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葉，清代經過了康熙、雍正兩位帝王的精心治理，到了乾隆時期，已是國運昌盛、民豐物足的太平盛世。不僅漠南、漠北蒙古盡數臣服，新疆、準噶爾蒙古亦已納入大清版圖。因此，加強完善對西藏的統治管理，成為清乾隆皇帝的首要政事。

在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視下，清政府對西藏地方施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廢除藏王、設四噶倫共管西藏制，相應地限制了一些大農奴主的勢力，並極大地擡高西藏佛教的地位，使之有了一定的政治實權。正是在這種大興黃教的前提下，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禪率眾從後藏紮什倫布寺啓程，「不因招致而出於喇嘛之自願」來承德朝覲乾隆皇帝，並參加其七十萬壽盛典儀式。

根據史料記載，吉祥法喜殿內珍藏的這幅「白文殊唐卡像」就是六世班禪在遠涉兩萬里到達承德之後，在避暑山莊的依清曠殿進獻給乾隆皇帝的賀壽禮品之一。

此幅唐卡像為布本彩繪，縱七十八點五釐米，橫五十八釐米，主尊白文殊菩薩，結跏趺坐於蓮台之上。右手置膝施與願印，左手撚綻開蓮花，花莖沿腕臂而上直至耳際，花朵之上平放一本經書，表示文殊菩薩的高深智慧、銳利辯才皆來源於無上佛法。身著華麗的天衣，並以鑲嵌的珠寶瓔珞裝飾全身。盤發成髻，頭戴精致的五葉冠。面目慈祥端莊，雙目俯視、神態典雅。畫面的上方為空界，左側是西藏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右側為大成就者法金剛。

此幅唐卡的主尊不以山水風景作為背景，但圖下方佈置樹木岩石，以代表與空界相對持的地界。單從這幅唐卡我們不難看出，其構圖明確，有較強的西藏本土特色，特別是主尊文殊菩薩造型嚴謹，圓光之後飾以象徵長壽的桃子以及雲朵，比較以山水做背景更莊重一些。這種風格即屬於西藏最為成熟的藏中畫派。

據考證，西藏的唐卡最晚成形於五代之前（九○七～九六○年），是西藏所特有的一種繪畫風格。它的製作可以說十分複雜，作畫之前先將畫布抨撐在特製的木架上，然後往上刷一層膠脂，待其略幹後，在布底塗上一層膠脂調和白灰或其他石粉的塗料，以消除所有洞孔，最後用硬物研磨砸細。作畫時，畫師用木炭條或淡墨起稿，描繪出圖像的輪廓，著色時所使用的顔料，都是不透明的礦物質和植物質顔料，如：石黃、石綠、石青、朱砂等，顔料內均需調入植物膠和牛膽汁，以保持色彩鮮豔、經久不褪。畫製成後，四周鑲以錦緞，上下貫以木軸，為了防止油煙和灰塵的污染，還要加上一層絲綢幔子，這樣一幅唐卡就製作完成了。

六世班禪送給乾隆皇帝的這幅唐卡也是如此製作而成的。當年六世班禪朝覲乾隆皇帝，被清政府認為是吉祥盛世的象徵。因為當時的八世達賴喇嘛剛剛轉世，年紀尚輕，不諳政治，而六世班禪正值年富力強，且班禪世襲還從未有人到過京師。所以六世班禪的入覲，進一步達到了穩定蒙藏地區局勢的政治目的。

至於六世班禪本人，亦早有入朝瞻覲的意願。在班禪送給乾隆皇帝的奏書中明確寫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薩大皇帝豢養之恩，不勝盡數，非他人所能相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無以報稱，雖每日祝禱文殊菩薩大皇帝金蓮座億萬年牢固，亦讓喇倉等眾喇嘛唪經祈禱，但仍時時企望覲見文殊菩薩大皇帝。」乾隆皇帝對此欣喜異常。

在班禪的奏書中，多次提到了「文殊菩薩大皇帝」，這個「文殊菩薩大皇帝」所指的就是乾隆皇帝。因為文殊菩薩在諸菩薩中智慧和辯才第一，所以又有「大智文殊」的美名，在佛教中佔有極高的地位。乾隆皇帝認為自己就是文殊菩薩轉世，所以班禪在奏書中特地稱乾隆為「文殊菩薩大皇帝」，並把這幅「白文殊唐卡」作為珍貴的禮物獻給了乾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