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0二 出家难

　　0三 普陀 厦门 武昌

　　0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0五 最难得的八年

　　0六 三部书

　　0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

　　0八 我回到了江南

　　0九 厦门 香港 台湾

　　一0 怀念大法师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一四 佛法概论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一六 我真的病了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一九 好事不如无

　　二0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二一 内修与外弘

　　二二 半天课

　　二三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二五 学友星散

　　二六 写作的回忆

　　二七 出版的殊胜因缘

　　二八 传戒因缘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三0 老年病更多

　　三一 我缺少些什么

　　三二 最后的篇章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八十九岁，出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幺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辨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幺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的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幺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的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宣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的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 出家难

　　民国十四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十七年清明后八日(闰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泉公死了。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祥地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那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的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十九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覆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的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幺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的听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幺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分，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的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那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褔建人，香客也都是褔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别，就向褔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褔泉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实是姜君的哥哥，追踪而来。说好说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个人。我与宗湛还谈得来，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论，就为我介绍。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那位白发白须的当家，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来是太虚大师的戒兄，被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曾经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后，顺从普陀山的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

　　很多人问我：你怎幺会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我想要出家，而会从福泉庵念公出家，这不但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的。然而，我真的从念公出家了。回忆我离家出家的因缘，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学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那本‘普陀山指南’，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因缘是那样的离奇，难以想象！无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导，我终于在普陀福泉庵，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又始终受到先师的慈荫，这不能不说是夙生的缘分。

　　三 普陀 厦门 武昌

　　十九年(二十五岁)十月底，与师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圆下映老和尚。名山的庄严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普陀过了旧年，得到先师的同意与资助，我就于二十年(二十六岁)二月，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闽院)求法，插入甲班(第二学期)。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我就病倒了，精神一直不能恢复。八月初，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实际是易地休养)。在鼓山，礼见了当代的名德──虚云与慈舟二老。我那时出家不久，对丛林规制，佛门惯例，什幺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觉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厦门过旧年。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我的同班同学讲课。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股断然拒绝的勇气)，竟然答应下来。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与人无争，又没有老师气派，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暑假中，我不慎的说了几句话，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里，不可能达成我的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充实。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在师长面前，我是拿不出不顾一切的勇气，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要他们这样的写封信来──你家里的人，来常住找你，吵吵闹闹，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我就凭这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师临别赠诗：“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定来时约，莫使西风别恨多”。我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台湾的学长戒德，那时也在闽院授课，也许还记得有这幺一回事。 我回到了普陀山。初秋，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这个自修环境，虽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好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在这里足足的住了一年半，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在二十三年(二十九岁)正月，又到武昌佛学院去(以下简称武院，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新年里，先与华清(谛闲老的法子)法师去雪窦寺，我第一次礼见了太虚大师。然后经上海到南京，访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栖霞山，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肇启(？)二位，从天宁寺来，也是要去武院的。我在武院半年，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天气太热，我就回到了佛顶山。 六、七月间，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邀我再去厦门。那时，闽院已由常惺法师任院长，人事有了变动。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也就决定去一趟。住了半年，在二十四年(三十岁)正月，我就与常惺法师的法子(南亭法师法弟)苇中法师，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顶山的阅藏楼，直到二十五年(三十一岁)底，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

　　这里，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当我(二十四年)要离开闽院时，一位苏北同学──圣华，搭衣持具来顶礼，说愿意亲近法师。我生于浙江，出家于浙江，所以不憧得这是什幺意思。只告诉他：“我要回去看藏经，将来有缘共住吧”！圣华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后来，他也要来看藏经，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形。并且说：慧济寺是子孙丛林，我虽是亲房，也等于客住。但他误会了，来了。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里，以为我久住佛顶山，将来会在佛顶山做方丈的。他来亲近我，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我发见了他的错觉，一再的谈些佛顶山的历史，佛顶山的家风，但他着了迷一样的，怎幺也不肯相信。二十五年冬天，我离开了普陀，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圣华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虽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耻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圣华的不幸，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叹息！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我平生只有过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间，陷身敌伪下的苦境，可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经过曲折而希奇，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一岁)秋天，我在普陀佛顶山，完成了全藏的阅读，心情顿觉轻松。偶而去客堂(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才听说九月里，蒋委员长(即总统蒋公)五秩大寿。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祝寿。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通告各方：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银圆壹元。这个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动念：天台山国清寺，是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我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地，何不趁此斋会，顺便去瞻仰一下！一举两得，越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单，过海赶千僧斋去了。

　　一到宁波，就去延庆寺，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几位熟识的道友，见我那个挂单模样，要去天台山赶斋，就劝我说：“这次千僧斋会，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几天的国清寺，不但住众挤成一团，无单可安(没有睡觉的地方)，连饮水也有了问题。天台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一块布，那大可不必赶着去受苦。过几天，斋会过了，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到处瞻礼，何等自在”！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听他们这幺一说，也就暂时留下，等过了斋期(寿诞)再去。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吃饭睡觉，实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鸣鹤场)金仙寺，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听说风景优美，芝峰法师及守志(即竺摩)、月熙等同学，都住在那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决定了，就到金仙寺来。这里，倒是一个好地方，湖光山色，风景着实不错！在这里自修，应该是极其理想的，但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太自由了一点。

　　金仙寺住了几天，打算明天要回宁波了。厦门的慧云(俗名林子青)，忽在傍晚的时候来了，他就是从国清寺赶了斋下来的。大家见面，有说有笑。说不到几句，慧云忽然想到了什幺，拿出银元二十元给我(那时的币值很高)说：“知道你在普陀，却找不到通讯处，我也无法寄给你。隆耀说：别的无所谓，只是印顺同学的二十块钱，无论如何，你也得代我交还他。难得在这里遇到了你，我也总算不负人之托了”。慧云来得意外，二十块钱也来得意外，这里面原是有一段因缘的。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下学期，我在闽院教课。隆耀(宝华山引礼出身)、慧云，受台湾开元寺的礼请，一个羯磨，一个教授，要到台湾去传戒。隆耀想到见了台湾的诸山长老，也得备点礼物，表示敬意。他是没有钱的，没有去与有钱的同学商量，却来找我这个穷同学，商借二十元。二十元，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我与隆耀没有特别的友谊，但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他们传戒终了，正想离台返厦，却被日本刑警逮捕，严刑苦打。曾传说隆耀(身体本来瘦弱)经不起刑责，已经死了。二十四年正月，我离开厦门，从此杳无消息，我也早已忘记这二十元了。想不到隆耀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我，自己还在台湾休养，首先就设法托慧云归还我。佛经说：种因的会结果，欠债的要还钱，这原不过迟早──今生或来生而已！

　　慧云是从杭州去天台山的。说到杭州，慧云的话就说开了。“杭州开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是闽院老同学，对于闽院同学，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到了他那里，有吃有住。至于参观游览，那就各人自由。我住在六和塔，已一个多月了”。月熙想到杭州去，邀我同行。出家以来，我没有去过西湖。现在有人导游，还得了意外的财物(二十元)，我也就放下天台山，先作杭州西湖之游了。

　　九月廿二日晚上，才到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第二天(国历十一月六日)早餐毕，妙乘提议：“今天太老(指虚大师)在灵隐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我们是云来集菩萨，也该去参加开经法会才是”。大家没有异议，上午就到了灵隐，我也随众礼见了虚大师。下午听完了经，就回开化寺。晚上，慧云对我说：“太老好象有话要和你说似的”。我说：“我倒没有觉得”。但我心里想：虚大师也许会有话要和我说的。去年(二十四年)国历四月间，为了组织中日佛学会，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我不同意虚大师的态度。大师自己不参加，却默许部分的弟子去参加。我以为：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爱护自己，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相往来。也许措辞过分激烈了，我与大师的联络，也就中断了一年多。

　　过了两天，妙乘在开化寺设斋，供养虚大师，没有外客。在席上，虚大师向我提起：武院要办研究班，这是由上海三昧庵宽道发心每月资助(贰)百元而引起的。有几位研究三论的，所以希望我去武院，指导他们研究。我说了几句谦辞的话，大师以“去一趟”来结束话题。这就是虚大师所要与我说的，说了也就算了。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忽然游兴大发，也许是二十块钱在作怪。离开杭州，首先到嘉兴楞严寺挂单。常住佛事兴隆，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忏。看情形不对，第二天起单，到旅馆去住了一天。多少游览，就搭车去江苏的镇江。访玉山超岸寺，见到了守培老法师。寺主雪松，陪我去金山；又到竹林寺一宿，见到正在编辑‘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震华。回到超岸寺，梵波(也许是养波，一位武院的同学)从焦山来，我就随梵(？)波去焦山。焦山的住持静严，是闽院的同学，在这里受了几天招待。忽有六度(也是去过闽院的)从庐山大林寺下来，要回小庙去，他就成为我漫游的引导者。陪我去杨州；到如皋的菩提社，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我住了好多天，多少领略到苏北寺僧的生活情形。然后经过南通，参观了啬公墓，吴画沉绣之楼──楼上藏有历代名人的观音画像。最后到了狼山，这里也有一位力定同学。住了两三天，这才与六度话别，而搭轮船回上海。三个星期的漫游，漫无目的的游历，钱也用完了，人也累了，游兴当然也就没有了。天台山以后再说，决定先回普陀去。

　　虚大师创办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是附设在三昧庵内的，听说灯霞同学在那里当干事。我在决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去三昧庵看他。谈了一回，准备走了，他说：“下午请常惺法师演讲，你吃了午饭，听完讲再走吧”！也好，我横竖是没有事的。午后，慧云、妙乘，又在这里碰上了，真是巧合！妙乘一直埋怨我：“走了也没说个去处！在你走了以后，太老一再派人来找你”。我说：“到那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呀”！不久，虚大师来了，常惺法师也来了，三昧庵主宽道(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孙)当然也到了。讲演完毕，大家坐下来，虚大师重申前议，要我到武院去。大家帮着大师说话，不善词令的我，在这师友的包围下，实在应付不了。虚大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作旅费。我还是要推，妙乘可说话了：“老法师给几个钱，我们做弟子的，只有说声谢谢。你去不去武昌，都没关系，慢慢决定好了”。不会说话的我，就这样没奈何的收了下来。回到普陀山，越想越不是滋味。我真是不该到三昧庵去的！但我又怎幺知道三星期的漫游，会在这里碰上了呢！约会也没有这幺巧呀！武院，我是去过的，并不想再去；特别是武汉的炎热，我实在适应不了。可是旅费已拿了，拿钱而不去，我是不能这幺做的，除非将钱退回去。想来想去，也许还是(缺乏断然拒绝，不顾一切的勇气)人情难却，没奈何的决定：去一趟，明年早点回普陀山度夏。

　　从普陀到武昌，已经是腊月中旬了。二十六年(三十二岁)的五月初，我就病倒了──老毛病。痾了几天，温度忽然高起来，院方才把我送入汉口某日本医院。住了十几天，才出院回来。天气那样的热，睡眠不足，饮食减少，病虽说好了，身体却还在衰弱下去。国历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日炮声响了。国历八月十三日，淞沪的战争又起。到国历十二月四日，南京也宣告失守。想回普陀的希望，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身体一直在奄奄无生气的情况下。到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七月，武汉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才与老同学止安经宜昌而到了重庆，我就这样的渡过了抗战八年。我为什幺到四川？追随政府哪！响应虚大师的号召(共赴国难)哪，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我是完全不适用的。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一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致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而且是，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的影响了最近几十年来的一切。抗战来临的前夕，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使我东离普陀，走向西方──从武昌而到四川。我该感谢三宝的默佑吗？我更应该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五 最难得的八年

　　最难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义的八年，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五月，武汉外围一天天紧张起来。老同学苇舫(苏北人)，在武院编‘海潮音’，也是当时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说要与向领江的结缘船(行驶重庆上海间的福源轮船)接洽，送我们──我与老同学止安去四川。但是结缘船一班又一班，武汉三镇的尼众去了不少(后来虚大师为他们成立尼众避难林)，就是轮不到我们。七月中，止安着急了，自己出去想想办法，当下就买了两张到宜昌的票回来，陪着我去宜昌，暂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问题严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们是没有能力(有钱也不成)买到的。后来，还是亏了向领江的结缘船，才能顺利的到达重庆。向领江的结缘船，不用接洽，也不用买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上，有饭(素菜)吃；到了重庆南岸，每人还给两毛钱的轮渡费。向领江半生结缘，真正功德无量！我们的船一到，老学长乐观早在码头上摇手，招呼我们。

　　第二天，我与止安就去了北碚缙云山，住在汉藏教理院(以下简称汉院)。法尊、法舫、尘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诸法师，都在这里。最初的一年半中(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师给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没有受过近代教育，记忆力与理解力非常强。留学西藏并不太久，而翻译贡献最大的，是他。在虚大师门下，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我为他新译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润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问他。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特质，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点。他应我的请求，翻译了龙树的‘七十空性论’。晚上，我们经常作法义的探讨，我假设问题以引起他的见解；有时争论不下，最后以“夜深了，睡吧”而结束。这样的论辨，使我有了更多与更深的理解。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三论宗，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法尊法师是引发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他对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终是友好的，经常在共同讨论。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去了贵阳。大觉精舍是华府所兴建，天曦老法师弘化的道场。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孙明照，在汉院求学，就约我到贵阳去。那时是战时，我又没有活动力，所以没有作什幺，只是自修，写‘唯识学探源’。施主华问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种信佛护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传下来，不好意思结束，姑且维持下去。年底，我回汉院过年。

　　到了汉院，就见到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妙钦与文慧。三十年(三十六岁)，我就为他们讲‘摄大乘论’，大家非常欢喜。秋天，演培约了几位同学，到合江法王寺，办法王学院，请我去当导师。导师原是不负实际责任的，但适应事实，逐渐演化为负责的院长。三十三年(三十九岁)夏天，三年圆满，我才又回到汉院。在这一期间，又见到了光宗、续明、了参(俗名叶均)他们。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胜的因缘：见到了法尊法师，遇到了几位学友。对我的思想，对我未来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义！我那时，似乎从来没有离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几天以外，又从来没有离了修学，不断的讲说，不断的写作。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法喜与为法的愿力，支持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

　　六 三部书

　　有三部书，对我早期的写作，资料方面有相当的帮助；而且，见到这三部书，都还有点意外之感。

　　一、多拉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二十六年(三十二岁)，我在武院病了，一直不能康复。由于七七事变，全国抗日，虚大师与法尊法师都从庐山来，留学日本的墨禅学长也来武院小住。墨禅随身带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译的Ta^rana^tha‘印度佛教史’，这是西藏著名的史书。我不通日文，好在译本中的人名、地名、佛法术语，多用汉字译出，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这本书对无着、世亲时代的佛教，后期中观学者的兴起，与唯识学者的论诤，特别是秘密大乘的兴起与发展，有相当详细的叙述。我向他借来慢慢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抗战胜利回来，知道墨禅已在上海去世。这样，这本书“久借无归”，也就成为我的书了！

　　二、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十七年(三十三岁)秋天，我到了四川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学院已经开学，所以我住在(教师住处)双柏精舍，只是自修而已。‘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法尊最近从藏文译出的，虚大师要我为这部书润文。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着的，对秘密乘─“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续的次第作扼要的叙述。我读了这本书，了解到秘密乘严重的天化特性，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真是“天佛一如”。有些术语，我不能了解，就请问法尊法师；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如金刚，莲华等术语，也就能了解是什幺。我的“润文”，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润，内容是决不改的。这部书，汉院刻经处没有出版，托人带到北平，由“北京菩提学会”出版，托人带多少部回四川。这本来是限于学密者阅读的，因为挂名“润文”，也给了我一部。‘印度之佛教’十七章的“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这部书提贡了主要内容，这真是因缘巧合了！

　　三、‘古代印度’：这是‘Ancientindia’的中文译本，是‘印度史’的一部分。三十年(三十六岁)，有人将这部译稿，带到汉藏教理院来。古代的印度，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宗教，流行了千五(六)百年。这部书当然要谈到佛教；为了译稿的更为正确，所以译者送来汉院，希望能对有关佛教部分，加以校正。我以先读为快的心情，取得一读。全书十二章，从“史料及古史”，到“南印度”，我就择要的记录下来。对后来‘印度之佛教’的写作，才有了史的重要参考。而这部译稿的译者是谁，这部译稿有没有出版，我并不知道。我与这部译稿的相见，是非常意外的！

　　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

　　“人命在呼吸间”，佛说是不会错的。健全结实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缘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经验中，如因缘未尽，那死是并不太容易的。说得好，因缘大事未尽，不能死。说得难听些，业缘未了，还要受些苦难与折磨。

　　话，应该说得远一点。我是七个月就出生的；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从小身体瘦弱，面白而没有血色。发育得非常早，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幺高了。总之，我是一向不怎幺结实的，但出家以前，倒也不觉得有什幺病。

　　二十五岁出了家，应该好好的精进一番。但是，“学佛未成成病夫”，想起来也不免感伤。二十年(出家的下一年)五月，我在厦门病了。天天泻肚，同学们劝我医治，我总是说：“明天再说”。我没有医病，问题是没有钱。我不能向人借钱，我没有经济来源，将来拿什幺还人呢！记得故乡的一句俗语：“有钱药又药，没钱拼条命不着”。病，由他去吧！又信同学(普陀锡麟堂子孙)来看我，一句道破：“你是没有钱吗”？“是的，只有一块钱”。他说：“够了，够了，我给你安排”。买了一瓶燕医生补丸(二角八分)，让他泻一下，不准吃东西。买半打小听的鹰牌炼乳，一天可吃三次。用不到一块钱的特别办法，果然生效，病就渐渐好了。但病后没有调养，逢到天气炎热，睡眠不足，身体不免虚弱下来。一位同学死了，上山去送往生。经不起山风一吹，感冒咳嗽，这算不得大病。一直拖到七月，精神还是不能恢复。承大醒法师的好意，派到鼓山去教课。山上空气好，天也凉快了，这才好转过来。

　　二十六年(三十二岁)五月，又在武昌病了，老毛病。病好了，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从睡眠不足而转为失眠，整天都在恍惚状态中。有时心里一阵异样的感觉，似乎全身要溃散一样，就得立刻去躺着。无时不在病中，对我来说，病已成为常态。常在病中，也就引起一些观念：一、我的一句口头禅：“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二、于法于人而没有什幺用处，生存也未必是可乐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来了，当然不会欢迎，但也不用讨厌。三、做我应做的事吧！实在支持不了，就躺下来睡几天。起来了，还是做我应做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有什幺可留恋的呢！但我也不会急求解脱，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 “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我存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报的。因为我觉得：如真的炸中了，那怕小小弹片，我也会死去的，不会伤残而活着受罪。一天晚上，敌机来得特别多。武院当时住有军事器材库(科？)，一位管理员，慌得从楼梯上直滑下来。有人急着叫我，我没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啰苏，这可以反映我当时的生死观了。然而这一观念，在我两次应死而不死的经验中，证明了是并不正确的。

　　一次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六岁)的中秋前夕，我在缙云山。月饼还没有吃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问题。腹部不舒服，整晚难过得无法安眠(可能有点发热)。学院的起身铃响了──五点半，天色有点微明。我想起来去厕所，身体坐起，两脚落地，忽然眼前一片乌黑，一阵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异样的疲倦感。我默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我不是祈求三宝的救护，而是试验在这异样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接着想：“再睡一下吧”！这应该是刹那间事，以后就什幺都不知道了。忽然有了感觉，听到有人在敲门，是同事在唤我早餐了──七点钟。看看自己，脚在地上，身体却搁在床上；满裤子都是臭粪。慢慢起来，洗净了身体，换上衣服，再上厕所去。我知道，这是由于腹泻而引起的虚脱。昏迷这幺久──一点多钟，竟又醒过来了。我想，假使我就这样死了，也许别人看了，会有业障深重，死得好惨的感觉。然在我自己，觉得那是无比的安祥与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将来这样死了，那应该说是有福的。

　　另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七岁)，我在四川合江(法王寺所办的)法王学院。一个初夏季节，常住为了响应政府的减(或是限)租政策，晚上(农夫们白天没有闲)召集佃农，换订租约。法王寺的经济，就是田租；田多，佃农也多，一则一则的换订新约，工作极其繁重，我也得出来帮助一下。我的工作是计算，田几亩几分几厘，年缴租谷几石几斗几升几合。佃约写好了，我又拿来核对一下，以免错误。这一晚，直到早上三点多钟才结束。

　　过度疲劳，我是睡不着的。早餐后，还是睡不着，于是出门去散步。寺在深山，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径。经过竹林旁边，被地上的落叶一滑，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只觉得跌到下面，站不住而又横跌出去，别的就什幺都不知道了。约有半点多钟，我才逐渐醒过来。觉得左眉有点异样，用衣袖一按，有一点点血。站起身来一看，不禁呆了，原来从山径跌下来，已翻了四层坡地，共有四、五丈高。我也顾不得一只鞋子还在上层，就慢慢的走回来。最后，爬上三、四十层石级，才到达寺院。那一天，学僧们出坡采茶子去了，演培带着学僧们上山，仅有文慧在院里。左眉楞骨上的伤痕，深而且长，可是出血不多(也许这里微血管不多)。文慧就为我洗净，包扎好。我上床睡了一下，忽然痛醒了。右脚的青筋，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来，右脚痛得几乎不能着地，原来脚筋受了重伤。深山无医无药，想不出办法。到合江去就医吗，距离七十五华里，坐着滑竿急急的走，也要八个小时。我在山上跌伤了，惊动了全寺。丈室的一位老沙弥，自己说会医，看他说得很有信心，也就让他医了。他用烘热了的烧酒，抹在筋上，一面用力按摩。他是懂得拳术的，把我的右脚，又摇又拉，当时被按摩得很痛。人疲倦极了，渐渐睡去，等到中午醒来，青筋不见了，脚也不痛了。这类急救，比西医还有效而迅速得多。极度衰弱的人，跌了这幺一交，竟然没有死去。不但没有死，眉心的创伤，几天就好了，连伤疤也没有留下多少。脚筋扭伤了，恰巧有一位老沙弥，一摩就好。只是上面的门牙，跌松而长出几分；下齿折断了两根。不好看，咀嚼也不中用，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到民国五十五年(六十一岁)才拔去。这一交，不能说不严重，可是没有死去，也没有留下伤痕，真是奇妙的一跌！这一交，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信念。“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这几句口头禅，从此不敢再说了。业缘未了，死亡是并不太容易的。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我去荣民医院作体格检查。车是从天母方面过去的；我坐在司机右侧，后座是绍峰、宏德，还有明圣。医院快要到了，前面的大卡车停了，我们的车也就停了下来。不知怎的，大卡车忽然向后倒退，撞在我们的车上。车头也撞坏了，汽车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纷纷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慌张起来，我坐着动也不动。他们说我定力好，这算什幺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缘不可思议，如业缘未尽，怎幺也不会死的(自杀例外)。要死，逃是逃不了的。我从一生常病的经验中，有这幺一点信力而已。

　　八 我回到了江南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我也该回去了！但是，不要说飞机，就是沿长江而下的轮船，也是票价贵得吓人，还要有人事关系才行。这不是我们所能的，安心的等着吧！三十五年(四十一岁)清明前后，才发现了一条可以回来的路，那就是经西北公路到宝鸡，再沿陇海路东下。虽然迂回了一点，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而且还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与演培、妙钦，他们连皮箱都卖了(我是想卖也是没有可卖的)，凑足了旅费，才离开了值得怀念的汉院。从重庆出发，那时的光宗与了参，在重庆相别，他们正准备去锡兰深造。

　　到了西安(古称“长安”)，受康寄遥居士的招待。在佛学社、寄园住了几天，移住城南的大兴善寺。这里，有筹办巴利三藏院的计划；一位汉院同学x悟，在这里主持一个初级佛学院。我们借了一辆牛车，费了一天工夫，才到罗什塔去瞻礼。那时的罗什塔，等于一所乡村小庙，想起逍遥园时代的盛况，都不尽有无常之感。我们去瞻仰兴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刹。名刹多少还留点遗迹，所以西安一带，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辉，在这里已完全消失了！

　　经洛阳、郑州，到达开封。铁塔寺与开封佛学社，都是净严法师主持的。净岩是武院的老学长，从慈舟老法师出家；那时，续明也在这里。我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来养病，让演培与妙钦先回去。我住在佛学社，又上了现代佛教的一课。一位宪兵司令(大概是驻郑州的)，有事到开封来，到佛学社来看净严法师。净严法师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国会议员)也在座。这位司令谈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问过好几位法师。在重庆也问过法尊法师，也还是差一点。戴湄川说：“司令对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他说：“抗战，剿匪，为国家服务，还不能专心研究；曾看过一部有注解的‘心经’”。他走了，戴湄川说：“好小子！我真想刮他两个耳光。凭他看过一部‘心经’注解，就狂妄到那个样子”！这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出家人对佛法不大留心，而对军政名流，护法居士，却一味奉承逢迎，按时送礼请斋。说到佛法，自己不会说(也有谦恭而不愿意说)，却来几句：“大居士深通佛法”，“见理精深”，“真是见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飘飘然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忘了。凭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读几部经，看几则公案，谈禅、说教，就是大通家了！轻视出家人的风气，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为什幺会这样？就是自己无知，却奉承逢迎，攀缘权势。所以，如果说有“四宝”，那只因僧不成宝，怪不得别人。我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对佛法的理解)也从不会恭维他们，免他们陷于轻僧、毁憎，连学佛的基础──归依三宝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准备要东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学社有法会。下午，忽然时局紧张起来，开封城外也听到了枪声。据说：兰封的铁路，被八路军扒了。沿陇海路东下的希望没有了，一切唯有让因缘来决定。隔一天，净严法师与我到了郑州；我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在郑州着了凉，在武院咳嗽了一个多月，暂时留了下来。武院的房屋，在苇舫的努力下，正在补修恢复。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礼见了虚大师。大师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那时的杭州灵峰，办理武林佛学院，演培与妙钦，都在那里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师说：“回来时，折几枝梅花来吧”！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我去了几天，就得到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我在开封，在武昌，一再滞留，而终于还能见到大师，也算有缘了！大师的弟子都来了，我被推主编‘太虚大师全书’。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应了。与续明、杨星森，在三月里到了雪窦，受到寺主大醒法师的照顾；全书到第二年四月才编集完成。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我都回过普陀山，那只是为了礼见先师。普陀山一切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从普陀回杭州，要进行西湖佛教图书馆的筹备工作。经过宁波，到延庆寺，恰好见到了锡兰回来的法舫法师，他是去雪窦礼敬虚大师舍利而下来的。大醒法师感慨的说：“雪窦寺存有多少钱，多少谷，请法舫法师继任住持，来复兴虚大师主持过的道场。我说了两天一夜，现在连听也不要听了”！我说：“我来说说看”。我说明了雪窦寺的实况：雪窦寺的好处──蒋主席的故乡，常住经济也可维持二十多人；雪窦寺大醒法师也有些困难，最好法舫法师能发心接任。我说了好处，又说了坏处(大醒法师专说好处)，法舫法师就接受了，忙着准备晋山。虽然时局变化，等于没有这回事，我内心还是很欢喜的。亦幻法师说：“法舫住持雪窦，将来办学，印顺一定会来帮助的”。这种适合一般人的想法，对我是不一定适合的。

　　九 厦门 香港 台湾

　　千僧斋，慧云交来的二十元，游兴勃发，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敌伪下生活的煎熬。现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难，已过了四十多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体衰弱，不堪长途跋涉。生性内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奔向(语言不通的)香港与台湾的决心。我是怎样避免了的？这是又一次不自觉的在安排，预先脱离了险地。

　　因缘是非常复杂的，使我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主要应该是妙钦。妙钦与演培等，在汉院同住了几年，在法义的互相论究中，引发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州一带，找一个地方，集合少数同学，对佛法作深一层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岁)冬天，以佛性(禅定和尚的弟子，曾在汉院任监学)名义，接管杭州岳坟右后方的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施。这是我对佛法的未来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几位学友中，我是大了几岁的，隐隐然以我为主导，但我没有经济基础，连自己的生活都解决不了。那该怎幺办呢？当然写缘起哪(这是我的事)，找赞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几趟)，而主要却寄希望于妙钦的一位长辈。

　　妙钦是厦门(原籍惠安)人，与性愿老法师有宗派的法统关系。抗战期间，性老开化菲岛。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国，在南普陀寺举行传戒法会。本来，性老与虚大师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虚大师门下，在闽南长老，特别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许我是念公(福建金门人)的弟子，但主要是妙钦为我在性老前的揄扬。妙钦也希望我趁此戒会，与性老见面，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理想，能有所帮助。性老来信，要我去厦门，随喜这难得的戒会，旅费也寄来了。说来有点离奇，傅戒法会，远道去礼请羯磨、教授、引礼，是常有的；远道礼请人去随喜，是不曾听说过的。我不好辜负性老的盛意，只能以祝贺者的心情，由妙解(妙钦的师弟)陪从，离杭州而去厦门。 那时，已是三十七年十月，金元券的价格，开始下落。买轮船票不容易，妙解从(福建人开的)桂圆行弄到一张船票，上船交钱。两个人，一张票，上去了再说。等到轮船快开，也就是要买票了，才知道票价涨起十分之五，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了，怎幺办？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妙解展开了外交活动，用闽南话与人攀谈。一位(走单帮的)青年攀上了，他母亲是常去南普陀寺进香的。就凭这点，向他借到了买票的钱。年轻人有活力，能创造因缘，想到自己那样的纯由因缘的自然推动，实在太没用了。亏了妙解，我才能到达厦门。可惜他远去星洲，因缘不顺，年轻轻的早死了！

　　我就这样的，意外的到了厦门。传戒法会期间，见到了恩师念公上人与师弟印实。传戒法会终了，性老约我去泉州(我就只去了这一次)。先到同安的梵天寺，这里是先师念公，师弟印实，我(先师为我代收)的徒弟厚学在管理。同安梵天寺，是著名的古刹，但现在是衰落极了！过了一宿，又随从性老到泉州，住在百原寺(也就是铜佛寺)。泉州三大名刹──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及开元的东西二塔，都曾去瞻仰。性老留在泉州过年，我先回厦门，已是年底，常住的年饭都已经吃过了。

　　一过新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岁)正月，京沪的形势紧张，我就住了下来。随缘办了一所“大觉讲社”，演培、续明也都约到厦门来。到了六月，漳州、泉州一带，战云密布，我就与续明、常觉、广范、传x，离开了厦门，到达香港。我怎幺会到香港？法舫法师在香港，一再催我到香港，并说住处与生活，一定会为我安排，我多少有了短期可托的信念，而我内心的真正目的，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法尊法师来信：局势不妙，早点到四川来(以为抗战时期那样的可以偏安)，免得临时交通困难。我对缙云山，是有一分怀念的，我就这样的到了香港。妙钦那时已去了马尼拉，寄一笔钱来，决定在港印行我在“大觉讲社”所讲的‘佛法概论’，等到‘佛法概论’出版，大陆的局势急转直下，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佛法概论’为我带来了麻烦，然我也为他而没有在大陆受苦，因缘就是那样的复杂！

　　在香港三年，我又到了台湾。到台湾，应有三次因缘：一、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初夏，大醒法师劝我到台湾，词意非常恳切，我也有了到台湾的意思。但他在信上说：“你来，住所我一定可以为你设法”。这一说，我可犹疑了。我不会闽南话；不会与人打交道，拉关系；我也不能帮常住的忙。寄居台籍的寺院，自觉难以适应，所以也就没有来。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黄一鸣(国大)代表也住在大埔墟，曾见面数次。黄代表自认皈依太虚大师，也与灯霞相识。他要到台湾，见我们的生活太苦，劝我到台湾去。他到了台湾，大概在李子宽老居士(以下简称子老)面前，提到了我，并说我想到台湾来。所以子老给了我一封信，首先表示欢迎，接着说：大师全书正在香港印行，希望我能继续主持，完成后再来台湾。全书的印行，我不负任何责任，所以当时读完了信，真说不出是什幺滋味。其实，这是黄代表的好意，我当时并没有来台的意思。事后回忆起来，我应该感谢子老。因为，要等政局比较安定：政治更上轨道，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秋天，我才可以来台。如三十九年就到了台湾，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我有意外的因缘；到台湾也就有较安全的因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一0 怀念大法师

　　民国二十年春，我到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虚大师常在外弘法，院务由代院长大醒法师主持，同学们称之为大法师。由于我夏季多病，大法师推介我去鼓山，任涌泉佛学院教师；年底回闽院，大法师又要我为同学们讲课。我得到较多的修息时间，不健康的身体也就拖延下来。大法师对我的恩德，是难以忘却的。 大法师的名字──大醒，是虚大师给予的。虚大师的出家弟子，如大慈，大勇，大严，大刚等，都以“大”为名。没有从虚大师出家，而虚大师赐名大醒，这是众多学生中的唯一人，也可见虚大师对大法师的厚望了！大法师于十三年秋入武院。十四年春，“武院同学会”编发‘新僧’，大法师就从事虚大师佛教革新运动的宣扬。虚大师主持的闽院，十六年冬，发生了革命性的学潮，南普陀寺的寺务与院务，都陷于停顿。十七年春，大法师奉命去厦门，整理寺务与院务，编发‘现代僧伽’。当时由于政局的变化，中国佛教会都无法成立，佛教到了危急存亡关头，所以对墨守成规的老法师、老居士，不免有评责的言辞；也就被看作“新僧”，受到传统佛教的嫌恶。说到新，我想从事实说起：鼓山办涌泉佛学院，请大法师为副院长，教师由大法师推介。鼓山虚云老和尚是禅宗耆老，怎幺会请大法师呢？十六年冬，虚老经过厦门，来南普陀寺。那时正在闹学潮，学院停课，学僧的服装、行动，太不成样！十九年，虚老又来厦门南普陀寺，大法师率领全体学僧，搭衣持具，向虚老顶礼接驾；并请虚老在讲堂中，为学僧开示。两次的截然不同，使虚老对大法师的办学精神，留下深切的好感。这所以鼓山办学，要请大法师负责人事的安排了。十月间，大法师又去鼓山视察学院，见我在房里抄录，他问我，我说：“论”中有重要教义，古代论师的独到思想，我摘录下来，作为研究资料。他竟然说：“好！这就是新，教理应有新的研究，不能老是背诵古德着疏，讲经了事”。还有，三十六年在雪窦编纂大师全书，续明他们要我讲佛法，我就讲‘心经’与‘中观今论’。大法师总是穿了海青，严肃的坐着听。他表示了对佛法的敬重，为后生作表率。所以大法师的新，在虚大师门下，不是悲观──乐观与张宗载、宁达蕴等“新佛教青年会”那样的新，也不是亦幻、芝峰、枯木等思想左倾的新，而是近于闭关以后，虚大师热心复兴中国传统佛教的新。大法师的风格，热心于为佛教复兴而服务，长于处理事务，难怪虚大师要特给以“大醒”名字了！二十三年底，虚大师辞去闽院院长，大法师也就离去。二十五年，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发行‘觉津月刊’；并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大法师与日僧关系良好，并承邀请访问日本，到抗战期间，自称“随缘”，随缘自修，从不与日人合作。抗战胜利，大法师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三十五年秋，虚大师要大法师继任雪窦寺住持。好在这样，‘大师全书’才能在时局动乱中完成。在风雨险恶的时候，雪窦寺的太虚大师舍利塔，终于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二月，大法师来台湾，鼓吹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运动的‘海潮音’月刊，也移来台湾发行。时局极艰困，大法师在四十年秋，就新竹灵隐寺成立“佛教讲习会”，还是为僧教育着想。大法师继承虚大师遗志，可说是能报虚大师恩德的一人！

　　民国七十四年，我读到二则文记，使我对大法师的怀念，有说不出的感受。幻生在‘一个别具意义的祝寿集会’──这是美国方面的少数人士为我祝八十寿辰的集会说：“大醒法师曾说：‘圆映法师一生的著作，比不上印顺法师一篇文章的价值’……经过三十多年，……深觉醒公此言不虚。……完全因袭古人的旧说，怎能与印公导师的文章相比”(‘内明’159期)。文字的价值，随因观点不同而可能不同，但大法师这几句话，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说的未免太重了！那一年，台湾方面，也征求各方，发起编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李恒钺的‘我从导师所学到的中观’末后说：“第一，当然是谢导师。第二，是谢已灭度的大醒法师。在我没听说导师(的名字)以前，他对我说：你跟印顺导师学。他是太虚大师座下我的同门师兄。说句实话，我给他的弟子作学生，都不够资格”，这句话的份量太重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151页)！大法师是我的师长，他却说是同门师兄；还说作我学生的学生都不够格。我那时还在香港，这样的推重我，无非希望我来台湾的话，他们会尊敬我，跟我学习。我来了台湾，到新竹找地建福严精舍，还住在一同寺。李恒钺，许巍文等少数居士来见我，要求我讲中观，我也就随缘讲说，每星期一次。我当时深感这几位求法心切，原来是受大法师称誉所引起的。我曾说：“学问是好事，每病在一慢字”。有些佛学知识，讲演弘法而被称为法师的，每会引发慢心。在“慢”的影响下，高高在上，即使从他修学或听他讲课，也不再提起了。大法师那样，故意贬低自己，希望在家弟子能从他的学生学，在这末法时代，能有几人呀！我称大法师为“大悲菩萨之流也”，菩萨道就是以大悲为主力的。悲怀人间而念念在复兴佛教，大法师是杰出的一人！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夏天，我从台湾回香港，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在识庐住了好几天，我对优昙学长说：“我交墓库运了”(这是家乡俗语，墓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运)！他问我为什幺？我将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诉他。从去年起，种种因缘追迫而来，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优兄为我欢喜，说我法运亨通。但到了现在，我还不能决定，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

　　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泊。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可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因缘的追逼而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年的因缘，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一、正月初三日，我与演培、续明等出门去拜年──没有别的，只是识庐与鹿野苑。到了香港识庐，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方。续明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却要在这一年收到)，槟城明德法师寄来的。信中问我：听说你有一部‘中观论颂讲记’，要多少钱才能印出？他愿意发心来筹募。明德法师与我，过去并不相识，也没有法统的关系。这样的为法而发心，使我感动。后来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印费，余款又印了一部‘胜鬘经讲记’。为了付印，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

　　二、当天下午，到了荃湾鹿野苑，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就是鹿野苑三当家(当时的实际负责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们是应该来这里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议，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既然住在净业林，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后在二、三月中，讲了一部‘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我的口才平常，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听众的反应平常。

　　三、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我却发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说来话长，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原是可以长住的。净业林在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请我们去住。三当家的一番好意，是应该感谢的！他肯这样做，应有演培，特别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的关系在内。我在香港，毫无活动。我们的生活，全靠马尼拉的妙钦支持。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忏资、嚫钱，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不过，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妙钦也有了去锡兰深造的计划。我是等因绿决定的人，到无米下锅时再说，但演培、续明多少为未来而着想，主张迁到净业林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费，还是自己负责的)。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四十六岁)春天，迁到净业林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是走错了一步。对未来台湾的境遇，种下了苦因。但我那里能预知，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我到了净业林，仁俊也来共住；超尘(二当家)在这里闭关；悟一(四当家)管理庶务。我不大注意别人，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项不平常的事件，也许别人不觉得，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为什幺要到这里来呢！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年底，三当家的头发，留得长长的，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这是(鹿野苑)违反常例的。三当家的意思是：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有过重大的辛劳。而弥光(应该是他的法师)却故意与他为难，所以他不愿再干了。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结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人与人是难免有磨擦的，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就以还俗的姿态来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那还有什幺不能使出的呢！鹿野苑人才济济，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辈是大本(即后来台湾的月基)、弥光；下一辈是五位当家。一门三代，年龄相差不太远。人人仪表堂堂，个个能唱、能念、能说、能写、能干。大家挤在一起，正如脂肪过剩一般。“一叶落而知秋”，我似乎敏感，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到台湾)，我们的处境，会是很难堪的。但当时的鹿野苑，声誉还好；我们受尊敬受欢迎而来，又凭什幺理由而要离去？再迁到别处，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林，也与自己有损。我与续明研究，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创立精舍，才能不留痕迹的离去。这样决定了，就与妙钦说明。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愿为我们成立精舍而作最后的服务。就这样，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这是我被迫而自己计划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虽已找到了建地，却又改变主意而移建到台湾。

　　四、大概是三月里，优昙约我去识庐。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献为十方。优昙介绍敏智(武院同学)与我！敏智任住持，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两人合作。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实，后来是消息全无了。问题并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但并不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谈了。

　　五、优昙来信约我去识庐，因为冯公夏居士们，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我没有去。一次到了识庐，优昙要与冯公夏联络，我说：“今天不便，下次再来”。我习惯于在僧团中自修，不会与居士们打交道(现在老了也还是这样)。但是，冯公夏等到了清凉法苑来；清凉法苑离净业林不过数十步，请我去午斋，这是无可推避的了。在席间，商量成立港澳分会，并请我担任港澳分会会长。这可说是给我的荣誉，是他们的好意，并无实际责任，我也就答应了。这是一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缘。

　　六、香港佛教联合会改选，我被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这应该是优昙与陈静涛居士在后面策划的。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选后的就职典礼。会务由副会长王学仁居士负责。这也只是一项荣誉，历届(海仁、筏可老)都是这样。在四、五月中，我一连戴上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双重头衔，在我还是第一次。等到定居台湾，我就专函去辞谢了。

　　七、到台湾：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但意义并不相同。大概是五月底，子老从台湾来信：中国佛教会(以下简称中佛会)决议，推请我代表中华民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议决案也抄了寄来，法师与居士们而将去日本出席的，共有三十人左右。我没有想到别的，只觉得：日本在现代的佛教国际中，说他俗化也好，变质也好，仍不失为佛教的一大流，应有他所以能存在，又值得参考的地方。到台湾──其实是到日本去一趟，应该是值得的，我就这样的答应了下来。我是一向不注意别人的；子老不再说什幺，只是说：“预备好，等入境证寄到就来”。七月十五日前后，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代表，政府已限定为五人。我没有过人的才能，语言不通，子老却坚决的非要我去不可。等到我知道，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只有随波逐浪，将错就错的错下去。 八、从日本回到台弯，已是九月天气。子老在善导寺护法会提议，聘请我当导师。他送聘书来，我说：“南老是导师，为什幺又请我”？子老说：“善导寺的导师，不限一人，如章嘉大师也是导师，这是护法会表示的敬意。至于善导寺的法务──共修会、法会、佛七，一切由南老负责”。我就这样的接下了，这当然又错了一着。除了善导寺请我公开讲演几天外，我不参加善导寺的一切法务。那时，南亭法师(在我来台湾之前)已在新生南路成立华严莲社，就在莲社过年。我不愿留在寺中，被信众作为新年敬礼的对象，就到汐止静修院去度旧年。新年回来，住在善导寺，但南亭法师从此不再来了。逢到星期共修会，信众们见南亭法师没有来，就来恳求我讲开示，我就这样的随缘下来(我始终没有领导念佛)。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名额，虽不知会轮到谁，但到底被我占了，占去了大家的光辉。到了善导寺，南亭法师不再来了，离开了台北的首刹。我是错了，我有意占夺别人吗？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这样的意图，错误的是谁呢？我自己比喻为：我到台湾，住进善导寺，正如婴儿的咄地一声，落在贫丐怀里。苦难与折磨，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缘来了，我还有什幺可说，只有顺因缘而受报了！

　　九、菲律宾侨领施性水与蔡金枪居士来台湾，特地到善导寺来看我，传达了性愿老法师的意思，请我到菲律宾去弘法。我以初到台湾，还不能来菲，希望不久能来菲律宾亲近──以这样的信，辞谢了性老。这虽没有成功，但实为四十三年底去菲的前缘。

　　十、大醒法师去世了。一年多来，醒师病废，‘海潮音’没有人负责，由李子宽、贾怀谦，勉力维持下去。现在大醒法师死了，没有钱、没有文稿、没有负责人。虚大师创办的，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海潮音’，总得设法来维持。子老邀集部分护法来集议，决定由李基鸿(子宽)为发行人，推我为社长。社长原是虚名，不负实际责任的，但我却从此负有道义的责任。子老与编辑合不来，编辑不干了，子老就向我要人。一而再，再而三，我那有这幺多的办法？一共维持了十三年──四十二到五十四年，这一精神上的重压，直到乐观学长出来，任发行人兼编辑，我才如释重负的免去了无形之累。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的因缘，一件件的紧迫而来，不管是苦难与折磨，还是法喜充满，总之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虽还是整天在房间里，但不只是翻开书本，而更打开了窗户，眺望人间，从别人而更认识到自己。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

　　出家来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学院中，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十月初，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才移住粉岭的觉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决定了自立精舍，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为我与共住的学友──演培、续明、常觉、广范等而建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地也买定了；妙钦在岷尼拉的普陀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划，终于变了。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会期终了，回到台湾。子老留我住在台湾，我也没有什幺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银行已有多少存款。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里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将精舍建起来。我自己不住，也有广范他们要住。可是，我没有出境证，走不了。当初办理来台手续，一切由子老代办。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现在回忆起来，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说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办法，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就容易把出境证发给我。我来台湾，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定居手续办妥了，立刻申请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二月，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因缘决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办法，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在台湾建筑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灵隐寺讲课(那年上学期，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住在一同寺。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决定在一同寺后山，俗名观音坪的，购定一甲零坡地，然后包工承建(全部约台币八万元)。当时有人议论我，一到台湾，就急着要建道场，谁知道我的事呢！

　　说来希奇，五月初，地也买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还欠四张照片。我有点惊疑：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今天将相片缴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证发下来。后来听人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六个月内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如真的有此规定，那子老为什幺要我先申请定居，然后申请出境呢？我对香港，并无特别好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不能撇下不问。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子老为我安排一切，我能说什幺。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就这样，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过着衰弱的、贫苦的，却是安宁的、和谐的生活。觉得自己与人无争，我没有到台湾，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应寄”的一封信，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要我亲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区，见到了一位应太太，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并略说内容：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说：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却没有人供养，生活艰苦。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钱是劝X夫人发心乐施的。他说：你知道了就好，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我是依着他的话而这样做了。这位应太太，我到台湾来，始终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纽约，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与演培他们商量，将自己的凑起来，又得陈静涛居士的发心，从日本请了一部‘大正藏经’(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参考。大家心里充满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所以我到台湾来，怎幺也不会想到有什幺意外的。有人说：台湾佛教本来平静，为什幺印顺一来，就是非那幺多！其实，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没有来台湾，二十多年平静无事，深受(连台湾的在内)长老法师们的关护。为什幺一到台湾，就成了问题人物！现在回忆起来，不是我变了，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住进善导寺。我不自觉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五月中旬，我从台湾到了香港，运回了玉佛一尊，(明德法师等)槟城佛学会供养的；‘大正藏经’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筹建精舍的功德款，当然也带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为了精舍的建筑，布置佛堂及用具的准备，也觉得忙累。九月十一日，举行落成开光礼。十月中，在善导寺讲了一部‘妙慧童女经’。十一月中，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身体衰弱的我，在这不断的法事中，没有心力去顾虑别的，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

　　暴风雨要来了，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弥陀诞)，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弥陀法会终了，我极度疲乏，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但演培回答说：“不，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他的个性、说话，就是这样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我是不应该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来，神情有点异样。据他说：他一到弥勒内院，慈老一见就说：“演培！中国佛教，今天在我与你的手里”。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那时在闭关)一丢：“你自己去看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也许是“使”)没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是批评我，应该说是对我发动的无情攻击。文章的大意，说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说我想做领袖，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释说：“导师(指我)提倡中观，不正是大乘吗？怎幺说他要打倒大乘？他还写了一部‘大乘是佛说论’呢！日本佛教，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要模仿也是模仿不成的。老师不要听别人乱说”！慈航法师与演培，有师生的关系，对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写了，等打回大陆再谈”。演培还告诉我：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别表情，轻轻的说：“有人要他(指我而说)好看，等着看吧”！我听了这些话，似信非信，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称叹缘起性空的中道，说唯识是不了义，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因此，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慈航法师的徒孙，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里，根本不是这幺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识不知的过日子，竟有我那样的人！

　　我不能专顾自己了，非得敞开窗户，眺望这世间──宝岛佛教的一切，情况逐渐明白过来。原来，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打击方式，逐渐展开，以“围剿圆明”的姿态开始──第一部。由中国佛教会(李子宽主持的时代)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苏北人。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在九亩地)的学生；也是来台湾后，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当然没有什幺话说。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倒也几乎天天见面。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不曾有什幺私人的交往。圆明在日本留学，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也可说是进步)，写些介绍或翻译，应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觉生’(台中出版)上发表；‘海潮音’也登过一二篇译稿。当然，他所说的，不合长老大德们的传统理念。不知为了什幺；圆明在一次写作中，要台湾的法师们，向印顺学习。苏春圃写了一篇批驳胡适的文字，请慈航法师鉴定。慈航法师是直性直心，想到写到，就加上“按语──一、二、三”而发表出来。圆明是胡适的崇拜者(六十年代，为了六祖‘坛经’，批评钱穆的杨鸿飞，就是圆明的现在名字；他似乎始终是胡适崇拜者)，对苏文大加批评，并对三点按语，也一一的痛加评斥，结论还是要慈老跟印顺学习。这真是岂有此理！慈航法师是菩萨心肠，但到底没有成佛，对这些有损尊严的话，也还不能无动于中。圆明有言论的自由，但我可被牵连上了。当时的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界，发动了对圆明的围剿，有批评的，有痛骂的。并由中国佛教会──会长章嘉大师、秘书长吴仲行，通知各佛教杂志，不得再登载圆明的文字。

　　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陆来台的法师居士们，几乎是一致的痛恶圆明。但在口头宣传上，部分人(攻击我的核心人物)却另有一套。传说，不断的传说，传说得似乎千真万确，圆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顺学习吗？传说是：圆明的敢于发表文章，是受到印顺支持的。进一步说，那一篇文章是印顺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顺所写而由圆明出名的。甚至说：‘觉生’的编辑部，实际是在新竹的福严精舍。无边的口头宣传，从台北到台中，到处流行(我偶尔也听到一点，但事不关己，一笑而已)。这幺一来，圆明的一切，都应由我来承担责任。“邪知邪见”、“破坏佛法”、“反对大乘”、“魔王”……这一类词汇，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举一切实的事例吧！四十三年正月初，台籍信徒李珠玉、刘慧贤(可能还有侯慧玉)，是善导寺(护法会)的护法。他们从汐止静修院来，向我作新年的礼敬。他们说：“当家师说：圆明有信给慈老，说过去的文章，都是印顺要他这样写的，并非他的本意”。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我也听说圆明有信给慈老。慈老与我，也可能多少有点误会，但我信任他的人格，他是不致于妄语的，你们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请示”。后来李珠玉等告诉我：慈老说：“圆明只是说：他是为真理而讨论，对慈老并没有什幺恶意。信里也没有提到印顺”。我说：“那就是了，你们明白了就好。不必多说，多说是没有用的”。──明里是围攻圆明，暗里是对付印顺，这是漫天风雨的第一部。

　　由慈航法师写文章──“假如没有大乘”，是对我正面攻击的第二部曲。当时的慈航法师，道誉很高。赵炎午、钟伯毅……护法长者们，对慈航法师都有相当的敬意。如慈航法师而对我痛加批评，那末，护法长者们对我的观感，是多少会有影响的。所以，长老法师们与慈航法师，平时虽未必志同道合，而为了对付我，长老法师们，还有少数的青年义虎，都一个个的先后登上秀峰山弥勒内院(当然一再上山的也有)，拜见慈航法师。大家异口同声，要慈老出来救救中国佛教。要慈老登高一呼，降伏邪魔，否则中国佛教就不得了！长老法师们那样的虔诚，那样的恳切，那样的护教热心！在关中专修的慈航法师，终于提起笔来，写下了“假如没有大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见慈老不可！也就这样，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忽而兵甲不兴。希有！希有！我不能不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先造成不利于我的广泛传说，再来慈航法师的登高一呼，使我失尽了佛门护法的支持，那末第三部曲一出现，我就无疑的要倒下去了。虽然第二部曲没有演奏成功，但第三部曲的演出，已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来，总有将来未来的境界先来。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善导寺(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有一小集会。来会的，有白圣法师、佛教会秘书长吴仲行、南亭法师、周子慎居士。代表发言的，是吴秘书长与周居士。问我对圆明的看法；是否赞同圆明的思想。我大概说：圆明留学日本，多少学到些治学方法；如考据是治学的方法之一，但考据的结果，不一定就是正确。我说：圆明译介部分的日本学者的思想，至于圆明自己对佛法的思想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周居士又说了些相当动听的话：台湾光复不久，部分还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识。我们万不能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但在我看来，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对日本佛教。说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原是极可笑的，但我又从那里去解说呢！我只能对自己负责，我没有承认与圆明的思想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样)，也不承认与圆明有什幺关系(实在没有关系)，这当然不能满足来会者的愿望。末了，吴仲行秘书长把桌子一拍说：“为共产党铺路”(陈慧复居士在旁，为此而与他吵了几句)，就这样的走了。这样小小集会，就这样的结束了。

　　吴秘书长的一句话，我直觉得里面大有文章，但也只能等着瞧了。这一晚的集会，我不知到底是谁安排的？目的何在？这可能是佛门的几位护法长者所促成(可能是子老在幕后推动)的。希望能见见面，交换意见，增进友谊。没有几天，在华严莲社又有一次(午)聚餐会，是护法长者们出名邀请的，法师与居士，也来了好多位。午餐时，大家谈谈佛教，交换意见，并有以后能半月或每月举行一次的提议。护法长者们的好意，是可感的！但第三部曲就接着正式推出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种对党员发行而不向外界公开的月刊(半月刊？)，常时的最近一期，有这幺一则：(大意是)据报：印顺所着‘佛法概论’，内容歪曲佛教意义，隐含共匪宣传毒素，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这当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国民党党员的，将我所着的‘佛法概论’，向党方或保安司令部密报，指为隐含共匪宣传而引起的。吴秘书长就去见中佛会会长章嘉大师，认为中佛会应该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师是一向信任李子宽的，所以要他与子宽协商。那时，子老只是中佛会的普通理事，秘书长没有向他征求意见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会(四三中佛秘总字第一号)名义，电台湾省分会、各县市支会、各佛教团体会员、佛学讲习会等，“希一致协助取缔，勿予流通传播”，并以副本分送内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务处、各县市政府，以表示中佛会的协助政府。这一天，是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子老每说：“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就卡嚓一刀的砍了下去，太厉害了”！

　　这当然是对我最严重的打击了。假使我一向是个活动人物，到处弘法，到处打交道的，经过中佛会的特电，也许会到处碰壁，避而不见，或相见而不再相识，“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免有点难堪！好在我与各县市佛教会等，一向没有联系，认识的也没有几人。我一向是从新竹福严精舍到台北善导寺，从善导寺到福严精舍及近邻一同寺。现在见面的，还是这几张熟面孔。大家(悟一与常觉，新近从香港来，适逢其会，也难为他们了)不是着急，就气忿不平，没有嫌弃我的表情。所以我还是平常一般，不过心里多一个疙瘩而已。

　　中佛会行文以来，年底年初，传播的谣言，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印顺被逮捕了。有的说：拘禁了三天。也有说，不敢到台北来。也有说：躲起来了。我并不乐意去听这些，但偏有好心人，要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里有点惭愧了！古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现在是：“我虽没有造口业，而无边口业却为我而造”。我对子老说：“子老！我要辟谣”。他问我怎幺个辟法？我说：“公开宣讲佛法”。于是正月十五日前后，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讲法的广告。讲了七天，听众倒还是那幺多。讲题是：“佛法之宗教观”、“生生不已之流”、“环境决定还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我这幺做，只是表示了：印顺还在善导寺，还在宣讲佛法；我以事实来答复谣言。这样一来，那些离奇的谣言──口业，大大的减少了，但口业是不能完全绝迹的。

　　在暴风雨的惊涛骇浪中，也许真正着急的是子老。他是我来台的保证人，邀我来台的提议者，我又是善导寺(善导寺由护法会管理，子老是护法会的会长)的导师。我如有了问题，他忠党爱国，当然不会有问题，但也够他难堪的了。而且，善导寺又怎幺办呢！子老应该是早就知道的，知道得很多很多。他有时说：“问题总要化解”。他从不明白的对我说，我以为不过是长老法师们对我的误会吧了！但他是使我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他怎幺能消弭这一风波于无形呢！无论是围攻圆明，慈航法师出面写文章，以及向党(政)密告，而真正的问题是：我得罪(障碍了或威胁)了几乎是来台的全体佛教同人。

　　与我自己有关的，是：一、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光荣一席。二、我来了，就住在善导寺。主持一切法务，子老并没有辞谢南亭法师，而南亭法师就从此不来了。但是，离去善导寺是容易的，忘怀可就不容易了(这又决不只是南亭法师，善导寺是台北首刹，有力量的大心菩萨，谁不想主持这个寺院，舒展抱负，广度众生呢！)三、我继承虚大师的思想，“净土为三乘共庇”。念佛，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净土不只是往生，还有发愿来创造净土。这对于只要一句阿弥陀佛的净土行者，对我的言论，听来实在有点不顺耳。四、我多读了几部经论，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我又重新拈出。举扬一切皆空为究竟了义，以唯心论为不了义，引起长老们的惊疑与不安。五、我的生性内向，不会活动，不会交往，更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对我的错觉──高傲而目中无人。

　　子老，是使我陷于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他以中佛会常务委员身分，护持会长章嘉大师而主持了中佛会；又扶植(宋)修振出来主持台湾省分会；又是宗教徒联谊会的佛教代表。他未免过于负责，不能分出部分责任，让佛门同人来共负艰巨，所以弄得大家不欢喜。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代表限定五人，而他偏要从香港来的我去出席。在我来台湾的半个月前，中国佛教会改选，他已失去了常务理事，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是非是不用说的，但足以说明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同人对他的观感。在人事方面，为了纪念法舫法师的追悼会，(南亭法师不主张开，不来出席)子老开始与南亭法师间的误会(这是陈慧复居士说的，但我想，不会那样简单)。白圣法师与吴秘书长，是子老的同乡(白圣法师还是应城小同乡)，而不知为了什幺，彼此间都存有很深的意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善导寺。善导寺是李子宽与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居士，捐一笔钱而以世界佛学苑名义接下来的。为了维持困难，组成(四十八人)护法会，子老是该会的会长。在善导寺大殿佛像，几乎被封隔起来时，长老法师们当然没有话说。等到善导寺安定了，清净了(部分还没有迁出去)，信众逐渐集中起来，在长老法师们的传统观念里，寺院是应该属于出家人的。善导寺是台北首刹，大殿庄严，没有出家人来领导法务，是不行的。大醒法师离开后，子老曾亲自领导法务，讲过‘金刚经’，但这是信众们所不能满足的，于是礼请南亭法师为导师。导师是只负法务，而不能顾问人事与经济的；这一局面，当然难以持久。恰好我来了，住进善导寺，衰弱的身体，也就将法务维持了下来。 这样，为了善导寺，对付子老，就非先对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维持善导寺的局面，也就非成问题不可。这是长老法师们对付我的深一层意义(所以这次问题结束，善导寺还要一直成为问题下去)。

　　还有，演培是多年来与我共住的，过分的到处为我揄扬(续明就含蓄得多了)，不免引起人的反感。他来台湾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与旧住台湾佛教讲习会的青年法师间有了问题。演培原是慈航法师的学生，但十多年来已接近了我。四十二年春天，续明与仁俊到了台湾。年底，悟一与常觉也到了福严精舍。那时，慈航法师的学生──唯慈与印海，已住在福严精舍。而妙峰、幻生、果宗等，也到了新竹灵隐寺，演培主持的讲习会来旁听。讲习会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台籍同学。这似乎是佛教青年，向福严精舍而集中，这可能成为佛教的一大力量。圆明又这样的为我作不负责的义务宣传。长老法师们看来，对佛教(？)的威胁太大，那是不得了！不得了！无限因缘的错杂发展，终于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风雨。 值得欣幸的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安定；政治已上了常轨，对治安也有了控制。所以，对于密报，或有计划的一次接一次的密报，如没有查到真实参加组织活动的匪谍嫌疑，决不轻率的加以拘捕。我在这次文字案中，没有人来盘问我，也没有被传询、被逮捕。由于政治的进步，我比(几年前)慈航法师及青年同学们，实在幸运得多了。后来，以请求修改，重新出版而销散了漫天风雨。我还是过去那样的从善导寺而福严精舍，从福严精舍而善导寺。在中国(大陆来的)佛教界，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对我仅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我凭什幺？我没有祈求佛菩萨的加被，也没有什幺办法。我只是问心无愧，顺着因缘而自然发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