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刊布的材料，过去只有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偶尔提及。1987年，曾有部分藏品送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而后该馆出版了展览图录《敦煌吐鲁番文物》，但流传不广。本书首次将上博所藏全部文献公开出版，无疑为学术研究的许多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如第一册所收的南北朝时期的古佚经书和戒本，是北朝佛教义学和敦煌佛教教团研究的重要文献材料;《造莫高窟记》（应作《沙州刺史李庭光莫高窟灵岩佛窟之碑并序》）一篇，可以和S.1523缀合（详马德文，《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共同构成我们今天认识唐代敦煌莫高窟开凿过程的史料基础。第二册中所收的上博48号册子本，是研究唐五代盛行的疑伪经和民俗佛教的珍贵资料;而其中的《清泰四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祭神文》，确定了学界争论已久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卒年问题。两册中所收的《大乘廿二问本》、《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是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唯识学高僧昙旷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如此等等，不烦枚举。本书所收佛典，多数为民国年间着名书法家的旧藏，故书法价值颇高，而且，编者极有见地地将这些旧藏家及其他书法家的题跋一并收录，更增加了它们的书法观赏价值，这是英、法等处藏卷所不能比拟的。

上举上博48号册子本中，包含许多研究信息，如第28篇《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一篇尤其引起笔者的注意。这篇《十二时》，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六据P.2054、P.2714、P.3087、P.3286四卷校录，并论证作辞年代在德宗至宣宗之七十年间，即八世纪末叶（781）至九世纪中叶（851）。而饶宗颐先生《敦煌曲》（Paris1971）则据P.2054背“智严大师十二时一卷”的题记，指出此篇为S.5981所记同光二年（924）往西天取经的州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所作。从写卷校录来讲，上博48（28）和俄藏F.319为我们增加了两个新校本，而且上博藏卷首尾完整，尤为珍贵。更为可贵的是，上博藏卷后有题记：“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俗姓张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龙光（“兴”之误，原校作“立”）寺憩歇一两月说法，将此《十二时》来留教众，后归西天去展转写取流传者也。”这条题记为饶先生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笔者在《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一文中，曾收集有关智严的材料，有所论说，见《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1991年，956-957页。这条题记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即智严俗姓张，同光二年三月他经行敦煌是前往印度途中，而不是拙文所说的从印度求法归来。举这个例子，一来补正旧说，二来用以显示上博藏卷对敦煌学各方面研究的价值。

本书的定名工作做得较好，几乎未留下太多的没有比定的文献。诚如郝春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的非佛教文献的定名还有待改进。其实，如果把标准定得再高些的话，佛教文献的标名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编者的体例是原卷有名称者照录，但原卷的名称有时不够规范，有些尾题实为残失的首题的缩写，对此似应有所统一，如上博62《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不标卷数;而上博73《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又无品名。又如上博42《大小乘廿二问本》，一般都称《大乘廿二问本》，似应遵从。名称的统一，有利於将来整个敦煌文献索引的编纂。

李伟国等四位先生所编《叙录》，极为详尽，为读者提供了想要了解的各种情况。特别是把收藏家的朱印大都识录下来，这是十分不易的一件事，应当特别表彰。但《叙录》考证某些写本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还不够透彻，以至有时影响了行文的准确甚至结论的正确。如上博25《佛说佛名经》卷第六，应当参考井之口泰淳《敦煌本〈佛名经〉的诸系统》，载《东方学报》（京都）第35册，1964年，397-437页。上博30唐宫廷写本《妙法莲华经》，应据Fujieda Akira（藤枝晃），"The Tunhuang Muanuscripts：a general description"，载Zinbun，No.10， 1969，pp.31-36。上博49 《文殊像》一条，若参考拙稿《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文博》1987年第4期），则可以不把于阗王误为昆仑奴，也可以点出善才童子的名字。上博07观自在菩萨像所引《敦煌宝藏》“美”字编号，应使用《宝藏》所用原书的出处，以便读者知其来历。象《叙录》经常使用的《大正藏》、《莫高窟年表》的结论，都有用更新的研究结果检核的必要。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计划中，有不少类似上博藏卷这样的非直接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散卷合集。在敦煌学界中，对於散卷的利用态度很不一致，有的不加区分地对所有散卷的可靠性都加以怀疑，有的则不考虑真伪地使用，正确的观点是对每一具体文书加以具体分析。上博藏卷多经清末民初着名鉴赏家的辨别，有的具有明确的来历，总体讲可靠程度较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比如上博18《妙法莲华经》卷第五，尾有题记：“仪凤二年二月十三日，群书手张昌文写，用纸二十张。”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按，既为群书手所写，当为唐朝宫廷写经，但对比已知的唐朝宫廷写经，此题记显然不规范完全，而且李盛铎的藏印更增加我们对它的怀疑。伪卷的情形有多种，有的写经是真而题记、印鉴是假，在没有见到原卷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些写卷还是存疑而不下结论为好。

虽然有一些不足，总体上讲，《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图版清晰，叙录详尽，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出版的典范。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