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生平与思想(二)


2014/9/8    热度:839   

第五章 印光大师净土思想的实践方法
  印光大师对于净土法门的实践方法,有其个人的特色。陈荣捷博士曾指出“他主要的志趣是在宗教生活,而非宗教哲学”(注一)。他是经由智慧的抉择,实际的需要,调和儒、释,而实践于净土法门中。事实上,印光大师的出家,是基于本身对佛教真理的自觉而来,有实践的长久体验在。因而反映在实践的方法上,即是此种经验的延伸。他实践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入手(注二),二是以家庭教育和因果报应相结合,三是以居家修行适应时代需求,四是以至诚念佛医治众生的病,五是对摄心念佛及十念记数的见解。这其实也是传统佛教与儒家伦理中,最为民众熟知的部份,却因印光大师本人的人格感召和大力提倡,而重获了新的生命。以下即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节 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入手
  自古儒家辟佛,多系指摘出家的行为是背弃了人伦,不顾及对于家庭、社会的责任而消极遁世;所以印光大师则持重于在家修行,强调实践人伦,主张“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注三),这种很明显的融合会通,正是促进儒佛合一的思想,更收比儒顺佛的宝效。这是他的超格表现,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例如他说:
  欲皈依佛法,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必须要克尽伦常之道。(中略)要孝亲敬长,兄弟姊妹,夫妇主仆,一一各须尽自己之职分。(中略)尽其职分,即为世间贤人善人。贤善之人念佛,则易于感佛,欲了生死,不可不注意伦常也(注四)。
  佛法是与生活相应,所以基本的做人道理必须具备,才能入道;儒家重视孝道,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为政,所以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注五)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也就是说:是否成为有用的人,观察他居家行止如法与否,就知道答案了。因此,印光大师认为: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又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恪尽己分。能于家庭与社会尽谊尽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归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虽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于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乡党,不能尽分,则心与佛背,便难往生。
  以自心发生障碍,佛亦无由垂慈接引也(注六)。印光大师所强调的力行伦常,尽谊尽分,广行众善。这一切都成为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所必备的条件。故我们修持要注意言行的相应,既然想念佛求生净土,世间善不能忽略不做;这与《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注七),有异曲同工的意思。由此可知,净土教的修持,不是只要一心求生西方,对于现实人间的世事,就不闻不问。印光大师并不教人废弃世事,相反的,常常勉人居尘学道,善尽做人的义务。如《文钞》正编复宁波某居士书云:人生世间,不可无所作为,但自尽谊尽分,决不于谊分之外,有所觊觎,士农工商,各务其业,以为养身养冢之本,随分随力,执持名号,决志往生。(注八)
  总之,是教我们随分随力以修行,而不是远离人群独自修道,也就合乎儒家伦常思想与不废弃世事。
  在《文钞》三编里,又发现一般他以为佛法与儒家思想相融之点:书云: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佛经云:世间有二健儿,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改过不吝,为儒者希圣之方。发露罪愆,乃佛子复本之要(注九)。
  为人处事,不怕做错事,只怕错了不知悔改,故《论语》子罕篇第九云:“过则勿惮改。”有过失不能畏惧而不纠正。万一,误作恶行,须赶紧断除相续心,起殷重忏悔心,借忏悔的力量,洗刷前过。
  印光大师常将儒佛思想融为一体,或许与他从小接受儒教的洗礼有关,故他又主张:尽性学佛,方能尽伦举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上外,具此伦常心性,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注一0)。
  印光大师的儒佛和合,并不是互并、或归于儒、或归于佛,而是各显其美,学儒之“尽伦”,学佛之“尽性”,亦惟有“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尽伦”不妨说为儒家之所重,“尽性”固是佛教之极致,然尽伦正有助尽性,尽性正所以尽伦,二者之所重或特殊,亦不必互掩,而是互尊藉以互成(注一一)。事实上,人生在世,能恪尽个人职分之外,要能奉佛修心,趋向善提,才是究竟之路。
  但是,历代来为什么有儒家辟佛的出现呢?印光大师对此有精到的看法,他说:以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力于悟明心性,若不得佛法为之先导,则自己之心,尚非所知,况圣人之心法乎?以故泥迹之儒,多辟佛教,以不知佛法虽为出世间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举凡伦常修齐之道,固已极力宏阐,毫善弗遗,遇父言慈(中略),随己随分,各尽其义,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然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尽义尽分,只能教于上智,不能普摄下愚。若知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纵属下愚,亦必歆善报而惧恶果,虽不欲尽义尽分,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注一二)。
  事实上,佛教注重的伦常日用之道与儒教所说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佛教说明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使人心存敬畏,不敢随心所欲而胡作非为,即使在暗室独处之中,常如面对佛天。故纵属下愚者,也喜欢听闻做善事可得到好的果报。俗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每个人行事之前都先考虑到这种观念,消极上阻吓着坏人的作奸犯科。积极上鼓舞着大家去行善,因此使社会上坏事因而减少,好事因而增多。
  或许一开始无法做得很完美,但渐渐的,常受佛法因果报应实事的薰陶,而勉励自己“尽义尽分”的做好。此即印光大师融合儒佛思想之所在。
  再看他指导少年学佛的经过,即知他的灼见,是与一般人不大相同:
  少年学佛,必须要敦伦尽分(原注:即实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深信因果,及与轮回。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行有余力,则研究一切大乘经论,及古今儒释古德各著述。(中略)如是则决定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即入极乐之邦矣(注一三)。
  教导少年学佛,是有其次第可寻的,先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将基本的伦常教育巩固住,就是“本立而道生”。 接着示以深信因果,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由虔诚心念佛,及信愿行坚固之后,行有余力,再研究大乘经论和儒家经典。这样循序而进,努力修持,则不但实际生活上可跻入圣贤的境界,临终也必可往生极乐净土。可以说,将儒家伦理思想和佛教的净土信仰,做了最完美的结合。
  [注释] 
  注一: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页八四。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八七四,〈复云南王德周居士书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这八个字于《文钞》中处处可见,闲为动词,有防范的意思,这是印光大师独特的见解,对邪的必须有所防范,而保存“诚敬”。
  注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九九八,〈复海门蔡锡鼎居士书三〉。
  注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O 五九,〈复金益平居士书二〉。
  注五: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一六八,〈复汪梦松居士书〉。
  注六: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下、杂着,页九七。
  注七:《四书读本》,台北德兴书局印行,论语学而篇,页七0 。
  注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五三,〈复宁波某居士书〉。
  注九: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上、书,页一九三,〈复章道生居士书〉。
  注一0: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三二五,〈复安徽万安校长书〉。
  注一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七二二,张廷荣〈印光法师与中国宗教文化三型范〉。
  注一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五七五,〈儒释一贯序〉。
  注一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0六三,〈复无锡佛学会少年学佛社书〉。
  第二节 以家庭教育和因果报应相结合
  谢真净曾认为:印光大师示生斯世,大弘净土,必为乘愿再来,不论言语与行为都以《切实》为标的,并且提到他的特色是:一为弘扬净土,广度群品,当机切实也。二为敦重人伦,使民德归厚切实也。三为提倡因果,流通经书,恤难济灾,示人以为善切实也。四为以竭诚尽敬,教人净业切实也(注一)。其中,敦重人伦,呼吁家庭教育的重要与因果事理相应。印光大师在〈与聂云台居士书〉中说:
  印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当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报应,虽佛菩萨圣贤俱出于世,亦末(莫)如之何矣?又曰: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又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女。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则其夫其子女之不贤者,盖亦鲜矣。(注二)
  儒家在“大学”书中,提出“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条目,其中“齐家”就是注重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母教更为重要,因为人在幼年时代,专依赖母亲的教导。父亲必须出外工作,不常在家内,母亲则日夜与儿女相处,其一言一行影响幼小的儿女很大。所以教女比教子来得重要“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人少有贤母,长有贤妻,欲不为贤人,不可得也,此正本清源图太平之良策也。”(注三)也就是“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他认为:
  教导子女当于根本上着手,所谓根本者,即孝亲济众,忍辱笃行。
  以身为教,以德为范。如镕金铜,倾入模中;模直则直,模曲则曲。大小厚薄,未入模之先,已可预知,况出模乎?(中略)如镕金倾入坏模,则成坏器。金固一也,而器则天渊悬殊矣。(注四)
  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给与好环境,教与因果报应,做人之基本理念,则如镕金入好的模器,不会有所扭曲。也难怪印光大师一再说明:“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源,总由家庭失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则天下渐可太平矣。”(注五)家庭教育是每个人知书达礼的第一要站,假如在年幼时,随时教以因果轮回的真实事迹,使之明白何事当为?何事不当为?万一,遭遇到非常的困苦挫折的时候,能够反观自照,知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对于困厄的境遇,就不会忿恨和不平,反而勇敢的承当,面对现实而不必逃避。同时对于未来的前途也不会惶恐或悲观,只要自己当前的努力,即可改变将来的环境,幸福和快乐自可期待。总之,“因果二字,为今日救国救民之正本清源,决定要义。”(注六)
  印光大师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认为教女能够成功,即胜过一切,因为:
  现在堪为人之贤妻,将来堪为人之贤母。以此风于乡邑,是亦治天下国家之根本法轮也。(中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以故周之王业,基于三太。彼太姜、太任、太姒,乃女中圣人。但以阴相其夫,胎教其子为事。(注七)
  天下少有生即知者,都必须由长辈教导启发。最初的几年,日夜随于母侧,亲炙美德,常承训诲,性情自然而然趋于温文有礼,故女子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即为:世上有贤德的母亲,才有贤明的儿子,故有扰秀的人才出现。古时候的圣母,注重胎教,希望秉成良好的性质,以使将来的举止行动合乎礼而不窬矩。因之,世以太太称女者,以太姜、太任、太姒三圣女,各能相夫教子,以开周朝八百年的王业(注八)。家庭教育,不但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振兴佛法也是依赖良好的教育,使其幼受庭训。年长后,或出家为僧,虽不能弘阐佛法,也不致于破斋犯戒,拨无因果。遂使世法与佛法共依存,国运同法运齐兴隆。(注九)
  在此,将印光大师对教育的一项独特见解稍加说明。他说世人欢喜有子传递香火,而不知教育的重要,而“光兄弟三人,光最小,二兄皆无子,其门遂绝。光闻之,不胜欣慰,以其以后不会有造恶业辱祖先之子孙故也。”(注一 0)印光大师是以不辱先人为要,他这种非常特殊的看法,塑造成他的严谨处世,与苦口婆心的劝化弟子们重视家庭教育。
  因果一法,为佛教入门之初步,亦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图(注一一)。因为,凡是明因识果者,一定不敢自欺欺人,作出伤天害理,或损人利己的事。譬如:
  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而后已。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避影,徒劳奔驰。每见无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谓作善获殃,无有因果。从兹退悔初心,反谤佛法。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奥旨乎?(注一二)
  因果的事理,是通三世,重叠无尽的,很可能此善因种下去还未得善果,以前的恶果先成熟而获恶报,怎可因而断定无因果之报应呢?犹如种植稻谷一样,早种者早收成;如欠债一般,力强者先牵(注一三)。基于因果法则,知今生之幸与不幸都有其来由,倘能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行善,就是“转变由心之奥旨”。所以说:极力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是可以改变社会不好的风气,使人人臻于真善美之境。
  [注释]
  注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四六八——二四七二,谢真净〈光公觉范永垂后世〉。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0 0,〈与聂云台居士书〉。
  注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0二,〈复江易园居士书〉。
  注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二九,〈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注五: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上、书,〈复观心居士书〉。
  注六: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二八,〈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注七:同右。
  注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七三一——七三二,〈江西归事略发隐〉。根据《列女博》卷一,页四四、四八、五二,记载——太王妃太姜,王季妃太任,文王妃太姒的生平事迹,可得知,周朝以仁厚立国,母后的力量功不可没,也难怪印光大师重视家庭教育,强调胎教,有贤女及贤母,就有贤圣人的诞生,国家的贤圣人增多,自然国泰民安,富庶乐利。
  注九: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六,页八0,应脱〈录家庭教育跋〉。
  注一 0: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九三四,〈复胡奉尘居士书〉。
  注一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四O,〈复周群铮居士书六〉。
  注一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七八,〈与卫锦洲居士书〉。
  注一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八七八,〈复周颂尧居士书〉。
  第三节 以居家修行适应时代需求
  印光大师不轻易赞成佛弟子出家,因为现今学佛,非常方便,不像以前,非出家则难以听闻佛法而修行;在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以前出家都得经过考试,或者政府颁给度牒才能出家,所以学佛比较不普遍(注一)。清末、民国以来,信仰自由的风气渐开,已无严格的出家限制。因此,印光大师认为尽可在家修行,以免出家若不真修,更不如俗。他说:
  如来说法,恒顺众生。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外尽人伦,内消情虑,使复本有真心,是名为佛弟子,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注二)。
  他认为:在家居士可以净土法门教示儿女,及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正视生死的大事。如能依照这种方式修行,即能获益。怎么需要再选择场所,以做清净修行?可说家庭就是道场!尽可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为法眷,自行化他,口劝身率,使其同归净域,尽出苦轮。这即是戴发的高僧,居家佛子也(注三)。
  印光大师不赞成人出家的原因,散见于《文钞》各处,综合起来有主要的三点:
  第一、现今乱世,多半都以俗欺僧,法弱魔强,恶徒邪党,常怀欺僧夺产之心。因此,欲出家,反不如居家学佛较有益(注四)。
  第二、若是已有家眷者,不经过家人同意,欲舍亲远去,则室人有无依之恨,慈亲有怨子之怀。而且一般不明至理的人,反而批评佛法为背叛世道,妄生毁谤。促使这些人造口业,堕落恶道。变成未见其益,而先遭受大损失(注五)。
  第三、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是真语实语的,因出家必须荷佛家业,续佛慧命,非破无明以复本性,宏法道以利众生者,不能为也(注六)。
  而不是出家便一无所事的坐着修清净行。他举例说:自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徐蔚如印《文钞》以来,他即终日为人忙。不知出家,若撑持道场,宏扬佛法,其事更多。即使作个自了汉,而所须的衣食,当得经营,三餐之饮食,也得自己料理,那有不忙碌的道理(注七)。
  所以说:天下事都各有其因缘,而不是出家就好,不出家就不能修行。佛法中的六度万行,及伦常应世,一切都在因缘法中。在家能乐天知命,不怨不尤。素位而行,即可引众多人入正道。在一乡之中,大都以你为标准。你虽无大作为,也为一乡之仪范(注八)。 就是,佛法无一人不应修,亦无一人不能修。只要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主敬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扮好角色,则居家诚敬实是好修行。
  有人说印光大师有几项特别而矛盾的作风,方伦居士在《永思集续编》里为他作了辩护:
  一、他自己出家,而不赞成他人出家。若有人与他商量要出家的事,大部分劝其打消念头。这主要是恐其画虎不成,反为犬,倒不如做个名副其实的居士来护持佛法,比较稳当(注九)
  二、自己是出家人的出家弟子,然而他出家后,并不收出家的弟子,这乃是他对僧伽的内容,有难言之痛,所谓不足为外人道也(注一O)。
  三、自己通宗通教,而不大赞成他人研究宗教,凡缁素行人,如有问及宗教上的问题,都以“老实念佛”四字,作为答覆,这是恐怕问者能力不足,即生不能成办,并非说宗教之不高深,不足学,所以这一事,也可以说是老婆心切(注一一)。
  总而言之,修行是不分出家与在家,但要出家必须克服种种困难,不如在家敦伦尽分做个称职的学佛居士,拥护佛法,摄化群众,亦不失为良策。故印光大师不轻易允许佛弟子出家可窥其设想之周到,与利众之心切,不愿见其出家,扮不好角色而苦恼;而望其以在家孝敬师长,感化大众,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佛法利济众生的好处。
  [注释] 
  注一 :在《全集》册一,页四五,印光大师说:“清世祖不观时机,仰尊佛制。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认为清世祖对佛法的尊崇,而宣布取消度牒,考试政策。而事实上,于清乾隆十九年起,才通令取消官给度牒政策(见黄忏华等《中国佛教总论》页一二六,木铎出版社)。而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一——礼部,也记载“清乾隆十九年(中略)或致滋扰,有名无实,此综理日久所悉,正不必袭复古辟异之迹也。着停止。”着停止,是指停止颁给度牒,取消考试之义。故知印光大师所说的年代值得商榷。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八一,〈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注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八二,〈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注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九三七,九三八,〈复杨树枝居士书二〉。
  注五: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三八,〈复周群铮居士书四〉。 
  注六: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四五,〈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注七: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页九三七,〈复杨树枝居士书二〉。
  注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一 0三,〈复念佛居士书〉。
  注九: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七一四,方伦〈由宗仰印大师谈及老实念佛〉。以下举数例为印光大师劝人不出家有:
  一、《全集》册一,页八一——八二,林介生居士欲出家,印光大师就要他在家好好修行,做个戴发的高僧。
  二、《全集》册一,页二三八,周群铮居士也被他以慈亲的不允许,则应当在家笃修净业,使慈亲生信念佛,以期了脱之导。
  三、《全集》册一,页四五,告诉谢融脱居士说:欲求出家者,第一要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天姿,方可剃落,否则不可。
  四、《全集》册一,页二二六,知师寿居士已心有回转,不出家了。
  幸甚,因出家一事,今人多以为避懒偷安的计策。
  以上,都是印光大师不赞成某些人想要出家的实例,但并不是完全都反对,他是针对那些居士的问题而答覆。近代的慧三长老,在《永思集续编》追悼印光大师提到他的出家是经过印光大师的同意,并请天台宗大德兴慈法师为其剃度师,参见《全集》册五,页二四五二,慧三〈印光大师许我出家〉。
  注一O: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七一四,方伦〈由宗仰印光大师谈及老实念佛〉。
  注一一:同右。
  第四节 以至诚念佛医治众生的病
  这节所要阐述的,在于宗教的经验;凡人“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当生病而致使情绪不定时,以念佛方式稳住情绪,病情很快会因心理的平静而度脱难关,犹如风平浪静即可欣赏清澈的湖光山色。
  念佛是否真能治病,各有其说辞,但印光大师却有其亲身经历,在《全集》里,他处处指导信众,以诚敬心修持,归纳以至诚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的秘诀。“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至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注一)不仅佛法强调要有至诚心,世间法亦复如是。人生的真价值,是离不开诚实两个字,诚实和真理息息相关;人类心灵的互相感应,也只有藉真诚来传递。而至诚的念佛亦可治病,他说:
  病由身生,身由业生,当痛加忏悔,以消宿业。(中略)但在家中,息心静念,最为第一。当身婴重病,只可认真修持。如至诚念佛,并念观音。此时用不着研究,一经研究,反成纷驰。譬如有病,得一灵丹,即以服食为事。不得以先去研究此灵丹系何药所制,何药走何经?治何病?必期于一一了然,方育服食耶?(注二)
  念佛修持,犹如服药一般。能够明了教理,就好像清楚知道病源、药性、脉博的跳动等原理;然后再服药,这固然是最好的方法。但如病重时,根本无多余的时间,以分析病源、药性等,唯靠医生指定的药,先吃了才有痊愈的希望。也就是肯服阿伽陀药,就有痊愈的可能(注三)。
  当有一位居士为母亲祈求身体健康而无法如愿时,向印光大师提出质询,大师如此的回答:“设汝果真实如此礼拜持诵,汝母之痼疾不愈。光当瞎目,天地当易位,日月当倒行矣,有是理乎?光恐汝诚之一字,或未致意。”(注四),很不客气的指责他不够诚心、专一的念佛、礼拜、持诵,所以无法与佛菩萨感应,绝对不是诸佛菩萨的不慈悲护念。
  印光大师认为:吾人从无始来所结怨业,莫能悉数,若不念佛,将长劫报复,无有了期。由念佛力,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注五)。为什么念佛有这么大的效用?
  一者,佛为一切众生之大慈悲父母,当病发作的时候,能至诚念佛,则当倍生怜悯。
  二者,念佛的念字,是“今心”所组合的,这个“念”字含有积极的意味,是要把当今一念,安住于万德洪名的“南无阿弥陀佛”圣号上,而众生为能感,佛为所应,能所相契合,感应道交,遂得净境。民国廿七年为弟子朱清泰说〈学医发隐〉提到:
  佛为大医王,普治众生身心生死等病。然生死大病,由心而起,故先以治心病为前导。果能依法修持,则身病即可随之而愈。身病有三:一宿业,二内伤,三外感。此三种病,唯宿业难治。傥能竭诚尽敬,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超度宿世所害之怨家对头,彼若离苦得乐,病者即可业消病愈。(注六)
  可说世间医药,能治外感、内伤,但不能治宿业。而念佛却能令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善道,故怨业释解,病即痊愈。外感、内伤,念佛又最有利益;非只有怨业病才有益处。也就是:“惟念佛,则身病心病,无有不治也。”(注七),所以,根据印光大师的看法,世人病苦,多属宿生杀业所感,如对宗灵师说:
  汝右手有病,乃宿世杀害众生之恶业所招感。当至诚恳切念佛,为彼宿世怨家回向,令被超生净土。果能常念,业自消灭,业消则病好矣,何须锯手?(注八)
  故说无论任何疾病,若能恳切至诚念“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善根,病自可痊。即令寿尽,则死后当生善道,不至堕落。当身体羸弱之时,息心正念,使神识不在外奔驰,而归于一处,身体就可以渐渐安康。
  [注释]
  注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四七,〈复邓伯诚书〉。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 0一二,〈复湘阴黄颂平居士书〉。
  注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0九三,〈复念佛居士书〉。
  注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上、书、页一九二,〈复章道生居士书〉。 
  注五: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八七七,〈复周颂尧居士书〉。 
  注六: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三五0——一三五一,〈学医发隐〉。
  注七: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下、页七四,〈居士林开示法语〉。 
  注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上、页三一,〈复宗灵师书〉。
  第五节 印光大师对摄心念佛及十念记数的见解
  一、摄心念佛
  摄心念佛的作用,是以称念佛号,以一念抵挡万念;以万德洪名替代杂乱的心。初学念佛的人,往往发觉心很难专一,这时应以摄心切念,自能归一。印光大师本人的见解是:
  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既至诚已,犹未纯一,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注一)。
  意即:念佛虽然以心念为主,但也不可舍弃口出声的念佛;因为众生的耳根最利,所以必须采取声音相助得入一心为重要方法,就是以身口意三者,互相资助。
  印光大师接着说:
  若心能忆念,身不礼敬,口不持诵,亦难得益。世之举重物者,尚须以声相助,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所以《大集经》云,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注二)。
  是故得知,听之一法,实念佛要法。字字从心起,字字从口出,字字从耳入,如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但于念时,当万绿放下,一念单提,如救头然,如丧考妣,如鸡抱卵。“(注三)一有间断,三昧不成。所谓:大念是指大声念佛;小念,是指小声念佛。古德释云: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佛身小。
  称颂观世音菩萨洪名,亦是印光大师提倡摄心念佛的一种方法,其作用在由耳根入道,反闻闻自性,得寂灭现前,证圆照三昧;得上同诸佛,下化众生,随缘施设,无不自在(注四)。如《楞严经》卷六所说:
  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绿心自在,成就菩提,斯为第一(注五)。亦即称颂观音菩萨的法门是依耳根闻性,得不生不灭的妙理,起返闻照性的妙智。同理,我们也可从闻、思、修,入三摩提,解脱六根的缠缚,超越六尘的障碍。依之念佛,即可获念佛三昧。换句话说,摄心念佛的方法,是要人依循一定的方法来实践。
  二、十念记数
  印光大师对于所谓钝根散心者,如一时无法摄心念佛,则他主张依《观无量寿经》的“十念记数“来念佛。依据《观无量寿经》的原文说法是:
  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中略)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注六 )。
  十念往生法门为:罪障深重的凡夫,临终时,由十声念佛而往生极乐(注七)。这是仰仗阿弥陀佛的大愿得以往生的。在《无量寿经》则说: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者(注八)。与《观经》所说略有不同;印光大师认为:《无量寿经》就平时修行所言,在平常应随时自我训练,不可太过于放逸,否则福德因缘不具足,往生不易也。《观经》的下品下生,是就临终时所说;虽不说诽谤正法,而其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必也谤正法,但遇善知识启发,即能往生。最后,印光大师对两种经文的歧异,提出了折衷性的解释,他说下品下生情况是:
  约已见地狱至极之苦相说,其人恐怖,不可言宣。一闻佛名,哀求救护。了无余心,唯有求佛救度之念,虽是乍闻乍念,然已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故虽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注九)。
  在地狱相现前的情景下,一闻佛名,只求救护,专切念佛;化佛菩萨寻其音声到,一念顷即登彼极乐世界。
  从传统净土思想来看,自宋慈云遵式开始,即特别重视十念往生,如《乐邦文集》卷四所说的:
  修净业者,须每日清晨服饰已后,面西正立合掌,连声称阿弥陀佛,尽气为一念,如是十气名为十念。但随气长短,不限佛数。惟长惟久气极为度,其佛声不高不低,不缓不急,调停得中,如此十气连数不断,意在令心不散,专精为功,故名此为十念者,显是藉气束心也(注一)。
  十念不是说只要念十声佛号,就可以往生。以十念的方法达到专心一致,绵绵密密的不间断,即有所成就。在于精专而不在于数量的多寡,所以慈云忏主才会提倡尽一口气念佛,称为一念;连续十口气,为十念。这种念法称十念法门,是为当时的王臣政务繁剧,无暇修持所设立的。
  十念法门,是借气摄心,心自不散失,必须随气的长短,不可强求多念,否则伤气。又只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则害病。这种方法能令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但因是适合忙碌者所修行的,所以印光大师提出“十念记数“的方法:
  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捏珠,唯凭心记 。(中略)须知此十念,与晨朝十念,摄妄则同,用功大异。(中略)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日念数万,皆如是记。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滞碍。从朝至暮,无不相宜。较彼捏珠记数者,利益天殊(注一一)。
  十念记数的念法,是对治散乱心,数目以十为标准,不宜或多、或少,正好摄心。须在心中记一句至十句的数,十句再十句,常时如是,不用数珠。用十念(十句)记数,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自然无处立脚,消除杂念,即能专注一境。数珠的方法,不适于静坐,由于手动,会使心不得安宁,而十念记数,则行住坐卧都能运用自如。
  [注释]
  注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六五,〈复高邵麟书〉。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三九,〈与佛学报馆画〉。
  注三:《净土十要》附录〈彻悟语录〉卷上,页六三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
  注四:刘国香语译语体文《大佛顶首楞严经》页一四一,台北狮子吼月刊社发行。
  注五:《楞严经》卷六,大正藏一九册,页一二九下。
  注六:《观无董寿经》,大正藏一二册,页三四六上。
  注七:《佛教语大辞典》,页六五九。
  注八:《无量寿经》卷上,页二六八上。
  注九: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一一四,〈复善大师书〉。
  注一0《乐帮文集》卷四,大正藏四七册,页二一0中。
  注一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六五——六六,〈复高邵麟书四〉。
  第六章 印光大师对时代的影响
  第一节 《文钞》感化多人信佛
  在《印光大师纪念文集》(即《印光大师全集》第七册)可以找出许多人受到《印光大师文钞》的影响,踏入菩提大道,发心学佛。如图表所列:
  郑颂英:四八页,大师法泽遍天下,度人不可计,尤其是弘化社(注一)。
  钱淑源:一三六页,先父一切言行,惟大师文钞是遵。不肖日受先父薰陶,于民国卅年皈依灵岩妙真法师,加入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文钞》数万言,演述佛法之真谛,确系文字般若,菩萨再世。
  张勋栋:一四九页,阅《文钞》,祈求皈依。
  薛同悦:一八一页,每期〈弘化月刊〉到来,都一字一读。尤于遗教,更必敬谨恭读,如对佛天,如面大师慈颜。真是海洋中的灯塔,众生的依怙。
  西音:一九六页,印公呢?在他的《文钞》里,已知他学识渊博,解行俱高,加上他极力赞叹净土,我决定皈依了。
  学善:二二二页,读〈弘化月刊〉 对于印光大师的言行,生了无限的敬仰与崇拜,学佛的信心,更加强。不信佛的我,转变成信佛念佛的我。
  戴传礼:二二三页,《文钞》中的老实教义,实永留在弟子心中,遗风将万古而长存,度生事业,将永远而无尽。
  倪正和:二三七页,《文钞》感我深,我迷渐渐醒,令我起信愿,念佛修福慧。
  陆净善:二四 0页,日间事忙,夜辄挑灯危坐,屏息敬心,诵《文钞》数篇,则尘念一清,道光增长。
  沈愿西:二四七页,纪念印祖应读《文钞》,实为人世黑海的明灯。
  李尔清:二九一页——二九二页,苦恼堪怜的我,于未阅印公恩师《文钞》以前,对佛法深怀疑意谤意。阅《文钞》后,顿觉字字句句,悉发深省,生希有想,对佛法之疑谤全消。
  纪善庭:四四O页,拜读老人之《文钞》、《嘉言录》,喜惧交加。喜者,宿世何幸,得遇此出苦横超法门;惧者,轮回路险,若不了知,便将难得人身,沦于苦趣,无所依估。
  以上所列学的都是看了《印光大师文钞》,受其内容感召,由毁谤佛法而信佛,或因此以净土法门为圭臬,终身奉行之。由此可知,《正续编文钞》有巨大感人力量,风行海内外,皆阐扬佛理,发明因果之作,受感化者非常的多(注二)。也是印光大师以文字般若利济众生的殊胜。
  [注释]
  注一:弘化社于民国一九年成立于上海觉园,专流通佛经善书,民国二0年,迁至苏州报国寺。参见《全集》册五,页二二七九,〈印光大师言行录〉之弘化立社。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三六九,张慧容〈印光大师略传〉。
  第二节 印光大师对缁素弟子的影响
  印光大师的生平,因《文钞》和人格的广大影响,全国各地前来皈依的在家众,是相当多的。至于出家众,他基于自己不为人剃度师的原则,生平并未正式收有皈依的弟子。但,事实上效法和追随他的出家众,仍为数綦多。因此,以下将缁素弟子中,较具代表性的六人,作为受印光大师影响的具体例子。其中,出家众的三人是:弘一律师、德森法师、大醒法师。在家众的三人是:高鹤年居士、范古农居士、李炳南居士。
  必须强调,受印光大师影响的杰出弟子,并不仅限于这六人。如果可能的话,此一名单仍可增列下去。但作为举证的具体例子,此六人各有特色,因此值得介绍。
  一、弘一律师
  弘一律师在近代高僧中,素以多才多艺和精于戒律著称。但是,在其出家后的行为和思想中,却深受印光大师的影响。
  不了解近代中国佛教史的人,可能会以为印光大师只是伟大的净土行者。事实上,他在戒律上的行持,正是弘一律师的典范。从以下所述的情形,即可明白: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弘一律师出家于杭州虎跑寺(注二),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曾经到普陀山亲近印光大师,居住了七天,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师房内,体察一代祖师的生活。后来,将之归纳为四盛德:习劳、惜福、注重因果、专心念佛(注二)。因而,弘一律师训示青年应注意四项,即“惜福、习劳、持戒、自尊。”(注三),可知,因他敬仰印光大师而接受其思想,他自己曾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注四)为什么弘一律师一再要求想滥厕于印光大师座下?因为,他最服从印光大师的教导,尤其是净土法门;非常赞同他所提出的“持名念佛”,是属“单刀直入”的方法,而直证“念佛三昧”。逢到读经、念佛、深修上的疑难,便通函请示普陀山的印祖,一步一趋,以现身誓证“念佛三昧”为目标,作为生活上准则(注五)。
  从《弘一大师年谱》看来,他是严持戒律者,更是于佛法中最深信净土法门者;例如他指示弟子:“现今修持,求其机理双契,利钝咸宜。易行捷证者,是在净土法门。可阅《印光法师文钞》及《嘉言录》,尤其是嘉言分类易阅,开端之处如觉难领会,不妨从中间较浅显处先阅。”(注六),劝化世人修持念佛以《文钞》、《嘉言录》为基准,由此可证,他的思想深受印光大师的影响。
  二、德森法师
  德森法师是另一种典型。虽然他无广大的世俗名声,但是,在印光大师一生弘法事业上,助益甚大。其生卒年月日不详,知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出家,自称非常注意佛教界发展情形,不愿法门受人凌辱,故才具僧相,即奔走佛教会,遂见《佛学丛报》,内载〈佛教以孝为本论〉、〈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这些都是印光大师的文章),深受义理的启迪,是接触印光大师的第一次因缘(注七)。
  目前传世的印光传记资料中,德森法师与妙真、真达、了然等编的〈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注八)以及〈大师史传〉(注九),是最完整的,能够多方面呈现印光大师一生的行谊和思想。如非追随日久,影响至深,则难以如此透彻的了解印光大师,两人的交往经过如下:
  德森法师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到普陀法雨寺参礼印光大师,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以后,则常随左右,所以排印各种书,都多方面的帮助其校对(注一0)。因长时间的亲近,一直到随侍于报国寺,避难于灵岩寺;二十年的教导因缘,长期的承受薰陶,此中的深恩厚德,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德森法师观察入微的得知印光大师语默动静,处处皆可为人师表,所以他认为要继承他的精神,不仅区于灵岩的净业道扬,弘化的流通,更要力行于老人的俭朴家风,爱惜物力,防心离过等美德,才是真纪念印光大师,而报答师恩于万分之一也(注一一)。
  在《印光大师纪念文集》里有一位王智仰居士叙述他的学佛经过说到:拜谒德森法师,发觉其一举一动,皆类似恩师,古道照人,实有令人自然恭敬的气象(注一二)。可知,德森法师深受印光大师影响。
  三、大醒法师
  大醒法师名机警,晚年别署随缘。于整僧护教,愿力甚宏,揭“新僧”为号召;虚大师因为字大醒以勉之(注一三)。由此得知,大醒法师是太处大师的嫡传弟子之一,提倡佛教改革不遗余力,但他对于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仍有深刻的体会。这种新旧并融的精神,固然可看出太虚门墙的深广,同时也意味印光大师精神感召的伟大之处。
  大醒法师自己说:“我出家的心志,也可以说是决志,确实是初次见到印光大师的文字而发动。”(注一四),他认为:读大师《文钞》而发生信仰三宝之心的人很多,足见其文字诱导感化的力量实系很大。他也指出:《文钞》文义平实易解,深入浅出,有大悲心,有真情感,这是印光大师以文字般若而获得的化导效果(注一五)。
  当大醒法师主编“现代僧伽”的杂志,被印光大师呵斥,认为要整顿僧伽制度,不如从自己本身做好,再慢慢感化一般僧伽,而不是提出什么“整顿僧伽制度”的新花样,因为“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所以,大醒法师接受老人的殷殷教诫,自取别号“僧忏”,以忏除口业(注一六)。又把民国一七——二三年所写的文章中,关于批评佛教的一部分,集成一本书,取名为《口业集》,无非感谢印光大师的教诲,其中有一条云:“佛寺住持僧,完全要行考试制度,要政府规定及考试。”(注一七),经过考试淘汰资质较差者,以确立僧众的水准,避免有滥竽充数的情形。这与印光大师不满意清政府取消度牒考试制度,遂使僧侣水准下降的看法不谋而合。
  事实上,当时关于僧伽改革问题,虽然讨论和进行都轰轰烈烈,可是即在太处大师有生之年,也未竟全功(注一八)。这当中牵涉到传统丛林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调适和自存的两难局面。印光大师以一陕西人,来江浙地区,只是长期苦修,未自建道场,因此设身处地,他只能尽其在我,而不能苛求他人。然在大醒法师,他是办杂志、提主张,故考虑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在不同的立场中,他仍尊重印光大师的谨慎态度,领受其影响,可见印光大师在实际上扭转了佛教界许多激进的改革作风。
  四、高鹤年居士
  印光大师文字的问世,是由于高鹤年其人的引荐,然在实际上,高鹤年一生受印光大师的启迪和教诲影响甚大。可作为在家居士受印光大师影响的典型例子之一。
  高鹤年,江苏兴化人,其生卒年月不详,仅知其操行第一,为佛教中居士,虽属居士身份,但其操守,参访善知识,犹如行头陀行之高僧。其行脚遍天下,国内外名山川,无不涉足其间,着有《名山游访记》(注一九),其与印光大师最为相契,据他所述〈印光大师苦行略记〉得知他到处赈灾济难与印光大师相呼应,如“民国六年秋,津京大水为灾,沪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诸居士,电嘱下山救济,又接师及谛老函,谓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亦是保护佛法。”(注二o),印光大师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养香敬,都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注二一)。所以可说高鹤年居士学习印光大师发慈悲心、赈济难民,使人们得此济度而免除灾难之苦迫。
  高鹤年回忆陪师同行,一次有一次的利益,并留心他语默动静、出入往还之时,不谈玄言妙语神通异奇,皆是平常话多(注二二)。因为佛法原是接近众生,生活与修持相契合,绝不是玄奇怪异的。高鹤年在〈印光大师画传跋〉说:
  余初行脚,即往普陀参礼印光大师,恭请开示,师曰:六祖言,于一切时,自净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沈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人无我,直至菩提云云。余当即信受奉行,铭感五内。深佩大师说法,善能契机。此五十余年前事。时大师已作山中导师,海上慈航。其后迭次礼座,受益良多。乃至大师示寂,余心目中始终常以大师为依止。迄今回忆,犹觉依恋难忘也(注二三)。
  高鹤年居士虚心求教于印光大师,即教以为达诸佛理,必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遂使高鹤年居士愿行脚遍天下,似苦行的高僧般参学游历,以明自心本性。这即是受其影响之故。
  五、范古农居士
  范古农是民国以来著名的佛学家,他原是谛闲大师的皈依弟子,但他对印光大师的推重与效法,并不下于皈依师谛闲大师。
  从他自己在著作中所提及的自白,即可窥见印光大师对他的深刻影响。
  例如,他在〈我之纪念印光大师〉一文中,曾提到:
  我师谛公,教在天台,行在净土,与大师同归一途。农于大师虽未举皈依形式,而心皈也深且久矣。故凡奉书必称弟子,而大师谦虚,视同友谊,于弘扬净土处,辄蒙奖许,盖有不胜惶愧者(注二四)。
  范古农居士,不特道德文章,早为佛教界所钦佩,即立身处世之风格,亦复为居士中所仅见。他对印光大师,每奉书必称弟子,更因尊仰印光大师,常介绍发心学佛者皈依大师。并且他于佛学虽涉猎各宗,而修持必以净土为归,是受印祖的影响。他将《观无量寿佛经》的三福业与大师的劝化作融通而说;
  《观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大师恒言: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非第一福乎?恭敬三宝,戒杀戒YIN,非第二福乎?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求生净土。非第三福乎?世人以大师之提倡因果,涉及阴骘文感应篇为嫌,岂知大师以悉檀因缘,令其深信因果,通达佛乘,方便善巧,无逾于此。
  故因是而得发心归佛者,不可算数也( 注二五) 。
  由此可知,范古农居士对印光大师的思想,是深为推崇的。另外,他对病业因果的诠释,亦有相同的见解:
  病由业所致,但能节饮食、调寒暖、勿劳虑过度,即是卫生,即可劫病。若仍有病,是宿业所感,正好念佛以为对治,拔一切业障根本,念佛之功也。故念佛人,应少欲知足。病来时,知是因念佛之功,已减多为少,化重为轻,决非不幸。古德立十大碍行,不求无病为其一,故念佛人不畏病。畏病者必畏死,畏死者必不乐往生(注二六)。
  因此,我们如果说范古农居士是印光大师佛学思想的追随者,绝非过言。
  六、李炳南居士
  李炳南居士在印光大师的俗家弟子中,是相当杰出的一位。他在台湾创办台中莲社,宏扬净土法门,有广大的信众,对光复后的台湾佛教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所承袭和发扬的主要即为印光大师的思想和精神。
  李炳南居士,原名李艳,字炳南,号雪庐,山东济南人。出身书香门第,幼年好学,诸凡经史子集,都有深入研究。及长,并广泛涉猎佛道二家之学,对佛学尤所投缘。故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时年三七岁,皈依印光老和尚座下,法名德明。从此一面奉行“戒、定、慧”三学,并实行素食;一面深入经藏,专研内典(注二七)。
  《文钞》里印光大师赞扬他事母至诚:
  汝之为母之诚,可谓至诚无加,然当以此诚,劝母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之为究竟有益之孝(注二八)。
  可知,其在青年时代,是一位颇有孝行的孝子。正符合印光大师的思想,居家学佛以孝敬父母为第一要件(注二九)。
  民国七五年四月十三日,雪庐老人以九十七高龄于台中往生,观其一生,在台湾弘扬佛法近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六),创办了一大片佛教文化社会事业——由莲社、图书馆、杂志社到育幼院、医院、救济院等(注三0)。他建立了这么多的公益慈善,及弘护事业,以利济众生。难怪他的学生崇仰师德,而将往事列记,以作后人之楷模。
  以下将他与印光大师一生弘法的事业,加以对照,即可看出两者有许多类同之处:
  印光大师                李炳南居士
  甲、舍行——化狱救灾,弘化立社。(注三一)。为佛教牺牲奉献,不求名利,创办联体机构,功成身退,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乙、净行——澹泊自甘,布衣粗食,不做方丈,不贪利养,凡有供养茶敬果仪;或归常住或做善举,平时无余蓄,一生如一日(注三二)。不蓄钱财,所有资产悉数投入教育、文化、慈善公益。
  丙、智行——欲学佛法,必须敦伦尽分,闲邪有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可。不能为世间贤人善人,何能得佛法真实利益乎?(注三三)。师示众曰:“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尽分,处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应。”(注三四)
  而二者亦同以净土法门劝诱后人,李炳南居士更处处以印光大师为最高指导者,莫不以他的思想为自己做事的准则。在《净土丛书》〈佛学问答类编〉皆是李炳南居士鞭辟入里的解析,其中不难发现他所主张的净土法门是依循印祖的理路,如他回答青年人念佛如何降伏妄想:
  此系时间久暂问题,工夫到时,妄念自消。不必燥求,只用心口耳三轮循转之法,按时而念,不断不懈,自得水到渠成之效(注三五)。
  这与印光大师的摄心念佛同一原理。又他一再强调:“居士如专修净土,即采一心持名之法。持名之极,便契实相。”(注三六),也就是印光大师“持名念佛”的思想。又观雪庐老人为佛教所做的事,可发现他的方向与印光大师一致,同为众生谋福利,发悲心济世。
  他对印光大师的敬重非常崇高,在当时有居士提出询问说:“印光大师住生后列为莲宗十三祖,此事乃系暂时性,尚未确定,未确定之缘由,盖因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高僧虚云大师,及团中央圆瑛大师尚未圆寂,须俟二位高僧往生后,佛教会方能作最后之决定。”雪庐老人答日:“名分已定,人心已归,岂能朝三暮四,随意变更。况虚公为当代禅德,自有其本宗地位,瑛师禅净双修,如紫柏、憨山诸师相同,后人自然奉之为祖。但不必定以数字相承而别也。”(注三七),就以上简洁有力的答案中,即知其肯定印光大师对莲宗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而雪庐老人承继印光大师的思想也是事实的。如其受业弟子周宣德〈恭挽雪庐夫子〉而说:
  释儒翼并风徽,慧炬明伦,同循矩擭;
  净白薪传盛业,灵岩庐阜,永仰师承(注三八)。
  “释儒翼并风徽”,与印光大师所说的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的意义相同。“灵岩庐阜,永仰师承”,足以证明,雪庐老人承袭印光大师的精神之所在。
  [注释]
  注一: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页四五,天华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注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一——三,弘一〈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注三: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页一二一。
  注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六一六,弘一〈覆王心湛居士书〉。
  注五:陈慧剑《弘一大师傅》页二七九,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六年。
  注六: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页一七六。
  注七: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六七一,德森〈追念导师溯前缘〉。
  注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三五五——二三六七,真达等〈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注九: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二六五——二二八六,〈印光大师言行录——大师史传〉。
  注一O: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二一,德森〈弘化月刊发刊词〉。
  注一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六七一——二六七二,德森〈追念导师溯前缘〉。
  注一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八九,王智仰〈印公生西二周纪念〉,兼自述学佛经过。
  注一三:大醒《大醒法师遗著》页一,印顺〈行状〉,一九六三年,海潮音社。
  注一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四四三,大醒〈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
  注一五:同右。
  注一六:同右,页二四四0——二四四二。
  注一七:大醒《大醒法师遗著》,页二九九,〈写在口业集前面——代自序〉。
  注一八:张曼涛《佛教思想文集》页二一四,〈太处大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之地位〉,狮子吼杂志社,一九六九年。
  注一九: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页七0三。
  注二0: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三七四,高鹤年〈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注二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三五九,真达等〈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注二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三七七,高鹤年〈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注二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四五二,高鹤年〈印光大师画传跋〉。
  注二四。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五一0,范古农〈我之纪念印光大师〉。
  注二五: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五三——二五一三,范古农〈我之纪念印光大师〉。
  注二六: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范古农(幻庵)〈与客谈纪大师〉。
  注二七:菩提树杂志四O三期,页一六,柳絮〈雪庐老人〉。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出版。
  注二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三,卷上、书、页三六九,〈复李德明居士书〉。
  注二九:参见第五章第三节以居家修行适应时代需求。
  注三0:菩提树杂志四0三期,页二0,于凌波〈我活着,是为了弘扬佛法〉。
  注三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二七七——二二七九,〈印光大师言行录〉。
  注三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四二九,圆瑛〈印光大师生西事实〉。
  注三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一0 0 0 ,〈复于归净居士书〉。
  注三四:明伦杂志第一八三期,页五四,诚达“岁月易逝,师德难忘”,一九八八年四月出版。
  注三五:《净土丛书》第十五册,页六二四,李炳南〈佛学问答类编〉,台湾印经处印行,一九八一年。
  注三六:同右,页六一八。
  注三七:同右,页六0八。
  注三八:菩提树杂志四O三期,页三六。
  第七章 结论
  在中国近代的四大高僧(太虚、虚云、弘一、印光)中,以印光大师为专弘净土。他的一生,注重戒行,会通儒、佛,在社会上有广大的信徒,对传统的中国佛教信仰,注入了新的生机。
  对于这样一位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佛教大师,居然在民国后,社会与文化都有大变化之时,大获成功;到底其成功的秘诀何在?他经历了何种过程和奋斗,而后有了如此杰出的表现?值得任何关心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人,来探讨。
  本文的前述六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皆在解说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是相当重要的:
  一、传统的佛教因素:印光大师虽一生专宏净土法门,最初却是基于自己出家学佛的需要,而后才成为影响信徒的主要思想——如果我们对净土思想,以及其在中国社会普及的状况,有了解的话,当会发现这是最深入社会大众的佛教信仰。这一思想渊源及广大的基础,是现成的大舞台,只等待像印光这样的大师出来,即可产生共鸣,发挥影响。故构成了成功的要素之一。
  二、印光大师的家庭教育,使他具有深厚的儒学基础。当他二十一岁出家时,较之一般自幼出家的僧侣,更具治学的优越能力。因此,他不但可以明确自择学佛方向,也可以独立、超然的立场,将心得表达出来。他不必汲汲追随他人,却可以流利、雄辩的文章,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条件,使他籍文字般若,即可说服社会,而不必到处奔波宏法。
  三、印光大师离开陕西和北京,来江浙精华区的普陀山法雨寺苦修,一方面使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必须更加刻苦自励的精进佛法;另一方面,因接近人文发达的精华区,亦使自己有较多机会接触高明之士。两者互为助缘,于是一个苦行的高僧形像,便会在适当时机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否则,以印光大师的与世隔绝情形,如果依然处于陕西或湖北的佛寺,将不易为世所知。成名固并非印光大师的本意,因他一直避免涉世太深,恐其妨碍修行;但终不得不出而涉世的原因,和一些知识份子交往,有极大的关系。高鹤年、徐蔚如等热心人士的出现,才使印光大师成为社会大众归心的焦点。
  四、儒、佛的会通,在实际上有互补之处。因而使印光大师的宗教实践方法上,具有普遍性的特质。它淡化了纯佛理的艰深色彩,却因而更为社会人士所欢迎。这依然是传统思想的主流,加上印光大师的个人经验,所交织而成的结晶。故此在本文的第五章中,特别诠释了这些内涵。
  然而,这几个因素,如非配合印光大师一生的淡泊名利,诚恳待人,热心宏法,以及对佛法的修持经验,将难以产生长久和广大的影响力。
  这种人格的感召,使他较其他同时代的几位高僧,更具亲和力,也较少树敌。因而,无论他生前死后,都不断地被人怀念和敬仰。
  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主要为净土法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已获得学术界的肯定,故陈荣捷博士特别指出他是近代佛学复兴的第一人,对几百年来已经衰微的中国佛教的净土宗赋与新的生机。而在佛教界方面,他的成就也是公认的,正如本文第三章第一节传略中所提到的,弘一大师的赞美:“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连太虚大师也赞美他为“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按:即净土法门),解行双绝者。”(注一)
  的确,中国佛教思想,自唐中叶以后,其他宗派皆失去了活力,只有禅净两宗,成为中国民众信仰的主流。而禅净合流的主张,经北宋永明延寿而到明末的莲池及蕅益两大师已达高峰。清末以来,则因禅宗没落,净土宗因而成为主要的法门。但是,在印光大师出家当时,净土法门并无真正深刻修持的大师,在社会上赶经忏营生成了佛教主要的活动,这对清末、民初那种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难以发挥大乘佛教佛大的济世精神,因此招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严重歧视,因而造成佛教发展的重大危机。虽有熟心护法的居士,如章太炎之辈的维护佛教,但是,如非佛教界本身能够深刻反省,振衰起弊,佛教的没落是无法避免的。印光大师有见于此,为挽救佛教的衰微,故一方面长期刻苦精修净上法门,一方面藉文字般若向社会大众宣说,终于促使中国佛教走上复兴之路。这就是他的伟大贡献和成就突出的原因。
  印光大师的奋斗历程及其与时代环境互动的因素,皆与上述情形有关。对于关心中国佛教未来命运的每一个人,印光大师的典范是值得研究和效法。这也是笔者研究印光大师的生平舆思想的最大收获。
  [注释]
  注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四,太虚〈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
  参考书目
  一、张玉法着《中国现代史略》,台北东华书局。
  二、陈荣捷着《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廖世德中译,文殊出版社。
  三、释广定汇编《印光大师全集》共七册,佛教出版社。
  四、东初着《中国佛教近代史》上、下册,东初出版社。
  五、洪启嵩、黄启霖主编《杨仁山文集》,文殊出版社。
  六、江灿腾〈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东方宗教讨论会第二届年会论文。
  七、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商务书局。
  八、现代佛学大系——第廿八册,蒋维乔《中国佛教史》。
  九、阎振兴、高明总监修《当代国语大辞典》,百科文化事业。
  十、《文史辞源》册四,天成出版社。
  十一、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弘文馆出版社。
  十二、圣严着《明末中国佛教的研究》,山喜房佛书林(日本)。
  十三、林子焜《法义析微录》,天华出版社。
  十四、大正藏第四七册,《安乐集》。
  十五、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正闻出版社。
  十六、大正藏第十二册,《无量寿经》。
  十七、大正藏第三七册,《观无量寿佛经疏》。
  十八、日本,正木晴彦〈善导的净土教学〉,春秋社讲座大乘、净土思想。
  十九、印海译《净土教概论》,无量寿出版社。
  二十、《净土十要》蕅益编集,佛陀教育基金会。
  二十、刘国香语译语体文《大佛顶首楞严经》,狮子吼杂志社。
  二十二、大正藏第十九册,《楞严经》。
  二十三、《四书读本》,德兴书局。
  二十四、聂云台编《历史感应统纪》,新文丰出版社。
  二十五、黄忏华等着《中国佛教总论》,本铎出版社。
  二十六、清朝,知不足斋《列女传》安乡有限公司图书室。
  二十七、林子青着《弘一大师年谱》,天华出版社。
  二十八、张曼涛着《佛教思想文集》,狮子吼杂志社。
  二十九、台中菩提树杂志第四0三期。
  三十、台中明伦杂志第一八三期。
  三十一、《净土丛书》第十五册,台湾印经处。
  三十二、圣严《明末佛教研究》,东初出版社。
  三十三、陈慧剑《弘一大师传》,东大图书公司。
  三十四、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东大图书公司。
  附录
  按:此年表只是简略的叙说,大部分参考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印光大师年谱简编(注一)
  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一岁,十二月十二日誔生于陕西郃阳,赤城东村赵氏之家。父赵秉纲,母张氏。上有二兄,长兄从龙,二兄攀龙。师名绍伊,字子任。生后六个月,眼睛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明,久视便不能见物,时发时愈。
  同治六年——同治十三年,一八六七——一八七四,七岁 ——十四岁,师向未从塾师读书,惟始终由长兄教读经及诸子书。(先在家,后至长安从兄读)。
  光绪六年,一八八0,二十岁,师自发蒙入学,便随长兄从龙读孔孟之书,在青少年期间,以“为圣贤继绝学”》自许,和同“韩、欧、程、朱”之学,辟佛批老,“火书人人”之议,不让古人。待弱冠之前,罹患重病,困顿多年,病后始悟辟佛之无知,至此灭除理学家知见,渐习佛典,知佛法广大精博,绝不是一般浅薄之人所能了悟。乃放弃昔时心胸,皈投佛海。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二一岁,到终南山,南五台,礼道纯和尚剃染。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二二岁,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在戒期中,因兼任书记,目疾复发,但仍一心专念佛号,写字时亦                心不离佛,及戒期圆满,目亦痊愈,自此坚信念佛为成佛唯一捷径。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二六岁,师闻河北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彻悟禅师道场”,专修念佛,颇为向往,乃入红螺山资福寺念佛。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二七岁,正月告假,朝礼五台山,仍回资福寺后,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兼持“彻悟禅师语录”,在念佛声中,又沉潜三年,兼习大乘经典,深入经藏。
  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三十岁,至北京龙泉寺担任“行堂”(为大众添菜添饭)。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三一岁,住北京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三三岁,住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为首座和尚,整理经藏,同时日夜惟称佛号,精勤不懈。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三七岁,宣讲《弥陀便蒙钞》于法雨寺。讲经圆满,即在寺中珠宝殿闭关,前后两期、共计六年,精进念佛,誓证一心,道行深厚。
  000000光绪三十三——宣统二年。一九0七——一九一0。四七——五十岁。仍住法雨寺。师与外界往返函件中,常询及佛法传扬之状况,并希提倡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五一岁。今年起,普陀山真达和尚,受苏州木渎古灵岩寺,恳请为住持,真达师后交其徒明熙代理,日后               为大师栖锡灵岩伏笔。师自一八八一年出家,到这一年,头尾三十一年;沉潜念佛法门,一门深入,绝少与世俗往来,亦少有人知师德号,日夜弥陀,誓成三昧,并以“常惭愧僧”自勉。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五二岁。高鹤年取师文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五七岁。徐蔚如取师与其友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秋天,依高鹤年请求,允将接受弟子的皈依。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五八岁。《印光法师文钞》印行于北京。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六二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佣,函师挽救,师即函请王幼农、魏梅荪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承蒙当局,明令保护。为幕印《安士全书》常往来上海,太平寺真达和尚特辟一净室供师到上海办事有安住处。定海知事陶墉,根据修在寺庙条例第五条,呈请省长咨呈大总统表扬印光大师。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六六岁。陕西、甘肃一带大水灾,师以印行《文钞》之款,急拨三千图,托人速汇赈济。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六八岁。离开普陀山,住上海太平寺。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O。七十岁。至苏州报国寺闭辟。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七六岁。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岁。移锡灵岩山。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O。八十岁。十一月初四卯时于苏州灵岩山示寂。
  注释
  注一: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页三二七——三四九,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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