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复兴中国佛教的道安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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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复兴中国佛教的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1907~1976),湖南祁阳县人,一九一六年出家。曾入南岳佛学院佛学研究所求学,然后往广西云游讲经,一九三五年返南岳任教佛学院[61],一九三九年被选为广西省佛教会理事长,并于其间创办《狮子吼》月刊、兼任广西大学客座教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受聘为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七年接任南岳祝圣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并当选为湖南省佛教会及衡山县佛教支会理事长。一九四九年因国共内战情势紧迫而避难香港。一九五三年以台湾汐止弥勒内院邀请布教为由来台,创办静修院佛学研究班,旋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且连选连任以迄第八届;自一九五七年起,道安每年至少有两次被邀往国外开会,足迹遍亚洲十余国,其间他最热心宣传的是「中共迫害宗教」的诸般情事(他准备着中、日、英三种版本的数据)[62]。道安在台湾创办慈航中学,创建松山寺,出版《狮子吼》月刊及文库,主持台湾印经处,一九七六年去逝时,还具有善导寺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住持、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等职。
比较起来,道安不像虚云那样带有丰富的传奇色彩、那么多「重建祖庭」的事业成就,也不像印顺那样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但是他很像明真、巨赞一般挂着很多头衔,在佛教与政治之间扮演着重迭的角色,只是政治立场南辕北辙而已。
不过,当一九四九年元月,政权尚未替换的时候,道安曾在香港与巨赞、优昙、敏智法师等四人一起讨论如何挽救中国佛教,虽无结论但有一项「土地改革」的共识,即:「召集佃户,将其所耕之田,并所有权状,新老凭契,概行分与佃农,并事先呈报政府,佃农对寺中,只负五年租纳之责,过此五年,全权所有田亩,尽归佃农所有,不再纳租。如有不欲纳租,备半价购买亦可。」[63]显然,他们对传统中国寺院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弊病已有警觉,并且预知会有新时代的挑战。但是,从同年广西贵县南山寺的一项记录:「一切用具饮食等皆........于南山寺田租项下开支。去年已收得租谷五千斤,如果世道好,整理佃庄,实际可收一万斤。如果时局安定,还可从事生产与建筑也。」[64]这样「优厚」的条件,恐怕靠佛教自身的反省力量是无法改变的。难怪,当道安由香港经广西回到南岳,即写信给巨赞说:「山中平靖如昔。曾言分田与佃户之计划,已难实现,盖此间僧伽之固执思想,顽固脑海,........总而言之,旧的僧团若不彻底洗刷破坏,新的僧团实在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现阶段的残喘佛教,实在无法挽转,只好听其自生自灭而已。」[65]所谓彻底洗刷破坏,若非「改朝换代」且借助外力,怎做得到?
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由于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南京失守,湖南省人心浮动,南岳方面且谣传道安、定超、灵涛三人将受歹徒绑票。五月三日晚上,南岳佛学院召开应变会议,讨论两条路线,一是积极自救、一是消极疏散,前者是指如何组织全寺或全山僧尼生产机构,达成自食其力的生产化;而人员疏散则采完全自由行动,不留不劝。不过大家一致赞成道安、灵涛、定超三人应速离开,以避免被土匪绑票,道安虽不以为然,当天却已经「致李执中航空信,请打听由台湾赴日本路线,出国手续如何耳。」[66]
关于「由台湾赴日本」一事,是道安在动荡时期一桩很强的心愿,他的想法是:「在一年半以内,祖国是找不到一片干净土的,无论是做事与修学。均不容许有此机会,与其虚度光阴与苦郁,倒不如找块安全地,死心蹋地自己研究学问,他日祖国重光,再回来工作,似不为不可。」至于为何取道台湾?因为「在台湾找在日本留学的台湾佛教有地位人士介绍,由台赴日,较为容易。」[67]然而,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道安避难在香港时,却接获一封「老友巨赞」自北京寄来的信函(收信者包括法舫、印顺、道安三人),信中说到:「江南解放政令革新佛教前途未始无望,........不久拟组全国性之佛教改革团体,届时务请公等北来参加,共谋良策,二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望更与在港诸大德熟商之........」[68],道安接信后,一方面佩服巨赞为佛教之热情毅力,且自叹不如,另方面心中不免一番挣扎:「巨赞!释尊!予何所适?予何所从?翘首云天,长嗟胡已!予为佛教复兴似应去,不应顾虑一切,乃至粉身碎骨,在所不畏!予惧共党之残暴与欺骗之行为,不应去,去亦不过为其暂时之工具,暂时之利用而已。」[69]
就在这种苦闷、两难的处境中,道安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道安在日记上归纳自己眼前的出路有四,一是为事业为佛教而与巨赞合作,二是为学业之增进应赴日本参师择友、研究学术,三是为道业之增进应逃入深山勤修苦行,四是急性或慢性自杀[70]。所谓自杀,道安似乎是认真的,十二月四日的日记说:「究竟住香港?抑返湘呢?........若都无益,两处都不应住,应当死去。唯老父年将七十,命薄西山,舍之不顾,心甚难安耳!除此一点挂念,别无挂念矣。至于复兴中国佛教之使命,拯救人类于水火等大心悲愿,此种意志,在此一年之恶劣环境中,完全消沉下去。」[71]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安母难日)的日记又说:「尤其是去年五月迄今一年多的当中,无一时一刻,不在感觉国破家亡,在外飘零的痛苦中。贫穷病苦,生活零乱,离合的苦恼,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身心无所寄托,精神无所安慰,思想失去重心与平衡,生活也就失去了准绳与凭借。因此影响于我的脑海,在我心灵中充满了悲观自杀的念头。」[72]
所幸,到了一九五一年元旦,道安终于告别「生平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年」,翌日就决定在新的一年「绝对消除悲观人生,消极思想,自杀心理。转为积极的、乐观的、镇静的、自信的进取人生。」[73],在这一年的六月中旬,道安写了一封两千四百字的长函给台湾的赵恒惕先生,另写了一封约两千字的长函给中国的李济深先生,两封信大致都在说明他为什么离开南岳、为什么决定赴日考察佛教,并且坦白要求资助旅费,道安自述「此为予生平向赵恒惕与李任潮开口化缘之第一次。」[74]可是,在那个时代里,这种信函的后果不问可知,道安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去台湾?或留香港?
原来,要去台湾也并非易事,虽然有基隆要塞司令部的主任秘书李执中以及同乡赵恒惕、赵恒锺为道安奔走,仍是旷日费时,使得道安感叹「事不经过不知难,一个中国人,要到中国的地方去,比到外国去还要难得多,真是魔鬼世界不自由。」[75]本来到了一九五二年道安是决定不去台湾了,但是冷静检讨起来:「去台可以产生新的力量,得到新的境界与前途的发展,这些在香港是无法获得的。」[76]是年十一月中旬道安与灵根的赴台入境证终于下来,道安就批评「香港毕竟是个死地方,人生地疏,一点活动的余地也没有,语言又不通,现住之处,主人又暗地下逐客令。」[77]于是决定农历年底赴台。
从一九五三年入台,迄一九七六年逝世的的二十三年之中,道安(如前所述)做了不少佛教事业,但较为突出的印象是「爱国反共的道安长老」[78],诸如一九六六年被推为「中华民国佛教杂志界,声讨共匪破坏佛教文化大会」主席,以及一九七三、七四、七五,连续组团赴日,呼吁「中日」佛教徒团结反共等活动,都是他所乐意、所关切的事。一九七四年他曾拟定一「中国佛教发展计划」,对于如何健全佛教会之组织、如何推动佛教之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多所建议,而在该计划的前言中,仍不忘谴责「共匪」的罪行,要求「我自由中国佛教徒,更应及时自觉,庄敬自强,以与大陆共匪御用的『中国佛教协会』进行善与恶的斗争。」[79]道安选择这样的角色,显然对他的学业、道德帮助不大,顶多只是与巨赞、明真一样做着类似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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