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生态实践观


2014/9/8    热度:415   

  实践观是佛教生态观的重要内容。佛教的生态实践观,以业报论为其理论基础,指导佛教徒的日常活动。就佛教自身而言,它是佛教徒觉悟成佛的方式。从社会意义看,它为佛教的现代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业报论

  业报论是佛教的重要理论,也是佛教实践的思想基础。“业”,梵文为kaman,音译羯磨,“造作”的意思,指行为、行动、作用、意志等身心活动,一般分二种,即身语意三业。“身业”指众生的活动,“语业”指言语,“意业”指思维。三者概括了主体的一切活动。“报”指报应。佛教主张业力不失,有业就有报。“业报”即业之报应、业之果报,是由主体活动所感召的苦乐果报。

  “业”是印度最重要的传统思想之一,佛教采用这一观念,作为人类向善去恶的根据。

  依据业报的范围,佛教特别把“业”与“报”分成两类,从而使佛教的业报论具有鲜明的生态意义。“业”有“共业”与“不共业”之别,报分“共报”与“别报”。“共业”是众生共同造作的业力;它影响大众,招致大家共同受的报应,称作“共报”。“不共业”指众生个体的个别业因;它只影响自身,感召自己受用的报应,称作“别报”。“共报”又称“依报”,指众生所依止的山河大地承受的果报。“别报”又叫“正报”,指造业众生承受的果报,果报的主体是众生的身心。《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二:“依者,凡圣所依之国土,若净若秽;正者,凡圣能依之身,谓人天、男女、在家出家、外道诸神、菩萨及佛。”

  业力不同,果报有别。别报、正报是造业主体自身的果报,共报、依报是造业主体所处环境所受的报应。人的行为,不仅影响自身,并且影响环境;人不仅要关心自己行为对个人的作用,还要看到它对大众环境的作用。佛教的共报、依报概念,突出表现了它对生态环境的关怀。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佛教提炼出一系列独特的生活方式,以今天的环保眼光来看,仍不失其价值。这集中体现为素食、放生、佛化自然等行为。

  素食是以食用植物为主体的饮食方式,为汉传佛教所遵守,是落实不杀生戒的有力保证。《大乘入楞伽经》卷六说:“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注(7)其导译本《入楞伽经》卷八指出:“我观众生从无始来,食肉习故,贪着肉味,更相杀害,远离贤圣,受生死苦。舍肉味者,闻正法味,于菩萨地,如实修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说:“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者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对生态问题而言,素食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今天,野生动物资源日益受到破坏,动物种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人类吃掉了,这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各种媒体经常报导在餐馆中吞食珍稀保护动物的新闻。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素食对保护动物的多样性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佛教还有悠久的放生传统。所谓放生,就是用钱赎买被捕的鱼、鸟等动物,将其放回江河、山野,重获生命自由。放生是戒杀、素食的发展,如果说不杀生、食素是对生命的消极保护,那么,放生就是对生命的积极保护。在佛陀时代,就有专门保护生命的器具,名“放生器”。佛陀所处的地区,天气炎热,生命繁盛,出家人日常饮水,其中多有生物存在。为防止杀生,佛教徒取水时,必用滤水袋过滤,再将所得的小生物放到专门的容器中,再将他们放到大江、大河、大泉池,这一专门容器,就叫放生器。《护命放生轨仪法》中说:“观虫滤水是出家之要仪,见危存护乃悲中之拯急。既知有虫,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为西国久行。”放生器的设置,为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生命提供了实在的工具。

  在中国民间,放生是颇受尊敬的善行,人们喜欢在节日放生,也愿意到寺庙放生。为满足教徒的放生意愿,在寺庙中还有专门放生的建筑──放生池。放生池一般多设在佛寺门前或周围,池中置水,大的放生池中还有假山、亭子、花草等,供生物生存休栖。佛教还有专门放生的法会,叫“放生会”。《梵网经》卷下说:“佛子应以慈悲心怀行放生之业,因为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杂宝藏经》卷五记述,有一个小沙弥因为救起水中的蚁虫,而获得长寿的果报。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时,就规劝沿海渔民不要以捕鱼杀生为业,并造放生池。天台宗由是十分重视放生,对中国佛教有很大的影响。放生有时还是政府行为,唐肃宗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下诏,要求在山南道、剑南道、荆南道、浙江道等地设置放生池。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天禧三年,天台宗奏请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自制《放生慈济法门》,于每年四月初八举行放生会。天圣三年(1025年),明知礼奏请在佛诞日于南湖成立永久的放生会,并编制了放生文作为法会的仪轨。

  令人遗憾的是,放生在后世出现了异化的一面。有人专门捕获飞禽走兽出卖,以满足一些人的放生欲望。根据北京地区调查,目前每捕获一只鹦鹉,必牺牲廿只左右为代价。这种所谓的放生实际已丧失任何积极意义,而只是某些人伪善的标志。

  “自古名山僧占多”。佛教徒的辛勤创造,美化了地球的面貌。佛教以解脱为主的,修行为教徒所必须。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而每一寺庙建立之后,佛教徒必本着庄严佛土利乐有情的宗教精神,栽花种树,美化自身及周围环境。今天,无论深山僻壤,或城廓闹市,举凡佛教活动场所,无不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在环境污染日益深重的今天,许多寺庙堪称绿色孤岛。

  佛教徒的环境建设,有其独特的理论指导,这就是佛教的净土理想。“寺庙园林环境是描绘天国的特殊手段”,佛教徒依据佛经关于极乐世界的描述,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点染自然,升华自然,建设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从视觉、听觉、嗅觉诸多方面,自觉地佛化自然,使自然界最大程度上与其宗教理念、生命感觉相和谐,成为其解脱成佛的理想道场。从普通大众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珍视喜爱,可以看出佛教徒的环境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遍的人性需要。

  (三)现代佛教的生态实践呼吁和平,参与环保,这是廿世纪下半叶世界佛教的重要实践方式,反映了当代佛教徒的生态自觉。这在东亚地区表现得极为明显。

  从佛教不杀生的根本教义出发,廿世纪佛教徒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是和平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核武竞赛为标志的冷战,堪称人类的自戕。由此因缘,佛教不杀生的优良价值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受到佛教徒乃至全人类的重视,成为佛教对时代的贡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亚洲佛教徒和平会、亚洲宗教徒和平会议等各种佛教组织,一直将和平作为重要议题。

  身为“二战”祸首与战败国的国民,五○年代以来,日本佛教徒始终强调和平。1951年,日本成立“佛教徒和平恳谈会”,后发展为“日本佛教徒和平协议会”,同年还成立“宗教徒和平协议会”,提出“拥护和平、反对重整军备、永远保卫放弃战争的新宪法”的政治纲领。1954年成立“全日本佛教会”,以“佛陀的和平精神”为理论基础(见《全日本佛教会章程》第4条)。1955年成立“全日本佛教青年会”,其主要活动以反对核试验,救援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反对战争,拥护现行日本和平宪法等为主。创建于本世纪三○年代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简称“创价学会”,五○年代后涉足政治,是现代日本首屈一指的宗教团体。其政治理论即“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充满着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精神。“佛法民主主义”强调“生命尊严”和“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对每一个人都予以同等的重视。“人性社会主义”以尊重人性为基调,认为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合理的。“地球民族主义”注重“地球人”意识,地球上所有的人首先是“地球市民”,因此全人类是“地球民族”的成员,是同一命运共同体,主张超越国境与民族的界限,消除世界公害,遏止战争,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幸福,批判种族歧视和民族差别,反对以牺牲某个民族为代价发展自已。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徒之间联络加强,重光历史上的“黄金纽带”。三国佛教徒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思想共识,就是世界和平。1996年在韩国召开会议,发表了“韩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汉城大会共同宣言──廿一世纪中韩日佛教的使命”,声明:“世界的某些地区因战火不绝,每天有万余名儿童在饥饿中死去;因大量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杀人武器,人类的生存正受到严重威胁;因一味地追求利润,如同地球肺腑的森林正在荒废,从而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因科学技术而产生的各种现代利器带来的诸多污染,所有的生命体正处在被毁灭的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因卷入物欲漩涡的人类被物质所支配,蒙蔽人类本有的佛性,背离缘起法和佛陀同体大悲精神的恶果。我们三国佛教徒要坚持“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缘起说,及和合共生的理念,巩固相互间的纽带,彻底认识宇宙共同体的原理,为济渡人类生命而净化人心,为消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核武器,为保护环境和恢复自然界生态,为保持尊重生命的思想和恢复伦理道德,必须在绿化庄严地球的第一线上为人类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佛陀生命理念的现代回响。

  依据佛教的净土理念,现代佛教徒将环境保护作为奉献社会的重要方式。他们将佛教义理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符合时代要求的净土实践形式,受到全社会的赞赏,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许多寺庙在绿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们不仅将所居道场建设得鸟语花香,还到荒山野外参加义务植树,美化山河。五○年代末,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师生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为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北京雍和宫多年来都是北京市绿化先进单位,为北京地区的生态平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台湾地区的法鼓山在环保方面,堪称大众楷模。他们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上”为理念,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创造性地将环保事业融入信徒的日常生活,以宗教的愿力落实生活环保,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将环保解剖成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环保,一是心灵环保。所谓物质环保,就是将环保落实到物质生活的每个层面,将人的日常行为变成环保行为,包括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身体环保、社会环保等等,所谓心灵环保,是从人的心灵出发,建立环保意识,进而自觉地将意识转变为行动。圣严法师认为,心灵环保是本,物质环保是表,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物质环保,不仅可以改善生态,更重要的,可以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助益心灵环保;有了心灵环保,物质环保则有了自觉性、能动性,有了精神理想和动力。两者结合、互动,即可建设人间净土。圣严法师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环保,一是物质环境的环保,一是正本清源,从人心净化做起,前者治标、后者治本,环保清洁日不仅是号召每个人在这一天内将环境打扫清洁,更是希望将这种精神带到心中,从心灵自律自发,每个人在生活习惯上做到环保。心灵环保讲求的是由内而外的发展,如果从心灵做起,人们就会心甘情愿、自发性地减少浪费自然资源,并且觉得这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牺牲,从佛教观点来看,就是惜福!从心灵净化做起,自然做到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才能建立人间净土。”

  法鼓山的环保方式很多。在生活环保方面,他们提倡用不锈钢饭碗,喝水自带容器。不用一次性快餐碗和纸杯,这样虽然增加了清洗的工作,但天长日久,人人坚持,就会大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用量。洗碗不用化学洗洁剂,而是用纯黄豆制成的清洗剂,以利溶解。实行垃圾分类,动员流浪动物认养,为猫犬结扎,在身体环保方面,以“养生护生”为饮食原则,提倡“无污染饮食”。在礼仪环保方面,供佛时不提倡烧香、烧冥纸;供品用花果、清水。提倡佛化奠基、佛化祝寿、佛化婚礼。在社会环保方面,为了在全社会扩大法鼓山的环保理念,他们时常组织一些社会性的环保活动,如“法鼓山社区关怀环保日”等,据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载:“法鼓山文教基金会从当日早上八时起,在台湾廿五个地区同步举办活动,有两百多个社区和机构参加,内容包括惜福市场、资源回收、净滩、净山、植树、环境清洁、省水、厨余堆肥等。惜福市场是用跳蚤市场的方式,将物品廉价卖给需要的人,物尽其用,减少垃圾,节省资源。

  圣严法师认为,如何建设人间净上,关键就在如何改造心灵。人间净上在每个人的心中,心中有净上,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就出现净上。为此,要爱护自己的环境,把环境当作自己的脸。我们要像吸尘器一样,那里脏就把那里吸干净,时时干净处处干净,生活环境的品质提升,就是净上。

  圣严的实践,不仅为佛教徒的自我完善提供了现代方式,更为佛教参与当代社会,指明了一个重要方向。在未来的世纪,发扬佛教优良因素,致力全球环境的改善,对全球生态平衡,对佛教自身发展,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结语

  世纪之交,当现代化浪潮将地球及人类带入可能毁灭之际,佛教的生态理念与实践,给予我们有益的启迪。佛教能够为生态危机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一方向,值得佛教徒和全社会充分注意。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至九月四日,美国芝加哥召开了有六千五百人参加的世界宗教会议,大会《宣言》首先描述世界的苦难,就是和平正离我们而去,“我们谴责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滥用”指出:“宗教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宗教可以提供单靠经济计划、政治纲领或法律条款不能得到的东西。即内在取向的改变,整个心态的改变,人的心灵改变,及从一种错误的途径向一种新生命方向的改变。”

  对生态问题而言,佛教的作用也是如此。仅凭佛教,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但佛教的确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展开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在精神实质上,佛教是后现代的。珍视、借鉴、发扬佛教生态理念中的优秀因素,避免现代化过程的弯路,这对中国人应当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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