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香
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史学系教授
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
页321～339

--------------------------------------------------------------------------------

321页

一、佛教的入华

佛教最初传入中华，究竟是由那条路线？是海道还是陆
路？最初入华的确实年代为何？最初的佛像是什么样式？是
中国传统面目？仰或西域风貌？抑或南传造形呢？是犍陀罗
风格，还是秣菟罗式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佛教最初入华的年代，自来即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即至
今日仍被热烈讨论著。在传说中凡是有关金人的记载，便被
附会与佛教有关，如秦王政的丈六金神：

“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赉佛
经来华。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
。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注1)

又如霍去病的得金人：

“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
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毗邪王杀休屠王
，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
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
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注2)

除此二说之外，其他如周穆王造迦叶佛像说，秦缪公造
铜像说，孔子知四方有佛说，东周敬王造立佛舍利塔说，汉
成帝刘向校书见有佛经说等等，依近代学人的考证，均认为
无足采信。

无论是秦始皇(秦王政)的丈六金神，抑或霍去病所得的
丈余金

---------------------

(注 1) 见佛祖统记第三十四引朱士行经录。

(注 2) 见魏书释老志。

322页

人，或其他的铜像，都不可能是佛教像。因佛灭后的五百余
年间，佛弟子所崇奉者，仅是舍利、佛牙、佛发等。而并未
有设像礼拜之事。现存的纪元前的佛教艺术遗迹也都以佛宝
座、佛足迹、法轮、菩提树等象征的符号来表示佛法身的所
在，而没有具体的人形佛像出现。是故霍去病所获的金人，
仅可能是匈奴人所崇拜的宗教神而已。

但佛经入华的年代，若依魏书释老志：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3)

此说载在正史，却是可信的史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
相当于西元前二年，换言之，中国在西汉晚年的前一世纪末
，已经有佛教经典的流传了。

另有汉明帝永平求法之说，大意谓：

“永平年间，明帝夜梦金人，随即派遣中郎将蔡
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途中在大月
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
，载以白马，归洛阳。明帝在洛阳城西外立白马寺，
摩腾、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译经的开始。
”(注4)

这一说法向为儒家所采信，但经近世学者如梁任公等人
的详加考证，而否定了其可靠性。

永平求法固然不是史实，但当时佛教已经东传，流传于
洛阳，再因楚王英而入彭城丹阳，却是不争之事实。

楚王英是明帝的异母弟，其任所在彭城，相当崇信佛老
：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
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令天下死罪，皆入
缣赎。英遣郎中令奉

---------------------

(注 3) 此伊存口授经说，除了魏书释老志第二十之外，有
关的文献甚多，其中最古老可信的资料为鱼豢的魏
略西戎传，若依据魏略所载秦景宪则作景卢。

(注 4) 此永平求法之说，最原始资料当推晋袁宏后汉记，
其次为范晔后汉书，又经四十二章经序、水经注、
牟子理惑论、洛阳伽蓝记、冥详记、化胡经、释老
志、高僧传等的创意附会虚构而成。

323页

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
。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
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
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其还赎，以助伊蒲塞
桑门之盛馔！”(注5)

由这段文字知楚王英奉呈缣纨而向明帝赎罪，而明帝却
因楚王英的崇奉黄老、浮屠，且行祭祀洁斋礼仪，因此将缣
纨退还来供养在家清修的伊蒲塞(优婆塞)及出家修行的桑门
(沙门)。

正史上有如此肯定的记载，可证明当时的行教尚处于黄
老与浮屠并祠的时代。只是明帝的诏书中未提“浮屠之仁祠
”内，究竟有无供像，如有，又是何种式样？

楚王英在永平十三年(70年)，因交好方士，被告谋反，
明帝将之贬谪到丹阳，次年自尽。在西元一世纪中叶，随楚
王英的迁徒足迹，佛教流行于河南、湖北、江苏一带，是可
推测而知的事。

楚王英殁后的76年，汉桓帝登基，当时安世高已到了长
安，并且开始翻译经典，在濯龙宫中设华盖以祀浮屠、老子
，沿袭了楚王英的黄老与浮屠并祀的作风 (注6)，且似乎用
黄金铸造佛像(注7)。

到了灵帝时，丹阳豪族笮融，聚众数百人投靠于徐州牧
陶谦。陶谦命他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送粮米，他利用
职权而获利，因而得以造寺：

“乃起大浮图祀，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
采。垂铜槃九垂，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
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后
，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
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径数十里，民

---------------------

(注 5) 见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

(注 6) 后汉书桓帝本纪：“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
以祀浮屠、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又后汉书
三十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

(注 7) 佛祖历代通载第五：“永兴元年桓帝于宫中铸黄金
浮图老子像，覆以百宝华盖，身奉祀之”。

324页

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注8)

由这段正史的记载，知造寺立像已正式开始，且寺院规
模相当大，可容纳三千余人。而浴佛会斋会也相当壮盛，广
受民众的响应。

造像的风气既开。我们要探讨的是：在这浮屠与黄老并
祀的时代，对于正确佛法未完全了解之际，所造的佛像是何
种样式，所谓“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可肯定的
是铜像是雕像，但面貌为何？是汉人还是印度人？是中土的
锦采衣？还是西来的僧服？

二、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

笮融的雕像，应是文献所载最早的佛像，而实物遗迹则
最早应是山东沂南石椁墓中的项光童子像。(图1)依据报导(
注9)石椁墓中室的正中央有八角石柱，柱上以浅雕的方式雕
出一些线刻画。其中有几幅是受到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如衣
裙下摆飘动类似飞天的羽人，类似“施无畏”的手形，而颈
上围著圆圈的项光童子像，尤为明显。此正面和背面画著有
头光的童子立像，左右两面画有载华盖而坐著的神像。立像
和神像的作风差别很大。

童子立像颈上有圆光，头上有饰物，颈间也有饰物，腰
配铃铛，衣服窄袖，裙下裤管蓬大若灯笼，足下著尖头鞋。

这怪异的形象是佛教像吗？还是黄老神仙？还是常人百
姓？

就汉代流行的画像砖或石刻画而言，受到神仙思想的影
响，每每出现东王公、西王母，或肩生两翼的羽人、神仙。
这件立像腰下蓬大的裙裤及足覆，类似传统汉画中的贵族或
神仙。但没有羽衣，又有圆光，窄袖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

如果说是佛教系统的形像，则除了圆光、窄袖等，有点
佛像的特征之外，自宾冠以下身上的装饰，说是菩萨像也不
像。

---------------------

(注 8) 见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注 9) 见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现
代佛学，1962年第四期。以及曾昭燏、蒋宝庚、黎
忠义合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
，1956年。

325页

图1 项光童子像 山东沂南东汉墓
(略)

由于造形太特殊，因此有人认为它是“著普通衣服的童
子”(注10)，有人认为二个立像一是火神祝融一是司掌刑杀
、降雨、水利工程的水官玄冥(注11)，但圆光是佛教像的特
征，学者称它是神仙般的佛像，或佛像般的神仙(注12)。是
佛教影响下的图像(注13)，是不可否认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作品呢？

山东古来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至东汉之初，济南阜陵
广陵及楚诸国王，均信方术，当时方士仙道盛行于淮济一带
，佛教初来，亦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彭城、广陵间，亦盛
行其教，此教当时极可能仅有经典，而无图像蓝本。

沂南古墓的年代，据推断为汉末年间之物，约当西元二
世纪左

---------------------

(注 10) 见曾昭燏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6年。

(注 11) 见林己柰夫“汉代鬼神?世界”，“东方学报”京
都四十六册，1974年。

(注 12) 见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1979年。

(注 13) 小南一郎氏从其图像配置加以考察，认为极有可能
为佛教图像，见小南一郎“佛教中国传播?一样相
----图像配置???考察----”，新潮社，1983年
。

326页

右，正是笮融活动的时期。笮融的彭城或楚王英的彭城，即
今徐州，距离沂南椁墓，不过一百八十公里罢了。笮融所立
的浮屠铜人，桓帝所铸的黄金佛像，如果在没有图像蓝本之
下，一定是继承传统道家思想，再揉杂一点初来的浮图意识
，而形成一种似佛似仙、非佛非仙的式样。因此形成了沂南
古墓立像的创作作风。

汤用彤曰：“浮屠之教既为斋戒祭祀，因附庸于鬼神方
术，西汉武帝好神仙方士，王莽特尊图谶。及东汉谶纬占侯
，帝王奉为圣言。异术方技，尤为时人所乐尚。楚王英之信
方术，在光武诸王中，并非特出，而明帝诏书中，称‘仁祠
’言‘与神为誓’可证佛教当时只为祠祀之一种。楚王英交
通方士，造作图谶，则佛教祠祀，亦仅为方述之一。盖在当
时国中人士，对于释教无甚深之了解，而羼以神仙道术之言
，教旨在精灵不灭，斋谶则法祠祀，浮屠方士本为一气”(
注14)。

这一段文字，正可对沂南古墓童子项光立像产生的背景
，作最好的注脚。

三、三国西晋佛教的流布

东汉时代的佛教，就上述的佛教，就上述的楚王英，桓
帝及笮融等的信仰而言，无非是祭拜金像，建造佛寺，行原
始的礼仪罢了。但进入了三国西晋时代，由于交通的频仍，
来自天竺、月支、西域的高僧不断东来，使得佛教的信仰由
建造寺塔进而翻译经典，而达到思想的流布。创作也在这一
背景下，更进入另一阶段。

三国时代的佛教中心，北以洛阳，南以建业为据点。北
方是曹魏的势力范围，魏文帝黄初元年(220)于阗、焉耆、
扶余、□貊等西域诸国都曾遣使入贡(注15)。黄初三年鄯善
、龟兹、于阗等国国王均遣使入贡。文帝于是在西域设戊乙
校尉(注16)。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支王波调遣使入贡，明帝封
其为亲

---------------------

(注 14) 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注 15) 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二。

(注 16) 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一。

327页

魏大月支(注17)。曹魏与西域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得东
西交通大大发达，朱士行的西行求法，昙柯迦罗等东来译经
，均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上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北方的佛教造像，在此背景下已然逐渐形成风气，在魏
黄初元年(220) 便已有孙二娘、王五娘题名的造像记。这应
是中国最早有铭刻年代的佛教造像记(注18)。且从题名的人
氏看来，造像风气似已伸入庶民中。

至于南方自古便有海路与天竺交通，早在东汉时，大秦
、天竺均曾借海路遣使贡献(注19)，到了孙吴时代，更派遣
朱应与康泰二人前往天竺。海上交通既通，佛教的先由海上
入华，其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其间到过南方的译经师，著名者最早如安世高于汉恒帝
灵帝(147～188在位)时先到京洛，再入庐山、豫章、会稽、
广州一带传法。到了孙吴时代，先有支谦得孙权的信任而任
博士、东宫辅导，且大量译出大乘经典。后有康僧会自交趾
北上建业，虽释氏稽古略等所载的“康僧会到吴地建寺立像
，孙皓曾获得金像等事迹”不一定是史实，但康僧会的译经
，江南一带早有佛教的观念，也创作了佛像，却是不争的事
实。

到了西晋，佛教除了译经僧的活动之外，更进而再深入
在家信众之中。而对教义的理解则受到清谈、玄学的影响，
而逐渐走入“格义”式的佛教。

至于建佛寺造佛像也随之渐增，虽然释氏稽古录所载西
晋五十二年间“译经者僧俗十二人，译出经典六百卷，建造
寺院一百八十所，度僧尼三千七百人。”未免有夸大之谦，
但洛阳伽蓝记也载西晋永嘉未年洛阳一地便有四十二所寺院
。

---------------------

(注 17) 见三国志卷三，魏收，明帝纪第三。

(注 18) 见清洪颐□平津作谈碑记三续卷上。

(注 19) 依后汉书西南夷传， 桓帝延熹二年及四年袨(159
、161) 有天竺派使节来中国献礼通好。延熹九年
(166)大秦王安敦之使者由海还来汉，献象牙、犀
角等物。

328页

既有这许多寺院，便不能没有佛像，西晋一代最著名的
译经师竺法护自太始元年(256)抵洛阳，迄永嘉二年(308)为
止，除了译经之外，也在城西建法云寺，而且，“摹写真容
，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注20)，
这是在文献中最早有图画佛容的著录，因此日人大村西崖便
认为是佛像传来的嚆矢(注21)。

其他有关造佛菩萨金像或得金像的传说尚多，虽未必是
史实，但佛像流传于华北或江南一带，却是相当可能的，尤
其自现存的几件古老的佛像，更可印证佛像流布的大要。

四、汉晋之际的佛像遗例

现存中国四世纪以前的佛教造像，有的是纯粹佛教系统
的佛菩萨像。有的则遗留了传统神仙式样，混合了佛、道、
方士的信仰，使得佛、神虽以分辨。以地域而言，四川、湖
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内
蒙古地方均有发现。其表现方式则有墓室的石雕摩崖线刻画
、铜镜上的凸雕花纹、青瓷或陶器上的凸堆模印花纹，也有
单独的金铜像。除了上述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之外，其他遗
品兹分述之如下：

(一)四川的汉墓浮雕佛像

就年代及式样而言，四川发现的佛像，不但年代早，且
是完整的佛像。到现在为止共有三处有佛像出土的报导，一
为乐山麻浩崖，一为乐山柿子湾，一为彭山等三处。

就四川乐山麻浩崖、柿子湾、彭山三处汉墓出土的佛像
而言。麻浩一号崖墓后室门额饰有浮雕坐佛像，高三七公分
。此像有圆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衣端，顶有肉髻，
圆形颜面已残损。衣纹为通肩式样，有平行褶纹、U形下垂
部分位于胸前正中，双足结跏趺坐。(图2)

---------------------

(注 20) 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注 21) 见大村面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

329页

图2 浮雕坐佛像
四川乐山麻浩崖
(略)

此像由于出自汉墓，早期的学者一向断为二世纪时之作
品(注22)，且就衣纹式样定为犍陀罗式样(注23)，但近年来
有学者推翻此说，如南京美术学院的阮荣春指出此墓应属蜀
汉时所建，此像则为三世纪时代，式样则属秣菟罗式(注24)
。

就整个浮雕坐佛式样而言，除了面部破损无从辨别外，
一手作施无畏印，一手举衣端，衣服褶纹平行相间，胸前正
中下垂的式样，的确和秣菟罗坐佛或立佛十分相似。但是犍
陀罗式的佛坐像似乎也可找到相同的遗例，如现藏于白夏瓦
博物馆，断为一世纪末的迦腻色伽王

---------------------

(注 22) 见水野清一“中国□像?源流”史林第四六卷，第
四号，1963年。

(注 23) 李俊华、陶鸣宽“东汉崖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六月，及俞伟超“东汉佛
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五月，均曾讨论到四川此
崖墓浮雕佛像。

(注 24) 见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艺术学第四
期，民国79年三月台北。

330页

舍利容器器盖上的铜佛三尊像就是一例(注25)。(图3)

图3 迦腻色伽王舍利容器(略)

而光背上朴实无纹，双腿上衣纹膨松宽大，而非紧密贴
身，此种特征是异于秣菟罗佛。是故此像也许秣菟罗式的成
份较多，而也不排除犍陀罗式的影响。

乐山柿子湾汉墓后室门额上两尊坐佛，造形作风和麻浩
崖坐佛相似，时代和式样应是一样。

至于彭山出土的陶器附佛三尊像，或称佛像陶插座，高
二一?三公分，南京博物馆藏，上部作圆柱状，下为础，中
空，柱表浮雕一佛二胁侍。坐佛肉髻明显，不见圆光。左右
手与麻浩佛像相似，衣纹则自颈至下摆重叠著并行的弧线，
坐佛两旁之像不像胁侍菩萨，也不是罗汉，好似天人像。此
陶像一般认为出土于东汉墓，为二～三世纪时代作品，是中
国最早的三尊像。(图4)

但是阮荣春先生仍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时代应在三国
后期至西

---------------------

(注 25) 迦腻色伽王舍利容器，为铜制，器盖部份中有浮雕
佛像，身旁为帝释天和梵天相从，形成三尊像，佛
像一手施无畏印，一手握衣端，发纹为平行直线，
通肩的服饰，下垂居中，衣纹厚重。此容器被断为
一世纪末或二世纪之作品。

331页

晋初期，晚于麻浩和柿子湾的佛像(注26)。

就式样，持衣端及施无畏的手印，仍类似于迦腻色伽的
舍利容器上的佛像造形，衣纹也类似秣菟罗出土的51年铭的
佛坐像，但是毕竟也非以线条表示的紧密贴身像，阮氏也不
能否认有受犍陀罗的影响。

图4 佛像陶插座
四川彭山出土
(略)

(二)铜镜上的佛像纹饰

自汉末至晋初所制作的铜镜中，因其背后花纹的不同，
可分为神兽镜和夔凤镜二种，受到佛教的传入，佛教像或类
似佛教像的纹饰也表现在铜镜背后，因而被称为佛兽镜，兹
依水野清一在“中国????□像?????”一文(注27)
引述如下：

(1) 三角线佛兽镜：出土于柰良北葛城郡广陵町新山古
坟，是有佛像中最古的一例(图5)。 铜镜背面花纹分成三方
各有三坐像(神)像和三兽像。其中三像的姿式均属结跏趺坐
，两手叠在膝上，袖口

---------------------

(注 26) 同(注24)。

(注 27) 水野清一“中国????□像?????”一文载
于“□教艺术”第七号，1950年。

332页

窄，犹如佛入定的坐姿。衣纹则以平行突出的弧线描画之。
三像中，有一像头顶上有肉髻，颈上有圆光，坐在莲花座上
，像旁还有两朵盛开的莲花，此应是佛像无疑。而其他二像
虽跏趺的坐姿类似佛像，但是头戴三山冠，无圆光，羽衣的
羽毛自两肩翻转过来，前胸衣纹以斜方格式样表现之，此像
原应属神仙像，受了佛教影响而作入定的跏趺坐造形。

图5 三角缘佛兽镜
日本奈良出土
(略)

就时间而言，此镜约制作于汉末至三国之际，佛像的式
样，类似于犍陀罗或秣菟罗的造形，想像中，笮融大起浮屠
寺所供奉的佛像是否就是此式样？

(2) 画文样缘佛兽镜：出士于日本冈山县都洼郡村王墓
山古坟(图6)。 镜上的外区为半圆方格带，内区有四乳纹，
各区之间有两尊或三尊一组的佛像交互安置著。(a) 组中佛
像有肉髻坐在莲座上，右手举胸，似作“施无畏”印，左手
则抓住衣端。其右边站立的一尊手中似持香炉或莲花。有可
能是供养天或持莲花的观音菩萨。 (b)组为中一立佛，有光
背，右手持四枝莲花，身著下垂的天衣，垂在腕间，垂至腰
下，足下为仰莲座。立佛之左为坐在莲座上的坐佛，佛面倾
斜向著中央的立佛：左手持未开的莲枝。立佛之右为半跏思
惟像，面向右倾，右手支颐，左足下垂，天衣的一端，缠绕
于腕间再垂下。(c)组为二尊

333页

像，一为二头狮子座之上的坐像，圆光之上似有天盖，衣纹
不甚清晰。旁为立像左手持莲枝，头顶上有肉髻。 (d)组为
三尊像，中像立在莲上，莲蓬清晰可见，有圆光，右手似持
莲枝，俨然是持莲花菩萨。其右为坐像，乘坐在大的狮子之
上，顶上不见圆光，有双髻。其左为半跏思惟像，侧身坐姿
，坐椅清晰可见。

图6 画文样缘佛兽镜
日本冈山出土
(略)

此种画文样缘佛兽镜的佛像以三尊和两尊交互配置，是
否就是后世三尊像的雏形呢？只是佛坐像，持莲花菩萨立像
，以及半跏思惟像等的并列式，显得毫无主从秩序感。

除了冈山县出土的画文样缘佛兽镜之外，类似的尚有长
野县饭田市御猿堂古坟出土的一件，此镜也和前者一样佛像
有三尊及二尊交互配合而成，佛像肉髻时而呈现二个，背光
有明显的莲华纹。

(3) 佛飞天夔凤镜：所谓夔凤镜，除了花纹以夔凤为主
之外，和神兽镜不同之处，是在平滑的镜背上，雕上影像，
影像没有凹凸，犹如影绘，其表现的风格类似于汉代的画像
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一面佛飞天夔凤镜，其内区中
便有以平雕的手法雕佛、飞天像，佛坐于莲座上，有圆光有
肉髻，两旁为张开双手有圆光的飞天。 (图7)另外在柏林国
立博物馆东方部也收藏了一面风格类似的佛飞天夔凤镜。

334页

图7 佛飞天夔凤镜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略)

就一般的考据，三角线佛兽镜的制作于200年代三国时
代，夔凤镜则为270年至300年代的西晋时代的作品。画文样
缘佛兽镜则为300年代的西晋的作品。这些三四世纪的铜镜
原制作地点应出自南方，而近年来以佛像为装饰图案的三国
铜镜，在湖北省鄂城、湖南省长沙、浙江武义、安徽和县等
地都有发现(注28)。且经过大陆学者多次讨论过，如王仲殊
、徐苹芳均有论著发表(注29)。

综合这些铜镜上的佛像而言，在风格上神佛揉杂，汉式
传统仍十

---------------------

(注 28) 汉晋之际饰有佛像的铜镜，近年来出土为数甚多，
如三角缘佛兽镜，除本文所提奈良新山之外，尚有
京都府寺户大冢古坟、冈山市天神山一号古坟、京
都市百百池古坟、郡马县赤城冢古坟等均有出土。
而画文样缘佛兽镜，除了本文所提的长野冈山之外
，尚有河内金刚轮寺所藏镜、冈山县王墓山古坟出
土镜、千叶鹤卷古坟出士镜、名古屋市出土镜等。

(注 29) 王仲殊发表过铜镜多篇，如“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
兽纹镜”考古，1982年6月。又如“吴县，山阴和
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
，1985年11月。除苹芳也在考古1984年6月发表“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

335页

分浓厚，衣纹宽大而非紧密贴身，秣菟罗式较淡。

(三)越窑青瓷上的佛像装饰

在魏晋之际，江南一带烧制的青瓷，往往附有佛像装饰
，其中以被称为“神亭”、“魂瓶”、“谷仓”、“堆塑罐
”的坛形器为数最多。1989年笔者参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时，就发现此种堆塑罐，在高约17英吋多，宽11英吋余青
瓷中，上半部堆塑了楼阁建筑物、人物、动物，下半部的罐
子上也贴了无数的人物、动物，而在罐子居中的肩部却赫然
的堆塑了一整排十余尊的坐佛像。(图8)

图8 越窑青瓷堆塑罐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略)

此种堆塑罐是一种明器，一般的造形是分成二部分，上
部分堆塑以楼阁、飞鸟、百兽、四个小罐，下层的一大罐。
装饰的佛像有的位于肩腹处，有的位于楼阁或罐口的附近，
均先以模子模印成形，再贴饰于器身，一器所饰佛像数量不
一，有一二尊者，有六、七尊者，也有十三尊，甚或三十三
尊者。

依堆塑罐出土的报导，饰有佛像者至少有三十件，其中
江苏出土十五件，浙江出土九件，湖北三件，安徽一件，其
他出土地未明，此

336页

依阮荣春的统计(注30)，似乎并未包括大都会博物馆所藏者
。另外还有一些非堆塑的陶瓷器如豆，双耳罐、奁、博山炉
、洗、青瓷坐佛等，也都在器身上饰有佛像(注31)，如出土
于浙江吴兴的西晋青瓷贴花佛像双耳罐，(图9)就是一例。

图9 西晋青瓷贴花佛像双耳罐
浙江吴兴出土

(略)

这些为数不少的越窑青瓷，大约制作于三国两晋，最早
的纪年铭是东吴永安三年(260) 最晚延续到东晋，流行于江
苏、浙江，并及于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是代表著三四世
纪之际长江流域的作品。

以贴饰佛像位于堆塑罐而言，依林树中引王仲殊的说法
，谓最初是作为护卫阙楼的神像贴在罐的四周，后来地位逐
渐升高到罐的上部，约在吴末晋初的堆塑罐中，还堆塑很多
佛像，如南京高场一号西晋出土的西晋堆塑罐，又把佛像置
于楼阁中间，成了供养的对象(注32)。

由于堆塑罐原是明器，最初对佛教的含义不明，将它看
成神仙或东王公、西王母一类神祗看待，神佛揉杂的意识之
下，佛像只作为装

---------------------

(注 30) 同(注23)。

(注 31) 见谢明良“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
”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国74年，台北。

(注 32) 见林树中“魏晋南北朝的雕塑”，中国美术全集雕
塑编三。

337页

饰，且置于罐之中下部，也许经过高僧的阐扬对佛教也有进
一步的认知，故安置位置逐次上升，成了供养的对象。

至于贴饰佛的式样，因一律呈坐姿，且头上有肉髻和圆
光，身披通肩服，文纹呈平行弧线下垂部分居中，趺坐下为
莲花座，或狮子座。那应是较倾向于秣菟罗式，但也融合了
若干犍陀罗特征，如“南京江宁县谷里乡，1982年出土的西
晋元康七年(297) 铭的砖墓，内出堆塑罐一件，在阙楼前及
两旁各有佛像多尊，尖发，肉髻，浓眉，眉心有凸起的白毫
相，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而面部表情严肃虔诚，肩披袈
裟、跪坐、拱手置于胸前”(注33)。此深目、高鼻、络腮胡
须似乎是沿袭了不少的犍陀罗佛的特征。但是跪坐而拱手的
式样则应不是西来的式样，而是中原传统的作风。

(四)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鎏金铜饰片

前述的几件佛像，均是制作于二三世纪之际，虽可信为
最早期的佛像，但未有确定的纪年铭。而1956年在湖北武昌
吴墓出土的鎏金铜饰片，应是有确定年代的最早金铜佛造像
。由于此吴墓，尚出土了一件“吴永安五年”的铅地卷，可
知此墓必造于此年，而铜饰片更不迟于永安五年，即262年
。

依报导(注34)，这个金铜饰片状若杏叶形，长5.05公分
，宽3.1公分，厚0.1公分，通体扁平面微弯曲。(图10、11)
其表面金黄色，里面有铜锈绿。它原是由两块杏叶形的铜片
合钉在一起，上下左右边缘共有小铆钉六个。铜片的正面有
透雕与线刻的佛像，佛像立于一莲座之上，莲座两边各有莲
花一朵。佛像头顶有肉髻，项有圆光，裸露上身，系飘带，
下著裙，裙上部在腰际向外翻卷。

---------------------

(注 33) 同(注31)。

(注 34) 见杨泓“中国最古的一尊佛像”文物1956年、“武
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以及程
欣人“我国现存古代佛教最早的一尊造佛”。

338页

图10、11 鎏金铜饰片上的佛像
武昌莲溪寺出土

(略)

阮荣春先生断此像为秣菟罗式，他说：

“此像受秣菟罗造像影响较为明显，使人很自然
地联想到秣菟罗出土的帝释窟说法图中的菩萨形像，
菩萨上身，仅戴项圈，仅见于秣菟罗系统。犍陀罗地
区菩萨像虽也有赤裸上身者，但往往在项圈下还在附
加一些饰物，左肩上的披帛缠绕也较为复杂，不如秣
菟罗式样简洁随意。”

图12 前额饰有白毫相的东吴庖厨陶俑
武昌出土

(略)

339页

武昌莲溪寺据考证为孙吴时校尉彭卢墓，同墓尚出土了
前额带有白毫相的陶俑。(图12)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注3
5)墓出土的陶俑(从骑吏到厨俑)也都有此现象。

白毫相，一如圆光(项光)是代表佛是智慧、定力和威德
，一般童子、骑吏、武士、厨师是不可能有的特征，虽当时
人对佛教只是一知半解。但佛教已流布此地应是无疑的了。

五、小结

总之，在汉末三国西晋之际，佛教的流布已相当广泛，
佛教最初入华的路线，除了传统一向认为的自西北沿丝路传
来之外，更有可能自西南缅甸，上溯云南、四川入中原，或
由海路经交趾、广州，再北上长江流域或湖北、或江浙。另
外第四条因连云港发现的东汉墓有佛教题材线刻画而升高了
从山东登陆的可能性。

传统一向确认的北传系统，带来了犍陀罗式样的佛像，
因此如出土于陕西清河县现存于京都藤井有邻馆金铜弥勒菩
萨像，出土于河北石家庄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金铜佛
坐像，以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东晋金铜菩萨像等，均带
著浓厚的希腊式容貌的佛像。

至于南传的系统中，比较具代表性的如夔凤镜或佛兽镜
，此种出自三国吴所制的铜镜佛像，揉杂了中国神仙或道家
思想的造形，时或带三山冠，时或头挽双髻，而衣纹也较倾
向汉式，衣袖膨松宽大，不类犍陀罗或秣菟罗佛。

至于遍及江苏、浙江等地的越窑青瓷上的塑佛，在造形
上则与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金铜饰片，较倾向于秣菟罗佛。

四川出土的几样佛像较为特殊，应是融合了犍陀罗式和
秣菟罗式。

三世纪至四世纪之际的中国佛像造形，有印度传来的二
大系统的合流，也有中原式样的遗存，形成神佛揉杂的式样
，直到四世纪以后逐渐建立起中国式的佛像，域外的影响也
渐被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