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教理院史略
2014/9/8 热度：194
汉藏教理院史略
罗同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密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1]。汉藏佛教交流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目的一页。其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无疑当为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的产生、发展、鼎盛以至结束，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的政治、文化状况等外缘紧密相关，同时又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今且依此对其历史作一简述。
一、建院因缘
1、佛教格局
中国汉传佛教自明清以来日趋衰颓，迄于民国更形朽坏。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转型中，它面临着国内异彩纷呈的各种思潮，面临着西方科学与宗教文明的挑战。而它本身在教制、教产、教理诸方面，仍沉浸在与封建社会母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破灭佛教、庙产兴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使中国佛教的精英人物振作起来力图改革。其中，太虚大师高举“人生佛教”大旗，为中国传统佛教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然而，衰颓已久的中国佛教，难以顺利走上奋起自新的道路。太虚法师说：“近来中国佛教的破产，也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支离破碎，空疏荒芜！似乎无有可代表中国从东汉到唐以来、中经几百年所结晶的中国佛教的特质了。由此在最近，或把佛教从日本传到中国来，或从西藏传到汉地来，或从锡兰传到中国来；也如中华民族的趋势一样，由几千年进步来的文化已不能自存自立，反退化到唯以模仿外来文化为事。”[2]在佛教中也泛滥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密教热潮给太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的事业带来了挑战。
密教复兴的最初动机是由日本引发的。日本胁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其第五条要求日人在华有自由传教权。以密教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借口日本密教发达，而中土早成绝学，要向中国回传密教。中国佛教徒受此重大刺激，乃对密教问题渐渐注意[3]。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的蒙藏边疆问题，则为密教的兴盛提供了持久动力。民国初建立的几年间，俄国大肆扶植哲布尊丹巴活佛分裂外蒙古；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由于英、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疏离软弱的民国中央政府而观望依违于中、英、俄、日之间，1917年并在英国支使下挑起康藏战争。种种因素使得来自蒙藏的九世班禅、章嘉、白普仁、多杰觉拔及西康诺那等诸多活佛在民国政治及宗教舞台上相当活跃，由此也带来了藏传佛教的一时兴盛。传自日本的东密因戒律、判教上与中国佛教冲突引发“王师愈诤潮”，并受中日关系影响，昙花一现地短暂兴盛后即渐戢其势。此后，便是藏密一枝独秀。
蒙藏活佛在汉地传播密教的方式主要是大规模的法会。民国政要或出信仰，或为利用以安抚人心、笼络蒙藏，大肆宣扬藏传佛教法会的“护国”、“救国”作用[4]。民众对于活佛的传法法会也是趋之若鹜。然而，活佛的法会活动对于藏密为汉人深刻理解从而扎根汉地却作用有限。1924年，班禅因与达赖的矛盾出逃到内地。他展开传法活动后，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可惜欠缺精通佛法的翻译人才，深奥佛理无法转译[5]。1926年，白普仁南下，各省争相邀请举行法会。据载，在湖南省报名学金光明法者就有五六百人之多，白喇嘛却仅令各人诵读《金光明经》，没有开示，也没有说明该经的奥妙及修法[6]。
在学密汉人的帮助下，也有少量密教仪轨译出，如白普仁1926年《密乘课本》、1930年《密乘法海》等；亦有一些活佛“法语”、“开示录”等流行。然而，对于缺乏教理基础而为密教痴狂的广大信众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太虚法师于1925年主要针对当时东密状况的批评，也为藏密热敲响了警钟：“今者非法之密风侵入，与夫国人迷著之提倡及盲从之附和，于是学者瞽惑乎新奇，黠者剽窃以稗贩，涣汗纷拏，漫无轨道，至使我国禅、讲、律、净调和一致之教风，顿陷于极混乱之状态，渐有弁髦戒行、土苴净业之危险！”[7]在太虚看来，“盖密宗诸咒大抵为大悲下摄有情之方便，设非以大智上求菩提为真本，失智悲而纵贪瞋，种种利生方便，将被盗为害世工具，诸佛子可不慎哉！”[8]
为此，太虚本《整理僧伽制度论》所说“使大乘八宗平均发达、调和建设”之旨，于1925年提出“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9]的策略，支持密教的复归与重建。然而，密教的忽然勃兴，却对他复兴中国佛教的事业造成了冲击。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集中了全国的优秀学僧，堪称太虚佛教改革的样板道场和当时中国佛教的弘化中心。太虚亦想以此为根据地深入进行佛教改革。不料1923年冬大勇从日本学密归国传法，“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出家在家，都是唯密是尚的风气。”[10]持松继之于1924年归国传播东密，恰在武汉影响最大。武院多数学僧、院董及数百居士，纷纷入坛学法，结印持咒。“院董们更迷于印咒，借词经济不敷，不愿继续支持，几使武院关门大吉。”[11]
藏密更将武院的有生力量吸引开去。1924年春天，大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护摩法，觉得西藏的密法比东密完善，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后经白尊者及几位居士的劝请，发起组织佛教藏文学院，10月11日在北平慈因寺开学。武院职员大刚、超一及研究员法尊、观空、法舫等先后参加。1925年春末，藏文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启程赴藏，到汉口的时候，武院的严定法师、会中法师等又来加入。武院同学中，有人认为此举抽空了武院的力量。法尊法师的记录中便有所反映：“也有几位老同学，来拦住我们，说些什么母院无人、西藏难去等理由”[12]。自1929年9月大勇卒于甘孜扎迦寺后即率领留藏学法团的大刚法师，“不满太虚大师弘化苦心、建设世界佛学苑本意，迭发两电报，望太虚大师先往西藏修学正法，再事弘通。大师门下而显露叛离情绪者，此为其始。”[13]
虽然如此，太虚大师仍从藏传佛教中发现颇多对其佛教革新事业可资借鉴之处。1930年6月，太虚为康藏学法团成员恒演《略述西藏之佛教》作序，云：
兹阅所编西藏之佛教，乃知昔宗喀巴大师整饬西藏之佛教，与吾在中国提倡者，有相同之三义焉：一关于教理行果方面者，以三士摄五乘，下士才止人天，中士则由人天而止声缘，上士则以人天声缘为自行阶梯、化他方便，经菩萨行而至佛。纶贯以善知识之教授教诫，则皆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之善巧法门。此义尝著之《佛乘导言》等，而《菩提道次第》，则备极精详者也。二、关于律仪方面者，根据七众律仪戒，以为建立人间佛教团标准……。十余年前，吾察中国僧制之窳败，尝作《整理僧伽制度论》，虽容纳唯关支那之不少特殊事实，而亦大抵以七众之律仪为本者也。三、关于密宗方面者，民十四春间，吾鉴于如醉如痴之学密潮流，作《今日佛教中显密僧俗男女问题》一篇，即主张学密宗者，思想必以教理为轨，行为必以律仪为范，然后密宗之方便功用，方不失为佛教之方便功用。而黄教鉴于红教之弊所兴革黄教之密宗者，其意亦正如此。乌乎！时相去者五六百年，地相隔者数万余里，竟有如是之形契神合者，信足增吾人之勇气与决心矣！[14]
2、时政大局
正当太虚大师日益注意藏传佛教的时候，西藏政治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颇思于西藏问题上有所作为。1928年2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组国民政府案》，决议设置蒙藏委员会。冬，达赖开始想和国民政府联合，以便对抗英国，故指示西藏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见蒋介石。蒋写了一封信，托他交给达赖，西藏和国民政府开始发生关系。1929年9月，西藏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奉达赖指示，在南京谒见蒋介石，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迎班禅回藏。”12月，蒋介石又给达赖写了一封信，委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并带回蒙藏委员会拟具的《对于西藏问题如何解决》之条款八项，要求达赖一一答复。1930年，达赖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30年5月，达赖会见国民政府派往拉萨的刘曼卿，谈话中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康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然而当年6月，英国以命令尼泊尔停止侵藏为条件，强迫达赖命令驻防西康德格的藏军，向驻防甘孜的川军发动民国以来的再次进攻。1930年，第21军军长刘湘“治渝州军次，高瞩康藏政俗，胥依佛教，方有选汉僧赴藏留学之议”[15]，商同四川省政府，通令该军驻区各县，每县寺庙合资派遣比丘入藏学经。其办法如下：由县府召集佛教团体及寺庙住持共同商议，分担学费，推选比丘，以留学西康为第一步……留康费用，每人年需川洋两百元，除年费外，所有供养熬茶、衣具、住户及经典等临时费用，由全县寺院分担……将来比丘留康学成，经其根本喇嘛允许介绍，足以前赴拉萨者，再由各寺庙议担其费用[16]。并规定各县在三个月内，将派僧筹款情形，呈报核办，事在必行。
对这些政治变化，太虚颇为敏感。1929年，曾在1917年康藏战争中反对达赖的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太虚特推诺那为中国佛教会“名誉理事长”。1930年秋，太虚赴重庆佛学社讲经。刘湘于杨柳街招待所宴请大师，席次谈及选僧留学康藏事，成立汉藏教理院之因缘于斯际会。太虚后作《汉藏教理院缘起》记之：
去年重庆刘甫澄督办，有派僧游学康藏之事也。太虚曩赴欧美，尝有设世界佛学苑之创议，而关于汉藏佛教教理研究院，须亟筹设。去秋以川省缁素邀请作巴蜀游，闻刘督办之举而壮之，谓与其派往游学，不如就川省设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汉、藏青年研习之。潘仲三、潘昌猷、何北衡、王旭东、王晓西诸公韪其议，申请于刘督办，遂筹定院址，指划经费，而有本院之成立[17]。
二、前期筹划（1930—1932）
既有政要支持，建院事宜便得颇多助缘。离重庆百余里的十方丛林缙云寺因僧人与地主间发生庙产纠纷，官司告到了刘湘军部。刘湘察知该寺宽敞幽静，拥有丰富的寺产，又见僧人吸食鸦片，不能过正当的宗教生活，便将该寺僧人迁居他寺，该寺由军部拨作汉藏教理院院址[18]。
四川居士为建院效力，设立筹备处于重庆佛学社内，公推巴县县长何北衡为筹备主任，并商讨出筹备简则[19]如下：
第一条 本处以秉承太虚大师之创议，组织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为目的，办理一切筹备事务，简称为汉藏教理院筹备处。
第二条 本处设于嘉陵江缙云寺，并借重重庆佛学社地点先行成立。
第三条 本处设筹备员二十七员，由重庆佛学社及赞成本处宗旨各员推举之。
第四条 本处分置三组：总务、出纳、文书。
第五条 本处经费收支（略）。
第六条 本处于汉藏教理院院董会成立之日撤销。
第七条 本简则未尽事宜由筹备员全体会议议决补充。
第八条 本简则于大会议决后呈请备案施行。
附筹备处职员（略）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七日
成立初期经费大略由以下几个途径得到解决：
1、实行寺产改革，变寺产为学产：缙云寺原有产业，每年可收70石租谷，足供全寺食用；另有大山场，计划种植油桐。5年之后，估计每年收入至少5000元以上。
2、筹备处诸护法居士帮助向21军部申请提拨经费，得刘湘同意，由21军部省教育经费拨600元，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减为300元。
3、除省教育经费外，前刘自乾主席亦允每月助600元，按月在驻渝办事处领取[20]。
1931年，汉藏教理院成立院董会，请太虚大师订院章，并兼院长。遂派满智为教务主任，超一为事务主任，先赴北碚缙云山院址修理筹备。经过两年的筹划，除了该寺原有大殿、房屋外，又扩建了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师生宿舍及食堂等建筑。万事具备，汉藏教理院可以正式成立了。该院“护法”阵容中政要居多，颇为强大：何北衡任院护，李子宽、潘文华等十人为院董，军长刘文辉为名誉董事长，省长刘湘为名誉院长。学院的正常运转已可保证，这从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21]可以看出：
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
一、名称 本院为世界佛学苑之一院，故定名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二、宗旨 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
三、院址 四川嘉陵江缙云寺。
四、组织 本院设院董会，为世界佛苑苑董会分会，专担任本院建立与维持之经费，其会则另订之院长一人，由本院院董会商承世佛苑苑长请任之，总持全院事宜；藏文佛学主教一人，助教一人；汉文佛学主教一人，助教二人；常识教员一人，监学一人，事务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由院长商同院董会请任之。
五、学课 普通级四年毕业，高等级三年毕业，兹定两级学课每日如左：
藏文佛学二时、汉文佛学二时、学习律仪一时、修习禅观一时、讲常识一时、服劳运动一时、研究自习四时。
六、学众 正学众四十名，附学众二十名，学众之管理规则另定之。正学众之资格如下： （一）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二）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者；（三）曾修业于各处佛学院而于汉文佛学及身体品行试验合格者；（四）有确实之保证人及具诚恳之志愿书者。
附学众：（一） 年龄二十岁至五十岁；（二）曾受比丘戒或在家菩萨戒者；（三）试验合格者；（四）能有保证人及具志愿书者。
七、学费 正学众学费全免，并每年递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贴，附学众须酌缴膳宿费及书籍费，但违章被革及中途辍学均须由保证人负赔偿责任。
八、附则 本简则由院董会商同世佛苑苑长订之，呈请所在地主管官署备案施行。
依据上述简则，筹备会公布招生简章。1932年8月20日，重庆北碚缙云山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太虚大师主持开学典礼，以“澹宁明敏”为校训。大师心情颇佳，赋诗表达对学院的喜悦与期许：
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自往还[22]。
三、初创（1932—1933）
1933年第二期《汉藏教理院年刊》对学院的状况有详细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汉藏教理院初创时期的运作与问题：
1、院务组织有系统。院董会聘请院长及数位院护，院长下分设教务、训育及事务三组。教务方面聘任汉文、藏文及佛学教师7人，其中藏文一科先后由藏人罗桑丹巴（blo-bzang-bstan-pa）及土登降措（thub-bstan-rgya-mtshog）担任；事务组下设会计、书记、管库、采买及院护队队长等，负责全院经费、庶务等事项。
2、财务管理制度化。该院的收支款项完全公开，出纳管库员经手，采买员庶务监视，会计员造册登账，再由主任查核，最后再呈21军司令部及院长、院董会各一份批示。
3、院护队配备武装。该院为防盗贼成立一院护队，武器配备由潘昌猷处长、何北衡处长捐赠，子弹则请峡防局代买。院护队除固定的操练外，平时须开垦荒地，经营农林场的劳务。
4、学生流动率很大。初成立时，按原计划招收60名学生，然据统计，一年来退学者有14人、成绩不及格被淘汰者有6人、犯过开除者4人、不假私逃者6人、因事请求退学者6人、越假不返者则多达22人，总计离校人数共58人。另一方面，自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起，几乎每个月都陆续有新生加入，因此院中仍然维持40名左右的学生。
5、教学难达目标。招生时原依佛学、国文两科之程度分为甲、乙两班，而藏文均系初学，故采合班上课。然因学生程度参差、授课时间先后不同等因素而重新编班。该院特别注重学生的藏文学习，除了成绩独立计画外，更订定奖励办法：成绩在80分以上者奖励银洋8角，90分以上者银洋1元，而不及50分者降等发津贴费。后又将测验次数增加，奖金则提高为4元[23]。
从上述情况可知，初创的汉藏教理院虽已初具办学条件，但师资与生源都不如人意。教学尚是勉力维持，科研更无条件开展。这种状况几乎导致学院难以为继的危机。1934年，教员传戒、熊东明曾因遍能处事未善，藉生事端，拟改汉藏教理院为支那内学院第二院。幸院护何北衡不为所惑，得以无事[24]。
四、发展（1934—1936）
太虚多次函促法尊回来教学。法尊呈文十三世达赖邀请安东格西弘法内地，未得允许，只得只身东归。1934年仲秋，法尊法师奉太虚命“从速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法尊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又译《比丘学处》、《菩萨戒品释》等。法尊入川后，先后得苇舫、尘空协助，汉藏教理院始入小康之局。
这时，太虚大师十分注意先从整体上把握西藏佛教，故1934年冬法尊法师译完《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太虚大师一再嘱译《咒道次第》，俾窥藏密之组织。同时，作为沟通汉藏佛教的机构，汉藏教理院不能偏于一面。1935年8月31日，太虚大师抵重庆，赋诗《示渝州缁素》，有调和显密之意：
身空莫即方成佛，佛本无成始即身。
显密闲名今谢矣，不从明镜更添尘！
1935年9月，喜饶嘉措到四川缙云山，太虚大师留其小住，讲《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强调将汉传佛教传到西藏：“喜大师此次到内地来，固然一方在宣扬西藏文化，同时也能观察到内地的风俗环境与佛学思想，希望将来能使西藏也在向来传统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澈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这就是今天欢迎喜饶大师的特殊意义。”[25]
然而，以当时的师资力量，离实现汉藏教理院之宗旨仍相差极远。1935年农历八月底，法尊法师为了迎请“名满康藏位居王师的安东恩师出来弘法”，将汉藏教理院院务全权拜托教务主任苇舫法师代理后，从海路二度进藏，于1936年正月初九日抵拉萨。然而二月初二绛热仁波切——安东格西圆寂，法尊法师数年计划全成泡影，后虽亦另访了几位大师，但没有一个能同他回内地。自三月起，法尊法师在拉萨养病五个月，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在拉萨翻译《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等。八月秋后，法尊法师连奉太虚大师及汉藏教理院电信，促他速归，乃绕印度由海路回国，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回汉藏教理院后，继续作翻译与教学工作。
五、鼎盛（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一时使之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战争形势也使稳定西南大后方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1937年9月24日，行营主任贺国光，以车迎太虚大师至行营，商汉藏联络及川康边区开发事。1937年12月31日，太虚大师往国民政府，回访吕参军长、陈主计长。继由吕参军长导大师晋谒主席，论及汉藏文化应互译互资。
1937年2月1日《申报》南京专电报道，蒙藏委员会订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十二条，补助汉藏僧侣名额每年各二名。赴藏游学僧侣，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间五年为限。太虚认为：“堪以选派汉僧往学及承受藏僧来学者，兹在国内唯重庆北碚缙云山之汉藏教理院足以任之。”[26]汉藏教理院第一任教务主任满度于该年得到公费派遣的优待[27]，顺利入藏学习。
在时人眼中，汉藏教理院是个“革命的和尚集团，他们不但在佛教本身谋改进，而且是高瞻远瞩地注视到我们康藏政策问题。”[28]这种形象极能为汉院赢得支持。早年曾在河南毁佛的“基督将军”冯玉祥，1942年寓缙云山，太虚大师时与晤谈。冯氏见缙云山僧众学习藏文乃有感：“西藏关系重，藏文宜先通。革命四十载，边疆成化外。外人得侵凌，国权遭损害。政府应力助，训练好人才！已派往藏者，生活须善待。边疆事大振，外人无可奈！”[29]
在这种因缘下，汉藏教理院颇得发展之机。记者若斯于1938年访问了汉院。他了解到，“该院的经济来源现在稍有改变，自民国二十六年起，每年由教育厅拨给五千元，原有庙产每年可收入一千多元。他们的行政是非常有系统，而且是现代化的管理。”记者注意到，“尤其是训育方面，特别采用最新式的导师制同清规制”。对尼僧的教育当时也曾纳入汉院的计划，“在该院的将来计划中，下期还准备招考新生四十名，另外准备收女生若干名，女生是准备招收有志发扬佛教的尼僧们，目前已经在寺外另一地方修建了校址。”[30]
当时的师资也是精英荟萃。1937年秋后，法尊法师请太虚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佛教各宗派比较优秀的法师都在该院，如长于《俱舍论》的法舫、长于般若空宗的印顺、长于律学的尘空、长于因明唯识的雪松、长于禅学的本光等。不仅增加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更提升了研究的风气[31]，由此迎来了该院的极盛时期。
汉藏教理院在教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生分预班、正班、专修班三种。专修班课程有藏文入中论、楞伽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而正班课程为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辩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另预班课程则是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32]。
科研等方面条件渐趋好转，研究渐次展开。1937年1月27日，第一届毕业典礼后召开院务会议，院长代表法舫作了几项重要提议：一是组织“康藏研究室”，研究康藏地理、民情、文物，会中议决由代院长法尊主持。二是设立“翻译处”于密严海，决议由代院长法尊主译，处主任由法舫、严定、观空分任之，其它任用人员由代院长聘请；翻译处规则另定。三是扩大图书，另建新馆一座[33]。
此期成果以法尊所译西藏经论和太虚关于汉藏佛教的讲学最为重要。后引该院1944年向政府报表中所列出版著作，多出法尊此期辛劳。
太虚大师的讲学则立足于汉传佛教来融会西藏佛教。1937年9月，大虚大师讲《汉藏教理融会谈》，指出于印度空有二宗，汉藏所传可以互补互资；至于显密问题，汉传台、贤、禅、净诸宗，建立在“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大总持（即陀罗尼）义上，故皆可谓密。1940年7月，太虚大师于汉院训练班，续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他认为，传于西藏的密法出于“像法时期”，特点在于依天乘行果进趣大乘。在现在依人乘行果进趣大乘的末法时期，密法是不应机了。1941年6月，太虚大师讲《诸法有无自性问题》。因为汉藏教理院比年多弘宗喀巴之中观无自性说，大师特以唯识之三性说，成立中国佛学之有自性论。1942年7月，太虚大师讲《为支那堪布翻案》，纠正藏僧及蔽于西藏佛教者对于中国禅宗之歧视。1942年11月，太虚大师讲《法性空慧学概论》。又讲四教仪，了参、光余记其悬论，成《天台四教仪与中国佛学》。此年后，针对国内佛学院每偏重唯识，而四川又多重中观及密宗，大师乃多讲中国佛学。
抗日战争期间，汉藏教理院发展至鼎盛，该院呈政府报告表[34]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状况：
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
（1944年5月）
名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地址：四川北碚缙云山
负责人姓名：释太虚——释法尊代
成立年月：民国二十一年八月成立，二十五年六月呈准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立案。
沿革：前四川省政府主席刘公甫澄在二十一年军长任内，感于汉藏感情恶劣，以致边防多故，鉴其政俗皆依佛教，欲选汉僧留藏学习文言学术，藉以互隆情谊。嗣从世界佛学苑太虚苑长议，就川设学，招收汉藏青年，授以汉藏文言学科，本院遂得成立，故本院任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成立时，招收普通科研究学员四十名，以四年为一届；二十四年招收专修科研究学员二十名，以二年为一届；至今普通科毕业三届，专修科毕业已二届。现有普通科两班，专修科于三十一年秋因经费问题暂停。
组织状况：本院为世界佛苑之一，院设院长。经院董事会同意聘请院长一人，以执行院务；院护一人。以下分教务处，设立主任一人，教授教员若干人；事务处设立主任一人，职员若干人；训导委员会设主任导师一人，导师若干人（推教职员兼任）；编译处设监译一人，主译一人，助译若干人（教师兼任），研究员若干人（即两班学员）。
教职员人数：专任十人，兼任九人，合计十九人。
研究员人数：专任无，兼任：普通科四年级二十人，三年级四十人，合计：六十人。
设备状况：大礼堂一，讲堂三，食堂一，寝室五，办公室二，编译室一，招待室一，康藏来宾招待处一，图书馆一，阅报室一，运动场一，游泳池一，院圃三，林场全山。
预算经费：岁出计23，844，000，000
研究工作：已完成者普通研究员毕业者五十九人，专修科研究员已毕业者十四人；正在研究中者普通科三年级研究员四十人，四年级研究员二十人，选送入藏继续研究者九人。
出版刊物：（甲）编著：1、《现代西藏》，2、《我去过的西藏》，3、《西藏民族政教史》，4、《藏文读本》，5、《藏文文法》，6、《缙云山志》。（乙）翻译：1、《菩提道次第广论》，2、《密宗道次第略论》，3、《现观庄严论》，4、《慈氏五论颂》，5、《缘起赞颂》，6、《比丘学处》，7、《菩萨戒品释》，8、《菩提道次第略论》，9、《入中论》，10、《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法》，11、《入中论宗喀巴疏》，12、《辨了不了义论》。编译完竣待刻印者：1、《藏文常识课本》，2、《正理庄严论》，3、《佛教大事年表》，4、《本院三十三年度院刊》。
战后研究计划：拟设康藏班，纯招康藏青年，授以汉藏学科，以经费无着遂未实现。
填报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九日。
负责填报者：释妙钦；负责人：太虚。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六、结束（1945—1950）
1945年抗战胜利，浩劫初罢，百废待兴。太虚欲回汉口复兴武昌佛学院，1945年9月，增聘法尊、苇舫、尘空及海定等为院董，并推法尊、尘空继任汉藏教理院正副院长[35]。汉藏教理院亦曾谋求进一步发展，太虚规划组织研究会，分为西藏、印度、中国及现代佛学四组。西藏佛学组主要研究宗喀巴的学说，其它各宗派经论为辅，由法尊法师指导。四组各别研究而期协调沟通，每星期由一组召开一次研究会，与其它组成员分享研究的成果[36]。翻译事业上，亦曾计划在编译室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法尊迎喇嘛东本格西来川，得刘文辉、格桑泽仁、牛次封赞助。1945年12月1日，汉藏教理译场正式成立于缙云山之石华寺，太虚大师任场主，东本任译主。1947年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1948年暑假后，法尊法师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自到成都讲经，并加紧将《大毗婆沙论》译为藏文。1949年夏译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
1950年春，法尊到北京菩提学会参加翻译组，替民委翻译文件。“是冬，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我完全赞同。遂将汉院交给政府，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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