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年(六十五岁)：这一年，写成了‘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精校炖煌本坛经’，是附带写出的一部。这部书的写出因缘，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报中副栏，曾有‘坛经’是否六祖所说的讨论，引起论诤的热潮，参加的入不少。我没有参加讨论，但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值得研究一下。我觉得，问题的解决，不能将问题孤立起来，要将有关神会的作品与‘坛经’炖煌本，从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这才参阅早期禅史，写了这一部；得到道安、圣严法师的评介。

　　六十年(六十六岁)：春，写了‘神会与坛经’，这是批评胡适以‘坛经’为神会及其弟子所作而写的。夏天，深感身体的不适，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因缘；似乎因缘已到了尽头。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十月，移住台中市校对‘妙云集’的静室，隐居养病。那时，因‘中国禅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评讦，所以辞去‘海潮音’社长名义，并发表‘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脱稿。这是意外的一部写作。在台中静养时，偶然阅览‘史记’，见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话。扩大探究，从不同的民族神话而知各民族的动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费了一年多时间，写了这部书；意外的身体也好转，体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我觉到身体衰老，对从前要将‘印度之佛教’，分别写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所以选择重要的，从部派而发展到大乘佛教的过程，与初期大乘多样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贯理念，去年来开始作一重点的论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八十多万字的写作，时写时辍，经五年而完成。论究的问题不少，资料又繁多，这部书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萨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能或重悲愿的难行道，而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贡一主要的线索”。本书出版后，评介者有杨惠南与万荣勋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岁)：四月底，‘如来藏之研究’脱稿。这是重在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真常论的早期思想；融摄“唯识”(心)而成“真常唯心”，还没有多说。七月，写了‘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读‘佛性与般若’，这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见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辩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七月初，‘杂阿含经论会编’完成。吕澄的‘杂阿含经刊定记’，早已指出：‘瑜伽师地论’“摄事分”(除律的“本母”)，是‘杂阿含经’的本母，但内容过于疏略。我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明确的对比排列，但还小有错误(现已改正)。所以重新论定，断定‘杂阿含经’缺少的两卷，原文是什幺。将‘杂阿台经’的“修多罗”部分，与论文并列。经文的“祇夜”、“记说”部分，也一并排列；并附入我的‘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于前。在比对配合等过程中，心如等给以很大的帮助。日本名学者水野弘元评论为：“印顺法师说之‘杂阿含经’一文，不论就其组织型态，乃至其复原层面，都是极其合理的！其评审、确实及其整合等点，都远远超逾于日本学者的论说”(关世谦译‘杂阿含经之研究与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岁)：九月初，三万余字的‘游心法海六十年’脱稿，叙述自己的学思历程与写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脱搞，从佛法、部派、般若经，到龙树论而完成缘起法即空(性)即假(名)的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别的写成多少部，所以没有再版，台湾也就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妙云集’出版以后，知道的人多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出版的，看来这部书终究非出版不可。五月里，我把这部书，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错误而应该修正的，附注参阅我所作的某书某章某节。这样，我又写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后记’。“佛涅盘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发展演化中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为了适应信增上人(也适应印度神教)，施设异方便，对佛法的普及民间，是有功绩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着手于‘方便之道’的写作，已写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约十五万字。由于体力日衰，想到应该先写的，就停止下来。

　　七十五年(八十一岁)：一生的写作，感觉到对佛教没有什幺影响，当然也多少有人赞同，有人批评。所以搜集起来，编为‘法海微波’，作为一生的纪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岁)：我对印度佛教，已写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没有能作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得心愿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来，即开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约二十七万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七、八月间，忽从一个“心”字中，发见、贯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扼要的写出了(三万多字)‘修定──修心与唯心 秘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读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开始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三万字)，简要的从“印度佛教嬗变历程”，说明“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而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夏、秋间，又写了‘读大藏经杂记’，‘中国佛教琐谈’。 八十年(八十六岁)：‘大智度论’是龙树所造，鸠摩罗什所译，这是中国汉译保有的大论，也是我“推重龙树，会通阿含”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知道外国学者，有否认是龙树造的，或想象为罗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体衰弱，不能长篇写作，引为遗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学的赞助，我才搜集资料，分别章节，口述大要，由他笔记整理成大约六万字的‘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并于“东方宗教研讨会”上发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写了‘“印顺法师对大乘起源的思考”读后’。这是对“在家主体”意识者误解我的意见而写的评论。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写了‘大乘起信论与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颗”读后’。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写的，到现在已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年中，虽说没有什幺可写的，但到底过了这幺久的岁月，也有多少可写的。所以去年腊月起，虽大病出院不久，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编入‘妙云集’下编十‘华雨香云’的‘平凡的一生’，照旧不改动)。

　　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些了。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从‘妙云集’出版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这一理念，在传统的现实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种在沙石中，很难见茁壮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见三十一节)，壮年没有理想，晚年当然也没有过分的希望，尽自己所能的写出而已！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他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幺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法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鬓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岷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与这位远地的法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曾通过信，不知他听了谁的称誉‘中观论颂讲记’而自动发心赞助，因缘实在希有！从上面所说看来，共同研究的学友，师长，远地的法师，居士，都为我的著作出版而发心，纯为佛法的弘扬着想，出钱出力，没有丝毫的功利观念。这是使我感动，使我永续的为佛法而奉献身心。只是不能推动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进步，不免心生惭愧！

　　来台湾以前的写作与讲记──长篇的，可说都已出版了。出版书，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所以每部书出版后，除了部分赠与有缘人外，在四川时，由汉院流通处代为流通。抗战期间，纸张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离四川时，只带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册回来，偶尔赠送，也就没有了。留在汉院的，再也没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观今论’，‘太虚大师年谱’，由出版者流通外；其它的书，香港由东莲觉苑代为流通。台湾方面，每本书出版，总是寄一部分到善导寺流通处，那还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场。在这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刻，流通量当然不大。四十二年，我决定定居台湾。五月返香港，东莲觉苑存书，承全部折价付给我，以后也就不再烦累流通了。台湾善导寺流通处，也将过去出售的结算给我，继续代为流通。这笔书款，除保留部分作为出版费外，一部分作为修建福严精舍的费用。十年来不断出书的时代过去，在台湾将是另一形态的开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冬天，我主持善导寺的弥陀佛七，每日开示，记为‘念佛浅说’(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由善导寺护法会印行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佛法概论’修正后，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岁)：‘药师经讲记’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些论文及讲录，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顽石点头’──四册。自己深感近年来的多障多病，所以编印四册，是以结缘为主的。前三册，除‘人间佛教’改为‘佛在人间’，都已编入‘妙云集’下编，但内容已有所增加。‘妙云集’中没有保存‘顽石点头’名目，内容分散编入下编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写作中，这是流通量较大的一部。以上这几部的出版，负责出版校对者，我已忘记了，大抵与当时‘海潮音’的编校者有关，也有住在善导寺的人帮助。我的书，起初在善导寺校对流通。台北慧日讲堂在五十年落成后，就将书运到慧日讲堂，由住众法师一人负责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修身之道’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六‘我之宗教观’)。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九月，‘宝积经讲记’出版。‘上帝爱世人’与‘“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香港与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册结缘。五十三年，我来台湾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国，弘法，尽做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比之早年的专心佛法，真是得不偿失。这样，(国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室自修。虽掩关只有一年，但又将进入法义深观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六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四十五万字)出版。常觉学友负责校对；乐助出版费的，是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这一年，又出版了‘谈人世与佛学’(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 )。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冬，开始编集‘妙云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这是将我过去的写作与讲录，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专着外，总合的编成字体、形式等统一的大部。全集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七册；中编是十万字以上的而独立成书的，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六册；下编是各种文字的类集，十一册──全集二十四册。上编与中编，是容易编定的，先以上编的‘胜鬘经讲记’付印；下编，到六十年夏天，才分类编定。

　　六十年(六十六岁)：三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出版。六月，‘中国禅宗史’(二十八万字)出版。

　　‘妙云集’的出版，有不少难得的因缘。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趟，承各位长老的惠与，善信的供养，可说收获丰盈，这才决定这部书的出版。在出版过程中，香港三轮学社的邵黄志儒，特地送了港币参万元，使印费不致困窘，这是意想不到的胜缘。二、据说台中的价目要便宜些，所以决定在台中出版。为了校对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区，购了一处小型的静室，这就是我后来在台中养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还是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的人员。慧润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体的健康很差。他从学院毕业回来，就让他去处理校对，出版的事务，多少活动，可能身体会好些的。起初是慧润一个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学性滢来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来。大家都是同学，共住一处，负起了这部书的出版任务。至于我自己，除了书的先后编列，确定字体，负责印刷费用外，一切由他们去处理，我是不大顾问的。

　　我出版的书，起初并不畅销，直到‘妙云集’出版，才有较多的人知道，因‘妙云集’而进入佛法；社会经济又日渐丰裕，‘妙云集’的流通量，也渐渐的提高了。在‘妙云集’出版过程中，还同时出版了两部书：一、‘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由性滢、慧润校对，也请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国禅宗史’，也由性滢等校对。

　　六十年(六十六岁)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过了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虽然我的业缘末了，以后还有写作，但进度不免迟缓了。以后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岁)：十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由菩提树杂志社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同时，‘古代中国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三十四万字)出版。这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华冈出版社出版，出版费用自备。书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费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往生净土论讲记’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七十年(七十六岁)：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这是费了五年的时间，一千三百余页的钜着；再加索引，不下九十万字。校对方面，性滢、依道、慧润外，又有心如同学来参加校对，并检查引文的出处，文句的是否正确。索引方面，得到洪启嵩、温金柯、黄俊威、黄启霖居士的发心。这一年的十二月，‘如来藏之研究’出版。校对与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负责。

　　以上各书，除‘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书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变。从民国五十年，台北慧日讲堂成立以来，我所有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依慧日讲堂流通的。当时流通量不大，所以请一位讲堂的住众发心处理，如宏印、显如等几位，都曾负过这一任务。不过时间长达二十年，发心负过责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书的出版，起初是用没有实际组织的“正闻学社”名义；后来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云集’出版，印海学友也在慧日讲堂建立正闻图书馆，我也就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出版。到七十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闻出版社，与印刷厂联络及日常事务，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滢；以后有书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对方面，虽然性滢以外，慧润等渐渐移住到高雄、屏东，但校对主要还是依赖他们。对于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没有摄受人的善巧，所以写作的出版，能得到学友们的代为处理，总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在香港出书，是得到演培与续明的助力；在台湾出版‘妙云集’以来，都依赖性滢，依道，心如，慧润──四位。我对人平淡，对他们是与住众一样的。我信任他们，后来我几乎只是把书稿交给他们，我就不问了。演培等来汉院共住而相识，性滢等只由于慧润的同学关系。佛学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宣扬佛法，大家都是为此而努力。我为此而写作；代为记录的也如此；与厂方接洽，校对出版的，代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宝的护持下，都自动的愿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为：我对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确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写出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虽对佛法有一发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写某一部分，还是在研求，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写作一部，对这部分问题，有更为明确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说：阅览不如讲解，讲解不如写作)。我相信，记录的，负责校对的，在与佛法不断的接触中，对佛法也会有所进步的。所以写作与出版，我与协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而已！ 以后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五月，‘辨法法性论讲记’出版 (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

　　七十二年(七十八岁)：九月，‘杂阿含经论会编’(三册)出版。这是‘杂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摄事分’(解说抉择契经部分)的会编，不能说是我的作品，但所费的心力、时间不少。“经”方面，次第倒乱的，缺佚而以余经编入凑数的，都从研究中改正过来。“论”方面，有有论而没有经的，经研考而知是出于‘中阿含经’，也有属于‘长阿含经’的；也就因此论定为本来是附编于‘杂阿含经’，后来才编入‘中’、‘长阿含经’的。另外又写了一篇‘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约四万伍千字)，附编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月，‘游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五册 )。七月，‘空之探究’(十八万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万字)出版。 这可说是我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研究的结论。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二月，‘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三册)。八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出版(今编入‘华雨集’四册) 。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八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由东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一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日译本，由正观出版社出版。四月，‘华雨集’全部五册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短篇或长篇，有的还没有发表的。这部书编好后，将原稿交给正闻出版社，确已好久了，但序文说：“民国七十八年一月，序于南投寄庐”(即今永光别苑)，时间未免过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脱落一“十”字的校讹，因为这篇序，不可能较‘修定──修心与唯心 秘密乘’，‘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写出更早的。

　　一生的写作、记录而已出版的，就是这些。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二八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幺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幺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幺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刹。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发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彩。我本着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沉；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二、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下免失望的事。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发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沈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沉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参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的一人。译经院成立不久，我就进入大病、长病的阶段，所以不知成立后的情形如何。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幺，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贡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知道。不过，七年的时间，动用译务、事务的入不少，所费应该是不少的。如停译而毫无成就，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办医院，译佛经，我们都无条件的赞助过居士们，而结果都等于零。我不会怪那一位，只是为中国佛教界(美国佛教会，也是中国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怅!

　　三、周宣德老居士对现代佛教的年青化，是有贡献的！虽在‘佛法概论’的风波中，他也曾劝我：中国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无限的谣言中，他也信以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赞同丘汉平居士的建议，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同学的接近佛法，也征得南亭长老的赞同。丘居士当时是中佛会“国际文教”委员，想到我这个空负名义的主任委员，觉得应该征求我的同意。那时，我在菲律宾岷尼拉，宣老就写信给我，叙述情形而希望我赞助。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学子接触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一份。这样，由南老与我、丘、周──四人四份，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但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异议，又加入一位委员(不负经济)，大专奖学，就这样的开始。接着，各种奖学基金纷纷成立，都由宣老负责奖学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发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内，成立佛学社团，共六十多所，这可说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动。他有教授资格，是老党员，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这样的成就。有些长老，怪他不请法师去开示，不引导学生来归依，其实宗教色彩太浓，在那时是不太适宜的。是六十X年吧！宣老从美国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为大专院校同学集会的活动中心，原有的二层建筑，已不敷使用，决定加建三层，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回信表示，愿随喜赞助。后来，我派人去台北，带去一封给宣老的信，并台币参拾捌万元(合当时美金壹万元)。随喜乐施，是不用宣扬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国为我祝寿并座谈，宣老提起这件事，被记录而刊登在香港的‘内明’，所以我也就说到。从奖学基金而引起成立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使台湾佛教年青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没的。在我与居士团体的关系中，这是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现在宣老已去世了，愿继承这一事业的，能永远的引导学生，趋向于纯正的佛法！

　　三0 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交，虽没有什幺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着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一、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二、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幺(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着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黏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幺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沈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沈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上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黏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沈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移住台中县太平乡华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岁)冬，身体又感到不适，到南投永光别苑(起初没有名称，我称之为“寄庐”)小住。这里很宁静，山上空气又好，所以后来时常来住；特别是夏天，气候清凉得多。不过身体又越来越差了，下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多说几句，气就会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岁)腊月八日，我还知道腊八粥煮得下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摇摇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明圣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经室中坐。我不知什幺病，只是近来有些头痛而已。明圣预定十二日去花莲检查身体，机票也买了。见我的情形异常，怕去花莲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车送我到大甲蔡博雄医师处，这是经常关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两天后，转沙鹿光田医院，经扫描发现，左脑部有瘀血，需要赶快开刀。明圣向真华法师报告，真华与花莲的证严(慧璋)连系，决定转移到台北的台大医院。台大方面，由曾汉民大夫率车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后，进入加护病房。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记忆，连怎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时，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呢！但记忆完全失去了。从加护病房转住病房，五六天后，才完全清明过来。到八十年(八十六岁)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脑部积有瘀血，可能是跌交碰撞而引起的，会发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类似中风的病态。亏了明圣要去花莲，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的病。他要去花莲，是我又一次的难可思议的因缘。出院后，先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雨精舍。春末，患了带状庖疹，拖了三个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严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参加盛大的庆典。人客见多了，引起血压升高，脉搏增快的现象。冬初，去屏东法云精舍小住──这是依道、慧润建立的道场，因鼻过敏而引起鼻炎。回华雨精舍后，发生腰脊骨神经痛，真是起坐为难。在惠民医院电疗，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夏天，去永光别苑静养，承真智把日产的小型电疗器给我，起初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小时，后改为上午一小时，腰脊痛渐渐的好了，但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断除的。冬初去花莲静思精舍，鼻炎又大发，右#HZK 4382.3腮都肿了，凭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针，七天才算平复。从脑部手术以来，语言的声音响亮了，见我的人都说我身体好。其实，带状庖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连三的小病，身体越来越衰瘦，到去年──八十二年(八十八岁)春天，体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齿、记忆力等，老年不免多少变化，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华雨精舍，在下层肋骨左右连结处(呈三角形向下)，偶尔有些痛，也没有注意他。九月二十二日起，那里相当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还有发烧现象。二十五日，经王辉明大夫的联络，进住台中荣总医院。经诊断为胆结石，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为了我身体的衰弱，先调理而后(初十日)进行割胆手术，顺便对大小肠调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经休养，病是完全好了，但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到了老年，病越来越多越重，八十九岁(八十三年)的我，不会希望体重增加，而只是由他去瘦吧！又病又瘦，瘦到不能再瘦，那就是业缘了结的时刻，不过以后的瘦与病，不能再执笔记下来了。

　　三一 我缺少些什幺

　　今年八十九岁了，思想与行动，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不到十亩的田地，父亲却在一家小南货店里作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我生下来就患了一次重病；母亲的身体弱(晚年健壮起来)，奶汁不足，所以身体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幺大病的。身体寡薄，而发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成得现在这幺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关系。

　　我生于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幺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我只有一个姊姊(出嫁几年就死了)，家里人口简单。六岁(民前一年)的六月，我进私塾去读书。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先是进私塾，后进小学堂去读书。新仓镇离我家七里，是近钱塘江的小镇，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在家里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正轨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间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回忆起来，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幺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幺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里。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里，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幺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别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发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发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现在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幺，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幺。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幺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发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七年(十三岁)秋天，就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读书，一直到十六岁夏天。我的老师(医师)并没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学习。我了解一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幺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我实在记不得；记不得，也就失去了兴趣。但什幺药能延年，什幺药能长生，什幺奇经八脉，什幺医道通仙，却引起我的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读些‘浚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慧命经’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却是不好懂。“欲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决定学仙去，但当下被父母发见了。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父亲见我学仙着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九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我往来于家乡、新仓、袁化──二十几华里之间，在破庙里及商务印书馆，求得了几种佛教的经论，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二十年(二十六岁)到闽南求学，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就在闽院讲课，而听讲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学。这幺看起来，五、六年来阅读经论，也有些佛学的概略知识了。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幺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幺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幺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幺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幺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三二 最后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幺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幺可说呢！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xxx年x月x日，无声无息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