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史上的三次大法会

2014/9/8    热度：1349   

　　佛教在遭受朗达玛的毁灭后，于西藏中部地区将近沉寂了一个世纪。从公元十一世纪初期第一个宗派噶当派创立，迄十五世纪最后一个教派格鲁派的兴起，经过了近三个多世纪的漫长的教派纷争时期，这期间举行过三次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大法会，分别叫做“丙辰法会”、“曲弥法会”和“大祈愿法会”。
　　丙辰法会，亦称“火龙年法会”，是阿里古格王孜德(绛曲沃的侄子)为纪念来藏传法而死于聂塘的今孟加拉著名佛学大师阿底峡(982－1054)于1076年在阿里举行的，是佛教传入西藏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法会，标志着佛教复兴。参加法会的有来自印度、尼泊尔的班智达协瓦桑波、杂那室、齐瓦迈巴罗哈达、迦雅达罗、宗姆坚、布努雅室、苏雅斯达、苏玛德格达、宣努布木巴、色吉廓恰、巴兰扎等及卫藏、阿里、康区的许多名僧，以及著名译师桑喀尔·帕巴喜饶、热·多杰扎、年·达玛扎、穷波曲尊、赞喀波且、俄·洛丹喜饶、玛尔通·丹巴喜饶、达波旺嘉等代表的法团，可以说是名人荟萃。会上，孜德王向众僧发放布施，并奖赏有功人员，鼓励他们为佛法再做贡献。法会结束以后，一批年轻学者奔赴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佛教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留学，求取正法。
　　丙辰法会的召开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经过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等几代赞普近百余年的苦心经营，初具规模之时，遭到了以朗达玛为代表的苯教势力的深重打击，几乎濒临灭绝。当时幸存下来的一部分僧人辗转逃到西藏西部的阿里和青海等地继续传播佛法，占据阿里一带为王的朗达玛之子欧松的后裔们意识到要想巩固统治地位，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曾在吐蕃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佛教。然而，当时流行的佛教，尤其是密教有许多不健康的成份，不利于统治者所要求的社会稳定。为了弘扬纯正的佛教，作为古格王的柯热决然在佛像前自己削发为僧，取法名为益希沃。出家以后，他首先派人去印度等地求取正法，并延请外地僧人来阿里传教，最后以身殉法，其侄子绛曲沃继承他的遗志，搜集黄金派纳措译师从印度的超延寺请来了阿底峡大师，讲经说法，提倡显密之间的平衡，纯洁退化了的西藏佛教，并帮助仁青桑波等人翻译佛经。在一些弟子们的邀请下，阿底峡为了宏扬佛法，来到西藏中部的桑耶、拉萨、澎域等地传法，1054年死于聂塘，仲敦巴继承其衣钵，于1056年创建热振寺，作为根本道场创立了噶当派，是为藏传佛教第一个教派。这段时间里，鲁梅等卫藏十人从安多学经回来，点燃了朗达玛灭佛的余烬，他们的弟子在卫藏地区创建了不少寺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孜德于1076年出资在托林寺举行法会，他的主要目的是，其一，想借用举办法会的机会扩大影响，巩固政治地位，统一政权，缓和地区矛盾；其二，确立佛教的正统地位，希望把藏区许多有名的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我服务；其三，法会以纪念阿底峡的名义召开，是在缅怀阿底峡为纯洁西藏佛教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并且承认阿底峡所开创的显密并重的学习方法是正确的，号召广大僧人奉行遵循；其四，阿里以托林寺为中心，形成了古格佛教中心，上路弘法（两律）从这里向卫藏地区传播，孜德王想借此机会，把阿里建成西藏佛教中心，进一步自觉地把佛教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曲弥法会，是在后藏的曲弥寺(公元十二世纪，由噶当派洛敦弟子拉·绛曲坚赞所建，后改宗萨迦派)举行的，故名。1271年，元朝帝师八思巴离开大都，出居临洮三年，1274年，由真金太子护送经康区，过前藏，1276年抵达萨迦寺。次年，他以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名义为施主，召集卫藏、康区及阿里等地的约七万余名僧人在纳塘寺西南的曲弥寺举行法会，会上八思巴捐献了黄金九百六十三两三钱、白银九大锭、锦缎四十一匹、彩丝缎八百三十八匹、绸子五千八百五十八匹、茶叶一百二十大包、蜂蜜六百零三桶、酥油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八克、青稞三万七千零一十八克、炒面八千六百克，以及其它零碎物品不计其数，这次法会共举行十四天，凡是参加的僧人每人分得黄金一钱，足见八思巴为这次法会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和寄托的希望，其用意十分明了。
　　八思巴是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他年仅十一岁时追随伯父去凉州会晤窝阔端，十九岁谒见忽必烈，忽必烈嗣皇位后，他被封为国师，在以后设立的总制院中以国师领总制院事。1265年，八思巴为安排建置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回到萨迦，成立了自己的喇让组织，内设司膳、司寝、司供、知宾、司书、管家、司库、厨师、司运、司垫、司稼、司马、司牛、司犬等十三个官职，指示本钦任命了卫藏地区十三个万户的万户长，整个西藏基本上置于萨迦派的统治之下，八思巴就是政教领袖。回到大都后，他奉忽必烈之命，创制了蒙古新字，因此被加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在他的说服下忽必烈曾收回了西藏地方其他各教派改宗萨迦派的诏命。由此不难看出，八思巴似乎主张各教派一律平等，实事并非如此，从他的一系列做法可以窥知，他在两次返藏途中，不仅将卫藏地区的一大批别派寺院改宗萨迦派，而且在其他藏区创建了不少本派寺院，很显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唯我（萨迦派）独尊的领袖意识。1276年，他返回西藏，自任萨迦法王，以“大元帝师”的身份，代表元朝中央统领十三万户，萨迦派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曲弥法会的召开就表明了这一点。八思巴之所以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法会，有他的意图，一方面，利用举办法会的机会显示站在他身后、支持萨迦派的元朝的强大经济势力和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希望全体僧人服从和服务于萨迦派地方政权。同时显示其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教领袖所具有的强大号召力和召之即来的崇高权力；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召集各地其他派别的僧人参加法会，意在表明萨迦派尊重各教派一律平等的态度。然而，这种尊重只是承认各派所修的教法，允许他们各随所欲，选择自己所喜好的教法，并不希望其他各派建立与之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和另一个地方政权。
　　大祈愿法会，汉语叫“传大昭”，藏语称“曼兰钦摩”，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西藏的新年和法会一起庆祝，成为藏传佛教著名的传统法会。1409年，已经在西藏佛教界享有盛誉的宗喀巴大师(13571－1419)为了纪念释迦牟尼，纯正佛法，在阐化王扎巴坚参、内邬宗宗本叔侄南喀桑波和班觉桑波等人的支持资助，自筹一部分资金于整修过的大昭寺举行讲经祈愿大法会，参加法会的有来自全藏区的僧人约一万余众，俗人信徒不计其数。法会从藏历正月初一开始，十五日结束，历时半个月，每天都有施主向僧众发放布施，其中的大部分施主是西藏的有名贵族。初一日，由宗喀巴师徒和帕竹的京俄仁波且索南桑波负责布施，初二到十五日的施主分别是阐化王扎巴坚参、坚布·伦珠坚参母子、札噶尔囊索、则巴王父子、觉沃萨拉父子、扎西且达、内邬宗宗本南喀桑波、司寝师、索南佩、格敦佩、觉摩隆巴、泽霍尔巴、布蔡巴、勒钦多嘉哇和托尔布巴等人。法会期间共收到捐助黄金九百二十一钱、相当于五百五十钱金子的白银、酥油二十四万八千三百零二斤、青稞糌粑五十万九千九百零八斤、白茶四百一十六钱、黑茶一百六十三篓、红糖一千零一十八斤、藏红花两千一百七十二包、胜幢旗幡三十三面，以及布匹、绸缎、香料等，所献牲畜折价二千零七十三钱黄金。每天除了祈祷外，宗喀巴大师讲授马鸣菩萨著的《佛本生经》和其他经典。
　　大祈愿法会的召开和前两次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元末明初，由于萨迦派和噶举派互争地方权势，显密教法十分衰微，真正恪守戒律、研究教理的人不多，尤其对于密法，“只知道乱受灌顶，偏修一部分教授”，根本不讲求如何亲近师长，如何守护律仪，还有一部分僧人以法术骗取群众钱财为目的，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为了挽救颓废的佛教，纯洁佛教队伍，帮助地方政府整治社会秩序，在帕竹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宗喀巴纠正流弊，复兴佛法，以还佛教的本来面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409年，由阐化王为总施主，以宗喀巴创办和主持的名义举行的大祈愿法会标志着宗教整顿活动的成功和结束，受到了广大僧俗群众的积极响应。这次法会的召开，就宗喀巴本人说，是希望通过它引导各派僧人走上戒、定、慧三学并修的佛法正道，以“缘起性空”的理论统一他们的见解，推动佛教健康发展；从这次法会的阐化王等人说，是在有意抬高宗喀巴的领袖地位，扩大宗喀巴整顿佛教的影响，通过他的号召力，稳定社会，巩固帕竹地方政权。
　　总结以上三大法会，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三次法会是佛教在西藏从恢复逐渐趋向完善的发展过程。阿底峡大师在阿里首倡“缘起性空”为理论基础，戒、定、慧三学并修，以上、中、下三种人的修学为纲，铺陈其修习内容的学习方法，中间经过其它各派的争辨，到宗喀巴将这种先理论，后实践，并重戒、定、慧的方法系统化；第二，三次法会是一个后弘期开始后政教体制从初建到健全的过程；第三，都是由地方势力支持资助而举行的不分地区，不分教派的大集会，其目的是进一步自觉地把佛教当成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地方政权需要佛教，佛教服膺政治权势，一些僧俗也给予世俗政权以佛教神教的论证；第四，从宗喀巴等一大批僧侣的角度说，希望通过法会纯洁佛法，推动佛教发展；第五，每次法会的召开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丙辰法会标志着被朗达玛毁灭的西藏佛教得到复兴，开始了教派纷争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曲弥法会标志着萨迦派统治西藏的开始，同时意味着各教派争夺地方权势的斗争趋向激烈，大祈愿法会标志着格鲁派统治西藏的开始和学术争论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