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抱疾游高峰

2014/9/8    热度：719   

抱疾游高峰
　　圣严法师
　　一、演讲会与高峰座谈
　　二、受奖与颁奖
　　三、健康出状况 累及许多人
　　四、访新加坡的因缘
　　五、连场爆满的新加坡弘法
　　抱疾游高峰(一)　
　　◎圣严师父
　　编按
　　以悲心弘扬佛法的圣严师父，在一九九九上半年的弘化行程中，泰半是在抱病的情况下完成，师父自述：病中的忙碌，多半是生平初次的经验，接触到的人，参与的事，完成的活动，层次都很高，例如见到李远哲院长两次、李登辉总统三次，甚至有的活动命题就是人文与科技的高峰座谈会；师父并将其中所见所闻以及内心的感怀，化做近四万字的篇章，取名为“抱疾游高峰”。 在二十世纪末的弘化行程中，师父在台湾出席了多场与名人的对谈及演讲；在新加坡的弘法活动也是前所未有的连场爆满；而在德国古堡中指导的禅七，更是涵括了全球五大洲的人士。这些深具影响力的突破，在书中都有精彩的叙述，篇章中有佛法的智慧，有师父济世度众的悲智愿力，而师父“尽形寿，献生命”的抱病弘法 精神，读来更令人动容。 本刊自本期起开始连载，连载后结集成书，让读者也能同体师父的慈悲与智慧。
　　演讲会与高峰座谈
　　在美国连续主持了话头和默照两个禅七之后，于一九九九年元月四日回到了台湾。
　　在以往每次禅七中，由于禅众们程度不同，所以数息、随息、话头、默照配合著因人而异的指导，直到去年（一九九八）的十一、十二月，才有机会把禅七的内容精致化，每一个禅七统一集中在同一类的方法上。
　　打完禅七已经相当疲累，起程返回台北，接下来是密集的活动，累上加累。这时我发现当我年龄愈老，身体愈衰，老病相侵中的工作量反而愈重。除了我们自己团体的许多活动及人、事需要我思考处理，另外许多慕名而来的各界人士也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各阶层政治人物、学术、文化、宗教各层面的人物以及国内外的工商界人士。当然我有这些机会把佛法奉献给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一定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也相当乐意为此而忙碌。
　　在这趟回台湾的三个多月之间，参加了几项高水准的演讲会和座谈会：
　　１、一月九日应邀于台北市诚品书局敦南店讲演“知识份子与宗教关怀”。这是由行政院文建会、联合报以及立绪文化主办的系列演讲，每月一场，每场都是邀请顶尖的专家学者，包括有：李亦园、杨国枢、沈君山、萧新煌、何怀硕、高希均、蒋勋、南方朔等著名人士。系列主题是“台湾社会人文之美－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我是唯一被邀请的宗教界学者代表，纯以宗教学术的立场，探讨知识份子如何来关怀宗教。我并不期待所有的知识份子必需要信某种特定的宗教，但我主张知识份子至少应该用心来认识宗教、关怀宗教，给予宗教正面的鼓励和肯定，也需要监督宗教信仰衍生出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予以疏导及纠正。今日的社会由于知识份子对宗教认识不清，关怀太少，使得一般大众若不是趋向于宗教的沉迷氾滥，便是抱持否定排斥的两种极端现象。
　　我的演讲不仅造成会场爆满和热烈反应，当讲稿在联合报副刊分作三天全文刊出之后，也获得了许多读者的来信赞叹！
　　２、三月一日应邀在台北市中国时报广场，参加“新世纪科技与人文高峰会谈”。这是由行政院文建会、中国时报、宏棋基金会共同主办，台湾电视公司协办。受邀请的学者和专家，除了我以外，尚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宏棋集团董事长施振荣以及台南艺术学院校长汉宝德，就人文与科技的问题，进行新世纪的对话。这是从一年多前，由《天下》杂志主办的一场“飞越两千年”座谈会之后，在台湾算是再一次最高层次的科技与人文对谈。而这两场座谈，我都有幸受到邀请，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宗教文化界的大事。
　　这次的座谈，分别以“各领风骚一百年”、“各擅胜场不相让”、“科技与人文握手”三个议题进行对谈。我在这场座谈会中指出：在今日欧美科技发达的国家，都不会否认宗教的存在与需要，而身为宗教徒者，必需从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到人与宇宙的关系思考，才能触及到宗教的本质。凡是人类的文化都叫做人文，科技也是人文的一部份，因此人文和科技是一体的两面，如果科学少了人文的指导，就会带来毁灭的危机，因此，全世界的人类都有责任，共同避免人文与科技对立的风气。
　　虽然那天上午，我还在荣民总医院检查身体，接受治疗，感觉到非常虚弱，也没来得及预先写好讲稿，但是在会场中并没有让人看出我有病容，通过台湾电视公司的现场实况转播，反应相当良好，第二天中国时报大篇幅的详实报导之后，引起前任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吴京博士撰文呼应，它的效果应该是普遍而深远的。
　　３、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三晚，于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举办“平安开讲──圣严法师与当代名人对谈”系列活动。这是法鼓山主办，由我分别和不同领域的名人学者公开对谈：如何使得我们的社会平安？原先计划这三个晚上由我个人做三场专题演讲，因为我的健康发生了问题，弟子们不希望我太辛苦，而用“祈福法会”和“名人对谈”来减轻我的负担，这是延续著去年的模式，那就是上半场平安祈福法会，下半场弘法演讲，将“祈福法会”和“平安开讲”分时段进行。大家以为这样做，可以让我省很多体力，尤其每场对谈，至少有三个人以上的互动问答，除了我及贵宾之外，还邀请了中华电视公司资深新闻主播陈月卿女士，由她串场发问，掌控现场的主题方向和营造气氛，我只是被问到时才需要发言，应该要比我单独演讲轻松多了。
　　其实不尽然，因为每场同台对谈的都是名家，台下的观众有将近三千人，我也必需从头至尾全神贯注，随时准备做恰到好处的反应，并提出我必需发表的观点，尤其每场谈论的主题，虽然早已订妥，而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几乎每天都出乎事先的安排，都是一些具有新闻性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社会大众所关切的，而也是媒体记者最有兴趣报导的，这就是新闻专业节目主持人的特长。我和各位来宾也都十分赞成，因为这样的方式，很容易为广大的群众所关心和接受，岂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呢？
　　第一天晚上的特别来宾是现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博士，谈论的主题是“心灵环保对跨世纪社会安定之影响”。第二天晚上的特别来宾是现任青年救国团主任李钟桂博士，主题是“新世代青、少年如何安身、安心、安家、安业”。第三天晚上有两位贵宾，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教授及杨国枢教授。前者也是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后者也是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谈论的主题是“现代人如何在世纪交替下安身立命”。这三场座谈会各有特色，头二场因为谈的是社会及青少年当前的现实问题，也都是一般大众的切身问题，所以场面非常轻松有趣。第三场谈论的主题比较深刻和严肃，都是从现实的层面切入，探讨思想和理念的开拓与实践，我亦在第三天再度的提出：社会大众，无论是谁都应该要有宗教的修养，一个健康的宗教，必需把人从个体到达整体，超越于个体和整体，才是自由自在的大智者、大仁者。
　　我是这样说的：“人必需先跟自己的内心和谐相处，然后跟环境里面的人和谐相处；进一步跟大自然和谐相处；再进一步以宇宙为自我，万物与我同根，天地与我同体；最后必需超越个人的小我和宇宙的大我，那才是绝对的自在。所谓贤人和圣人的境界，也不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提出只要你能一念清净、一念超越，就能在一念之间体验到圣贤的心境。这是人人都可以试著体验，如果大家愿意体验，常常体验，那就是我们在提倡的“人间净土”的实现，也就是大家所祈求的社会平安，那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信仰和理想。
　　对谈之后，杨副院长连声的对我说：“法师的高论之中提出的大架构非常好。”由于我们的座谈会在中华电视台全程播出，李亦园教授的许多朋友们希望把座谈的内容当成社会教育的辅助教材，而索取现场的录影带，我也交待了法鼓文化，计划将这三天的对谈内容，整理成为文字，分享社会大众。
　　其实近三年来，我在中国电视公司开辟了一个节目叫作“不一样的声音”，每集三十分钟，每周播出一次，已有一百数十集，每场也都是请一两位名人和我对谈，采取的方式就是根据一个主题，由一位主持人穿插主导。谈论的内容都是围绕著净化社会人心的原则，由我站在佛法的立场提出因应之道。涉及的专业范围领域相当广泛，每次都会请到和主题相关的专家学者，在专业层面由他们提出专业的看法。从精神层面，大家都希望听听我的意见，从技术层面我也希望听听专家学者们的看法。所以从节目开播以来，使我学习到很多，听众的反应从收视率的调查，可以知道很受欢迎。
　　的场合，有机会让他们发现，佛教并不迷信，而且和他们每种领域的想法和看法，都是可以呼应的。有一次一位基督徒女士在我们的节目中，认为她的想法一定和我不一样，结果我给她的回馈，让她相当惊奇。接著我告诉她：“真理只有层次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否则就不是能让全人类共同接受的道理了。”佛法不会否定任何一个层次的善，而其高明处，也就是不会执著任何一个层次的善，而认为是最好的。这就是佛法的智慧。
　　抱疾游高峰（二）
　　受奖和颁奖
　　◎圣严师父 　　　　　　　　　　　　　　　　　
　　我的得奖，等于是法鼓山这个团体内的僧俗四众共同的光荣； 而以感恩感谢的心，来主办这个平安贡献奖， 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致上诚恳的敬意，让我们对于所有为这个社会 带来平安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献上最高的谢意。
　　近十年来，法鼓山团体所得的各种奖项不算之外，就我个人而言，平均每年会有一次获得奖励的荣誉，而且是全国性的。好多次得奖都有机会受到现任（一九九九年）的总统李登辉先生的接见。像我这样的人，有奖励和无奖励都是相同的。对于国家、社会、教育、文化方面的一点点奉献，我总觉得微不足道，竟然也能得奖，既觉得颁领奖单位的用心可佩，也觉得贡献很少而感到惭愧。
　　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我获得了第一届国家公益奖。这是由全国不同的职业领域中，推荐出一百四十六位候选人，再挑选出十二位得奖人。主办单位是中华民国公益团体服务协会，以选拔德业兼备，公益典范的人士为宗旨。受奖人除了必需在自己的本行本业有杰出的成就之外，并对社会国家公益事业有重大贡献。在入选的十二人之中，我是被评审为第二位最有贡献的受奖人。第一位是以提倡戒烟运动著称的董氏基金会创办人严道先生。感到惭愧又觉得欣喜的是，在这当选的十二人之中多数是佛教徒，而出家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净耀法师。另外十人之中有两位是我的弟子：名建筑师白省三，以及企业家吴俊亿。我和年轻的晚辈在一齐得奖，当然不好意思，而我的晚辈也能得奖当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已经发愿从此不再接受任何奖项，希望能将荣誉及机会留给其他的人，对明日的社会会更好。
　　这次的得奖并非出于我的意愿，而是为了因应弟子们的要求。由于今年是法鼓山祝福平安年，我们准备主办一项全国性的平安贡献奖活动。为了使法鼓山具有公信力和份量感，同时也希望学取颁奖的运作过程，吸取先进经验，法鼓山基金会办公室，便说服了我，把应征的资料送了出去。
　　在其各个评审阶段，已约略知道我是会得奖的。因为我的任何一项奉献，都跟法鼓山全体大众的努力，息息相关，我的得奖，等于是法鼓山这个团体内的僧俗四众共同的光荣，于是我便接受了这个奖项。颁奖典礼是在国家图书馆的国际会议厅，由行政院长萧万长先生颁授，然后接受李登辉总统及连战副总统的分别召见。
　　至于法鼓山颁发的“社会平安十大杰出平安贡献奖”，从提案开始，到颁奖典礼为止，前后只有半年多的时间，这也是一项非常繁复重大的工程，我们的办公室，动用了不少的人力和相关的社会资源。首先取得相关的名单，一共有数仟分之多，由于看了我们高标准的得奖资格，和得奖条件的说明之后，大多数都不会提供资料送审，因此到收件的截止日为止，仅有九十多件。经过初审、复审、决审，逐次的过滤，最后以投票方式，选出四个人和六个团体为得奖人。
　　初审的委员是法鼓山内部的人，把每一件案子仔细的看过，不眠不休的连续好多天。复审邀请到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博士为主任委员，聘请社会贤达、学者专家为审查委员。最后的决审是请总统府资政吴伯雄先生为主任委员，政府首长，以及著名企业经营者、学者专家还有各宗教领袖为委员，相当审慎，并且派出专人个别访问预备得奖的人选，作成详细的记录，供决审委员们参考，同时也洽请行政院法务部，协助了解预备得奖者的清白背景，以防万一其中一人有案在身，而被媒体报导，这个奖项就会黯然失色了。
　　这次法鼓山举办的平安贡献奖，有一个没有形之于文字的原则，那就是各层的评审委员们，不考虑把奖项颁发给各级官员、政府机构、企业财团。并不是他们没有贡献，而是更需要鼓励普遍的民间大众之中的个人或团体。因此有一位候选人，虽然大众公认，他对社会平安的贡献很大，从初审、复审到决审，他的名字都入了围，只因他是现任的监察委员，决审会上全体委员争执不下，最后以投票方式来表决，而以一票之差落选了。
　　这次的得奖者所得到的奖励一共有下列五项：
　　１、奖金新台币贰拾万元。
　　２、价值新台币贰拾万元的艺术铜雕奖座乙座。
　　３、由行政院长萧万长先生颁奖。
　　４、总统李登辉先生接见并各别合照留念。
　　５、中央日报专案专题各别报导得奖者的事迹。
　　奖金一共是贰佰万元，由二十位法鼓山的信众所认捐奉献。重达六公斤的奖座，是由政战学校的林木川教授夫妇免费设计，也由他们捐款请人制作。颁奖的场地是由圆山饭店总经理严长寿先生免费提供。台湾电视公司对颁奖典礼做了全程实况转播。至于其他的各项费用也都有人分担。其中有一位得奖者嘉邑行善团，把二十万元奖金捐给了法鼓大学。
　　像我们这样一个成立仅仅十年的团体，而能主办这样一项全国性的平安大奖，对我来说是觉得不够资格的。所以我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词时表示：我们是以感恩感谢的心，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致上诚恳的敬意，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向许多的团体和个人，学习到了很多，所以相信也有许多人，因他们而受益得利，仅代表全国受益者感谢他们，同时也以这十个得奖者作为代表，让我们对于所有为这个社会带来平安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献上最高的谢意。由于我们是以这样的心态，来主办这个平安贡献奖，赋予社会教育的功能，故在会后，有不少人向我致意，表示十分感谢我们，以感恩的心来主办这项活动。
　　抱疾走高峰〈三〉
　　健康出状况　累及许多人
　　◎圣严师父
　　我只有苦笑一下说：“我的生命就是用来报三宝恩的，
　　还有一个地方为了佛法非要我去不可，就是我死了也应该去了，
　　希望三宝加被，龙天护持，平安无事，到时能否上飞机，也要看他们的福报如何了。”
　　这样一来，又使我台湾的弟子们哭了。我真觉得业障很重，
　　不去，那边有人哭，要去了，这边的人哭，真是阿弥陀佛！
　　我在台湾，一直忙碌与困累到四月十五日，便飞往新加坡，距离前次一九八二年的初访该地，已有十七个年头了。
　　这次的新加坡之行也差点被取消，因我在台湾期间，身体的健康和体力每况愈下，去年九月，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作定期健康检查，发现白血球、红血球、血小板指数偏低很多，而肾脏功能衰退，脾脏肥大，心瓣膜扩张、造血功能不良，肠胃虽没有病，但消化吸收功能很差。医生嘱咐好好小心，认为我吃的中药太多，可能受到影响。本来每次来美国，我都会请一位陈国光中医师调理，体能的恢复上多少有些帮助，以往在台北期间，我也经常于体力不支时去一位陈启茂医师处吊点滴，注射氨基酸，但由荣总及国泰两家医院的几位医师会诊，判定氨基酸对肾脏功能的伤害很严重，因此既不准我吃中药，也不准我吊点滴。
　　我的身体一向是瘦弱多病，从来没有健康过，经过这次的检查及诊断，终止了中西药的调补，三个多月以后，回台湾再度的检查，肾脏、脾脏、心脏都没有恶化，可是发现红血球、血小板、白血球的指数继续下降，我也常常有疲倦的感觉，再加上紧密的日程，逼得我喘不过气来。
　　而且，俗语云：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一颗右边的臼齿，蛀了一个大洞已经很久了，每逢进食咀嚼都有一些疼痛，所以去一位皈依弟子的牙医诊所治疗，医师建议我抽神经装牙套。第二次做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不小心消毒液渗漏到舌头的右下方，当时觉得一阵持续的灼痛，好像把我的舌头放在火焰上烤烧一样的难受，医师并不知道，我忍耐到治疗完毕，大约十分钟的时间，人已有点虚脱感，我还以为这是正常现象。医师说没什么关系，至多两天就会好，涂擦了药，回到农禅寺，当晚却整夜疼痛无法入眠，第二天再去治疗，医师给了一罐类固醇药膏，据说那是立竿见影很快可以见效，的确涂上以后虽有点痛，大概可以保持一个小时，如果闭嘴不讲话，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偏偏我又没有不开口讲话的福报。不论在任何场所，我是不得不讲话的，就是坐在房间内，也会有电话、对讲机来找我，我的舌头受伤部份，就是在靠近被磨整锋利而尚待上套的那颗臼齿边上，不要说吃饭时会碰到，凡是开口讲话，伤口就会被那颗臼齿磨擦，每次碰到、犹如刀割。
　　那阵子，我的活动相当繁重，正遇上农历新年前后，除了演讲、录影、开会、慰访、接谈等，也都有禅七由我主持。台大的医生建议我用抗生素治舌伤，另外的医生持反对的意见，认为我的白血球已经很少，如果再用抗生素，对身体非常不利，就这样持续的拖了两个星期，不能吃正常的饮食，只能用吸管吸取流汁，所以营养又受到影响，最后台大医院牙科医师，还是命令我用抗生素，一星期之后，终于痊愈了。
　　由于这样一番折腾，身体上的其他的毛病纷纷出现了。本来每夜睡眠四至五小时之间，只要起身一次小解，到了这个阶段，晚上小解的次数频繁到五次之多，而白天每三十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经过超音波及各种腹腔内视镜检查的结果，发现摄护腺肥大，膀胱发炎松弛无力，有人建议我一劳永逸去做手术切除，据说老年人都会有类似的病症，以现在的科技，不需要大惊小怪。可是看到我的验血报告，医生劝我免了，不要造成流血不止，加上我的免疫系统也不够强，很容易发生感染的病变，所以还是劝我充分修养，定时吃药。
　　一时间，我好像被医生判了徒刑，从此终老，或是放了长假，从此退休。在我身边的弟子们，知道我的状况之后，劝我暂停出国访问等比较吃力的弘法活动，因此到了三月下旬，通知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英国及墨西哥，取消了我预定中的行程，台湾的活动也尽量的不让我参与，同时也搬离忙碌的农禅寺，移往中华佛教文化馆，好好静养。在这期间，我俗家的二哥夫妇也从大陆来台给我探病，正好有一点空闲，可早晚相聚。
　　可是马来西亚已经在吉隆坡租定了一个可以容纳三千到五千人的会场，以售票方式已将入场券全部售罄，新加坡也租定了三千人的会场，所有的文宣、海报、入场券全部发了出去，他们上从总理吴作栋先生夫人，到部长、司长、工商界菁英人士都会出席我的演讲会。在德国也租好了场地，收了来自欧洲十多个国家参加禅七者
　　的费用，经过函电传真往返洽商，马来西亚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他们知道善后处理问题相当棘手。新加坡原则上也为师父的健康设想，可是那边的负责人朱盛华女士，几乎一天来几个电话，都是在哭，一边问候师父，一边报告那边状况，好像我不去，他们虽可以接受，但好似几乎要上吊。
　　我的比丘尼弟子果梵师向我请示如何处理，我只有苦笑一下说：“我的生命就是用来报三宝恩的，还有一个地方为了佛法非要我去不可，就是我死了也应该去了，希望三宝加被，龙天护持，平安无事，到时能否上飞机，也要看他们的福报如何了。”这样一来，又使我台湾的弟子们哭了。我真觉得业障很重，不去，那边有人哭，要去了，这边的人哭，真是阿弥陀佛！
　　在德国的柏林方面，也不断的用传真及电子邮件问我健康状况，同时报告他们所作的决定：那儿的禅七将照样进行，如果我实在病得不能前去，便请我的英国弟子约翰?克鲁克博士代表我主持。不过最好希望我的身体赶快恢复。这样一来，我既然新加坡能去，在回到美国纽约的途中，经过柏林逗留一个禅七，也可以满他们的心愿了。
　　其实这赵新加坡之行，还有一项不得不去的理由，那是法鼓山护法信众之中，有一批人在半年前就已组成了“星马随师听经护法团”。这并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几位居士自动发起，由信众钱文珠经营的荣通旅行社承办，到三月下旬已经在新、马两地订好了旅馆及机票，办好了签证，收取了团费，如果行程全部取消，旅行社必需退钱，已经付出的人力及费用则无法补偿了，虽然钱文珠对我的出家弟子说：“一切以师父的健康为考量，公司的损失，请师父不必担心。”这也使得我相当感动。但是由于我的健康出状况，到此时为止，已经累及欧亚美三洲的许多人了！这在过去是从未发生过的。
　　好在三月底四月初，有人介绍了两位非传统的医师，他们都是医学院毕业的正式医师。第一位连医师，他用两种方式来治病，先依眼睛的虹膜判断我的病情，再用电波磁力来调整我的身体，并用从各种食物中淬取的精华给我服食治疗，那些看似药品的丸、片、粉剂，不含有任何伤害人体的化学原料及金属成份。另外一位唐医师，是用由德国引进的仪器，以振荡的周波，来调整人体中能量不平衡的部份。荣民总医院的医师也给了我一些非常安全的药物，来帮助我恢复膀胱机能，所以频尿的现象有很大的改善，睡眠比较安宁，体力也恢复很多。所以当我到达新加坡国际机场，迎接我的当地人士，并没有看出我有什么不对劲，加上落脚的旅馆相当安静，到达的前两天，没有访客，没有活动，让我获得了充份的休息。
　　抱疾走高峰〈四〉
　　访新加坡的因缘
　　◎圣严师父
　　亲临座谈会场的有现任及前任国会议员，前任内阁部长，
　　现任大使、总统私人助理、执政党助理署长、各部高级官员
　　以及企业界、学术界、教育界、宗教界领袖。
　　这样高水准的集会在新加坡佛教界是相当难得一见的场面。
　　参与这场座谈会的人士是从学术、社会、文化的层面切入，
　　听听我是如何建议大众用智慧和慈悲来处理问题的看法。
　　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大概跟台湾的大台北地区相等，人口三百多万，比我十七年前去时增加了几十万人，目前还在用两种方式增加他们的人口，一是鼓励生育，如果有三胎以上，国家会给予相当优厚的福利辅助。二是接受从台湾或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技术移民，也就是拥有高科技的年轻华人，他们非常欢迎，移民到新加坡成为公民，计划最高的人口数量一仟万人。这跟世界其他国家提倡节制生育，并且拒绝外来移民是大不相同的。
　　该国的政府官员平均年龄都很轻，三十多岁当到司长、部长的很多，五十多岁就要计划退休，所以政府充满了青年人的活力及朝气，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不仅仅有冲动还有高瞻远瞩的危机感，由于新加坡的邻国都很强大，像印尼、马来西亚，都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新加坡小国寡民，不得不奋发图强。现在的政府虽以华人为中心，绝口不承认是中国人，跟台湾和大陆都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的互动互助，但他们自称是华人而非中国人，当地华人多半是接受以英语为主、华语为副的双语教育。由于该国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份，所以也有马来人及印度人，各有他们的语文及宗教。
　　他们的道路标示，一律使用英文，商店招牌只有旧华埠牛车水一带的才使用中文，所以走在街上，如果不看人的面孔和肤色，感觉像是西方国家一样。市容整齐干净，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树木花草。地方虽小，空间的规划、居住的环境格局，给人的印象如同欧美地区。十七年前曾看到的原住民住宅区，以及旧华埠的脏乱，现在已经完全改观，而且不断的在跟海水争地，面对印尼方向的海边十七年来已增加了几片人工的陆地，是向印尼输入了大量的海沙，堆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新生地。
　　这次我之所以不得不去新加坡，说来话长。起源有两个：一者是三年前由正在新加坡经商的周鼎华和朱盛华夫妇，随团去大陆访问，途中劝请我去那儿做一次大型的弘化访问，我的回答是，如果那边有了一百位法鼓山的劝募会员时，我就去。再者，两年前我在香港弘法时，有一位年轻的比丘明义法师，他是现任新加坡佛教总会秘书长，到场列席听讲，也提出邀请我去弘法的建议。我随口应了他一句：“因缘成熟我一定会来贵国拜访请教”。
　　去年春天，周鼎华夫妇回台北见我时又旧话重提，而明义法师跟他的师父悟峰长老到台湾访问，特地到法鼓山，当面邀请。再加上周鼎华夫妇已经在新加坡为法鼓山团体成立了一个佛教图书馆，为新加坡人提供法鼓山讯息，以及我们各项出版著作的借阅；他们为法鼓山劝募建设经费十分积极，虽无劝募会员的劝募活动，却有了不少位荣誉董事，也积极的介绍那儿的社会菁英，到台湾及美国参加禅七、佛七、受菩萨戒及出家生活体验营等的修行活动。我为感谢他们的热心护法，也应该去走一趟。
　　原先的计划，我坚持要由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办这次弘法访问活动。结果阴错阳差，种种的因缘，而使得此次的活动，由周鼎华夫妇结合当地的几位信众，承担了下来。关于这点对于明义法师及新加坡现任会长隆根长老，我感觉相当的遗憾。
　　这次在新加坡前后逗留七天，若依原先的安排，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活动，后来为顾虑我的体力，减为四场演讲，头两场是对小众的，后两场是大众的。
　　小众的第一场是四月十六日晚上的信众暨读者联谊会。本来我在那儿根本没有信众，常常到图书馆参与活动的人员亦只有一百多人，可是他们借了可以容纳五百个席位的新达城三楼礼堂，因为听说我要去开示，许多人老早就联络了各人的亲友前往，本来我只想听听信众们的学佛心得，和大家做一些互动的联谊交谈，我到那儿只说几句鼓励祝福的话就够了。可是一进会场，竟发现爆满的听众。当果竣师主讲了法鼓山的理念、谢世玉及周鼎华的学佛报告，点灯传递之后，便要我开示，我只好以“日常生活中的理性与感性的调合运用──祝福你平安”为讲题，为他们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虽然有点累，还是蛮喜悦的。
　　第二场对小众的演讲是四月十七日的晚上，由大专毕业生佛友会及法鼓山佛学图书馆联合主办，地点是借用东陵俱乐部地下一楼剧院厅，那是一个原先属于英国上层人士的集会场所，现在的会员也都是上层社会人士，借用这个场地就是方便该国的高阶层社会人士来参加。我的引言主题是“如何以智慧与慈悲来处理问题”。会场一下子挤进了两佰八十多人，其中有现任及前任国会议员，前任内阁部长，现任大使、总统私人助理、执政党助理署长、各部高级官员以及企业界、学术界、教育界、宗教界领袖。这样高水准的集会在新加坡佛教界是相当难得一见的场面。尤其是新国政府官员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禁忌，就是政府官员们不宜参加宗教活动，也不表明宗教信仰的背景，因为这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官员们的宗教信仰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困扰。参与这场座谈会的人士是从学术、社会、文化的层面切入，听听我是如何建议大众用智慧和慈悲来处理问题的看法，所以是座谈会，不是弘法会。
　　抱疾走高峰〈五〉
　　连场爆满的新加坡弘法
　　◎圣严师父
　　弘法大会的时间是晚上七时至十时，六时半左右，
　　场内席位便已告满，场外还陆续有人进来，发出多少票，就来了多少人。
　　另有少数没有票的人在场外枯候。幸亏大会的义工菩萨们设想周到，
　　不仅在场内架了两面大电视幕，场外也架了一座，
　　无法入场的人，只有在电视幕前席地而坐。
　　至于两场对大众的弘法活动，就是借我所落脚的旅馆四楼莱佛士大厅。它的容纳量是三千个座位，平常是用隔间隔开，成为分区使用的大餐厅，遇到大集会，便将所有的隔间打通，看起来非常宽大，高度也相当于两层楼，故也感觉不出是在第四楼上，而此饭店一共有七十三层楼，我住的房间是第五十三层，是一个五星级的旅馆。这个会场是多功能用途的，听众席的椅子是临时摆的，讲坛是临时搭的，有点像去年五月我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的玫瑰广场，听众区没有坡度，以讲坛为中心，围成一个菱状的弧形。
　　图书馆的诸位义工菩萨对这场大型的弘法活动，没有经验，他们听说根据台湾法鼓山办演讲会的经验，如果以派票的方式发出入场券，出席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因为是免费送票，所以拿到票也不珍惜。如果预估到的听众太少，席位坐不满，空荡荡的很可惜，而加倍发出入场券，有时又会造成场内场外人山人海而无座位，对于听众的抱怨很难处理。新加坡的菩萨们也有这样的顾虑，旅馆的经理告诉他们，基于安全的考量，超过人数是危险的，也是违法的。结果他们每场发出了三仟六佰张入场券，预计有六佰人不会来。可是四月十八日及十九日两晚在我开讲之前两个小时，就已有人排长龙队等待入场，他们都持有入场券，只是希望早一点进场，可以坐到靠近讲台的席位。
　　弘法大会的时间是晚上七时至十时，六时半左右，场内席位便已告满，场外还陆续有人进来，发出多少票，就来了多少人。另有少数没有票的人在场外枯候。幸亏大会的义工菩萨们设想周到，不仅在场内架了两面大电视幕，场外也架了一座，无法入场的人，只有在电视幕前席地而坐。依照旅馆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也会被罚款的，由于总理吴作栋先生的夫人陈子玲律师及外交使节都来听讲，所以也就特别包涵，每天并加派四位保全人员，在我进出场时，随身接送。
　　弘法的时间预计三个半小时，依照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是无法胜任的，于是将这三个半小时做了相当妥善的分配：六时三十分听众入场，七时放映录影带介绍我的生平，法鼓山的悲愿等等，接著由当地光明山普觉寺的广声法师领导的恒河之音合唱团演奏演唱“净土梵音”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我的演讲又分作两个时段，讲了一小时，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播放台湾法鼓山制作的二支录影带“四海慈悲行”及“三皈五戒”，又为了让我在演讲时有喘息的机会，安排果谷比丘做英文翻译，因此我所讲的时间，就不这么多了；第一晚下来，许多听众便要求我于第二天晚上最好取消翻译。
　　对于这项要求，我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翻译还是有，但简要一些，我请听众原谅，这不仅是为听众，更是为了我的体力而做的安排。经过调查，会场中听不懂华语而必需听英语的人不到二十位，以此看来，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普及，好似比台湾还成功。我在台湾做如此大型的演讲，往往需要有闽南语翻译，新加坡人除了都会英语之外，华语成了他们第二国语。我只好告诉他们：能听懂两种语文的人，不要以为浪费了一半时间，就把它当成同时听了两场演讲吧！引起了满堂的爆笑。
　　这两场演讲的主题分别是“智慧的人生”及“和乐的人生”。第一场我从基本的佛法，正确的观念，讲到人生的目标、意义、价值。如何运用智慧和慈悲，在日常生活中利己又能利人，也提出无常、无我的观念，要他们不断地保持危机意识及警觉心的同时，积极的改善现在、开拓未来。第二场我把佛教特有的修行方法，特别是中国禅宗、数息、念佛、参话头、默照等的法门，作扼要说明介绍，而且告诉大家：佛法并不仅是少数人或出家人的专利品，乃是人类全体大众所需要的，可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最后是授三皈五戒的仪式。起先负责会场的悦众菩萨们认为，这会是一桩麻烦的事，三千多人之中，填了表格申请授三皈五戒的人，只有四佰多位，其他的人士，预计在演讲结束后，就得离开会场，这样一来，必定会造成场内的混乱，然后再要把接受皈戒的人整队集合，也得大费周章。所以预备让我先离开会场去休息后再回会场。
　　我觉得那不是好的方法，所以决定另法处理。当我宣布了“演讲到此为止”，接著便说：“请大家不要离席，下面是皈依的仪式，并请所有的出家法师担任尊证，请所有已受三皈及未打算马上接受三皈的贵宾们坐在原位观礼，让大家分享一份欢喜和接受三宝的祝福”。接著我又说：“要受三皈五戒的人跟著我念，已受三皈五戒的人陪著念，不受三皈五戒的人听著念。诸位就在原座位上合掌即可，请大家欣赏享受这个仪式中自然、庄严、和谐的气氛。”
　　当我领著诵念三皈五戒的内容时，发现台下的人几乎都跟著念，只有少数人没有念。
　　最后我说：“恭禧大家，已经成为清净正信的三宝弟子，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幸福、愉快”。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刚才虽然没有填申请表、也没有跟著念的贵宾，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三皈五戒，你也可以考虑接受，那也算是三宝弟子了”。因此引起全场的欢笑和如雷的掌声，我就在这样的笑声和掌声中走下了讲台。而此次新加坡的弘法活动，到此也划下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