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到达与北京路紧邻的惠福东路。这天到来，却是为了找隐于闹市的一座寺庙，在史料记载里，清朝初年它的规模大得惊人。很多次我走过惠福东，似乎没有一次留意到这座寺庙。

　　幸而大佛寺并不难找，紧贴路边竖起的一石牌坊，上刻“大佛古寺”四字，狭长一条通道，两边是两三层高的旧民居，在闹市之中，没有沾染外面商铺里的时尚味儿。好几户人家门前摆满元宝蜡烛和新鲜花篮，以此招徕生意。

　　经历几百年沧桑的寺院未完全恢复元气，没有山门，直面就是天王殿，殿前摆一香炉。入内第二层，就是大雄宝殿，一边匾额是孙中山的“阐扬三密”，一边是启功的“妙法庄严”。可见尽管面积缩减，大佛寺丝毫不显破落。

　　有意思的是，站在寺内任何一点，抬头外望，四周皆是安装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围成一圈的夹层则旧式的广府民居，最里才是新修的大佛寺。听不到车马之喧闹，让人顿时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有大隐隐于市之感。

　　建筑感觉尚是崭新的，殿内三座大佛金光明照。下午五时，着黄袈裟披大红袍的和尚陆续入殿，向佛祖行礼，总共十多人，大多显得年轻。站在前面的僧人敲响桌子似的木鱼和水缸似的钟，所有人开始念经，法器间中被敲击断段。颂经声于是在大殿内流转，烧香者或游人聚在一边，静静听着这些不显得熟悉然而有所韵味的声音。

　　殿门外有个阿婆拿本经书坐在椅子上跟着唱颂，不知道她念的是否与僧人晚课念的经文一致。在老城区这片狭窄的天地里，体会到广州人由来已久的宗教信仰习惯，感到亲切，仿佛时光重新慢下来，从小受到无神论教育，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出主流人群的生活舞台，然而就算不谈宗教，传统生活方式，始终能给人传达出这种不能舍割的温暖感觉。

　　史迹形成

　　南汉二十八寺之一

　　大佛寺前身建于南汉。五代十国时期，唐末南海王刘隐去世后，其同父异母之弟刘岩(又名刘陟)在岭南地区建立政权，定都番禺(即今广州)，改年号为“乾亨”，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岩即南汉高祖。

　　这位南汉君主好用术数，凡有大事，即问卦占卜，他根据《周易》里“飞龙在天”一句，生造一“龑”字，上龙下天，定音为“岩”，改名为“刘龑”。

　　刘龑在位时，因醉心于兴建宫殿，广州城获得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张。唐末旧城地盘被占据改建为“兴王府”，羊城往东、西、南三面扩展，王府外城区内还修建许多宫苑。高祖信佛，在城区东南西北四角，为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各建七座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

　　大佛寺前身，正是二十八寺之新藏寺。刘龑开凿西湖(又称“仙湖”，在今教育路南方戏院北侧)，长500丈，地连南宫，建洲于湖中，称“药洲”，湖中有怪石九座，称“九曜石”，沿湖建有亭楼馆榭。新藏寺前临西湖，位于城区西南角。

　　二十八寺在宋代日渐荒废。元代在大佛寺处再建殿宇，名为“福田庵”。　　

　　寺名溯源

　　四尊大佛的下落

　　清人余维垣曾在《岭南咏古诗集》里讽平南王捐王俸建佛寺一事：“南疆定后念慈悲，梵宇居然一木支。十地布金奚吝啬，痴心万里祝皇鳌”。

　　据说乃先择地铸成佛像，再就地构筑大殿大盖。康熙年间大佛寺落成，大雄宝殿气势磅礴，殿内安南王捐赠的巨大楠木柱名贵罕有自不必讲。正中供奉黄铜精铸的三尊三世佛像，各高6米，重10吨，为岭南之冠。大佛背面还铸一座高4米，重5吨的观音像。所有佛像，皆贴金身。

　　“大佛寺”因而得名。山门对联“大道有岸，佛法无边”，提“大佛”二这作鹤顶，出自平南王谋士金澄之手。当时广州人用粤语戏称“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民国时经费紧张，军阀对大佛寺地产财产虎视眈眈，曾因筹军饷拍卖大佛寺，奇怪的是，大佛寺几经转手，四尊大佛仍幸存下来。寺僧透露，原来当时佛像已经300多年的香火熏染，变得漆黑，自清末到民国，一直没有人知道它们是铜铸的、铁铸的、泥塑的还是木雕的，得以避过被掠夺瓜分之劫。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活动席卷全国，大佛寺中的大佛终于自身难保。当时住寺内的10多个自食其力的僧人被赶出寺门，铜铸大佛像和观音像，被肢解成废品，运去西村南岸五金厂仓库，准备投入熔炉冶炼。当时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陈以沛眼见大佛不保，来不及遵循所有指令由领导签发的常规，自拟公文，自盖公章，送到仓库，要求负责人对佛像善加保护。

　　佛像因而被保存下来，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拟将六榕寺作为参观点，四尊佛像因此得以从南岸仓库转移，被接到六榕寺，焊接复原，从此在六榕寺供奉。1986年冬，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恢复开放大佛寺，还寺于僧。延至1991年春，占用单位将颓垣断壁的大雄宝殿，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管理。

　　大事记

　　1644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张献忠入四川。

　　二月，李自成入山西，

　　三月，至居庸关，守将唐通降，遂入北京。明思宗自缢死，明亡。

　　四月，多尔衮欲趁明乱入关侵扰，适得明将吴三桂请兵书，遂至山海关。清、明军在一片石合击李自成军，败之。李自成回北京，即皇帝位，次日，撤兵回陕西。

　　五月朔，多尔衮入北京。同日，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谒陵，二日后，称监国，十一日后，即皇帝位(安宗)，改元弘光。

　　十月朔，清帝至北京，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命多铎攻江南、阿济格攻李自成。十一月，张献忠称大西国王，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

　　名词解释

　　大佛寺

　　大佛古寺乃清初广州五大丛林之一，始建于南汉时期，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在清朝顺治至乾隆年间达到兴盛顶峰，是岭南有名的佛教名胜古刹。

大佛寺几经浮沉，如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时局的变迁。

　　历史追朔

　　历尽沧桑境愈高　　

　　明洪武年间，几经浮沉

　　明初，朱元璋平定大局，广州百废待兴。广州城在此时经历又一次大型的改造和扩建。福田庵扩建为龙藏寺，规模一度空前浩大，南控南城脚(今北京路丽都酒家附近)，北枕拱北楼(北京路与西湖路交界)，山门朝西，直通龙藏街，龙藏街由此得名。

　　佛教在明朝几经浮沉。鉴于佛教在元朝过度发展，为控制因僧道人数的迅速膨胀，导致大量赋役承担者流入释道二教，明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对宗教实行统一整顿，诏令限制各州县寺观数量，给僧人普给免费度牒，实行严格考试制度，以致佛教衰微。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明末，大佛寺因佛教渐趋式微，香客稀疏，布施甚少，殿宇垂危，无力修葺，被当局改建为巡按御史公署。　　

　　清康熙年间，重建龙藏寺

　　大佛寺在清代重新兴旺，与原籍辽东(今辽宁辽阳)的尚可喜有深厚渊源。清顺治六年(1649年)，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受命南征，直逼百粤，史称“两王入粤”。尚、耿两人率兵与南明守军攻战持续10个月，至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二，方攻陷广州，屠城七日，公署毁于兵焚。

　　清兵平定广州全境后，顺治十六年(1659年)耿继茂因骄纵奢侈被朝廷派镇福建，尚可喜称藩王，在广东独霸一方。

　　据说尚可喜晚年，往往预感到“不祥之兆”，对屠城之事良心发现，谋士金澄献“逃禅避祸”之策，以偿还屠城罪业。尚可喜遂生建造佛寺之念，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心。

　　顺治十八年(1661年)，适逢清廷封安南(今越南)王莫敬耀为归化将军，将军偕同其子莫元清都统使上京朝觐，顺道观光百粤。尚可喜在拱北楼置酒宴招待安南王父子，席间请僧人恳求资助木材建寺。得安南王捐赠大批粗两米、高十多米的优质楠木。木材运至广州，清康熙二年(1663年)，即在龙藏寺废墟上动工，重建佛寺。

　　大佛寺落成后，尚可喜听从当时德高望重的真修和尚教诲，决意皈依三宝，护持佛法，广招沙门，盛开法会，大佛寺由此呈现兴旺景象。　　

　　雍正年间，五大丛林

　　尽管明末战事破坏广州不少城市建设，平南王据广州后对佛教持支持态度，捐资兴建大佛寺和光孝寺，在海幢寺创建天王殿、铸造幽冥钟，宽松的宗教环境吸引佛教高僧从各地前来，华林寺和海幢寺，亦于平南王在位期间，迅速崛起。

　　于是广州有据点，聚集越来越多僧人。世宗皇帝由于诚信佛教，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十一日，向全国颁布谕旨，整顿僧伽。

　　此时寺院范围，为有史以来最鼎盛时期：东起永汉路(今北京路)，西枕龙藏街，南连惠福东，北接西湖路，住僧倍增，佛事兴旺。

　　与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长寿寺(在长寿路，已废)四寺齐名，合称清初广府“五大丛林”(丛林即僧众聚居的地方)。　　

　　近代变迁

　　混乱时局里的大佛寺轶事

　　从清代末年起，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时代潮流波及广州市中心一条繁华商业街中的寺院，由于位置居中，大佛寺多次被用做他途，成为反映广州时局变化的一面镜子。

　　林则徐　设立禁烟总局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抵达后为掌握实况，先化装为平民，扮演各种身份。经过三日微服探访，林则徐取城区中心的大佛寺，设立“收缴烟土烟枪总局”，指挥禁烟。

　　查办过程中，对烟商烟贩实行严惩，对烟民戒烟进行劝告。林则徐在《晓谕粤省士商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中表明：若能迅速戒烟，主动交出所藏烟灯、烟枪、烟土、烟膏者，不究来历，不问姓名，赦免无罪。

　　告示发出后，许多人决心戒烟，纷纷交出烟具。有一些烟瘾大、时间长的老烟民无法戒除，没烟吸则浑身无力。

　　林则徐体谅戒烟困难，命人研究配制一种戒烟糖，规定给前来缴交烟具的人，每人发给一包戒烟糖，并亲自到大佛寺门口派发。此举社会反响甚大，更多烟民因此受到激励，投入戒烟行列。　

　　孙中山　嘉许佛教阅经社

　　广州地方政府趁太平天国起义之机，占用大佛寺西边大半僧舍，设立善后局。寺僧逐渐失去寺务管理权，一度仅剩3人。

　　民国十年(1921年)，鉴于“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功利之说甚盛，道德之基益摇”，六榕、海幢、大佛、光孝等寺住持与陈隶简、梁季宽、汤瑛等，联合30多人，发起成立广州佛教阅经社，目的为借此弘扬佛教，影响社会，净化世道人心。阅经社址设在大佛寺内。得到孙中山嘉许，亲笔书赠“阐扬三密”的四字牌匾。如今与此一模一样的四字匾就悬挂在大佛寺大雄宝殿正面檐下。

　　当时的广州市长孙科根据公安部门查议的意见，批示同意创立“广州佛教阅经社”。批文呈报省长陈炯明后，省政府发出布告，禁止各部军队驻扎大佛寺，以免影响正常宗教生活和活动。　　

　　孙科　拍卖大佛寺

　　然而民国军阀混战，国库空虚，大佛寺的太平没有持续多久，成立阅经社次年，即民国十一年(1922年)，因经济困难，当局以筹集北伐军饷和市政建设为名，决定拍卖广州的庙产。

　　二月，经市长孙科批准，财政厅与省公路处共同拟定，将大佛寺房产地产全部标价拍卖。计划完全落实的话，这一规模最大的丛林将从此在广州地籍上一笔勾销。

　　寺僧闻讯，惊惶失措。大佛寺住持敬胜和尚率领僧众30多人，联合阅经社方面名人，到省府请愿。省长陈炯明到实地视察，得悉大佛寺为龙藏寺遗址，三尊大铜佛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应当保留，遂取消拍卖全寺地产之意，允许保留部分殿宇，继续佛事。

　　已被拍卖的大佛寺房产，包括从大雄宝殿到今天惠福东路边大片地方，面积9000平方米，被兴业公司吴东启等商人投得。后来寺僧作艰苦努力，募集资金，陆续赎回包括大雄宝殿等8000平方米建筑物，方得保留原有丛林格局的部分。　　

　　周恩来　举办政治训练班

　　大佛寺虽处在风雨飘摇中，数历险情，其自身却是庇护所。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的防范和排挤。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受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委托，周恩来利用大佛寺大殿后东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集中第一军等部队中被排挤出来的各级党代表，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

　　从5月22日至7月底，培训班开办两个多月，学员50多名，按军事编制成几个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结业后被派到第四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任职，参加北伐，为战争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专家论道

　　广州宗教建筑与城市的文化形态

　　王健，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古代广州，在建设初期已接触到来自外洋的诸种文化，并且，接纳岭南地区以外的中原宗教形态和世界宗教也较早。

　　佛教与道教的南延、地方性宗教的繁衍、伊斯兰教等的传入，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岭南地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宗教系统中各个层面的文化形态，也深刻改造和转换着广州地域的城市格局和生活空间结构，因而广州宗教建筑的形制也吸纳了岭南地方的建筑风格要素。直至现在，它们仍然在影响着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从而令广州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公共建筑体系。

　　在广州的旧城里，宗教建筑的门类十分齐全，其空间和社会的地位也非常显要。例如在越秀区内，就分布有佛、道、天主、基督、伊斯兰等五大类宗教的知名寺庙。

　　在老城区的外围，还有大量的各类宗教建筑，规模较大、地位较高者如南海神庙、海幢寺，小者如遍布大街小巷的土地庙等。

　　它们的空间形态皆已融进城市，它们的空间精神更与市民生活、社会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这些宗教寺院庙堂，建造年代多已久远，建筑物的造型宏伟壮观，装饰工艺精巧绚丽、地方特色鲜明，在建筑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其知名度已远播海内外。

　　街市中的寺庙宫观早已同历史一起融入了广州的城市空间和生活之中。宗教建筑中，一部分由于战火、灾患或者更新建设淹没于历史的尘土之中，现存的部分，多数已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空间结构的演变，逐步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寺隐于市、市寺包覆、市寺合璧、寺市相依”的特殊空间形态。

　　这些都体现出粤人由来已久的宗教崇信取向和文化包容性，以及广州城市居民生活与宗教空间密不可分的嵌套式的关联形态。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华林寺、五仙观和大佛寺等地区。　　

　　历代高僧　　

　　自乐禅师与正目禅师

　　大佛寺在清代得到重新振兴，成为五大丛林之一，这与一位苦行僧有深切渊源，这位苦行僧，即是自乐禅师。相传自平南王尚可喜告老回辽东老家后，大佛寺迅速衰落。到康熙中叶，苦行僧自乐禅师云游到此，目睹大佛寺殿宇庄严，竟无高僧进驻，甚至连出家人也不多见，不由发唏嘘之叹，亲自到海幢寺请正目禅师兼任大佛寺住持。

　　正目禅师在当时影响很大，是佛教禅宗中有成就的禅门大德。“正目”是他的德号，取于禅宗悟境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地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其中“正法眼藏”一语，即佛之知见，清净法眼之意。

　　从此，大佛寺与海幢寺师资相承，法脉相传，两寺僧众过往密切，亲如兄弟，大佛寺也渐趋兴旺。　　

　　广明法师

　　1986年大佛寺重新对外开放后，1990年僧人进驻大佛寺，广明法师被推选为“文革”后大佛寺首位住持，主持寺院首期重建项目。

　　广明法师于1914年12月20日，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峰村一个农民家庭，俗姓黄，名承业，22岁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而后在鼓山佛学院和厦门南佛学院进修佛学。1945年秋，到广州六榕寺常住，1956年被选到北京学习两年，成为中国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学成后，返六榕寺担任知客职事。

　　“文革”期间，被遣返原籍。参加农业生产。“文革”后，得知六榕寺恢复对外开放，广明法师离乡返回，协助云锋大和尚重建六榕寺，先任知客，后任监院，先后被选为市第四、五届佛协副会长。

　　大佛寺首期重建工程完成后，广明法师告退。1997年7月6日广明法师在大佛寺圆寂，世寿84年，僧腊62年，戒腊59年。　　

　　耀智法师

　　耀智法师为大佛寺现任方丈，法名耀智，法号隆慧，俗名庄诺。广东陆丰人，1965年12月4日出生。1982年，接触佛法。1983年3月，经光祥比丘尼推荐，到广州六榕寺出家，拜厦门南普陀寺光镇为师，取法名耀智，1983年到1987年，就读于上海佛学院；1988年，进入北京中国佛学院深造。毕业后应邀到广州市佛教协会工作。1996年经市佛协推荐，接广明法师所托，任广州大佛寺住持。

　　耀智法师在佛协及寺庙工作之余，积极从事讲经弘法，多次出访海外。每逢周日，在大佛寺开坛讲经，领众念佛共修。创建佛教图书馆。并有意把大佛寺逐步办成广州市的弘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