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艺术在中国流传和发展概况

2014/9/8    热度：185   

佛像艺术在中国流传和发展概况
　　作者：陆巧玲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互为融合，佛教的雕塑、铸造、以及绘画等艺术方面的创造对中国的文化影响之深且广。辉煌灿烂的中国佛像艺术博大精深，光耀古今。每当我们参观礼佛到各大佛教寺院的时候，往往会看到一尊尊形象生动，造型逼真，千姿百态的各种佛、菩萨造像，使我们观之倍感亲切，心生欢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由衷地赞叹，创造这些形象的艺术家和民间巧匠们的高超技艺和生动传神的表现能力！佛像形象而直观，本是佛教徒崇敬礼拜的对象。塑造这些佛、菩萨像，是解释佛经弘扬佛教教义，也是便于佛教徒的宗教修行实践。
　　一、佛像的产生
　　但最初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以及他去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约五百余年)内，佛像并没有产生。当时的佛教徒们认为，佛陀是人天之师，他是大智大觉的圣人，各个方面都是最完美无缺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怎可能同普通人一样随便塑造形相，有着“佛像不可显现”的传统思想。在早期佛教艺术作品中，表现佛陀存在之时，佛教艺术家们一般用佛的脚印，法座以及象征佛的智慧的菩提树或者直接以空白来表示佛所存在的空间。
　　佛像的出现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雕塑技艺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古印度曾有位光照千古的人物——阿育王，历史上他用非凡的武力灭掉了印度半岛几十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孔雀王朝，由于杀伐，纷争太多，世人称他“魔鬼阿育”。后来他幡然醒悟，痛悔不已，转向大力宣扬佛教，治国治人心，成为悉达多?乔达摩之后又一佛教领袖，他派遣了许多传教师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法，一些僧侣带着东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播来到了古希腊国家，这是一个当时有著“雕塑王国”之称的国家。古代希腊的艺术思想，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他们对人体深刻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以及他们精湛的雕塑技艺，创造出许多优秀的雕塑杰作，其中举世闻名的“美神—米洛的维纳斯”、“拉奥孔群组像”、以及“阿波罗”等。这些塑像至今在世界美术史上还辉煌灿烂，光耀古今。古希腊栩栩如生的雕塑作品深深地影响着古印度的传教艺术家和民间工匠们，他们认为仅仅以“空白”、“法座”、“莲花”等来代表佛像显得太不够了！他们吸取了希腊人对人体艺术的表现形式，打破以往的传统思想，直接以人物的形象来表现佛陀的容貌和身体。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制作佛像还并没有得到普及，当然一个新的艺术思想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一般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由于大乘佛教思想的形成，佛像才慢慢地大量出现，大乘佛教以“普渡众生”为目标。他们认为：“佛陀的肉身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法身却依然与世长存，而且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只要在修行时设置佛陀的形象，一心观想，忆念佛的伟大庄严，那么佛的法身就会永远与你同在。”这一时期出现许多大乘佛教经典，经中都极力赞颂造佛像具有巨大的功德，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等等。经中有曰：昔佛在世时，跋耆国王名优阗，来至佛所，头面礼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灭后，其有众生，作佛形象，当得何福？”佛告王曰：“若当有人，作佛形象，功德无量，不可称计，世之所生，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受福快乐。”受大乘佛教影响艺术家们深刻地意识到造佛像和供奉佛像会产生和积累很多功德，都是最好的修行。在佛像前观想佛的庄严以及佛教教义的深奥玄妙、进而进入禅思的境界;能够有利于自己的宗教修习实践。于是当大乘佛教的兴起后，一个建造和制作佛像的热潮也跟着出现。这时大乘佛教徒们开始大量制作佛经里所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佛、菩萨像，因此各种佛像就很快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开来。
　　二、 佛像在中国流传和发展
　　大约在两汉之际，佛像艺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最早出现的佛像艺术是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古代西域)。如拜成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起初绘画的风格比较粗糙，以粗放的线条为主，用大笔平涂法，色彩单调，以红、绿、蓝为主，经过岁月的侵蚀，红色已逐渐转为今天所见的黑色与棕色。早期整个画风明显带有印度的绘画特点，画面的题材大多是佛成道、佛本生、以及游化乞食等故事。
　　佛像艺术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经过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取得了飞跃发展，这时期无论在绘画方面还是雕塑上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时期佛像的形象，大多面目清瘦，大髻宽衣，神采飘逸。《历代名画记》卷五：“顾恺之所画人物面如恨刻，削为容仪；陆探微的人物画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凛凛若对神明；这正如戴颙造像：像成而恨而瘦……既减臂胛，像乃相称！”这些艺术家们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就代表了当时人们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典型的南北朝时代特征。北魏时期，由于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提倡，佛教发展很快。这时的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闻名于世的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就在这时期开凿而成，两大石窟规模巨大，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艺术有了明显的转变，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又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造像，已不是以前笔法上，“钩戟利刃森森然，而是劲健中又显露出柔和的笔意，显得温和圆润，生动柔和的风格，人物造型也从南北朝时的清瘦飘逸转向丰满端丽。隋唐菩萨像显得雍容华贵，颇似唐代宫廷贵妇形象。面庞圆润丰满，端庄妙丽。头戴各种宝冠，身披璎珞，臂钏，衣质轻薄华丽紧贴身上，更显肌肤丰腴和体态婀娜。这时期所绘的佛教内容画面扩大，多是描绘大幅大乘经变画，这些画面多数在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画里体现。其中有根据《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创造的“西方净士变”、“观经变”；有根据《维摩诘经》各品创造的“维摩诘经变”；以及根据《弥勒下生经》创造的“弥勒变”等等。以上这些经变，都是承袭南北朝以来大乘佛教所流传的各种画变，画面根据经中内容进行描绘如“观经变”，就是以佛说法为中心主题，把十六观的形象，画在主题壁画的两侧。“西方净土变”把巍峨的宫殿、清澈的流水、和谐的乐曲、展翅欲飞的水鸟、池中嬉戏的童子、空中飘扬的乐器，巧妙地组合在佛说法的四周，使之成为一幅生动、自然美妙的西方极乐世界图景。
　　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佛教在当时很兴盛。唐贞观三年，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度过了十七年漫长岁月，精通梵文和佛陀要义。到唐贞观十九年回国，带回梵文本子三藏圣教，一共有五百二十个箧子，总计六百五十七部。回国后，在唐太宗大力支持下，召集许多大德沙门与他共同从事翻译工作。唐朝最杰出的佛经翻译家玄奘外，还有“义净”、“金刚智”、“不空”等法师，他们都是优秀的译经师。玄奘是著重于瑜伽、般若、大小毗昙。义净重视于律宗经典。不空是著重于密宗。至于其他的许多译经大德，所翻译的经典也是各有所长。在一个时期总共译出三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之多。可见对唐代佛教翻译经典作了很大的贡献。也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佛教艺术的表现内容，盛唐时石窟中的“经变画”趋向复杂多品，场面壮观，内容丰富。既使同一题材的经变画，描绘的就有多处。如莫高窟的“法华变”、“维摩诘经变”、“观无量寿经变”等壁画。尤为“维摩诘经变画”最为突出，这一整幅大画面，以《文殊师利问疾品》中的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对坐说法为主题。又分别画出《佛国品》佛国世界的情形、《问疾品》以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对坐说法为主题，四周画有诸多菩萨、声闻、天人等、《不思议品》描绘维摩诘运用神通力遣来许多佛座入室、《观众生品》描绘舍利弗与天女相互变换对方，说明“色相无在无不在”的道理、《佛道品》描绘普现色身的菩萨入问维摩诘情形、《香积品》描绘维摩诘以神通力来到“上方界众香国香积如来处”与诸多菩萨、声闻、天人等吃香饭、《见阿众佛品》维摩诘遵佛旨，遂现神通力，以右手引出“妙喜世界须弥诸山、大海水、不动如来”等等形象现于大众的面前。这七幅小画是一整幅分割开的大幅壁画。但是每幅小画又有其独立性，他们既整体又独立。可见，这时期壁画家的技艺更为精湛。盛唐的雕塑、绘画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唐朝时印度的密宗传入中国，密教的经典又往往把一些密咒(陀罗尼)与观世音菩萨相联系，还规定了在持诵这些密咒时相应的仪轨以及需要礼拜供奉的特定的观音菩萨的形象，由此而产生了所谓马头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罥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这些观音又都是圣观音(或称正观音)的化身。在我国流传最广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简称，《大悲咒》。这位观音菩萨具有千手千眼表示能圆满无碍普渡一切众生。若有众生能供奉这一菩萨，诵持“大悲咒”那么此菩萨将以千手护持，千眼照见，并能息灾避祸，降伏邪魔。诵此陀罗尼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大悲咒”具有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唐代以后密宗在中国兴起，千手千眼的大悲观音像在中国许多寺院石窟寺中渐渐作为主像被供奉。如四川安岳卧佛沟石窟千手千眼观音，山西平遥双林寺千手观音，四川重龙山石窟千手千眼观音像等等。
　　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受到最普遍，最广泛的信仰，可说是家喻户晓。所谓“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佛”。《法华经》中的《普门品》记载：观世音菩萨能变化三十二身，随缘示现，以大悲愿行倒驾慈航，辅弼阿弥陀佛，寻声救苦，但闻其名，获无量福，因而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之称赞。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人们饱受疾病的伤痛，天灾人祸和政治动乱等种种苦难，百姓们感到无奈和无能为力，所以人们心目中都渴望有一位善心慈悲与法力无边的菩萨来帮助他们化解危难，解脱苦痛，由于这个原因，观世音菩萨与苦难众生最能相契，也最能相应，成为众生纾解苦难，寻求慰安的依皈。所以中国老百姓按自己的愿望和喜好塑造了许多富有民族特点，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情趣，因而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观音像，如“马郎妇观音(又称鱼篮观音)”、“扬枝观音”、“白衣观音”等。宋代以后创作出的观世音菩萨形象更多依照中国古代仕女形象，恬静温和。使人观之亲切、温暖。满足众生的愿望——随其所欲，求愿悉得。从造像的风格上看，则更加贴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浓，这样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五代宋以后，还出现了许多罗汉，如十六罗汉、五百罗汉十八罗汉等。唐代玄奘翻译的《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经一译出后，有关十六罗汉题材的塑像和画像就更多了。尤为五代禅月大师贯休所绘的“十六罗汉”姿态各异，骨相奇特，胡貌梵相，曲尽其志，为传世之作。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杭州飞来峰上五代、宋元时所刻的各种佛教造像中，其中有一尊笑口弥勒造像最为著名，倚坐于山崖上，光头如比丘相，双耳垂肩，笑口大张。身穿袈裟，袒胸露腹，一手按着一个大口袋，一手持着一串佛珠，乐呵呵地看着游人。在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赋予人物鲜明的性格特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使人见了此像无不被他那憨厚质朴，纯真坦荡的笑容所感染。忘却自身的烦恼。
　　这时候的佛像已带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他与中华文化形成水乳交融状态，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形成中国特有的世俗绘画审美风格。所以佛像艺术发展到这时期无论是从表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来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三、佛教艺术的保护和研究
　　中国有五大石窟：“甘肃敦煌”、“山西大同云岗”、“河南洛阳龙门”、“甘肃天水麦积山”、“重庆大足”。还有许多优秀的中国寺观壁画，如：“北京法海寺”、“四川新津观音寺”、以及“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等等。这些佛教艺术都是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及内涵。造像既追求形式，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其所显示的内容和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所以中国石窟艺术他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的珍贵资料，是我国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饱经沧桑的古老中国历经磨难，曾经历过战火硝烟，国破家亡的年代，在那痛苦的岁月里祖国许多佛教艺术珍品遭到毁坏，也有许多佛像，佛画流失到国外，损失惨重，令人痛心！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佛教艺术的保护，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术大师热切关注。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留法画家常书鸿在法国看到外国人在中国敦煌拍摄的画册，画册里敦煌那精美绝伦的壁画，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心头，此后常书鸿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祖国古老而又神秘的艺术，在法国取得了最高艺术成就的同时，常书鸿毅然决定回国，立志：“从此他决定为敦煌而生，为敦煌奉献他的一切！”
　　甘肃敦煌石窟创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营建，至今保存着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壁画。他具有多学科的形象资料价值，认识价值是无可比拟，故有“墙上博物馆”美誉。四十年代在常书鸿的带领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数十年如一日，尽心竭力，矢志不移。在敦煌研究保护过程中，常书鸿开拓性的工作是无人能及的，他为中国保留下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被人们美誉为“敦煌保护神”。他的精神影响了后人直至今日，一批批艺术家志愿来到祖国的大西北，为祖国灿烂的佛教文化艺术，为先人，为常书鸿先生未完成的心愿贡献自己的力量！
　　面对人类遗留下的伟大佛教艺术，她留给世人的不只是色彩绚烂的壁画，还有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执着。古老的中国石窟令人梦牵魂绕，是一座座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藏。是一个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她博大又美丽，她深沉又鲜明。我们对她的崇拜和敬仰，还饱含着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对历代造像大师崇敬和怀念，对为保护和研究祖国佛教艺术默默奉献的艺术家们崇高的敬意！
　　四、加强佛像艺术在中国更好的发展和创新
　　人类的长河总是奔腾不息向前发展，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衷心祝愿佛像艺术这株艺术奇葩更加繁荣昌盛，万紫千红。加强佛像艺术更好的发展和创新，既要源于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中国佛像艺术融合了中国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佛像艺术不能仅仅局限于表现形式上，而忽略了佛教内在的精神思想，使佛像艺术与中国的文化、艺术之间发生了距离，使佛像艺术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首先植根于信仰的沃土，在更好提高绘画技法上，应吸取中华文化艺术之精髓、挖掘佛教深刻的义理内涵。感悟人生、净化身心、用“心”去塑造！其表现的艺术作品才会更加形象、生动、有内涵；才会在现实的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与作用；才会在物欲横流的激浪中如一叶泛舟，令一切有缘众生，皆得慈航普渡！
　　(此篇文章刊登在《香港佛教》2006年11月第5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