眼帘的，有七石塔、山门、照壁、天王殿、钟楼、圆通宝殿、三圣殿、方丈殿、藏经楼等，井然有序，古色古香，翘角飞檐，气势雄伟，与四周街道的现代化高楼相衬，实为闹市中的清净兰若，独具特色。在这里，使游览者眼目一新，心灵得到陶冶，涤除了胸中的尘垢。”“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七塔寺的殿堂房屋园林的拓展，更加金碧辉煌，闪闪发光；园林花红草绿，青翠可爱，耀人眼目。……此外，还有新建的讲经堂、会议室、佛教文物室、客房、厨房：特别是电视监控系统控制室，有电脑设备，于古典建筑群中，显露出新鲜的现代化的色彩，体现了七塔寺能契时契机的顺应时代的精神。”而所有这一切，“归功于历代的祖师，特别要指出的，除唐代的开山祖师心镜禅师外，更有清代的慈运长老，于洪杨兵燹后，经廿余年的努力，恢复了七塔寺的原貌，使慧炬重明，法幢高悬，成为中兴之祖。还有解放后的月西长老，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寺遭到破坏后，于艰难困苦中出任住持，坚定宏愿，不辞劳瘁，逐步在瓦砾荆棘，断壁残垣中，重建殿堂，比原来更增宏伟，受到僧俗的崇敬。”“喜有高僧继古贤”道出了老一辈法师的心愿。

　　2001年八月，惟贤赴普陀山参加中国佛协主办的《佛教与环保》讲演会，去来经过宁波，住宿七塔寺里，因可祥法师陪客外出，没有见面，由定昌法师盛情接待。2002年4月，惟贤应可祥法师之约，去七塔寺讲经，他对七塔寺的情况和寺内的年青法师们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特别注意到，在讲堂讲经时，听众济济一堂，整齐雅静，中青年居士很多；在僧众中，也基本全是中青年，其中如定昌、演成、界义、传道、隆声等法师，都是中青年里杰出者，他们在七塔寺担任各项工作，成为可祥法师的有力助手。他很高兴，有了这批可靠的接班人，七塔寺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款来，因此他对佛教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七塔寺讲经结束，惟贤感慨频起，再次赋诗《感三访宁波七塔禅寺书》，抒发情感曰：

　　甬都三度礼观音，补陀巍巍气象新；

　　历劫沧桑出龙象，缤纷花雨满门庭。

　　传宗喜有青年僧，不负祖师培育恩；

　　法幢高悬新世纪，人间佛教耀明灯。

　　惟贤法师自注：“明代洪武年间，因普陀山普济寺观音圣像移来建园通宝殿供养，洪武帝曾颁诏赐名补陀寺，为观音道场。”

　　这时惟贤才重与他见面，朝夕相处，对他更有深刻的认识。惟贤说：“我曾三次到宁波，发现在市区的佛教道场七塔寺，逐年有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在繁华的城市中，保持了清净庄严，别有天地。”在诗里他尤其对青年僧人们表现了特别的呵护，指出“可祥法师在七塔寺的建树很大”，“自一九九三年初春月西长老园寂后，继承其遗志，负责修复和管理七塔寺全面工作的，就是月西长老的高徒可祥法师。法师系风华正茂的青年，充满智慧而端庄，英俊有为。”可祥法师向惟贤法师介绍了七塔寺未来的长远规划，例如“计划征购二十亩土地，修建图书馆、文物展览室、阅经室、僧伽培训所等，以突出宣扬佛教文化，加强僧伽教育。”并向惟贤表示“我要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把七塔寺继续建好；同时要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使佛教适应现代，为国家人民作出贡献，使慧灯长明，正法久住。”惟贤听了很高兴，表示赞佩和支持，祝愿可祥这一铿锵有力的誓言尽可能早日实现。

　　2003年3月下旬，惟贤不顾旅途劳顿的辛苦，在峨眉山讲完经后，随即风尘仆仆地赶往宁波，参加可祥法师的升座典礼。在前来参加祝贺的全国各地法师中，惟贤法师无疑是德高望重，最年长的一位了，表达了他对新一代佛子的关怀，对佛教的后来者充满了“老婆心切”的心情。这次他特地为可祥法师撰写了一幅对联：

　　现英年身而说法宝座升登救苦救难

　　发菩提心以悟道莲台演教觉世觉人

　　英年作为，宝座说法，不忘世上苦人多；以悟道为菩提，登莲台施教，救世度人为根本目的。在这幅对联里，惟贤法师既对年青有为的可祥法师给予了赞叹，又对可祥法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勉励，长者的呵护与爱心令在场的人感动难忘！

　　五、结 语

　　惟贤的一生，命运多舜，磨难多折，但是到了晚年，他的生活充实，心情舒畅，毕生从事弘法利生的伟业已经在他的手中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多年来惟贤协助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政策，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努力践行太虚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参加国内外佛学学术交流，与海内外佛教界朋友有着广泛的友好交往，频频出现在佛坛和一些社会活动中，四处传戒、讲学、弘法、参访，走西北、下江南、登天台、上庐山，还访问了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等国。

　　惟贤晚年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他在曾经培养他的众多的老师中，对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他是一直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不能忘怀。王恩洋先生是他的知识启蒙老师和佛学的教育者，太虚大师是他的佛教信仰和实践的指导者。他自述：

　　王恩洋先生和太虚大师都是我人生道路和学佛生涯的领路人和亲教师，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例如他们二人对佛教的情怀，关心佛教的事业，在佛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的学问重心和对佛教关心明显不同，例如王恩洋先生是学者型人物，专精唯识法相，他的学问和对佛教事业的关心，更多的是表现在学术的层面，如他对《大乘起信论》料简，批评那些持“大乘非佛说”的观点。这些言论和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人们的激烈论战，而且到现在还在广泛地影响着学术界。太虚是法门龙象，他不仅精于学问，而且因为自身处在僧伽内部，对佛教自身的发展有着更多的关注，所以他提倡对佛教进行改革，主张“三大革命”，宣传“人生佛教”的思想，这些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影响了佛教界，而这些又是王恩洋先生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在经过几十年后对他们的学问和人格作的一个简单的比较或总结吧。[8]

　　注释：

　　[1]参见林建曾、王路平、王海涛、纳光舜主编《世界三大佛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第18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2]王恩洋《五十自述》第二页，1946年东方文教研究院出版。

　　[3]黄夏年《王恩洋先生著作目录》，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三期。

　　[4]参见释惟贤法师《深切怀念恩师王恩洋先生》，《佛教研究》1998年刊第73页，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出版。

　　[5]《释惟贤法师访谈录》，《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6]罗同兵《汉藏教理院史略》《法音》2001年第4期。

　　[7]《华语香云》(六)354页

　　[8]《释惟贤法师访谈录》，《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