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唐代“风俗贵茶”，是由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唐朝国家统一安定，经济繁荣昌盛，为饮茶风尚的形成其定了坚实的基础，统治阶级对饮茶的重视和倡导、在全国产生上行下效的效应；文人士大夫的饮茶活动及其茶诗文的创作对饮茶风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禅宗佛教与茶一味促成饮茶风尚的形成，当然这一切又与茶本身丰富的生理功效及广大的社会功效吻合时代需要有决定性关系。

据史料记载，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
茶最初为药用，继而食用，据《晏子春秋》所记：“晏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食，炙三戈五卵茗菜耳，”至西汉，茶始作饮料，开始为宫廷贵族士大夫专有享用品。《吴志•韦曜传》曾记载吴王孙皓喜欢饮酒，对韦曜“密赐茶拜以代酒”。《广陵耆老传》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这时，茶已成为普通饮料了。

到了唐朝，茶不仅不再是宫廷贵族士大夫阶层专有享受品，而且已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王安石《议茶法》)甚至达到了“傍时侵俗……以为比屋之饮”陆羽《茶经》)之势，在唐进士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也反映了唐代的饮茶盛况：“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

唐朝不仅饮茶之风至盛，而且于此时，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问世，“茶”字也因唐玄宗御批而被定夺，从此“茶”字在唐代之前的种种别称如荼、槚、蔎、茗、荈、诧等归为一统，
至此，不由人不引起深思，为什么茶自神农被发现历经数千年，至唐代始“风俗贵茶”?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及意义何在?

一、唐代茶风的社会条件和背景

自神农氏发现茶为有用之物始，至唐历经数千年，因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用茶的演变进程缓慢曲折。唐朝始，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一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势，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各业包括茶业的发展： 野生茶树普遍实行人工栽培种植，全国产茶区域据《茶经》记载已达8个区，包括42个州和一个郡；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产茶量已达100万老担(约10万吨)；茶税收入40万贯，茶叶产值突破400万贯；制茶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法，提高了茶叶品质，使茶不仅具食用、药用等功能，且大大增强了茶的品饮价值；饮茶方式首次程序化、规范化；茶艺、茶道及茶文化基本形成，等等。这一切又为唐代饮茶的普及和饮茶风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唐朝统一强盛，令中国人重新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认定生命的价值、追求更加美好和谐的生活。在这样的特定时代背景中，茶以其涤烦除腻、健体轻身、祛病延年、修身养性等功效吻合时代的需求，而使饮茶之习蔚然成风。

唐朝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开明的经济政策，促使商人积极贩茶、卖茶、为饮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市场条件，而促成“举国之饮”、“比屋皆
饮”的饮茶之势。《封氏闻见记》中记有：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贩茶获利可观，令“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琵琶行》)唐杨化在《膳夫经手录》中记录了“白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裔、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商茶情况。茶借助贯道发达的交通，大量涌入北方，使饮茶在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北方传播开来。

二、皇家的重视和倡导

据《神农本草》所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茶最初被当作一种具有解毒疗疾奇特功效、并带有神秘色彩的珍贵之物，因而为历代帝王所钟爱和用享。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谈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桑、蚕、麻、茶、皆纳贡之。”这表明3,000多年前，茶叶已作贡品了。周时王室，就有专门的官吏—“掌茶”，专“聚茶”以供宫廷祭礼作贡品之用，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西汉1号墓(公元前160年)和3号墓(公元前165)时，均发现随葬物中有茶箱及敬茶仕女帛画，该茶箱和帛画描会了距今约2，100多年前汉室皇族烹煮饮茶的情景，《赵飞燕别传》中有“适吾梦中见帝(西汉成帝)，帝自云中踢吾坐，帝命进茶”的记载，可见在西汉宫中，茶仍是极珍贵的，即使后妃也不能经常饮用，饮茶一直是一种权贵的象征，至唐时，饮茶因适应宫廷统治需要而得到大力和重视提倡。

唐贞观15年(公元641年)，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随之西藏饮茶习俗蔚为时尚。此后，以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达到“守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于是自唐代开始了与加给(今维吾尔族)等边地民族长达数世纪的“茶马交易”。很显然，皇帝以茶和亲、以茶输边，为的是强国固边，以示福惠边民。

唐代宗开始(公元762年)，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并责成专门官吏督造贡茶入贡事宜。如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浙江顾清山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贡茶院，其产制规模之宏大，至今也属罕见。史载：采制盛期，“役工三万人”，仅常年从事制茶的“工匠千余人”“岁贡达一万八千斤”之多。宫廷对贡茶的需要及因此而设施的贡茶制，客观上刺激了茶叶的生产，对兴起竟制佳品名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年入贡的茶叶，为示皇恩，皇帝皆于清明节举行茶宴，分踢群臣功戚，《全唐文》载有柳宗元“为武中函谢赐新茶表”和刘禹锡“代武中垂谢新茶表”(两篇)，表明在宫廷，茶被统治者作为安抚边蕃和臣下的特别“礼遇”。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首开“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893年)上茶税“岁则四十万贯”。税额十分可观，使茶叶生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茶业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国家的重视和倡导。

中唐酒道大行，耗粮日渐增加，人口也日趋增多，朝延为节约粮食，确保人民生活所必须，一边禁酒、一边倡导饮茶，以茶代酒，于国于民皆有大益。
不仅如此，唐代宗后，朝廷内凡举考、论经修志、较量文章，“宫人已下待茶汤。”唐时，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经济交往中心，赠茶又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使得饮茶习俗随之流传国外。
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饮茶、热衷茶事，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适应统治的需要，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因而茶的地位由此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三、文人士大夫的褒扬

唐以前文人士大夫就介入饮茶活动、与茶结下缘份，并有作品留世。但唐之前的茶诗文零星散见。唐朝的统一强盛、国泰民安、宽松开明的文华背景为文人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激发了文人创作的激情，加之茶能涤烦提神、醒脑益思而深得文人喜爱，文人士大夫面对名山大川、稀疏竹影、夜后明月、晨前朝霞尽兴饮茶，将饮茶作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视为一种高雅的文化体验过程。因此，自唐以来，从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等来看，无论是从数量到质量、还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时代，这对饮茶风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史料记载来看，写过有关茶作品的文人中，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的当属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白居易、卢仝、杜牧、皮日休、刘禹锡、柳宗元、姚合、元镇、温庭筠、韦应物、岑参、皎然等诗界名流，无不留有烩炙人口的茶诗。如李白曾写下仙人掌名茶诗；自称“茶叶行家”的白居易写茶诗50首；皮日休以《茶经》为内容用诗注释，写下《茶中杂咏》10首与陆羽唱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为茶诗千古佳作。诗中写到由于茶味好，竟一连吃了七碗，且细细品味，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感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七碗茶诗把饮茶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觉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表达了诗人对茶的深切喜爱。此诗一出，后人竟相引用。如扬升庵《鹧鸪天》有“清风两腋诗千首，舌有悬河笔有功”。最为有名的是苏轼的”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这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茶诗多达数百首，题材涉及茶的栽、采、制、煎、饮，以及茶具、茶礼、茶功、茶德等等，可以说在唐代不饮茶做不了名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

唐代诗人有极为广泛的活动范围，在饮茶习惯尚未普及和逐渐普及过程中，诗人们利用交游、酬唱机会，写下了大量的动人茶诗，言茶妙用、宜茶功效、普及饮茶知识。人们通过这些动人的茶诗，得以了解茶功用，这无疑推动并加快了饮茶风尚的形成。

不仅如此一些爱茶成癖的诗人还热衷于从事茶的其他活动。如诗人白居易“平生无所好……如获终老地……架岩结茅宇、砍壑开茶园。”更有甚者，诗人龟色蒙”有田数百亩、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弟。”诗人身体力行，爱茶、种茶、研茶，对茶的生产及饮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茶圣”陆羽不仅作茶诗，从事茶的研究、著茶书，也曾在饶州依山结芦、开垦茶圃，并以其精湛的茶术两度进京为皇帝表演，向宫廷推荐贡茶，促成贡茶制形成，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茶”，而天下益知饮茶矣”。(《封氏闻见记》) 四、禅宗佛教与茶一味

《封氏闻见记》又载：“茶，一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证实，唐代饮茶习俗的兴起，尤其是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北方的饮茶，与佛教传播关系甚为密切。饮茶藉信佛而盛行。

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唐僖宗供奉佛骨舍利的系列金银精美茶具来看，其造形和纹饰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且入藏地宫供奉佛骨舍利、反映唐代以茶敬佛、献佛的习俗，唐皇室宗佛以茶敬佛的风尚对佛教在全国的传播及饮茶习俗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脱胎变革为禅宗佛教后，至唐代逐渐向全国传播开来，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达到中国佛教最隆盛程度。此时，名僧辈出，僧居佛刹遍及全国各地，僧人数以十万计，禅宗佛教提倡坐禅，通过身体的修练达到精神的升华。坐禅夜不能睡，且只允许早、中两餐进食，以便身心轻安、静坐敛心、专注一境、最终“顿悟成佛”。而坐禅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空腹长时间静坐，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教义戒规，又能清心提神、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经》)，僧人从饮茶实践中发现，饮茶即可提神醒脑、消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分，获得丰富的营养，因而茶深得僧人喜爱，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成为适应佛教生活一日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饮茶逐渐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内容，饮茶之风传遍各大小寺庙。
为满足禅宗佛教用茶的需要，各大小寺院大力种茶制茶、研茶，现流传下来的多数名茶、皆产自仙居名山的寺庙。如，长兴吉祥寺的紫笋、霍山长岭庵的霍山黄芽、庐山招贤寺的庐山云雾、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当阳玉泉山玉泉寺的仙人掌茶、黄山松谷庵、云谷寺的黄山毛峰、徽州松萝庵的徽州松萝、杭州龙井寺的龙井，等等举不胜举，这其中的名茶，有的直接以产茶的寺庙名命名，如徽州松萝、杭州龙井等；有的甚至直接以创制名茶的僧人法名为名如：徽州老竹大方，有的是僧人专为拯救民间病人采制而著名，如：九华山的黄石毛峰，佛教界广为种茶、制茶、研茶，对促进茶叶的生产及品质的提高作了历史性的贡献。此外，寺院有“茶头”僧专事烧水煮茶，以备献茶待客，有“施茶”僧专为游人香客惠施茶水，有名僧著茶书、写茶文、作茶诗，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的作者陆羽即是一名僧。佛教寺院兴起的种茶、制茶、研茶、尤其是饮茶风尚，在唐朝佛教极大的社会影响下，由僧及俗，促成了唐朝“风俗贵茶”的局面。(这和种贵茶”的风俗还专来大唐留学的日本名僧传播到日本，从此日本有了茶树、茶园，产生了日本的茶道。)概而言之，佛中有茶、茶中有佛、佛离不了茶，茶因佛而兴，所以有“茶佛一味”或“茶禅一味”之说。

综上所述，唐朝饮茶风尚成因，有其社会条件和基础。没有盛唐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难以产生茶人兴茶、皇家重茶、文人写茶、佛教崇茶、商人贩茶、举国饮茶的社会现象。茶诗文的创作传播普及了饮茶知识、宜传了茶的功效，对饮茶风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积极经销茶叶，繁荣了茶叶市场、方便了人们饮茶，对饮茶风尚的普及作出了保障；“茶佛一味”，促成饮茶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对饮茶的倡导和重视，使茶的地位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在全国产生上行下效的效应，而使饮茶风尚达到了高潮，并持久而稳定的发展。