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之毒素，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发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嗔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嗔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 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主义，绝无少分之相染。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能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能”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发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幺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着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常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幺？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能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能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着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能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幺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别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幺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着！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幺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着“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着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幺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幺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着。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幺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幺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幺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一六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吧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x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幺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幺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末，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尽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它也没有什幺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幺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别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消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幺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藉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幺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幺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复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里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着(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幺？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产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着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老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离，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幺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二、悟一是江苏泰县人。南亭法师是泰县首刹光孝寺的住持；悟一曾在光孝寺读书，是离光孝寺不远的一所小庙的沙弥。大寺与小庙，地位悬殊，所以过去的关系平平。悟一到了台湾，除与同戒又同学的新北投妙然，有良好的友谊往来外，平静的在精舍住了两年。自从到了台北，表现出沈着与精明。现在是善导寺监院，各方也就观感一新了。四十五年那一年，章嘉大师呈请中央，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南亭、东初为召集人。这一中国佛教的动态，暗示着派系的对立。当时，有“苏北人大团结”的酝酿。演培是苏北高邮人，也曾为“苏北人大团结”而团团转。从大陆来台的法师，苏北人占多数。上有三老：证莲老(天宁寺老和尚)、太沧老(金山和尚)、智光老(焦山老和尚，南亭法师的剃度师)，三老是不大顾问世俗事的。三老下有二老，就是被尊称为“南老”的南亭法师，“东老”的东初法师了。长老是领导者，青年法师的团结，表现为‘今日佛教’的创刊(这是四十六年的事)。‘今日佛教’有八位(？)社委，地位一律平等，以表示团结，这是以悟一为主力而开始推动的。我从南港疗养院回来，慢慢的知道了这些。这一地方性的团结，与中佛会的整理委员会相呼应。

　　悟一是沈着精明而有事业心的。从小出家，如老是依附平淡的，重学的，主张不与人(作权力之)争的我，虽然出家不是为了打天下，但到底是会埋没了他的才能的。自从到了台北善导寺，在“苏北大团结”中，倾向于苏北的集团利益(当然是为了自己着想)。对我与精舍，看来表面上还是一样，但我是深深的感觉到了。当时，为了整理中佛会，为了入党，子老、悟一、演培，正打得火热。我应该怎样呢！常住在善导寺，以法来约束一切，是可能的。要悟一履行诺言，一年到了回精舍去，也是不难的。想到了我的出家，我的来台湾，难道就是为了善导寺而陷于不可解脱的缠缚中吗？“苏北大团结”，等佛教会改选完成，难道就不会以我为对象吗？台北首刹善导寺，对我没有一些诱惑力，我还是早点离开吧！我与悟一是心心相印的，他是会知道的(子老与演培，当时都不明白)。不过，我没有损他，正如以建立福严精舍名义，而割断了与净业林鹿野苑的关系一样。

　　我以书面向护法会辞职。子老知道我决心要退了，就不免踌躇，请谁(为住持)来为他维持善导寺呢！他一再与我商量善导寺的未来人选。他提议福严精舍的三个人，我不能同意。最后我说：“要我提贡意见，那末南亭法师是最理想了。不说别的，最近在整理佛教会的关系上，你们也非常的协力同心”。子老不以为然，我说：“那末道安法师，这是赵炎老“恒惕”、钟伯老(毅，都是护法会的有力人士)所能赞同的”。他又不愿意，我说：“那末演培吧”！我的话，其实我是讥刺的。子老一心一意的，觉得演培在台湾，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瞒着我而进行一切手续。可是，他竟然会(白费种种手续，而)将演培留下，继任善导寺住持。在子老的心目中，去日本联络佛教界反共，还是不及为他维护善导寺的重要(我的住持名义，仅一年半，我是将善导寺交还护法会，我没有交给任何人。善导寺住持，演培是不适宜的。但父子之亲，有时还不能过分勉强，何况师生？有些事，说是没有用的，要亲身经历一番，才会慢慢理会出来。可是这幺一来，我对善导寺的关系，断了而又未断，断得不彻底。因为在长老法师们看来，印顺交给演培，这还是印顺力量的延续。无论是顺的因缘，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因缘就是这样的。 在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九月十五日，我正式离开了善导寺，心情大为轻松。常时我以什幺理由而提出辞退呢！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伤和气。我以“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务寺务，两难兼顾”为理由。但就是这些表面理由，又成了逆缘，而受到相当程度的困扰。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幺。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契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幺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幺，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归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幺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幺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着去香港，一切工程由一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着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曾任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惿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惿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我福报大，我不承认，我就是没有福德，才多障多灾。建筑方面，是佛法的感应吧！也许在这点上，过去生中我曾结有善缘的。

　　一九 好事不如无

　　台北慧日讲堂的修建，是我主动的要这样去做的。我没有随顺因缘的自然发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扰。这又恰好与当时善导寺(与我断了而又似乎未断)的内部风波相呼应，增加了进行的困难。

　　我与老学长道源去泰国，经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说：“印老！你原来也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的”。我说：“是的，你以为我喉咙会发痒吗”？我没有口才，缺乏振奋人心的鼓动力，对宗教宣传来说，我是并不理想的。我的对外宣讲，每是适应而带点不得已的。那为什幺要建立慧日讲堂？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而且，对精舍的学众，也可给以对外宣扬的实习机会。另一重要原因，是福严精舍在新竹，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严精舍护法会，还依赖善导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动。然在我的观察中，善导寺的问题，不久就要到来(这在演培、续明他们，也许不会理解，所以他们也不大热心于建立慧日讲堂)。到那时，与台北信众的联系，将缺乏适常的地点。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就与几位居士谈起，要他们先代找一块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进行筹建讲堂。我就到菲律宾度旧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八月七日(国历)回台湾的。在菲时，曾接到有关修建的两封信。一、精舍住持续明来信：国历四月四日，姜绍谟居士介绍一位徐(大使)夫人，来参加般若法会。他愿以台币拾万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观音殿。续明不肯作主，说要问过老法师。二、曾慧泰来信：孙(立人)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法，将来建筑经费，想请他发心(据说：张清扬居士常去邻近的黄蕴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谈起来，对现在的住处，也有些不满。对佛教，大有要护法而无从护起的感慨。慧度与慧泰、慧琦有往来，也就谈到了我，张清扬居士就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他们直觉的以为可护助我修建讲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现阶段(立人将军已退职)，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内情，居士们不完全懂得！被苏北佛教界推尊为少老的张少齐居士，与张清扬居士结成儿女亲家，张清扬居士也就常住在张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张居士，以张居士的意思为意思，这怎幺可以直接向孙夫人筹款呢！这两封信，结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台北，曾慧泰与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热心。但有些话，我是不便向他们说的，只是劝他们不要向孙夫人募化。他们竟自以为然，去张清扬居士处，请他为讲堂的建筑而发心。没有几天，张少齐居士主办的‘觉世’，发表了消息，说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顺老法师有善导寺的大讲堂(我离去了善导寺，谁不知道呢)，现又在台北筹建讲堂。老法师在菲律宾，有侨领供养美钞壹万元；某大使夫人也发心多少，老法师的福报真大！这一消息的反面意义，是：有了大讲堂，为什幺要再建？要建，建筑费也足够了，不用再乐施。张居士真不愧为苏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与隆根见了这一消息，赶着去质问张居士，认为不应该如此破坏。张说：据马路新闻(传说)，还不止这数目呢！两人无可奈何，气忿的来见我，我说：“你们去质问，根本就是错了”！这就是向张清扬居士募款得来的反应(还有与慧芬有关的无头信，可以不必说了)。

　　所说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难中曾蒙观音菩萨的感应，所以要发愿建像供养。徐大使调部服务，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姜绍谟，知道姜居士现任中佛会常委，就把建观音殿的事，全权拜托，这才介绍到精舍来。我在八月初，约见了徐氏夫妇与姜居士，我建议要在台北建讲堂，如在讲堂中供一观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来礼敬。当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决定(后送来台币五万元而了结此愿)。徐夫人曾说到：北投佛教文化馆向他建议：修一观音阁，附几个房间。这里风景好，可以来度假、避暑，预算约三十万元。后来，有人说我抢了别人的护法。唉！来精舍是那幺早，我没有送礼，没有登门拜访，一切出于自愿，是我去与人争利吗？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筹建讲堂的一念，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其实，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缘，更大的困扰，还在后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无！

　　二0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幺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幺”？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幺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幺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幺？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幺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幺，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幺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着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幺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着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着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是胜利了。至于能否执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认失败了。

　　默如又不得不辞退了。五十年夏，由护法会礼请道安法师住持，以尊重二位监院的确定地位为前提。从此子老也从事实经验中，知道了悟一的确能干，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处理，也就相安无事，恢复了两年前的友善，在善导寺过着宁静的晚年。道安法师渐渐少来了，不来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护法会推介，礼请悟一为住持。纠纷，是很不容易安定的。远些说，从我来台湾，住入善导寺开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结束。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要被子老与演培牵涉到。等到演培辞退，我多年来的愿望，才真正的实现了！

　　子老曾经写了一部‘ 百年一梦记 ’，别的事情，倒还记得清楚，独对二年多为善导寺的护法奋斗，竟没有说到。子老毕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记近年事的。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里去。而一经和好如初，子老还想请悟一来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毕竟是老了！

　　二一 内修与外弘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着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着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共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共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x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壹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及几位年青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幺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着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幺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幺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幺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热望有这幺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二 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幺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幺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来说：“慧泰与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筹款的事，台湾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陆来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发心联络推动”！这原是我体谅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误会。慧泰提出了这番旧话说：“自己年高而没有用了”！我问：“那为什幺这样热心的为我找觅建地呢”(不买地岂非就没有事)？他说：“师父交待我，我当然要去做呀”。我理会到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尊重大家的意见，福泉庵不再建筑了。建国北路方面，过了二月十九的观音法会，决定解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慧瑜他们知道了，当然心情苦恼，到那里去呢？大家集体同行，(杨白衣介绍)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约四个月后，又移住赤崁的净华寺，以后才渐渐分住了。我听了玄深的话，开始收女众为徒，自己不能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回想起来，总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国北路(房屋后来卖去，在嘉义建妙云兰若)的人事解决了，但银河洞那边的这块地，怎幺处理呢！我想：买地的钱，是我拿出来的，但这到底是以前信众供养的，我还是结个善缘吧！谁要在那边建佛院，我就无条件的给他。首先，乐观长老要建一道场，我带地去看地，并把所有权状交给他。只要他决定在那边兴建，我就办赠与手续。但后来，乐老觉得路小而又上高坡，运费倍增，自己无力兴建，将所有权状还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会寺安居，认识了明彻，两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与明彻来见我，希望我赠给他们。我同意了，他们就在那边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风格很特殊，在漫长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没有什幺信徒。到了晚年，两人忽而意见纷歧，纠缠不清。唉！如没有佛法的正见、正信，也许会说：这块地是使人一直困扰的地呀！

　　二三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我来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美、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去美国是为了养病，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

　　去菲律宾的因缘，主要是妙钦的关系。四十一年冬，性愿老法师就托施性水等来邀请。到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我才初次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妙钦去锡兰深造，我是住在华藏寺。正月中，曾在信愿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说法，听众还能始终维持。居士林的施性统、刘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岛弘法。曾在宿务、三宝颜、古岛、纳卯说法。在宿务──华侨中学操场的晚上说法(三天)，听众最多，这是吴陈慧华居士(一般人称之为“屋婶”)的号召。我来往宿务，就是住在吴府的。慧华是极虔诚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务有良好的声誉。南岛的一月，正是热季，多少辛苦了些(回来病就渐渐重起来)。但宿务的说法因缘，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慧华与梅生共同发起了创办普贤学校。后来，唯慈一直在那边服务。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夏天，我又到了马尼拉，正宗同行。那时，妙钦已经回菲了。这一次，是为性老讲经祝寿而去的。我讲的是‘药师经’，由妙钦译为闽南语。菲律宾的佛教，由性老开化，时间还不久。僧众少而又是都从闽南来的，还保有佛教固有的朴质。我那时的印象，菲岛的佛教，是很难得的。信愿寺自性老退居以来，由瑞今法师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时已向性老辞退，而寺务还在维持。性老在郊区，又另建华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构想，合一应该说是好事，但信愿寺住持还不曾解决，二寺联合的住持，应该更难产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闽南人，在我的心目中，这里的佛教，总是要闽南大德合力推动的。我只能看作机器的润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顺利的推行下去。从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来菲律宾一趟。弘法是虚名，对寺务──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仅有形式。如要说做些什幺，那只有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满、妙钦诸法师，都热心的想成立一所学校，由信愿寺来支持。对于办学，性老是从来不反对的。但闽南的法师们，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辈，没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话，也就不敢进行而一直延搁下来。我觉得，这是容易的，一切齐全，只缺一滴润滑油而已。我以“大众的决定”为理由，向性老报告，性老也没有话说，能仁学校就这样的开始进行。学校成立以来，信愿寺全力支持，由妙钦去亲自指导，听说已由小学而办中学了。我应性老的邀请而往来菲岛，并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对妙钦的良好建议，我也没有能实行。回忆起来，好似有什幺亏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天，我去了星、马。星、马，我应该早就去了的，特别是四十七年，星、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马尼拉，就联名来邀我，我也准备去了，但结果没有去。因为，一、我早有去星、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千万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这次，我是决心不管这些而要去了。但星洲政局，恰在这时候变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了；那时是联共的，连党名也加上“人民”字样。趁这个时候赶着去，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二、金门炮战发生了，我身居海外，觉得情况严重，我应该回国与大家共住。其实台湾的人心，非常安定。就这样，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星、马佛教同人的那番热心，我非常抱歉，这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讲堂，定期举行落成开光典礼，请我去开光。我那时身心渐衰，已失去了游化的兴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请，我一定不去，以过去的友谊来说，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约常觉也去。

　　在星、马，有的是厦门相识的道友，如广洽、广义、常凯、广周、广净、广余……；本道是戒兄；优昙与竺摩是老同学；胜进与明德法师，曾多次通信，而对我作道义上的鼓励。般若讲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说了。印实师弟而外，还有慧圆、慧平等前年(五十五年)来台湾依我出家的好几位弟子。我一向是平淡的，无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识而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什幺大障碍。所以星、马的游化，在平和的情况下，到处受到亲切的招待。

　　这次在星洲，主要为五十八年正月，星洲佛教总会为我安排的，假座维多利亚大会堂的两天讲演，讲题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弥陀学校说法。我去了印实为纪念先师而成立的清念纪念堂，又去了先师旧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讲堂，举行了几次归依。陈爱礼女士，也就在这一期间，归依并受了五戒。这次在星洲，见到了闽南长老转岸老和尚，见面时异常的亲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恰在病中疗养，没有能作多多的晤谈。

　　本道戒兄为我办好了手续，我就从星洲去马来西亚，首先到了槟城。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都市，风景优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师的三慧讲堂。在讲堂讲了一部‘心经’，也曾在菩提中学讲演。由此到怡保，晤见了胜进与宗鉴法师。然后上气候凉爽的金马仑；本道老要在这要开建大道场。陪我从金马仑下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见到了镜盦法师。普陀山鹤鸣庵广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时已老病龙钟(与我是亲房同辈)，也难得的见到了。然后到马六甲，会到了对佛教有能力、有热心的金明、金星两法师。又经麻坡，峇株巴辖而回到了星洲。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两次的演讲，只可惜我的语言不能畅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这幺多的地方：访问、应供、讲话、长途汽车旅行，我的身体竟然维持了下来，我也有点感到意外了！ 在星洲时，广义法师提议，愿意为我发起筹措出版的费用：印实也要举行法会，以法会的所得，为我作出版印刷的费用。我觉得，在星洲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优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结法缘。这幺做，会被误会是为了化缘而来的，所以我辞谢了。我深感二位对我的好意！

　　六十一年(六十七岁)：腊月二十一日，在顾世淦居士的陪同下，我乘飞机去美国。我六十年冬的大病，虽脱离危险期，但一直衰弱而不能恢复。美国佛教会沈家帧居士邀我去美国静养，所以这是为了休养而去的。中途经日本东京，在旅馆休息二天，仅与圣严、吴老择等相见。第三天到了纽约，第一次坐了轮椅出机场。在纽约，见到了乐渡、敏智、仁俊、妙峰、浩霖等多位法师。我住在纽约长岛的菩提精舍，多承日常法师的照顾一切，过着清幽安静的山居生活。住了半年，体重从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身体是好得多了！在纽约时，受沈居士的供养，他劝请我长住纽约，为我办理居留证──绿卡。在医院检查肺部时，知道四十多年的宿疾全愈，可说是难得的喜讯！旧历六月底，由日常陪同返台。回国以后，身体又瘦弱下去，不能如期回美，可说辜负了沈居士的一番好意！(去美国是为了养病，说不上弘化，这只是附录于此。)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正月十七日，我乘机抵菲律宾马尼拉，住大乘信愿寺；明圣随行。在我多次出国中，这是自动出国的一次。去年秋季，马尼拉有人来访，知道妙钦患有肝病。知道我的病得张老居士治疗而有效，所以请我代为介绍，没有经过诊断，也据口述病情而取了一服药回去(据说没有服用)。今年，知道病情更重了。想起当年他对我的了解与支持，怀念下已而特地去探望他。每日去医院小坐，正如‘学谱’所说：“别来十五年，倍觉亲切，相对默然。偶尔闲话佛门家常，正不知为喜为忧也”！他的病是没有希望的，我总是说些安慰话。那时，妙钦还是能仁学校的主持者，每为校务而挂念。所以我约瑞老同往董府，劝云卿──贤范出来负责校务，贤范终于答应了。这一消息，使妙钦放下校务的系念。二月十二日，与妙钦、瑞老等相别，顺便去新加坡，住般若讲堂。妙钦终于在三十日去世，我写了一篇‘我所不能忘怀的人’，以为纪念。这次在星安静的注了二月，四月十七日才返台。

　　六十六年(七十一岁)：我又到了星洲。这次的因缘是：金马仑是马来西亚的名胜区。山上有三宝寺，本道老法师去年才修建完成。本老今年八十嵩寿，受教内长老们的劝发，所以传授三坛大戒为纪念。我与本老有同戒的关系，所以请我任说戒和尚。八月初四日出发，在吉隆坡机场候机，巧遇戒德学长等，也是为了传戒而来的，所以同机抵星。初九，与星方参预戒会的大德们，同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晚宿观音亭，出席盛大的欢迎会。次日，大家一齐上金马仑三宝寺。戒会于八月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星、马地区，戒子不多，所以戒会相当清净庄严。每与本老晤谈，谈到这次戒会，深感事务方面的问题多多！戒会圆满了，我再到星洲，安静的住在般若讲堂。在星期间，促成演培编定‘谛观全集’，我写了‘谛观全集序’。十月初六日回台湾，‘谛观全集’也就在台湾出版。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八月十一日，我又到新加坡。这是弟子慧平的自度庵易地重建完成，请我去主持开光，所以这次是住在自度庵的。开光那一天，法会盛大庄严。一向居住的般若讲堂，已由隆根继任住持，我也去住了两天。演培辞退了般若讲堂，移住在女子佛学校舍。我去演培那里，觉得地址小了些，演培也正在筹划择地建筑。八月二十八日就回到台湾，这是我出国最后的一次。

　　有人问我：你是浙江人，为什幺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仪、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的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我虽不会与人有交往的亲密，而到底也有了这幺多的道友。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定居，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着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肠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着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渐渐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如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二五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福慧讲堂；妙钦与续明死了；仁俊在美国弘法；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印海在洛杉矶成立法印寺；幻生也游化美国；常觉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它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别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往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以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沉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着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他的“心情不免沉闷”，使他在六十五年，因患肝病而去世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己的弟子与学生，特别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划，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参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高雄的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发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五十七(？)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终于在六十一年，到美国游化去了。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吧！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幺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发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幺办就这幺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发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幺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二六 写作的回忆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澹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着“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辨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 ，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经序’。秋天，到了台湾，住台北善导寺。写了‘华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台湾，环境有些变化，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整理的必要。长篇的写作等于停止了，写的与讲的，大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 四十八岁)：十一月，主持善导寺佛七，每日开示，常觉记为‘念佛浅说’。这一年，我写了‘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学佛三要’，‘佛法与人类和平’，‘信心及其修学’，‘自利与利他’，‘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慈悲为佛法宗本’，‘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佛书编目议’等。

　　四十三年( 四十九岁)：年初，在善导寺讲而追记为文的，有‘我之宗教观’( 原题为‘佛法之宗教观’) ，‘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这一年，写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点头顽石话生公’，‘佛法有无“共同佛心”与“绝对精神”’？‘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大乘经所见的中国’，‘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应默如学长的商讨而写的，年底又写了一篇‘读“大乘三系概观”以后’。

　　四十四年(五十岁)：去年底到菲律宾，新年在岷尼拉大乘信愿寺说法，‘佛教对财富的主张’(后改题‘佛教的财富观’，贤范、小娟合记)等。二月抵宿务，假华侨中学说法，有明道记的‘切莫误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台北，讲‘菲律宾佛教漫谈’，常觉、妙峰记。在新竹福严精舍，为学众讲‘学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记。‘慧学概说’，‘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常觉记。岁末，因病在台北静养，与常觉等闲谈，常觉记为 ‘福严闲话’。这一年写作不多，仅有‘欲之研究’，‘佛钵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写了‘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龙树龙宫取经考’；‘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六月，讲‘泰国佛教见闻’于善导寺，常觉记。

　　这年的写作，有‘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教法与证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难’，‘舍利子释疑’。并应星洲弥陀学校的请求，为编写‘佛学教科书’十二册。下学期为福严精舍同学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作‘楞伽经编集时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应善导寺住持演培法师请，在善导寺讲：‘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佛教之涅盘观’，‘修身之道’，都由慧莹笔记。 这一年，写了‘宋译楞伽与达摩禅’，‘论佛学的修学’。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导寺共修会，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增补完成，作为新竹女众佛学院讲本，又为偈颂写下简要的长行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初才脱稿。十二月，写‘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为邓翔海居士等讲‘楞伽经’。讲此经已三次，因缘不具足，没有成书，仅留有‘楞伽经’的科判──五门、二十章、五十一节。

　　五十年(五十六岁)：作‘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岁)：夏，讲‘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于台北慧日讲堂，后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九月底，在慧日讲堂启建药师法会，每日开示，能度记为‘东方净土发微’。这一年，写有‘论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七月，盂兰盆法会期间，讲‘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能度记。冬季，讲天亲菩萨所造‘往生净土论’(本名‘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后由顾法严记，名‘往生净土论讲记’。本年青年节前后，台北和平东路某教会信徒，夜访于慧日讲堂，并赠‘新旧约全书’，希望我研究研究。我与‘新旧约’别来已三十余年，所以回忆而写出‘上帝爱世人’，‘上帝与耶和华之间’。因香港吴恩溥牧师的批评，又写了‘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三月，于慧日讲堂讲弥勒菩萨造的‘辨法法性论’，后由黄宏观记录，成‘辨法法性论讲记’。四月初八日，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恢复内修生活。阅览日译的‘南传大藏经’；然后对‘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的部分写作，扩充为‘说一切有部为主 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进行改写。这一年的写作，有‘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关中写的‘论提婆达多之破僧’，‘阿难过在何处’？‘佛陀的最后教诫’。

　　五十四年(六十岁)：掩关期间，写有‘王舍城结集的研究’，‘论毗舍离城七百结集’。教内人士，有提倡改穿南传佛教式的一色黄，所以写了‘僧衣染色的论究’。

　　四月初八日出关。夏天，在台北慧日讲堂，讲‘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后由杨梓茗记录为‘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住报恩小筑。夏天，写了‘法是什幺’。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住报恩小筑。那年是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读澹思的‘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深有所感，所以写了‘谈人世与佛学’，以“大乘精神──出世与入世”，“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作线索，表达些自己的意见。秋天，长达四十五万字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脱稿。在理想中，这是分别重写‘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澹思──张曼涛评论为：“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上，本书或不免还有些缺陷。但在爬梳与理清旧有的汉译文献来说，可断言：已超过了国际上某些阿毗达磨学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住报恩小筑。写了‘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洲，住般若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