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龙兴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2014/9/8    热度:492   

唐宋时期,临海的龙兴寺不但职掌台州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僧人,而且声名显赫。特别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更是铭刻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辉煌。因此,她至今仍是日本佛教界和日本友人寻踪朝圣的重要遗迹之一

一、 龙兴寺的变迁与历史沿革

临海龙兴寺作为台州的官寺和首寺,它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在旧志中,它的始建年代并无确载,地位何处亦不详,宋《嘉定赤城志》与民国《临海县志》甚至无“龙兴寺”之条目。但从有关文字和考古资料看,“龙兴寺”作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它确实是存在的。如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临海的巾子山曾出土过一块残长7寸、宽6·2寸、厚2寸的塔砖,左侧有“龙兴寺”三字,上端有“唐天宝三载(744)龙兴寺塔砖”十字,俱阳文正书,为清代临海学者宋世荦所收藏(1)。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历史上的某种原因,“龙兴寺”之名被埋没了。事实上,临海龙兴寺即台州开元寺。这从日僧园珍的《行历抄》中,即可得到明证。“二十六日,上(临海)开元寺,略看纲维,寺主明秀具状报州。此开元寺者,本龙兴寺基,贞元年末(804),陆淳郎中屈天台道邃和尚,於此寺讲止观。日本国比睿大师,从明州转口到此临海县,至此龙兴寺。参见和上,听读止观,正此地也。拆寺已后,於龙兴寺基,起开元口,更不置龙兴寺”(2)。此外,《行历抄》还有“寺门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山脚临江”之记载。在日语中,“湖”与“固”同音,“小湖山”即“小固山”,而小固山在古代就是巾子山的通称。这在宋代日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有元表自国清寺来会,告云:台州是屈母龙王宅,地名丹丘,水名灵水,山名小固山,城名白云城”。另南宋陈耆卿云:“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唐开元中(713~741)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3)。据此,记载与方位相合,可以肯定龙兴寺即台州开元寺是毫无疑义的。
按《旧唐书·中宗纪》及历代的有关记载,临海龙兴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初名“神龙寺”,为台州官府所创。二年改名为“中兴”,景龙三年(709)定名“龙兴”。后因故废,开元二十六年(738)重建,改名“开元寺”。至迟于天宝三年(744),又改“龙兴”之名。会昌五年(845),寺于废佛之厄中被拆。大中年间(847~860)复建,续称“开元”。宋代以降,寺院的建筑屡有兴废。景德中(1003~1007),更名“景德”。熙宁时(1068~111077),俨然成为一个大寺院,日僧成寻即叹称为“广大伽蓝也”(4)。崇宁二年(1103),加“万寿”二字。元祐五年(1090),寺僧元照于大殿后建戒坛。政和元年(1111),始改名为“天宁”。南宋绍兴七年(1137),又改“天宁”为“广孝”。十五年(1145),改“报恩光孝”额。乾道九年(1173)毁于火,僧德光、有权等重建。淳熙三年(1176),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钱端礼为建僧堂。十年(1183),钱端礼之孙钱象祖又建佛殿。元时,复“天宁”之名,大德三年(1299)重建寺塔。明洪武时(1368~1398),曾授僧录右善世的名僧宗泐奉诏住寺。后渐圮。永乐六年(1408),僧法等重兴。隆庆二年(1568)为水所淹,僧明园重建。万历十三年(1585),于寺东凿三塘九井用于防火。崇祯中(1628~1644),住持僧破颜在寺后建雨华堂、华严楼。入清以后,寺分成钟巽、含辉、挹翠、芗林、映帻、彤霞、西爽、云岫、悟凤等九院。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火,光绪十七年(1891)僧芑珑重建。抗战期间,寺遭日机轰炸而严重毁坏。至建国初,仅乘房屋殿宇三十四间。八十年代初,迁建于巾山西南山腰的南山殿进行活动。一九九八年于旧址全面恢复,建筑结构为仿唐建筑,复“龙兴寺”之名。

二、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

临海龙兴寺所以成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并不是因为它在佛教界有什么特殊地位,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联系,更不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而是因为它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的确,临海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日本天台宗的创立,首先应归功于鉴真大师与他的弟子思托和尚。思托(724~?),俗姓王,山东沂州(今山东临沂县)人。生于唐开元十一年(724),卒年不详。开元二十六年(738)据敕命出家,由鉴真大师授戒,并从之学习,深研律疏,多有所得。天宝二年(743),第一次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天宝三年(744)第四次东渡日本时,于浙江黄岩禅林寺被扣,渡海队伍强行解散,思托遂留居临海的龙兴寺,入天台之门。自此长住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成为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高僧。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亦因思托以后的东渡成功,而名闻日本。天宝七年(748),应鉴真之召赴扬州,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果,复回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天宝十三年(754),思托随鉴真终于东渡成功。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思托是唯一“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追随的中国僧人,“四度造舟,五回入海”,虽历尽艰辛,备尝漂泊之苦,而总无退心,最后更和鉴真一样埋骨在异邦日本。到达日本之后,始终追随鉴真其后,和日僧普照具体主持执行唐招提寺的初创工作,除了授戒、讲律之外,积极参与造寺、写经和雕塑佛像等佛事活动。又应道璿之请,在大安寺唐院为其弟子忍基、常魏等讲法励《四分律疏》和《饰宗义记》(即《镇国记》)等。还多次为僧众讲述天台教义,播撒“天台”种子。期间,为反击代表顽固保守势力的日本旧教团对鉴真的诽谤攻击,思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和经历,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驳斥旧教派的澜言。并在鉴真圆寂以后,约请当时“文人之首”的淡海三船利用他所写的《鉴真传》,改写成《和上东行传荃》,即今之所见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延历七年(788),思托又撰写《延历僧录》五卷、目录一卷,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僧传。此外,鉴真圆寂后思托所制作的鉴真干漆夹苎坐像,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雕塑,史称“唐招提派”。可以说,思托的日本传道,揭开了临海龙兴寺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

其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入唐求法,就是因为受到了思托传播的天台思想的直接影响所致。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少从近江国师行表高僧出家,后赴南部,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鉴真和思托带来的天台宗经籍。日本延历七年(788),他在琵琶湖畔的比睿山自刻药师如来佛供奉,并建立了日枝山寺。此即日本天台宗的根本中堂,后称一乘止观院,也就是后来的延历寺。在这里,最澄阅读了天台“三大部”以及《维摩经疏》、《四教义》等天台教籍。自此深深皈依天台妙旨,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愿望。唐贞元二十年(804),他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二十六日来到临海,遂谒见台州刺史陆淳。时天台十祖兴道道邃大师正应陆淳之请,于龙兴寺开讲天台三大部与五小部,最澄乃从之学《法华经》与《摩诃止观》等。十月七日往参天台山,至国清寺和佛陇求学。十一月五日,在天台山佛陇行满座主的陪同下,返回临海龙兴寺。自是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离开临海,先后计一百四十多天时间,均住在龙兴寺继续从道邃和行满研习天台教观。同时,亲手抄写了大量的台宗典籍。道邃还于三月初二夜亥时在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关于最澄在临海龙兴寺的求法,日本的《睿山大师传》是这样记述的:“时台州刺史陆淳延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僧道邃,於台州龙兴寺阐扬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即便刺史见求法志随喜云:弘道在人,人能持道,我道兴隆今当时矣。则令邃座主勾当为天台法门,纔书写已,卷数如别。邃和上亲开心要,咸决义理,如泻瓶水,似得宝珠矣。又於邃和上所,为传三学之道,愿求三聚之戒。即邃和上照察丹诚庄严道埸,奉请诸佛授与菩萨三聚大戒”。最澄回国时,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以后,最澄的弟子圆载于唐开成三年(838)入唐,圆珍于唐大中七年(853)入唐,还有日僧圆修、惠运在会昌三年(843)的入唐;及至成寻、
奝然的入宋,他们均曾住临海龙兴寺求师释疑。其中与临海龙兴寺关系密切的当推圆珍和奝然。

圆珍(814~891),俗姓和气,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外甥,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十五岁入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二祖义真,受天台之学。二十岁得道受戒,其后住山十二年,任内供奉十禅师之一。唐大中七年(853)入唐求法,回国后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又为寺门派开祖。圆珍大中七年(853)入唐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临海,当日即上龙兴寺(开元寺),并“安置道真杜陀房中”(5)。就行满和尚的弟子季皋、清翰僧正的弟子知建等学天台教法,知建“乍见喜欢,宛如骨肉。舍与《维摩》、《因明》二部义疏”(6)。直至十二月九日离开临海。圆珍一生著述甚多,所著游唐日记《行历抄》虽仅存札要,但其中保留的一些内容,对研究临海龙兴寺的历史沿革和对日本传灯大师圆载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奝然,俗姓藤原氏,为日本东大寺僧,是北宋日本入宋僧人中之最著名者。

宋雍熙元年(984),奝然请得东大寺和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的入宋牒,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之船入宋求法。先诣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后上天台山国清寺巡礼,继入东京谒宋太宗。太宗召见奝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又求诣五台山,复归东京,游历洛阳、龙门诸圣迹,再后回到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雍熙二年(985),奝然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之舶回到了日本。

奝然求学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时,龙兴寺已改“开元”之名。此时距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坦受圆教菩萨戒也有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了。但奝然仍把它作为求学的起始和回归之地,可见临海龙兴寺在日本天台宗和奝然心目中手神圣。奝然回国时,带去了大量的经书和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存于日本京都五台山嵯峨清凉寺之释迦瑞像。关于这件释迦瑞像,据日本江都开元寺讲经论内殿倍从赐紫沙门十明所辑之成算《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及《成算法师记》云:天竺优填王,当释迦在世时,使毗首羯摩造其像,后传于西域龟兹国,前秦苻坚使将军吕光伐龟兹,携至中国,历代王室珍藏之;宋太祖安置于东京开宝寺永安院,太宗时迎入大内之滋福殿,后移入启圣禅院。奝然入宋拜其像,命佛工张荣模刻而携来。但事实上,成算法师所记并不准确,瑞像的雕刻是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完成的。因为瑞像台座上阴刻的“唐国台州开元寺(龙兴寺)僧保宁”十字之铭,即是铁证。日本的牧田谛亮先生也明确的指出:“东大寺的僧奝然,在达到去天台山巡礼的愿望之后,想仿刻供奉在台州开元寺(临海龙兴寺)的释迦瑞像。因此购买香木,拜托佛像雕刻师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才雕刻完成。命叫魏氏樱桃的携回日本”(7)。塚本善隆先生在《奝然请到日本的释迦瑞像胎内的北宋文物》一文中,更是记述了修理释迦瑞像时,在瑞像胎内发现的北宋文物。其中有奝然于宋雍熙二年(985)八月十八日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封藏的许多珍贵文物,主要有:

1、《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及瑞像造立记》一通。此记首有“日本国东大寺法济大师赐紫奝然”,末有“雍熙二年太岁乙酉八月十八日记”字样。由台州开元寺(临海龙兴寺)僧鉴端书题。

2、《入瑞像五脏具记舍物》目录,在包纸上题有“奝然谨封”字样。目录内容为:“台州都僧正景尧舍水精珠三颗,开元寺僧德宣舍水精珠三颗,僧保宁舍水精珠三颗,僧居信舍水精珠一颗,僧鸿粹舍水精珠一颗,僧鉴端舍水月观音镜子一面、铃子一个僧清耸舍银弥勒佛一个、水月观音镜子一面,僧契蟾舍镄眼珠一双,僧契宗舍镜子一面,僧延宝舍金刚珠四颗,苏州道者舍水精珠一颗;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并余七娘舍佛五脏一副,造像博士舍文殊像入肉髻珠中;陈 儿年一岁舍入右手银钏子一枚;日本国东大寺法济大师赐紫奝然舍银舍利一颗、菩提念珠一钏、镜子一面、《最胜王经》一部、娑罗树叶、金玉宝石等;日本国僧嘉因舍小书《法华经》一部、灵山变相一幢。雍熙二年八月初七日造像之后,入佛牙于像面。至已后时,佛背出血一点,不知何瑞。众人咸见,故此记之,时雍熙二年八月十八日,法济大师赐紫奝然录,造像博士张延皎、勾当造像僧居信。

3、中国士女舍钱列名记。

4、折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5、折画灵山变相图。

6、折画弥勒菩萨像。

7、折画骑狮子文殊菩萨像。

8、折画骑象普贤菩萨像。

此外,尚有绢制五脏六腑并愿文及种种绢制小片。如罗縠、纹纱、艾纹纱、无纹纱、纹罗、夹缬、绫等。妙善寺诸尼还把请往日本的释迦瑞像内封藏的情况,记在白色手绢的背面。

由此而知,奝然在为临海龙兴寺供奉的释迦瑞像的造型艺术所倾倒,于是就地购买旃檀木,礼请临海的佛像雕刻师张延皎,最终制作完成。造像过程中,得到了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妙善寺诸僧尼及临海善信男女的大力支持和邦助。在这样深厚的友情和友谊之中,奝然一心地转读大藏经和天台教文,感谢临海缁素的无私援手,终于实现了他的强烈愿望。

奝然与释迦瑞像的因缘,揭开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证实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的地位不仅仅是宗教上面,还有诸如艺术等许多许多。充分说明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

(1) 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卷85
(2) (5)《大日本佛教全书》卷28,圆珍《行历抄》
(3)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7
(4)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6) 日本《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
(7) 牧田谛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意义》
(8) 笔者注:妙善寺即净慧寺,在临海城内,为妙善公主道埸。唐武德七年(618)始建,二年(619)赐额,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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