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佛教造像的审美
2014/9/8 热度：215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播的方式是以佛、法、僧三位一体的形式出现的。佛，是指佛像；法，是指教义；僧，是指传播佛教法音的僧人。在这三者中，流通最广，传播最便利，百姓最易接受的要数佛像，因此佛教传播最初以“设像传道”为基本方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佛教寺院和石窟雕铸(塑)供设的佛像都为印度西域式的佛像，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因“形制古异，时众不甚恭重”。东晋人戴逵于是“潜坐帷中，密听众议，所闻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由于他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广泛听取了来自僧俗各方面的意见，并加以思考，终于创造出中国自己的佛像，他所作的会稽灵宝寺无量寿佛及菩萨像也就成为佛像汉化的标志。从现存实物遗作看，大体上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像造像迎来了它的隆盛期，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具有浓郁的时代特点。
魏孝文帝以前的佛像造像面相丰盈，肢体肥壮，神态温和宁静，突出了佛的伟岸和庄严，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中北魏早期的造像。魏孝文帝亲政后，大力推行汉文化，在此影响下，佛像风格渐由伟岸庄严转向俊逸清丽，即所谓的“秀骨清像”的风格。如开凿在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龙门石窟、早期佛像均为北魏晚期流行的瘦削形，佛像面相清癯，风神飘逸，早先衣纹紧窄偏袒右肩式袈裟亦为褒衣博带式所代替，衣裙层层垂悬，形成疏密间杂、通体流畅的衣饰线条，从而收到飘逸高迈的艺术效果，正是那个时代崇尚思辩的士大夫美的最高标准。
隋唐时期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佛教雕塑也充分显示出雄健奔放、饱满瑰丽的时代精神。如由武则天助脂粉钱二万贯开凿的龙门奉先寺石窟中，雍容华丽的菩萨，纠纠雄武的天王、力士无不体现了大唐帝国的盛世气象。艺术家们在佛教题材中探索现实人的形象，反映出宗教艺术世俗化的发展，魏晋时代飘逸自得，超凡脱俗的神情已被更仁爱慈祥、关怀世间的神情所取代。又如敦煌莫高窟唐代彩塑194窟的菩萨面相圆润、身材丰腴、宽妆高髻、眼睑微闭、薄衣轻纱，反映出当时丰肥为美的时尚。
佛像造像至五代两宋更走向人间化、世俗化，无论是大足山石刻，还是麦积山宋塑都创造了迥然有异于魏、唐的另一种美的典范。它比唐代更为写实逼真，更为具体可亲。大足北山的观音、文殊、普贤等造像，面容柔嫩，秀丽妩媚。大足第20号摩崖中的养鸡女更是民间妇女的生活写照了。
元、明、清时期，佛像艺术进一步贴近生活，由于悬塑的发展使群雕的构思及装饰意趣与民间戏曲、工艺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如明万历十年创建的长治观音堂，殿内塑像满布，或设坛上或悬半空，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居中，宝盖花顶细密，周围十八罗汉环绕，两侧为二十四天，上部为十二圆觉菩萨，分别驾麒麟、狮、象等兽，再上悬有天宫楼阁、西方圣境，前面还有四大天王、金刚、帝释、供养人等，并附以龛阁，规模恢宏，金碧辉煌，绚丽多彩。
综上所述，佛教造像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日趋注重表现现实人物的性格和情态，这丰富了佛教艺术曲折反映现实的能力。当然在宋元以后艺术匠师在造像上刻意描摹世俗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通过外部仪表体现内在宗教理想的能力，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仍保持优良的传统，注重通过刻画人性而表现佛性的审美理想，即佛教所说的“佛像众生像不一不二”。因为要由世人所熟悉的众生像来化导众生，所以说佛像与众生像不二，但如果佛像仅仅只是众生像，那么佛寺也就无别于市井，就无法以佛教思想来化导众生，因此佛像又与众生像不一。概括地说，佛教造像要求能表现三十二端严，八十种妙好，观之相好庄严，慈祥端庄，既超绝世俗又和蔼亲切，从而体现一切诸善福德具足。这样才能表现佛像超凡脱俗足以感人的内涵，才符合其独特的美学观念。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有些佛像制作者，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不加揣摩，照搬西方雕塑，结果佛像面相块面凹凸过分，身躯肌肉毕露；有的造型粗牺拙劣；有的色彩俗艳不堪。这是对高尚的佛像艺术的亵渎，未能真正表现佛像艺术审美的内涵力量。
佛像的传入和发展
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人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菀自谥泄缁崃鞔头⒄埂?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汉魏之际，佛教虽已传入中原，可在史料中，关于佛像的记载却极为鲜见。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这时的佛教文物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戴逵的创作态度认真，据说有一次他为了制作一尊佛像，曾潜藏在帐中，倾听众人的褒贬议论，然后加以详细研究，积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像，包括塑像和画像，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传来的佛像图样，而是融合了中国的民族风格，开始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
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各种塑像以及画像，现在大多都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传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铜佛像以及当时开凿的一些石窟寺中，来了解和研究当时佛教造像的一些情况。
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是后赵建武四年（338）造的释迦佛铜像。此像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像通高 39.4厘米，身着通肩大衣，衣纹以身体胸部为中心，向左右对称雕出作平行下垂状、两手在腹前作禅定印，肉髻较大，脸部轮廓清楚。佛座为四足方座，这是大多数早期金铜佛像所采取的形式。整个佛像身体略向前倾，衣纹形式化，左右对称，略显呆滞，带有早期还不成熟的佛像制作风格。
南朝佛像，传世遗物较少。但从现在仅有的一些造像来看，其风格有着明显的特点。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纹、手印、背饰等基本上还保留着较早的传统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则安详柔和，与其他一些显得强有力而充满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为幽雅静温，具有更多的中国传统色彩。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此外，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都是这时由国家主持开凿的，所以规模巨大。空前绝后，显示了非同凡响的宏伟气势、大同作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被称为“平城模式”的艺术风格（大同古称平城），对当时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历来被视作云冈石窟的代表、由于这一洞窟的顶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为露天，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瞻仰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面部丰满，高肉髻，鼻梁挺直，嘴部轮廓清楚，嘴角处略带微笑、眉眼修长，眼睛瞳孔部镶着黑釉陶器，看来炯炯有神。双耳垂肩颈部肥短，两肩宽阔厚实、双手作禅定印，手肘外张，显示出力量和威严。造像整体看上去端庄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纹成阶梯状排列，线条简洁，显示出一种粗重厚实的质感反映了当时生活于北方寒冷气候中的少数民族服装的特点，也具有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某些特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标志着这一时期艺术水平的龙门石窟，具有更加浓厚的中国风味、其中如古阳洞、冥阳洞、莲华洞等，都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隋唐的佛教艺术，有了明显的转变，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造像，在风格上已摆脱了以前的那种呆滞、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气氛的宠罩。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显得温和圆润、生动柔和的风格。人物造型也从南北朝时的清瘦飘逸转向丰满端丽。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菩萨像，显得雍容华贵，颇似唐代宫廷贵妇的形象、衣纹皱折也是线条流畅，富于节奏变化，同时显出衣物的质地轻薄、紧贴身上，更显得肉体的丰腴和体态的婀娜多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画和塑像等等。
五代宋以后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云南各处的石窟中保留得较多。这时的像有许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密宗的流传情况。元代盛行藏传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飞来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为佛教造像，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弥勒（布袋和尚）的像最为著名。它那憨厚质朴、纯真无邪的笑容，看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吸引着一群群的游人和朝拜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代宋以后，还出现了许多罗汉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些完全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造出来的。这些像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佛教艺术的表现内容。从造像的风格上看，则更加贴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浓，这样也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大多从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成风姿绰约、美丽端庄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表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来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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