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塘寺早期政策史初探

2014/9/8    热度：253   

摘要：理塘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重要寺院，它与川、滇、藏之间都有一定的历史影响。文章把理塘寺的早期历史分三个阶段加以探讨，即三世达赖时期理塘寺的创建；五世达赖与和硕特部蒙古统治时期理塘寺的兴衰；清初七世达赖时期理塘寺与七世达赖的关系及该寺的振兴等历史。理塘寺早期政教史及其特点说明，理塘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在它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诸因素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在此交融，使理塘乃至于康巴地区历史和文化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
　　甘孜州理塘县的理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康区的一座著名寺院，有“康区格鲁派诸讲修道场中最为殊胜的大寺”之称。此专人杰地灵，久富盛名，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创建，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1708—l757）和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1816—1837）诞生于此，在藏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历史上，理塘寺规模宏大，它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00米，有房屋428座，1500多间，极盛时期共有僧人4371人。然而这样一座名寺，在它建寺之初，也有一段辎的兴衰史。目前，对于理塘寺的政教历史等方面，尚不见有专门的研究，本文主要根据所见史料对理塘寺的形成及早期政教史作一初探，进而从一个角度探讨川藏（或康藏）政教关系的历史走向，不足助雕家指正。
　　一、理塘寺的建造历史
　　理塘寺建于明万历时期。明朝以“多封众建”管理藏区，对西南地区的一些土司采取扶植和怀柔的策略，以加强边疆的统治。西藏在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积极寻找生存空间，向蒙藏广大地区发展。理塘寺即于此时建造，而且与明朝的这种土司政策和其他民族的影响有一定联系，反映了当时纳、藏等民族关系在该地的变化。
　　理塔寺之修建与两个重要人物有关，一个是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一个是格鲁派的领袖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这段历史，特别对于本土司支持修建理塘寺的史实，格鲁派的史书往往也只作轻描淡写。木氏土司远在滇西北金沙江之外的丽江，与理塘之间还有迪庆藏区，以及康南的德荣、乡城、稻城等地区相隔，他怎么跑到理塘去请三世达赖建造寺院呢？这还得追溯该地区的一段特殊历史。
　　金沙江在滇西北将丽江与迪庆藏区分割于南北两边，南边的丽江为受藏文化影响很深的纳西族世居之地。纳西族在藏文里称作“姜”（vjang），最早见于吐蕃藏文史书的记载。如：“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姜域”，“姜地有所谓自蛮子者……姜王名阁罗凤者遂归降”。[1]比“姜”或“姜域”，即南诏国，纳西族的先民是南诏的组成民族之一。丽江《木氏宦谱》称：丽江木氏土司的第一个祖先秋阳于唐高宗元年间（674—676）任“三甸总管”，其后裔于唐开元年间建立了越析诏奴隶主政权。“三甸”即丽江，越析诏即六诏之—，后为南诏所统一。至于明朝，纳西族发展很快，木氏土司雄霸一方。
　　藏族人一般称木氏土司为“姜萨当杰布”。《格萨尔王传》中《姜岭大战》一部反映就是藏族与姜萨当杰布发生战争的历史。这个土司多被描写为妖魔鬼怪，身居八角碉楼。这种调楼被藏民称为“姜妖”房或“姜房”，[2]见于甘孜州的义敦、雅江、九龙、康定、丹巴等康区各地，说明其影响的区域之广可见一般。
　　因得明朝的背后支持，事实亦如此。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明军平云南，丽江土酋阿得归附。次年，明朝赐姓木，且予世袭。从此，历代木土司均受明朝封命，代不绝书。在明朝支持下，本土司敢向金沙江以北的藏区扩张地盘，并在藏区修建了自己的临时王宫“年各羊恼寨”（在今小中甸境内）。在对藏区的经营中，经木泰、木定和木公三代土司相继征战，约至1553年前后，今迪庆大部分藏区被征服。至万历年间（1573—1620），本土司将迪庆全境（今中甸、维西、德钦）收眼，将势力伸向盐井、芒康、巴塘、理塘和木里等康南藏区。藏史将这个时期称为“丽江木土司管辖时期”（ljang dus），理塘等地自然在“姜（统辖）的地区”（ljangs gyi cha）之内。[3]
　　此时，青藏之间的政教关系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明封顺义王的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袭居西海（青海），其势力一度直达河源“红帽儿”番地（今玉树等地）。1578年（万历六年），俺达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青海并为仰华寺（察卜恰勒庙）开光，三世达赖喇嘛命名为“特钦曲科林”（大乘法轮洲）。俺达汗赠予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达赖喇嘛”名号即始于此。达赖喇嘛回赠俺达汗“法王大梵天”称号。从此，蒙古上层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正式结纳了关系，格鲁派开始逐渐传播于广大蒙古地区，打开了蒙藏民族加深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大门。次年（1579年）初，索南嘉措派往西藏三大寺熬茶放布施的阿升喇嘛返回并呈献一封西藏僧俗部众请求达赖喇嘛迅速返回西藏的书信。达赖喇嘛打算在理塘建立一座寺院，要求从吉雪派遣工匠。按其要求，布乃辛等四名尼泊尔工匠来到了青海。但是俺达汗也请求达赖喇嘛继续到蒙古宏法，达赖喇嘛答应他说，他要先去理塘创建寺院，等这项使命完成后，如果西藏方面不发生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情，就可以去蒙古地方。［4］
　　三世达赖喇嘛此去康区理塘，也有一些教派出来反对，甚至进行斗法。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他在去理塘的路上，当行至林城时，该地一座石山摩崖上出现了吉祥天女主仆三尊的天然身像。索南嘉措功德赫然，声誉大振，这使继承日增钦布桑杰林巴教法传统的噶托巴师徒很不服气，他们认为索南嘉措象噶举派的噶尔巴喇嘛那样只有世间的力量，没有神奇法力，遂差遣山妖七兄弟，显示神变。索南嘉措派遣估主作法，将其驱返。噶托巴们方才折服，前来拜谒。此后达赖喇嘛继续前行，并祈祷本尊神为理塘大寺的地基加持护佑。[5]
　　我们不清楚索南嘉措为何要选址理塘建寺，而不选在其他地方呢？具体的原因未见记载，这也许是事先的筹划，但从战略位置上，理塘是进藏的重要驿站，也是南下滇西北的通道，在康藏具有突出的地位。在此建寺可使格鲁派在康区形成一个中心点。从当时的历史看，三世达赖喇嘛因受蒙古俺达汗的延请宏法，双方互赠尊号，且于翌年（1679）八月，明朝万历皇帝又派来以宫廷鼓吹开道的三个大臣，颁给索南嘉措“护国弘教禅师”的封诰印信及官帽、官服、诏书，赐赏大量宫廷礼物，宣旨褒奖：“尔使朕所统的蒙古四十部落和甘洲都堂的臣僚等，心愿皆得满足，善哉！朕今特召尔渐次来朝廷”。[6]还封达赖喇嘛的囊佐为国师，赐给印信。这些做法，使格鲁派—特别是达赖喇嘛不仅在甘青川和蒙古地区造势很大，而且对明朝也有一定影响，当时就有许多汉族官员前来向索南嘉措献礼，蒙藏人士献礼者则无数，这些活动对各地土司当然也不能不有影响。
　　当时的理塘已经处于丽江水土司的势力辖地，历代木土司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善与其他民族上层交往，吸收别人文化，因此“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7]格鲁派的影响，三世达赖喇嘛的造化早已对木上司产生了振动，木氏土司仰慕于三世达赖喇嘛的名气和威望，或想通过迎请而结为供施的法缘关系，借助其影响力来提升自己在辖区的统治，这就与三世达赖喇嘛想到康区传播格鲁派的意愿不谋而合。
　　至于建造理塘寺的情况，《三世达赖喇嘛传贿一番记载“铁龙年（1580），达赖喇嘛隆重欢度新年。丽江萨当杰布（木上司）征调乌拉，召集工匠，于五月二十日开始兴建理塘寺，这座寺院包括有十八根柱子的佛殿、八十二根柱子的经堂、四根柱子的护法殿、六根柱子的寝殿、六根柱子的静室、六根柱子的萨当杰布王的角楼，同时还塑造了六十四尊胜伏三界的大菩提佛鎏金铜像。达赖喇嘛为护法殿等殿堂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典礼。由于恶鬼作崇，达赖喇嘛以贡桑孜乃和喇嘛仁钦僧格为助手，举行了阎罗修习法事。”“达赖喇嘛为理塘寺赐名为‘图丹绛钦檀杰协南贝嘉维德’（意为佛教大慈各方殊胜寺），剃度百余人出家受比丘戒。萨当杰布王派来两名使者瓜巴什和夏巴，邀请达赖喇嘛去他的住地（丽江）。这次由于已经接受了果窝温布的殷切迎请，他没有答应萨当杰布王的请求。达赖喇嘛委派活佛索南益希旺布主持理塘寺后期工程。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启程前往芒康地方。”[8]
　　这一记载说明，一是在理塘寺的建造过程中，木氏土司发挥了积极组织和筹划的施主作用，他还想将达赖喇嘛迎请到云南丽江，但最终没有成功。二是当时所建的理塘寺规模很大，是一个大寺，它包括了佛殿、经堂、护法殿、寝殿、静室、本土司角楼等建筑。达赖喇嘛主持了奠基、开光、赐名、举行法事等重要宗教活动，并剃度出家僧人和委派寺院主持，奠定了格鲁派的教义教法在康区的地位，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木氏土司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建造理塘大寺的这一盛举，后来被许多史家所记载和颂扬。如：第巴桑结嘉措在其《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中写到：“当时，萨当杰布光临理塘寺，发起集会，筹集所有乌拉和工匠，邀请三世达赖亲建寺院”。“绷波岗地区的理塘曲德噶丹钦春科耳林（即理塘寺）乃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宏扬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师之教所建，1580年建造佛殿、院落典基，铸造智慧无比的强巴大佛等塑像，赐名‘噶丹图钦春科耳林’”。或者也被命名为“图丹强钦春汤阶勒“朗院瓦代”。[9]《吉切雌史》也记载：“铁龙年（1580）藏历新年，姜萨当杰布筹集了修建大寺的一切乌拉和所有工匠，至霍尔五月十二日（应为二十日），建立了十八根大柱的佛殿、八十二根柱子的经堂，并完成了鎏金铜像强巴三世佛的铸造。待护法神殿建成后，举行了开光典礼。”[10]此外《五世达赖喇嘛的记载。
　　据有的史料记载，理塘寺是在邦根寺的基础上改建和发展起来的，邦根寺原系本教，1580年（万历八年），三世达赖喇嘛的亲门弟子却吉桑登嘉措被西藏地方政府派为理塘的堪布（关于此说，笔者没。有见到相关资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同年，三世达赖喇嘛应丽江木氏土司邀请建成该寺，即被改宗为格鲁派。理塘寺的建成，客观上标志着格鲁派在康区南部的传播，说明该地原有一定的格鲁派信仰基础。同时证明三世达赖喇嘛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将格鲁派传到蒙古地区的时候，感到康区被地方土司统治，长期成为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的教区，而格鲁派没有一席之地，于是利用丽江土司的关系，建寺理塘，传播教义，最终使理塘寺一度成为康南地区的格鲁派中心。
　　二、和硕特部统治时期理塘寺的兴衰
　　三世达赖喇嘛从理塘返回西藏以后，西藏的政局又出现一些变化，它对格鲁派的发展十分不利。当时，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互相倾轧纷争不已，格鲁派在西藏境内的迅速发展，遭到了盘踞后藏地区崇奉噶玛噶举派的第悉丹迥旺布（即藏巴汗）的不满，以武力排挤格鲁派。同时还受到崇信噶玛噶举派的青海喀尔喀蒙古却留汗，以及康区信奉本教的白利土司的压制。在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势力的斗争中，格鲁派失势，这便影响到了理塘寺的生存与发展。
　　理塔寺建成后，其境每况愈下。据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委派活佛索南益希旺布主持了理塘寺的后期工程，同时执掌寺院的法台也被任命。先后担任法台的依次有察瓦仁钦森格、理塘囊朗曲则、巴颜曲杰、瓦秀格敦勒珠、工布伦珠班觉以及额尔德尼曲杰等人，但是在他们担任法台期间（至少也有50多年的历史，即到了五世达赖时期），寺院却日渐衰落。[11]寺院衰败的原因，当然是受到西藏政局的影响，理塘寺原来即属于本教的寺院，木土司迎请三世达赖喇嘛改建为格鲁派寺院后，即遭到了仇视格鲁派的康区本教头目白利土司顿悦多吉的反对，以至用武力破坏理塘寺的供像，造成了理塘寺香火惨淡。《五世达赖喇嘛传》对此有清楚的记载：“遍知一切索南嘉措曾在阿喀理塘创建过寺院，在丽江木土司管辖时期，该寺也因改宗而逐渐衰败。此后，由于白利土司顿悦多吉仇视佛教僧人，特别是格鲁派僧人，所以该寺遭到（顿悦多吉）军队占领。他们掘出释迦牟尼佛像的胎藏、毁坏了佛像的莲花宝座等，寺院几乎名实俱亡。”[12]
　　在格鲁派的危机中，丽江木氏土司由于很早就与噶玛噶举派上层建立了深厚的法缘关系，因此在信仰上一直是噶玛噶举派的信徒、支持者及重要施主，而对格鲁派采取冷淡的姿态。早自明正德十一年（1516），丽江木土司木定即以重礼迎请第八世噶玛巴黑帽活佛弥觉多杰（1507—1554）到丽江本土司王宫做客。[13]丽江上层大力倡导信奉噶玛噶举派，以至于“磨些（即纳西族）头目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该派在丽江纳西族当中受到普遍的崇奉。丽江土司早自十五世纪与该派的红帽第二世活佛噶觉旺布（1350—1405）也建立了关系，到第六世红帽活佛却吉旺秋（1584—1635）时，土司本增（法名为噶玛·米庞才旺索南饶丹，1597—1646年在位）迎请该活佛到丽江并出资刊印了藏文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至今，据笔者调查，该大藏经的经板分别存藏于理塘寺、大昭寺和哲蚌寺之中。当时，丽江还建有几座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寺院壁画绘上了噶玛噶举派红、黑帽活佛系统的传承。后来，噶玛噶举派因在教派的较量中败北，第十世噶玛巴活佛却英多吉（1604—1674）逃到丽江避难。丽江成为噶玛噶举派远在云南的一个信仰中心。
　　但至明末，格鲁派上层结盟和硕特都蒙古部茖，致使整个青藏高原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随之，丽江木土司经营理塘、迪庆等康南和滇西北的能力日转直下。1639年，应五世达赖和四世棚的援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由新疆经青海南下康区，抵达马尔康、甘孜一带，消灭了本教头目白利土司，兵抵丽江辖地。固始汗召降康区诸部，任命官员，征收税赋，纳入蒙古和硕特部的治下。1642年，固始汗人藏消灭了藏巴汗政权，统一西藏，建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从此支持格鲁派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于诸教派之上。此间，蒙古军进入理塘、迪庆等木土司辖区，木土司不能敌，但也不服从蒙古的统治。至1674年，在木土司的支持下，中甸发生了聚众反抗蒙古和项特部统治的武装暴乱，西藏甘丹颇章政府派遣蒙藏大军并调木里土兵前往平息，[14]至此这些地方才纳入和硕特部的控制之下。
　　当时，“丹增法王（即固始汗）的名声传遍了多康六岗”。固始汗占据西藏，又划康区为他的势力范围。他“以青海地面宽大，以牧养牲畜，喀木地方（即康区）人众粮多，遂将伊子孙分居此二处”，令“喀木地方，为伊等纳贡”。[15]在这种情况下，固始汗留下达赖珲台吉（即固始汗的第六子多尔济）主持理塘“功德”，阿齐喀曲杰（即法王）主持理塘寺的管理。到1654年前后，西藏第巴雄政府决定理塘寺和巴塘寺由西藏和当地共同管理，新派侏倭达尔罕噶居替换此前派任的赛钦巴南杰才让主持修复寺院的事宜，并使寺院的僧差、布施和法事等正常活动恢复起来。关于这个时期修复理塘寺的情况，格鲁派的历史著作中都有一些记载。藏文《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有如下记载：
　　当时，“委派仁达巴扎为监工的助手，本坎卓担任施主，新壁土地，将释迦牟尼内殿和大殿扩建为六十四根柱子的殿堂，另外用巴塘捐助的一百多克铜修复了莲花宝座。在大殿的墙壁上绘制了释迦牟尼百行传，在八柱后殿内塑造了一层楼高的香泥弥勒佛像，由第穆活佛主持了装藏和开光仪式。此外，还规定重新征派僧差，给所属四百五十名僧人发放八次定期法会的薪资，其间每天布施两次斋僧茶。由于设立了神变祈愿、五供、二十七供等法事活动，现在正是该寺的鼎盛时期”。[16]两样《黄琉璃》也记载：
　　五世达赖喇嘛下令修复了理塘寺，寺院壁画，僧众聚会等再度兴起。继任额尔德尼法王者（按：即寺院主持）依次是吉学巴洛桑维色、察瓦洛桑坚赞、白利丹达、厄巴洛桑克珠、娘热曲扎、色拉堆竹加洛桑降白。现今（应即1698年），由满洲颜拉散呼图克图宣讲《摄类学》、《俱舍论》、《庄严论》和《中观大乘论》，在多康地区讲授的四论及其注疏，与上下密院的教法相同，而且修行显密二法，有五百名僧人，同时也是三大寺的波颇（spo vbor）康村的僧源。[17]
　　另外，这次扩建后，寺内还供奉了由丽江木土司依据蔡巴版目录刊印的《甘珠尔》大藏经的经版等大量公物。这套经版原来藏于丽江木土司境内，据王尧先生考证，1698年，固始汗孙子之一青海和硕特都蒙古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罕挥兵入滇，至丽江查见木增邀请红帽活佛主持刻印的这套《甘珠尔》大藏经版，认为木土司追随噶玛巴活佛，不应将大藏经为佛教异端所掌握，遂下令搬迁，用骡马驮运到了理塘寺存藏。由于此故，后人即称这套经典为“理塘版”，或者往往称为“丽江—理塘版”。[18]但以修复理塘寺始于1654年的时间看，和硕特部将丽江的《甘珠尔》大藏经转移到理塘寺的时间，应该早于1698年可能在这次修复理塘寺后不久（1654至1674年之间）即有部分经版运到了理塘，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这次修复是在和硕特部蒙古统治时期，从此理塘寺作为格鲁派在康南乃至康区的一个重心，其地位更加显要，作用更加突出。此后在有清一代，香火旺盛，寺院的影响力，遐迩闻名。
　　三、理塘寺与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理塔寺最初几个建筑就成规模，经过几次扩建，后来规模更大。它包括大佛殿和法王殿等上述佛殿，以及六个西所（开始只有毫登和巴空两个西所），即为洛沙、巴空、毫登、人马、阿候和拉城等六个机构。西所的主要任务是经商、放债、布施等。每个西所有会首2—5人，在经商中如有亏本，由西所负责私添，所得利益，会首分红。理塘守在阿扎活佛任堪布时，又修建了顶上大殿。
　　理塘寺为三世达赖喇嘛所昌建，后来与历世达赖有关系，特别是与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密切。七世达赖喇嘛即出生在理塘寺脚下的一个村庄，他的父亲公索南达吉曾任哲蚌寺大僧官的助手副僧官。后来大僧官噶居端丹旺布被上司派任理塘寺管家时，索南达吉也被带到理塘寺并管理俗人事务，遂退戒还俗，娶妻生下了七世达赖。1720年，七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坐床后，三大寺扩招康区喇嘛，哲蚌寺等大寺中已设有理塘弥村。[19]1729年藏历二月初八日，七世达赖喇嘛前往泰宁途中住进理塘寺，在该寺讲经说法，使理塘寺一时成为周边僧俗朝拜的圣地，也是清朝文武官员出人之所。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对理塘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朵麦地区讲修格鲁派教法之众多道场中，理塘图钦绛巴林寺系一切智索南嘉措所倡建，清净信守圣法戒律，为讲闻静修显密教之楷模，该寺教证功德宏大之善知识众多，为堪可颂扬之圣地。该寺神变祈愿大法会规模宏观。”[20]又说；“此为康区格鲁派诸讲修道场中最为殊胜的大寺。”到了雍正年间，理塘寺又有很大发展，此时共有增一千八百人，信教群众更多，寺院得到的布施也大大增多。到了乾隆时期，规模更大，据《卫藏通志》记载：“巴塘东行五百四十五里，名里塘，有长吉春科几寺（即理塘寺），大堪布喇嘛居之，管喇嘛三千余名。”[21]
　　七世达赖喇嘛住禅理塘寺期间，该寺名声远扬，成为信徒中心，理塘寺与达赖喇嘛关系亦更加密切，以至于此后理塘寺每每得到藏方的特别恩惠也不足为奇。当时，理塔寺一度成为藏及汉、满、蒙等朝官云集的一方，汉藏文化在此得到交流，理塘寺与清朝官员的交往有利于寺院的发展。
　　七世达赖喇嘛晚年还十分关心理塘寺的情况。1753年藏历新年，理塘寺派人向七世达赖献礼，七世达赖喇嘛特赐理塘寺上等锦缎十地卷轴画二十三套作为寺院的信仰所依，并给理塘寺一切所依捐赠供奉资金。同年6月，七世达赖喇嘛念及理塘寺为佛王索南嘉措的道场，自己也出生于此，并曾长期居住，因此决意新建经堂殿顶，遂派遣普隆俄仁巴洛桑索巴和朗生才旺伦珠二人去理塘寺管理必需品和工匠。[22]此后历经八世至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理塘寺在藏区的地位始终不变。
　　近代以后，理塘寺进一步有所发展，这与二世香根活佛有极大关系。二世香根活佛（1908—1949）在宗教上是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1931年从西藏回到理塘后，即大兴土木，扩建该寺。他一方面请求西藏地方政府经济上给予支持，结果获银500秤；另一方面到各地讲经募捐，如此一来，扩建了顶上大殿，修了法王殿及大佛殿外的公房。为了巩固和扩大理塘寺在康南地区的影响，香根活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翩。
　　在经济上，除整顿原有的经济机构西所外，还新设立了下布，专门掌握寺内的经济，经商营业。此外又成立了榨子，为寺内收入和开支均最大的经济机构。僧俗人家有丧事，都将死者衣服，用具、钱财等供养给榨子，榨子变卖后给死者念经，其收入极高，并放高利贷。其收入用于供给寺内念经的一切费用、敬神酥油、寺内公共事宜费用、年终给喇嘛的布施等。
　　在政治上，对外采取了“和睦友邻”、“亲汉近藏”的政策，主张理塘、巴塘、结塘（中甸）紧密团结，作为团结各县的核心。取得了国民党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曾帮助修庙，国民党刘文辉赠送茶500驮，使理塘寺在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理塘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然不能完全归于某个人物的个人作用他不完全是它与西藏的密切关系，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由于它地处“藏彝民族走廊”和汉藏民族交流通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它确实受到过各个方面因素和各个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在此交融，这些都使理塘乃至于康巴地区历史和文化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魅力，使康巴大地灿烂文化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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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卫藏通志[J].卷六.
　　收稿日期：2004-10-19
　　作者简介：冯智（1963-）男，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宗教。冯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　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