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还原法显大师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
2014/9/8   热度:400
李志夫
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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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03年9月在青岛所举办“为纪念法显西行回国1590年两岸佛学学术研讨会”上,本人以开幕词及专题发表的两篇小文结集而成,从中印交通、佛教传播之角度,比较他与玄奘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所作之贡献。本文指为:玄奘大师之“善巧”掩盖了法显大师之“朴拙”。从而加以廓清法显大师在中国乃至在佛教史上应有之地位。
关键词:1.玄奘 2.法显 3.中印交通 4.青岛 5.丝路
【目次】
一、前言
二、个人背景
(一)法显大师
(二)玄奘大师
(三)二者之比较
三、时代
(一)法显大师
(二)玄奘大师
(三)二者之比较
四、交通
(一)中亚陆上交通
(二)西南海交通
五、佛教
(一)国内佛教
(二)印度佛教
六、贡献
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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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国的史学家,乃至佛教界的人士,对于法显大师之研究,如与研究玄奘大师的文献比较起来实在很少。虽然玄奘在留印之成就上及在中、印两国所受之礼遇上来看,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显然比法显耀眼;但如从两人前后之主、客观条件来分析,法显所得来之成就,却远比玄奘来得艰钜。
也有研究法显大师的学者,把他的成就又抬得很高,有些已超出历史事实。[1]
所以本文以法显与玄奘两位大师之主、客观条件诸如个人背景、时代、交通、中印佛教等背景及二者之贡献作一比较,也许能还原法显大师在中国历史上之真正地位。
二、个人背景
(一)法显大师
法显大师(西元337-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丘县)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均于幼年死亡,父母也担心他长不大,三岁就将其剃度为沙弥,其实仍住在家中,八岁时因害了一场重病,就正式将他送入寺庙。十岁时,其父亲过世,其母亲要接他回家,他拒绝了。后来他母亲也过世了,就决心出家,二十岁接受比丘戒。
从此,他在寺庙中住了四十年,认为当时汉地律藏传译不全,所以立意到印度参访。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与慧景、道声、慧宽等人从长安出发。那时,他已是六十二岁了。[2]
(二)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出生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隋开皇二年(600年);一说在仁寿二年(602年),其先祖为小吏,但家道中落。因其兄长捷法师出家于洛阳之净土寺,自幼随其颂读经典。隋大业八年(612年),师约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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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洛阳度僧,负责主考的大卿理郑善果,见他对答出众,破格以沙弥录入僧籍。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奘师随其兄远避陇、蜀、荆、赵等地,曾随诸师习专论。因见论师所论有异,乃誓言亲往天竺参学,于贞观三年(629年)西行;或说系贞观元年(626年),则为三十岁;即使以西元600年出生,626年西行时也才三十三岁。[3]而且在他之前参访过印度者,除了法显之外还有宋云等人。[4]
(三)二者之比较
法显是在一个全家恐慌其死亡的平凡家庭中出生;也没有亲情依恃,在寺庙中接受教育,自我成长,到了花甲之后才蓦然地想到汉地律制不全,决心参访印度。
而玄奘大师之童年享有平安之亲情,稍长受到其兄长捷法师之呵护,受到良好之佛学教育,在当时出家是受到限制的,能受考试拿到度碟并不容易,而奘师以童子之年得授度碟更是一件光荣的事,本已天资聪慧的玄奘大师从此更增加了其自信。以厘清佛法为职志,于三十三岁之青年,满怀抱负西行。
三、时代背景
(一)法显大师
法显大师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西安出发,那时长安正为后秦姚兴所据。西元383年肥水之战,东晋打败之前秦,符坚兵败,为兴所篡,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
在南方的东晋于安帝义坚二年(420年)亦亡于宋,沦为齐、梁、陈的几个短暂政权。虽然法显身处五胡十六国之纷乱局面;但胡人对于佛教仍是很崇拜的。所以除了兵乱之外,并未受到胡人政权的干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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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较之法显大师在时代背景上算是幸运多了,尤其在他去国与返国时期,都是贞观之治之盛世。一个盛世之国度,不但能提供国人发展的机会;更会激发国人发展之潜力与智慧。[6]
(三)二者之比较
虽然在两大师经过西域时代,佛教仍是很盛,也都受到沿途国王的礼遇,但玄奘大师所受之礼遇格外优渥,甚至大多要求其留住弘法;[7] 而法显一行大多只能受到短时间的接待,甚至拒绝参加当地僧侣之法会及早晚课。[8]
法显一行到了印度,印度人称他们来自“边地”,而他们自己也不便说来自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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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而权称来自边地、汉地;[9]而玄奘大师则大放厥词,其称: “我秦王(太宗为隋所封)圣德远洽(治?),仁化遐被,殊俗异域拜阙称臣者众矣。”
甚至东印度的伽摩缦婆国国王拘摩罗说: “今印度国王多有歌颂摩诃支那秦王破阵乐者。”[10]
其实法显以“汉地”掩饰故国不堪回首;而玄奘尚珍惜秦王之令誉。两者相较亦显两人所表现之气魄。平情而论,我们不能因此而贬低法显,正因为二者之时代背景有别。
四、交通
接下来分析两位法师旅印前之中印交通情况。
(一)中亚陆上交通
在汉武帝时代中,即西元前138~115年,张骞两度出使:第一次为匈奴所拘留十三年,并逼其结婚生子。后经逃脱继往西方诸国,返汉时故意避开匈奴故道,经羌地僭返。告以西域大宛有天马,武帝遂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众,人、马各二,牛羊万数,金帛万千。骞以其名列副使,分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等国,以后各国先后使汉来贺,汉封骞为博望候,其继任者亦按例封博望候,[11]长期拥有撤马尔罕以东之地,以重视西域之经营。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以班超为假司马官职,随骞、宪、班固出击匈奴,而以班超分兵前击伊吾,以后他长期驻守西域三十一年,诸国时反、时服,直到他七十岁时“行须扶杖,四肢不仁”,他的夫人及其妹也专书向汉帝苦苦请辞,七十一岁时八月回到洛阳,九月即病逝。他固守了疏勒以东的领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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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了东汉已丧失了撤马尔罕到疏勒以西之地,而总的来说在法显经中亚之前的陆路早就通了,这与先后时代之经略政策之改变并无关系。
朱士行为中国僧人西游之始(西元260年),已早于法显一百四十年,不过仅及于阗;[13]甚至中印交通尚可溯及史前上古时期,在此存而不论。[14]
(二)西南海交通
汉元帝时(西元前48~33年),“自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谌离国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15]
东汉时中印海上交通:从月氏高(?)国(kabul)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起国(Bengal)皆身毒(Sind)之地,……其与大秦(罗马)通……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及四年(161年)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16]
从《前汉书》所记,自广东到印度约九个月零二十天;而法显从印度到牢山为整整十个月,由此可知法显时的海上交通已很平常了,而且航时相近。
至于两位大师由中亚到印度的道路,亦早已有前人开道,不足以掠前人之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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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教
(一)国内佛教
法显旅印前,除了《昙无德律部羯磨》与《羯磨》两卷为曹魏康僧铠与昙谛两所译外,另有后汉安世高《大比丘三千威仪》,此外似别无其他戒本,难怪法显对于当时之戒本甚感缺乏。即使一般佛典除了《四十二章经》与胡本《放光般若》外;也只有后汉安世高、支娄迦谶、康梦详、竺大力、昙果等小卷外;西晋竺法护、聂道真、法矩、法立亦译了一些小卷。这其间主要以安世高与竺法护两人贡献最大,但大方广的经典绝大部份尚未译出。[18]
再看看法显当时西行时,国内有那些大师级人物:道安已八十七岁,道生才二十七岁,慧永在卢山创西林寺,慧远在卢山创东林寺,罗什到姚秦一年法显即离开长安。中国僧人冠释姓始于道生,他那时还没有大成就,可说僧伽制度尚未确立,中国各宗派尚未建立。不过,已有六家七宗之潜在性。[19]
玄奘大师西行时,除了法相宗是他一手提携出来之外,其他九宗均已成立,而且,已有罗什译出之中观及《大品》般若经、论;道生已倡顿悟,及一阐提成佛说;玄奘大师已见过法显之《佛国记》,对他西行已有重要之参考价值;他应已知道云冈及龙门石刻佛像之事,虽然当时并不很兴盛。距魏武帝毁佛已有二百年,距周武帝反佛才五十九年,对于他西行求法多少亦有些警策及启示作用。[20]
在法显时代传译到汉地的大乘经典极少,也没有系统;但他却不是以经论法义不足而欲求西行;而是以戒律不全而西行。因此可以说,法显大师是重“随信行”;而玄奘大师则重“随法行”。[21] 这并不表示说两者独偏一行,而是指出他们两人西行之动机而言。实际上,玄奘大师在西行乃至回国途中,都严守戒律,唐太宗以利禄相供养均拜辞不受;而法显以愿力牺牲性命,而求保全所带回之经典,均足以说明他们在行持上是信行、法行都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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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佛教
法显大师到印度时距佛涅槃才八百七十九年,距龙树入灭才四十九年,距提婆入灭才二十九年。法显住印十四年,回到中国后三十六年,世亲才造《俱舍论》、唯识二十、三十等颂。[22]因此,他参访印度时的朝圣心情比玄奘应有较深切的感怀。[23]
玄奘大师到印度之主要目的是要弄清世亲一系之思想,[24] 他返回长安是在西元658年,距世亲已有一百九十八年,距觉贤过世仅一百六十八年,距陈那过世一百二十八年,距护法过世九十七年,玄奘到印度时他的老师众贤已是七十岁上下了。也可以说玄奘大师是印度唯识学派的末代传人。[25]因为在印度以后没有比玄奘法师更具影响力的唯识学家。
法显参访了三十个国家,在国外十四年;玄奘途经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在印度有一百零八个国家,费时十九年。他比法显法师在印度多参访之国家大都在德干高原及西南印度地区。[26]
除此而外,法显访印时代印度国家比较统一,所以看起来国家就比较少;玄奘访印时,印度较为分裂,看起国家较多。[27]
虽然玄奘访印时塔寺倾圮尤多,小乘佛教僧伽减少;[28]却有那烂陀寺独兴;[29]而法显大师游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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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圣迹历历在目,圣语犹言在耳,格外亲切;[30]可是圣师、圣典大都还在印度文化土壤中蕴存。这两位大师各有其幸与不幸。
六、贡献
中国古代在玄奘大师之前,留学印度的僧伽不下六十九人,[31]但其光辉多为玄奘大师所掩盖,尤其法显大师应有之地位也显得不足轻重。但我们若一一分析,在某些方面,法显西行,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佛教所产生之影响应更为深远。
他是中国第一位到达印度参访的僧人;以前朱士行参访到于阗,那时于阗还不是中国的领土,当然他才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32]如以现在来论,于阗已属中国领土,那么法显则又算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但这对朱士行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是中国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去印度前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在印度十四年,回国时已七十六岁了。三十多年前,前东海大学校长梅可望先生以五十多岁攻读博士,自称为“老童生”,比之法显更不可同日而语。[33]
法显所携回之经典以律部及涅槃来说是汉地尚无者,具有稀少性;[34]玄奘大师所携回之经典数量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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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唯识部份外多为增益性、补充性。[35]
虽然远在两汉已经营西域,朱士行也在西域抄写经典,教弟子带回国内;但经铁门、雪山到辛头河(印度河)则法显才是中国法师之处女行。[36]
东汉时期已与印度在海上有交通及商业活动,印度是罗马与中国交通的枢纽。[37]但由于法显之大愿力、大贡献,使得此一海路得以闻名,也使以后之海上交通更为繁荣,唐代之义净、弘智法师都是沿著法显航行到印度,也使得中国各时期之政府更注意海上之经营,明太祖时三保太监下西洋七次成果最为丰硕。[38]
法显是首先感觉到戒律对修持佛法之重要,甚至那时,中国僧团尚未形成戒律制度,例如:二祖慧可得初祖传法后混迹酒市。[39] 比法显晚于八十年之梁武帝还建立了一些戒律要僧众遵守。[40]
他并携回了《涅槃经》,证实了道生所说众生都有佛性;[41] 也使得南朝重门第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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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强烈之对比[42]与反省。
在法显之前,中国的传记文学有《穆天子传》,[43]在游记方面有《山海经》,[44]在怪异志方面有《搜神记》。[45]法显之《佛国记》之写作风格也具体地影响到《水经注》及《洛阳伽兰记》。[46]
法显生在北方,比他早十年的东晋文学家,如陶潜、谢灵运等人的散文、游记体都名重一时,他们的风格与《佛国记》确属不同;但当时南北朝文风都很盛,法显未必没有受到影响。
七、结语
由以上所论,可见两汉即有中印交通,法显不是第一位到达印度的中国人;但却是第一位中国法师经铁门到印度的人。
法显前有朱士行在西域传译经典老死在西域,所以法显也不是翻译印度经典成汉文的第一人;但却是承先启后从事传译经典最为艰苦的法师。
法显之前中国游记有《穆天子传》、《山海经》,所以他并不是中国第一位撰写游记的人;但他是撰写印度游记的第一人。
我们可以说:法显在游记体裁上,在承上启下是很有贡献的;可是不能说他是中国游记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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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撰写印度游记的第一人,他以后凡是西行之游记,包括玄奘在内无不受其影响。两汉之世南洋中早已有交通,中印海上交通虽非法显发现;但因法显而使得此一海上交通更为闻名全世。
以上这些虽然他都不是第一名,但以后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之发展、开花、结果都是以他为“临界点”。否则冰不会解冻;薪不至生火。
虽然他以六十二岁高龄西行,比他同行者不是中途折返、死亡就是留住印度,但他以七十六岁孑然一身负经度海返国,九死一生;可是他生前并未受到佛教、官式之礼赞;死后至今也很少有专著研究他。
虽然他一心西行求律,取得律藏返国;可是并没有有计画地传律、授学、立派。
法显大师不忮、不求的伟大精神就在“拙、朴”二字;玄奘大师尤多“善巧”,当然时代亦决定了他们两位大师具有不同的境遇。
孟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47]也即是所谓:“其始也简;其成之也钜。”由之可说,燧人氏发明火,比之今世发明火箭在时代上说更为艰钜。我们以此一态度来还原法显大师在中国历上之地位或许是公平的。
[1] 例如连云山〈法显评传〉,载于《佛学研究》第1-2期合订本,页143-168。其文中指出,法显创了六个第一。其中三项为:他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第一个撰写游记的中国人;第一个将外文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但这三者都有待商榷。
[2] 见《高僧传》卷3(T50, p. 236b)。
[3] 冥详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T50, p. 214)。
[4] 根据〈中国西往印度求法高僧传〉在玄奘大师之前者,至少有六十九位。本文参考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三版),页274-363。
[5]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在西元441年,北周武帝灭佛是在西元570年,都是法显过世后才发生的。北方王朝各君主多信佛,如石勒、石虎礼佛图澄为师,其弟子道安受符坚及士大夫的尊敬,译经最力。鸠摩罗什受姚秦供养。其实北方王朝的国王都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物。参考赵翌,《廿二史札记》上,收录于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页99。
[6] 环观中外历史,凡国力强盛之国家必定是经济、文化、人才汇集之地,如中国之隋、唐、元、明,乃至清代盛世,以及古罗马帝国,及今之美国,莫不是世界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辈出。
[7] 沿途各国皆留请玄奘大师长驻。所受之礼遇如其所记有高昌国王,慰留未果,促结为兄弟后放行,并派人沿途送到中亚突厥可汗;突厥可汗再派人将他送到迦湿密逻,迦湿密逻国王并派十人为他抄经典。至于他在那兰陀寺更是“出行乘象,与二十人从,乳酪,石密日足有余一期之料。”
东印度拘摩罗王更派大批的象与船,溯恒河而上去见戒日王;戒日王为其召开无遮大会,让他发表〈制恶见论〉,有十八日之久,无人敢膺其锋。戒日王赏其银钱三万,金钱一万,留居七十五日才允其回国,并派象沿途送到于阗,再由于阗派人马送回洛阳。至于他回国受到相当之礼遇更不必提了。见冥详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T50, p. 220)及其《西域记》(T51, p. 895b-c)。
[8] 法显在西域及印度途中只有受到“帮助”,看不到他所受“礼遇”之记载。如在高昌“蒙符公孙供给遂游西南”(T50, p. 857b),他在印度均自称来自“边地”(T50, p. 860b, 864c)或称汉地(T50, p. 860c)。甚至九死一生舍命护经回到东晋,仅受到郡太守留住一冬一夏,到了京城建康译经,亦没有受到官式的礼遇、奖励,乃至八十八岁圆寂时,也未受到褒扬。这可能因为他系北方政权相关的人物,东晋不是他的祖国有关。
[9] 法显出国时是北方之后秦政权,亦即姚兴弘始元年,在那个年代北方政权交替频繁,是没有祖国可以依靠的。所以自称来自边地、汉地。
[10] 印度人当时尚不知隋之秦王已做了大唐的天子,仍以秦王〈破阵乐〉名闻全印。(T51, p. 927c, T51, p. 895c-896a)。
[11]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东汉与西北诸国战争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1984年),页100。
[12]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张骞通西域图”,页40。及《后汉书》卷4,页2687。
[13] 朱士行为中国沙门西游之始,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发,早法显260年,虽仅及于于阗,未至印度,确为西行之先导。他译有《放光般若》,并遣弟子法饶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西域抄译经典,因为当地信奉小乘,禁止大乘经典流入中土,因为“惑乱正典”故。见《高僧传》卷4(T50, p. 346b-347a)。
[14] “西周之初……西封季缦于春山(今葱岭)……海外诸国旃涂(汉地亦称身毒Sind)……《庄子》〈山本篇〉之建德国……因只(Hind)……皆来贡献。”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集,第1册(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印行,三版),页4。
[15] 见《前汉书》卷28,下,地理志;并见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页39,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参考注17合浦船步。
[16] 见《后汉书》卷118;及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页40-42。
[17] 就法显言,前有班超、张骞、朱士行之北路开拓,2003年6月21日中央社电:广西合浦县,古城头村,发现了西汉时的船步(码头),已经证实了《前汉书》所记。南海早有印度西通大秦(罗马),东通两汉之商业往来。虽越葱岭,往“铁门”经雪山到犍陀罗则是法显之处女行。
[18] 从藏经目录即可对照出来,不必一一转述。
[19] 从佛教年鉴、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转述。
[20] 因周武帝灭法时,玄奘大师约二十六岁,以他求法之愿力,不可能无动于衷。
[21] 《解深密经》卷3,“我施设随法行,菩萨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地,毗婆舍那故;我施设随信行,菩萨是钝根性。”(T16, p. 698c)
[22] 从佛教年鉴、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转述。
[23] 他曾几度在瞻仰圣迹时,不禁悲从中来,如经祇园精舍遗址处(T51, p. 860c),在耆阇掘山佛说《首楞严经》处(T51, p. 863a)。在狮子国,佛化恶龙之城北,佛迹大塔。(T51, p. 864-865a)。而且所参访之圣迹大都还存在著。
[24] “是时国(唐)基草创,兵甲尚兴,孔释之道,有所未遑……愿入蜀受业,……听基逻《摄论》,《毗昙》……又入常兴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验之圣典亦隐、显各异,莫之能从,乃誓游西方。”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页321。录自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T50, p. 222a-c)。
[25] 在印度唯识学虽尚有其法脉延续,但均不如玄奘大师在中国传承之显赫另创法相一宗。
[26]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中国高僧入印路线图”,页46。
[27] 参考两位大师所述同一国度之地理大小即可得知,虽然表面上小国林立,但各有其宗主国,例如戒日王召集十八个国王参加无遮大会,召集十八国国王欢送玄奘大师回国,这些国家,都是戒日王的籓属。
[28] 两位大师所参访虽是同一国度,其前、后国家之兴衰,幅员之大小均不一定相同;所以在宗教之信仰上,也有变易,如以乌长国(乌仗国)为例:法显所记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T50, p. 858a),到了玄奘所记则是“异教杂居,重佛法,教奉大乘,旧有一千四百僧伽蓝已荒芜。”(T50, p. 882b)
[29] 法显游印时代,印度已没有著名之佛教传习所,也没有有名的法师,他仅在巴连弗城,摩梨帝国及狮子国等三个国家学梵文,抄写部份经、律;适小乘渐衰,后期大乘复兴之时。玄奘大师游印时那烂陀寺已是人才汇集,为唯识学之重镇。
[30] 从其游记字里行间即可看出:法显西行之目的是搜集律藏;但其足迹所行均是循圣迹巡礼,以记载圣迹为主,他游印时与佛世相去不过是几百年,所游、所记很多处所特别指出“今犹在,今亦在”……可见其朝圣心怀之深刻。
[31] 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中国西行求法高僧传”,页274-421。北宋初,政府派遣僧人往印度求法,太祖、太宗欲仿唐太宗之盛业,特建译经院(页422),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页423)此一时期印度佛教已衰,又无新的佛教文献及著名的佛教大师,所以毫无可述。
[32] 同注13,朱士行自己留在于阗抄写经典,先派遣弟子送回洛阳,已取得梵书正本九十章,他自己死于于阗,年80,弟子为其就地建塔,法益建塔后返回洛阳告知朱士行事。见《高僧传》卷4(T50, p. 274)。
[33] 梅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中央日报撰文自我解嘲地说:“只要有决心,天下无难事,包括做一个老童生在内”。
[34] 法显大师所携回之经典:《摩诃僧众律》、《萨婆多众抄律》(十诵律)、《杂阿毗昙心》、《方广般泥洹经》。在狮子国又抄得《弥沙塞律》,又得《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等。
[35] 玄奘大师携回经典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出之经典主要除《大般若经》六百卷外,其他如《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摄大乘论》、《阿毗昙论》已在国内流传,而且,他已在国内听讲过,甚至自己也讲过数次。
[36] 在法显前只有张骞到达中亚撒马尔罕,未能南下“铁门”,只有铁索,陡削狭窄的通道,仅能容单身通过,不适合军队通行。《法显传》云:“九驿所设,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又说:“其山唯石,望之千仞。”(T50, p. 858a)玄奘说:“石壁为铁色,故称(铁门)。”(T51, p. 872a)。
[37] 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说明在两汉时,中国早已与印度通航。页34-36。
[38]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明代郑和航海图”其第六,第三次从东印度到狮子国至返国路线与法显是相同的,页53-54。亦参见同书,“中国高僧入印路线图”法显之路线,页48。
[39] “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屠门,或习术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至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见《景德传灯录》卷3(T51, p. 221a)
[40] 梁武帝撰有《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令全国寺庙一体遵行,因应仪律,命法超为都邑僧正,他到天监(502年)中,日唯一食,食止菜蔬,并作〈净业赋〉。摘自《南史》卷617〈武帝本纪〉。
[41] “佛告迦叶:真实我者是如来性,当知一切众生悉有,……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各各皆有如来如来之性。”(T12, p. 883b)
[42] 永嘉之乱后,中原失陷,北方各州郡大多先南迁,为东晋政权之支柱,如琅玡王姓、陈留谢姓、洛阳祖姓、谯国桓姓、颖川瘐姓,以后更有政权之中心人物桓氏(402-405年)一度篡晋未成。见林达礼《中华五千年大事纪》(台北:大学出版社,1900年出版),页89。
[43] 《穆天子传》是晋人从战国魏襄王卷中发掘的先秦古书,记载周穆王驾八骏马北经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的故事。
[44] 《山海经》相传为伯益所撰,书中多有夏、商、周地名,一般学者认为成书于周、秦之间,记有山川、部族、物产、花木鸟兽、风俗,也多怪异志。《四库全书》列为小说家类。与《佛国记》多属游记性质。魏晋之世,文风均盛,法显生于当世亦应受到薰习,写出他的《佛国记》。
[45] 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河南)人,永嘉五年(311年)渡江传有《搜神记》。与陶渊明、谢灵运均为东晋之文学家,都早于法显数十年。法显西行前一直住在北方,是否能读到南方之著作不得而知。
[46] 法显以后,另有两部有名的游记:一为邬道元(?-527年)之《水经注》,一为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其中有二十余处引用《佛国记》。一为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北魏在洛阳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寺庙,记当日洛阳之繁华,亦如法显之情怀所记;但对于昔日帝王之腐化亦多著墨。
[47] 《四书》〈孟子先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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